茶馆中的茶文化篇1

【关键词】茶文化茶馆传统文化意境

一、茶文化和茶馆

从“茶文化”的定义去分析其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层面，另一方面，是精神层面。物质层面是基础，因为人类是从用茶开始的；精神层面是人类由茶的物质层面所产生的，是对物质层面的升华。茶文化的内涵是丰富和生动的，当代社会茶的精神功能似乎超越了茶的物质功能，被人们所崇尚。如：“禅茶一味”、“清茶一杯，便可随遇而安”等描述，可见茶能带给人们精神享受和绝妙境界。茶，顺自然而生，吸天地之精华的道德、精神品格，蕴含着道家“淡泊”、“宁静”、“返璞归真”、“道法自然”的精髓思想。通过饮茶达到“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归一”、“淡泊名和利，回归自然”的思想精神境界。

二、茶馆与传统文化

中国有几千年的饮茶历史，由于文人和“儒”、“道”、“释”三家的参与，使其形成具有物质内涵和精神内涵的茶文化。正是“儒”、“道”、“释”三家的思想和“茶文化”共同作用于当代的中式茶馆空间设计，产生成了富有传统精神和时代风貌的空间形式。茶馆为当代人们的社交与休闲提供了有利条件，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茶馆，被茶文化和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吸引。的中式茶馆最突出的特点是：融合民族饮食文化；重视文化氛围的营造和自身的文化韵味；注重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当代茶馆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北京的老舍茶馆，它不仅把茶文化、饮食文化、其它传统艺术形式融汇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使之成为京文化的窗口。

三、茶馆的意境

（一）寄情于物，人境合一。

寄情于物与人境合一，这里的“寄情”是寄托人的情感，“物”是指世间万物，“人”是空间环境中的“人”，“境”是人所处的空间环境。寄情于物是人的情感的一种寄托方式，人境合一是追求“人”与“环境”的交融、互通、和谐。人通过对物的情感寄托，以至于达到人境合一的精神境界。

寄情于物、人境合一源于儒、道两家关于人和环境关系的思想，是当代中式茶馆空间意境营造的一条基本线索。对于“人境合一”，儒家认为是人的一种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是调节人与环境关系的准则，尊重人的地位和主体作用，以人为本；道家也认为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关系，但是强调了人对自然的尊重和崇拜，力求人在无为自然的怡境中回归大自然。

中式茶馆空间具有飘逸、高雅、风情的性格，其实这种空间性格的营造是建立在对“情”与“物”、“人”与“境”关系的合理把握和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茶馆的物质内容所呈现出的精神文化与顾客所追求的精神价值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从而产生了人境合一的精神境界，同时也包含了尊重人和以人为本的精神理念。

（二）气韵生动，言无不尽。

气韵生动是中国美学的重要思想，在传统文化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神的“生命”。中国传统艺术用“气”来体现事物的本原美，强调艺术要表现生生不息、元气流畅的天地间万物的节奏和韵律，“生动”是气韵所体现出来的状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气韵生动是描述中国画的万物的神态，要求达到活生而灵动的程度。中式茶馆空间之所以能够充分体现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思想内涵，是由于中式茶馆空间传承的是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且保持着各种传统文化之间的气脉相连，把空间中流动的传统文化丰富的内涵传达给顾客。

言无不尽是对当代中式茶馆空间设计的整体要求和思想指导，同时也是对作为空间主体的顾客在精神意识上所产生的感受的描述。正所谓是“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者所以明象，得象忘言；象者所依存意，得意忘象”。

（三）文质兼备，礼仁教化。

儒家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导，重人伦教化，强调礼、仁、中和，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传统设计文化。中国古代设计已经开始注重审美和功能的统一，以功能为基础的设计思想，文质兼备出自中国传统设计思想的大系，本文中的理解：“文”是指精神层面，指审美；“质”是物质层面，指功能。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是着眼于功能和审美、以及两者关系的概括（论语・雍也）。

文质兼备、礼仁教化都出自“儒”家思想，也是当代中式茶馆空间设计的指导思想。中式茶馆具备了“美”的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在“儒”家看来“美”就是“善”，“礼”是“善”的表现，以“仁”释“礼”，“美”、“礼”、“仁”的主要功能就是教化于人。中式茶馆空间设计运用传统文化的语言和符号，借助吉祥图案、色彩、造型结构和形态等内容，营造出一种“美”的空间环境，来影响和教化顾客。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本线索，可以追寻出茶与茶文化、茶文化与儒、道、释三家的关系。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促使茶和茶文化的风靡，茶与茶文化一起作用于当代的中式茶馆，并深刻影响着其空间的设计。当代的中式茶馆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和茶文化同时受儒、道、释思想的影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三大组成部分，也包含着当代中式茶馆空间设计的思想渊源。

当代的中式茶馆是传统文化精神的物化，其空间意境营造的根源是儒、道、释的思想，将其概括起来就是寄情于物、人境合一；气韵生动、言无不尽；文质兼备、礼仁教化。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室内设计的发展，中式茶馆空间将会呈现出时代特征的物质环境和精神风貌。

参考文献：

[1]徐永成.论茶文化的定义内涵与功能[J].饮料工业.1999，2（2）.

[2]陈照年.茶文化的概念内容及其传播[J].茶叶科学技术.2000，02.

茶馆中的茶文化篇2

长沙是湖湘文化发源地，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历史文化名城，五代十国时期马楚王国的“茶马互市”是长沙菜市的一个里程碑，回图务则是长沙历史上最著名的茶叶贸易机构。明代，长沙更是一跃成为中国四大茶市之一。

“满火芳香碾尘，吴瓯湘水绿花新。愧君千里分滋味，寄与春风酒渴人。”与悠久的湖湘文化一样，在中国茶史中，湘茶占据着重要地位。湖南产茶、品饮茶历史有2000多年，湖南不仅是产茶大省，素有“茶乡”美誉，同时又是销茶的大省。长沙市茶市场中湘茶所占份额仅为50%左右，有将近一半的茶是从国外及国内的云南、湖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方运来的。“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炎帝葬茶乡之尾是茶陵”，这些历史让湖南茶人十分自豪，总是不由自主地生出“茶祖在湖南”的优越感来。湘茶曾以茶园面积第一、占全国茶叶出口创汇十分之一的成绩，一度成为中国茶产业的骄傲。

中国传统茶馆分为中原茶馆、京派茶馆、粤派茶馆、杭派茶馆以及川派茶馆。作为湖湘文化的传承，湘派茶馆的打造势在必行，此次茶博会还举行了“湘派茶馆茶文化展示”大型活动，着力打造中国的第六大派茶馆――湘派茶馆。

茶馆中的茶文化篇3

中式茶馆文化

1．茶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的原产地。浙江安溪的铁观音、福建的大红袍、云南的普洱茶、台湾的乌龙茶……这些有名的茶叶品种早已被国人牢记于心。中国人对茶很熟悉，上至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对茶津津乐道。对于国人来讲，不仅仅是老百姓拿来单纯解渴的国饮，更多的承载了中国历史的厚重文化，黄色的茶汤不正代表了炎黄子孙黄色的皮肤吗？由此可见，茶对于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来说是多么重要。早在唐朝时期，中国的茶就已经随着丝绸之路走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和世界传播着茶文化，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欧洲人爱喝的下午茶不正是最好的解释吗？

2．茶馆文化

我们并不知道真正意义上中国的第一家茶馆诞生在何时何地，但是茶馆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一直存在着而不曾消亡过。各类文学作品中我们都能找到茶馆、茶铺的踪迹。老舍先生笔下脍炙人口的《茶馆》虽然描写的不是中国的茶文化，但正是从《茶馆》这一名篇中，我们了解了当时社会与人性的方方面面。儿时记忆中老城区里狭长的铺面，门口一个大锅炉冒着腾腾的水汽，一张条桌、两只长凳，组成了儿时破旧的茶馆。

现今各式风格、装潢气派的各类茶室，中国的茶馆文化也变得更加丰富起来。这是因为人民的生活需要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茶馆作为人们的休息场所，从古至今是一个慢慢发展的过程。饮茶、品茗、聊天、打牌、洽谈等等活动都可以在合适的茶馆里进行。原先的茶馆和现在的茶馆基础的功能性不曾改变，真正变化了的是茶馆功能的丰富性，进而逐渐满足了人们生活需求的各个方面，成为了大家都喜欢去的娱乐休闲场所。

然而，一切以人为本。社会在进步，人们的思想也在革新。只有娱乐功能性的茶馆是远远不能满足大众需求的。随着人民物质条件的提高，人们对茶馆环境的要求也发生着变化，变得越来越高了，不再只停留在对条桌、长凳的基础需求上。环境的美化、灯光的要求、气氛的烘托等，都已经成为当代人选择茶馆所考虑的必然因素。正因为人们精神方面的需要，现在才出现了各种类型和主题的茶馆。茶馆的兴盛和衰败，也是不同时期人们精神生活提升的表现。小小的茶馆的变迁不正好是我们生活水平不断变化的真实写照吗？

中式茶馆设计

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之一，也充分地体现在了中式茶馆的设计上。我们都知道茶文化源于中国，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饮茶习惯、种植茶叶的习惯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国内茶馆的设计一直是围绕着中国风的感觉来进行的，似乎这样更易被国人和寻常百姓认可。茶馆的盛行必然会推进茶馆空间设计的兴起。中式茶馆设计中的重点在于如何将古今融为一体，也就是我们说的古色古香而又不失时代感。众所周知，“雅是中国文人墨客所追求的一种境界；而“品茗也是这种精神境界的一种表现方式。如何突出茶馆的“雅，也就成了当代设计师所面临的问题。茶馆是一个综合功能的复合空间，它的设计由几个部分组成：设计构思、空间布局、基本材质、光影形态、装饰景观，这五个部分的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茶馆设计整体。

1．设计构思

构思、立意是室内设计的“灵魂。这同样适用于中式茶馆的设计。中式茶馆大家都接触过，但是如何设计得脱颖而出却是个难点。在设计之前，设计者要从总体上根据所需设计茶馆的要求特点、艺术风格、预算报价和功能分区等方面来做全盘的整体设计考虑。要从如何突出茶馆的时代气息和文化内涵来定位，做到“意在笔先。对于面积较大的茶馆则可以在风格造型的处理手法上，变化尽可能多一些，余地也更大一些。

2．空间布局

从空间上来说，茶馆的基本环境由：接待区、收银区、工作区、休闲区、卫生间几个部分组成，休闲区一般为开敞式的大空间环境，偶尔配有独立包间。在敞开式的空间里，不但有利于客人的休闲放松，更有利于老板组织、管理和协调。可以运用设计的手段或借助造景的形式让茶馆空间有序布局和工作流畅协调。常常采用家具、绿化小品和形象塑造等对办公空间进行灵活隔断。舒适性和交通的便利性是休闲茶馆的卖点之一，所以空间的整体布局设计是中式茶馆环境设计中的塑造点和本源。中式茶馆可以引入古典园林设计中的亭、廊、榭、水景等元素，突出中式的文化气息，让传统中国元素符号在整个空间中得以穿插。

3．基本材质

茶馆空间地面、墙面和顶面等各个界面的色彩和材质应该根据所需风格来确定，因为需要中国风的设计风格在中式茶馆的设计中有所体现，我们尽量使用古朴的材料如木材、青砖、混凝土、玻璃等等，偶尔可以选用不锈钢和镜面材料以增加现代感。同时可以确定茶馆内所需家具的材质和类型。茶馆内的家具一般确定为古典中式或者新中式风格。

4．光影形态

主要是指灯光和材质的配合。色彩的出现和空间的氛围离不开室内灯光。现代室内光环境的设计中，灯光的功能性不只起到照明的作用，而且还具有界定空间、改变室内空间氛围的功能。同时光还表现一定的装饰内容、空间格调和文化内涵，逐渐趋向于实用性及文化性的有机结合，已成现代装饰环境的重要元素。色彩是人们在室内环境中最为敏感的视觉感受，因此根据主体构思，确定住宅室内环境的主色调极为重要。现代中式茶馆室内的色彩和材质一般多以原木色、中国红和灰色砖墙为主，考虑不同色彩的配置和调配。如：高明度、低彩度、中间偏冷或中间偏暖的色调或以黑、白、灰为基调的无彩体系，局部配以高彩度的小件摆设或沙发靠垫等。色彩和材质、光照紧密联系，这些因素在设计中应细致考虑。

5．装饰景观

中式茶馆更是强调景观的配合。传统中式园林中的借景、透景、对称等形式美法则都可以运用到其中来。茶馆中可以充分采用各类材质的陈设品和家具，如：原木、藤编、竹器、棉麻等天然材料再配置室内绿化，较容易形成亲切自然的室内环境气氛，而显得古色古香，让消费者充分地感受到人工痕迹和自然材质的结合。家具的造型、款式、色彩和材质与室内环境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密切相关。#p#分页标题#e#

中国文化对中式茶馆装饰的影响

1．传统文化底蕴下茶馆设计的个性化

茶馆既是茶道展示、表演的地方，也是文人雅士品茗聚会的空间，更是现代人们休闲消费的场所，它的空间营造已不仅仅停留在简单普通环境装饰这一层面，而是升华为一种中国特有的文化氛围的塑造。茶馆的设计，需要设计者充分了解中国的茶文化知识，体现中国茶文化的含蓄内敛，才能营造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式茶馆，使之有别于世界其他文化渊源的餐饮空间。在我国各地，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无论是大街还是小巷，几乎都有大小不等的茶馆或茶摊。下面就列举几个有我国特色的茶馆类型：

第一，四川茶馆：四川人民一直保留了喜欢喝茶的习惯，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四川茶馆。有谚语说成都“头上晴天少，眼前茶馆多。而四川茶馆又以成都最有名，所以又有“四川茶馆甲天下，成都茶馆甲四川的说法。成都的茶馆有大有小，大的多达几百个座位，小的也有三五张桌面。四川茶馆社会功能突出，茶馆不再只是文化活动的场所。在那里，可以谈心聊天，可以观赏川剧、四川清音、打打麻将、摆摆龙门阵，四川人民生活得好不惬意。

第二，杭州茶室：杭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六大古都之一。杭州茶馆文化，起于南宋。金人灭北宋，南宋建都于杭州，把中原儒学、宫廷文化都带到这里，使这座美丽的城市茶肆大兴。“西湖美景三月天，湖光山色美连篇。当代的杭州茶馆，可能不如四川成都数量多，但茶馆内的文化气氛，杭州却略胜一筹。

第三，广东茶馆：广东的茶楼在全国都是有名的。广州人称茶馆为茶楼，吃早点叫吃早茶，广州茶楼吃早茶也可以吃饭，吃饭也叫吃早茶。你上茶楼入座，服务小姐先上一壶酽茶、一份报纸，伴随着舒缓的音乐，期间食品车里的各种广东小吃品种任你挑选。在这里喝茶，多的却是一份生活的惬意。

第四，北京茶馆：北京的茶馆遍及京城内外，各种茶馆又有不同的形式与功用。最有名的便是大碗茶了。在这种茶馆里，饮茶只是媒介，听评书是主要内容。书茶馆，直接把茶与文学相联系，给人以历史知识，又达到消闲、娱乐的目的。喜欢老北京文化的饕客们更是不可错过。

2．当代文化底蕴下的时尚茶馆设计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国各地的茶馆渐渐增多，尤其是国内的一些著名的旅游城市及风景点，供游人品茗休憩的茶馆、茶座，更是星罗棋布。当下的人们也将健康饮茶的理念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并认同了饮茶有益身体健康的理念。品茗小聚成为广大民众的休闲方式。各地新建的茶馆日益增多，传统风格、现代时尚风格等各种类型的茶馆应运而生。但无论如何，还是离不开中国的茶文化这一主题。在这些茶馆设计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进行设计，着重突出当地人文特点和民族特点，和大众化的茶馆区别开来。

茶馆中的茶文化篇4

本文界定成都传统茶馆是能体现巴蜀茶文化，传承巴蜀茶文化，弘扬巴蜀茶文化的成都茶馆。而不仅仅局限在人们的印象中的成都传统茶馆：竹靠椅、小方桌、三件头盖茶具、老虎灶、紫铜壶、那跑堂添水的茶博士。例如文殊院的“禅茶一味”、大慈寺内的“禅茶堂”、人民公园的鹤鸣茶社、顺兴老茶馆、斗茶茶馆、榜上有名茶艺馆、悦来茶馆、坝调茶馆等。

成都传统茶馆服务质量的重要性

影响成都传统茶馆服务质量的因素很多，每个因素都会影响服务质量：茶馆的茶叶、茶具、茶桌、茶凳；茶馆的环境、音乐、装潢；茶馆的茶文化氛围；茶馆细节上的设计；茶馆服务人员着装；茶馆具备特色的艺术氛围；茶馆在承诺的时间内提供服务；服务员能清楚的描述产品和服务的内容；茶馆自始至终提供好的服务；当客人遇到困难，茶馆尽力帮助解决问题；服务员能快速服务；服务员无论多忙都及回应客人的需要；服务员总是乐意地帮助顾客；茶馆服务员的茶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服务员总是热情的对待客人；服务员的言行举止是值得信赖的；服务员能为顾客提供个性化服务；服务员了解顾客的特定需求。总之，成都传统茶馆服务质量涉及从硬件到软件、从服务水平到管理理念、从设施设备到人员素质。服务质量的好坏可以衡量一个茶馆的设施设备、服务员素质、服务理念、管理水平、营销手段、企业形象等等。

成都传统茶馆服务质量现状

（一）成都传统茶馆从业人员技能、知识和素质欠佳

在成都传统茶馆从业人员中，有的茶馆的服务人员惟一的工作就是给客人添水，也无需技能，成了纯粹的体力活。有的茶馆的服务人员在服务技能上有一些训练，但明显感觉不专业；有一些跟茶叶相关的知识，但很肤浅，更说不上很全面的茶文化知识了。即使有的茶馆有专业的茶艺师，但是茶艺师展现的仪表仪态、茶艺技能、茶文化知识、沟通表达能力也很难让客人满意。成都传统茶馆与酒店、餐厅、咖啡厅的人才竞争中不具备优势，是导致其从业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的主要原因。

（二）成都传统茶馆管理水平亟待提高

成都传统茶馆管理者的观念陈旧，基本是一种粗放式的管理、经验式的管理。现在成都传统茶馆的管理者基本就是老板，只有少部分茶馆老板意识到现代管理对于茶馆的价值。有的成都传统茶馆聘请了一些管理者，但是茶馆行业给出的薪资跟其他行业比较没有竞争力，请不到非常优秀的管理人才，这是整个成都传统茶馆管理水平低的另一个原因。

（三）成都传统茶馆缺乏标准化、程序化、制度化

标准化、程序化、制度化强调的是提供规范化服务。没有规范化服务，服务质量就成了无本之木。成都传统茶馆客人到茶馆来喝茶、聊天、谈事等等，服务人员的意识里面是只要把水掺好就尽到了服务人员的职责，甚至水也不用掺，直接放一壶水在客人座上让客人自己加水。传统的服务习惯在时代的发展中没有与时俱进，成都传统茶馆经营者很少去思考和研究服务的标准化、程序化、制度化。

（四）成都传统茶馆企业形象模糊

成都传统茶馆企业形象清晰的较少，总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一种模糊印象，茶馆能传递给客人的信息很少。最直观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说到某个成都传统茶馆，人们知道有这样一个茶馆，但没有更多的印象。换言之，就是缺乏响当当品牌的成都传统茶馆。

（五）成都传统茶馆的茶文化氛围不够浓厚

成都传统茶馆有“小茶馆，大社会”之说。四川茶馆以综合效用见长。成都传统茶馆正因为承载太多的功能，茶文化本身被忽视了。茶馆的复兴，并没用带来茶文化的复兴，现在的成都传统茶馆成为休闲娱乐、社会交往、商务谈判之地，但“茶味”不浓。

提升成都传统茶馆服务质量策略

（一）营造成都传统茶馆宜人的品茗环境

服务的无形性使顾客对服务质量的感知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为了让顾客能产生符合实际的感知服务质量，茶馆应该采取有形化策略，进行有形展示。营造宜人的品茗环境就是有形化策略的具体表现。宜人的品茗环境不但能使茶客在精神上得到享受，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而且能使人流连忘返，起到吸引茶客的作用。茶馆的布置往往体现了茶馆文化品味、茶馆文化氛围和茶馆经营者的文化修养。同时，好的茶馆布置也为茶客提供了高雅的环境，使茶客得以在此修身养性。著名作家周作人写到“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体现了品茗环境对茶人的重要性。品茗环境对茶馆的经营有着重要的作用。茶馆吸引顾客的不只是一杯茶，还有茶馆的环境、情调。茶馆的布置既要合理实用，又要具备审美情趣，这就需要经营者在设计上下一番功夫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认真布置：名家字画的悬挂；古玩、茶具、茶叶等的陈列；绿色植物的点缀；典雅的茶馆“插花”是必不可少的；民族音乐的烘托；服务人员的服饰；空间布局、内部装潢、灯光音响、空调设备、通风条件等。

（二）重视成都传统茶馆茶艺水平

茶艺就是研究如何泡好一壶茶技艺和享受一杯茶的艺术。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视野的广阔，茶文化的复兴，人们对茶馆茶艺水平提出了更高了要求。目前成都传统茶馆茶艺水平与茶馆同样兴盛的杭州比，存在着差距。成都传统茶馆在保持巴蜀茶文化特征的前提下，要积极吸收其他优秀的茶文化。成都传统茶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茶艺水平：丰富茶的品类；提升服务人员茶艺的技艺；注重茶艺的礼仪和规范。

（三）提升成都传统茶馆服务人员的基本素质

提升成都传统茶馆服务人员的基本素质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遵守职业道德，成都传统茶馆对服务人员的职业道德体现为热爱本职工作、爱岗敬业、诚实守信、不卑不亢、热情大方，把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提供尽善尽美的服务。第二，茶艺人员的业务素质是成都传统茶馆服务人员的关键素质，主要包括文化素质、专业操作技能、服务礼仪礼节三个方面。第三，良好的身心素质是做好各项工作的保证。良好的心理素质包括：自尊自信的服务意识、快速、准确的观察、判断能力，良好的持久的注意力，较强的情感控制能力。健康的体格：服务人员“日行百里不出门”，在服务过程中需要一定的腿力、臂力和腰力，只有健康的体魄才能胜任茶馆服务人员的工作。

（四）加强成都传统茶馆组织结构和制度建设

组织结构是茶馆履行管理职能、实现经营目标的组织保证，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在茶馆的经营管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茶馆组织结构的作用：便于合理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有效地开展经营活动，用较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更佳的经济效益；便于明确每个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按照管理任务的需求履行管理职责。茶馆组织结构的原则：茶馆应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机构，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以经营为中心，从茶馆的经营目标和任务出发，并遵循精简、责权对应、效能原则。加强茶馆制度建设：明确岗位责任，梳理工作流程，颁布员工守则等。

（五）深化成都传统茶馆服务管理

1、服务质量评估。服务质量管理的效果，最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是否符合茶馆服务质量的标准；二是是否满足客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成都传统茶馆的服务质量应以此作为准则，采取多种方法，加强检查考核，及时发现各种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完善管理，提高服务质量。成都传统茶馆服务质量调查主要有四种方式：直接面谈、电话访谈、问卷调查和暗访调查。茶馆应综合考虑各种调查方式的优缺点，根据方便程度和尽可能得到完整资料的原则，选择采用上述调查途径。

茶馆中的茶文化篇5

【关键词】茶馆/城市社会生活/20世纪初/成都

【正文】

西方历史学家对早期近代欧美的公共场所，像咖啡馆、酒店、沙龙等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们特别注意人们的“公共生活”——即家庭圈子之外的活动，认为这些地方给相识和不相识的人提供了社交场合。这种消闲商业以服务顾客为宗旨，并不一定只为社会上层服务，工人阶级也是他们争取的对象。这些公共场所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而且经常卷入政治和阶级斗争中。因此，它们也往往成为社会改良和社会控制的对象（注：有关研究参见RichardSennett，TheFallofPublicMan:OntheSocialPsychologyofCapitalism(NewYork:VintageBooks，1977):PerryDuis，TheSaloon:PublicDrinkinginChicagoandBoston，1880-1920(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83);ThomasBrennan，PublicDrinkingandPopularCultureinEighteenth-CenturyParis(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8);FrancisCouvares，"TheTriumphofCommerce:ClassCultureandMassCultureinPittsburgh，"inMichaelFrischandDanielWalkowitz(eds.)Working-ClassAmerica:EssaysonLabor，Community，andAmericanSociety(Chicago: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83);SusanDavis，ParadesandPower:StreetTheatreinNineteenth-CenturyPhiladelphi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8);ChristineStansell，CityofWomen:SexandClassinNewYork，1789-1860(NewYork:AlfredA.Knopf，Inc.，1986);andJohnKasson，AmusingtheMillion:ConeylslandattheTurnoftheCentury(NewYork:Hill&Wang，1978)。

中国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店和沙龙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其社会角色更为复杂，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休闲范围，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茶馆既是休闲娱乐之地，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而且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本文将以成都为对象，考察茶馆这个20世纪初中国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探索这一转折时期城市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演化和变迁（注：中国饮茶的传统很早即为西方和日本的旅行者所注意。在他们的旅行记、调查以及回忆录中，经常描述他们关于茶馆的深刻印象。见RobertFortune，TwoVisitstotheTeaCountriesofChina(2vols.London:JohnMurray，1853);RobertDavidsonandIasonMason，LifeinWestChina:DescribedByTwoResidentsintheProvinceofSz-chwan(London:HeadleyBrothers，1905);GeorgeHubbard，TheGeographicSettingofChengdu(Oberlin:OberlinCollege，1923);WilliamSewell，ThePeopleofWheelbarrowLane(SouthBrunswickandNewYork:A.S.BarnesandCompany，1971);BrockmanBrace(ed.)，CanadianSchoolinWestChina(PublishedfortheCanadianSchoolAlumniAssociation，1974);JohnService，GoldenInches:TheChinaMemoirofGraceService(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9)；中村作治郎：《支那漫游谈》（切思会，1899年）；井上红梅：《支那风俗》（东京日本堂，1920年）；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卷5，《四川省》（东京东亚同文会，1917年）。西方学者已有一些研究中国茶文化和茶馆的成果，如WalterMeserveandRuthMeserve，"FromTeahousetoLoudspeaker:ThePopularEntertainer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JournalofPopularCultureVol.8(1979)，No.1;JohnEvans，TeainChina:TheHistoryofChina'sNationalDrink(NewYork:GreenwoodPress，1992)；竹内实：《茶馆——中国の风土と世界像》（东京大修馆书店，1974年）；内藤利信：《住んでみた成都——蜀の国に见る中国の日常生活》（东京サイマル出版会，1991年）；西泽治彦：《饮茶の话》GS-TanoshiichisikiVol.3（1985年）和《现代中国の茶馆——四川成都の事例かる》《风俗》26卷（1988年），4期；铃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馆について》《历史にぉける民众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占稀祝贺纪念论集》（东京，1982年）。不少美国的中国城市史学者指出了茶馆的社会功能，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参见WilliamSkinner，"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TheJournalofAsianStudiesVol.24(1964)，No.1;GailHershatter，TheWorkersofTianjin(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6);WilliamRowe，Hankow:ConflictandCommunityinaChineseCity，1796-1895(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DavidStrand，RickshawBeijing:CityPeopleandPoliticsinthe1920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9);ElizabethPerry，ShanghaionStrike:ThePoliticsofChineseLabor(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3);FredericWakeman，PolicingShanghai，1927-1937(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5);BrynaGoodman，NativePlace，City，andNation:RegionalNetwcrksandIdentitiesinShanghai，1853-1937(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5)。中国学者也有不少关于茶文化的作品，但多限于文化介绍而非历史分析，如陈锦《四川茶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冈夫《茶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

民国时期黄炎培访问成都时，写有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其中两句是：“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写到，30年代成都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生活的缓慢节奏：在茶馆里，“无论哪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薛绍铭也发现，“住在成都的人家，有许多是终日不举火，他们的饮食问题，是靠饭馆、茶馆来解决。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饭吃的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钟点”。地理学家G.哈巴德更有同样感受，他发现成都人“无所事事，喜欢在街上闲聊”，人们似乎看不到近代大城市生活的那种快速节奏（注：陈锦：《四川茶铺》，12-13页；舒新城：《蜀游心影》，中华书局，1934年；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Hubbard，TheGeographicSettingofChengdu，p.125。）。

外来的人们对成都有这种印象并不足为奇，因为成都人自己便有意无意地在推动这样一种文化（注：正如一个茶铺兼酒馆门上对联对人们的忠告：“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会；劳力苦，劳心苦，再倒二两酒来”。在街头摆赌局的地摊主也以其顺口溜招揽顾客：“不要慌，不要忙，哪个忙人得下场”。见正云《一副对联的妙用》（《成都风物》1辑，1981年）以及笔者在悦来茶馆的采访记录（1997年6月21日）。），成都居民也自嘲这个城市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当地民谚称“一市居民半茶客”。成都的茶馆及其文化在中外是声名远播并成为其传统的一部分。成都人也为自己的茶馆文化而自豪，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配称“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国”。如果成都人写他们自己的城市，几乎都离不开茶馆（注：如李劼人的《大波》有许多场景都发生在茶馆，见《李劼人选集》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陈锦：《四川茶铺》，32页；张放：《川土随笔》，《龙门阵》1985年3期。）。人们注意到，从茶馆数量上讲，恐怕无其他城市与之匹敌（注：在晚清有454个茶馆，1931年620个，1935年599个。一种估计称该年每天有12万人次上茶馆（其时成都人口60万）。舒新城称茶馆约占全部铺户的1/10。1938年的《成都导游》说当时成都有800多条街，平均每两条街有一茶馆，其中大者可容200人至300人，小者可容数十人。1941年的政府统计显示有614家茶馆，其从业人数占成都工商各业的第5位。据成都茶业公会在40年代末的统计，其时成都茶馆598个。另一些估计高达1000以上，这个数字可能包括城郊。见傅崇矩《成都通览》下册，巴蜀书社，1987年，253页；《国民公报》1931年1月15日；杨武能等编《成都大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731页；乔曾希等：《成都市政沿革概述》，《成都文史资料选辑》5辑（1983年）；胡天：《成都导游》，蜀文印刷社，1938年，69页；陈茂昭：《成都茶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4辑（1983年）；高枢年等：《成都市场大观》，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110页；姚蒸明：《成都风情》，《四川文献》（台北）1971年5期；舒新城：《蜀游心影》，142页；贾大泉等：《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8年，366页。）。茶馆对这个城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华的日本调查人员把茶馆与这个城市的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注：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卷5，《四川省》，631页。）。

谁是茶馆的常客？据称有两类人：一是“有闲阶级”，二是“有忙阶级”（注：胡天：《成都导游》，62页；易君左：《川康游踪》，中国旅行社，1943年，194页。）。按一般理解，“有闲阶级”是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员、有钱寓公和其他社会上层。“有忙阶级”则分为若干种：一是将茶馆做舞台，如评书和戏曲艺人；二是借茶馆为工作场所，如商人、算命先生、郎中以及手工工人；三是以茶馆为市场，如小商小贩和待雇的苦力等。不过，应当意识到，“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严格的阶级划分。虽然我们常用“有闲阶级”形容那些没有正经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且可以有不同的经济背景。不过，“有忙”和“有闲”这两个词的确囊括了在茶馆的各种人。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富人还是穷人、闲人还是忙人，都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里活动。

公共空间的造成及其经济文化色彩

成都茶馆之特点来自于其特殊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注：据一些学者分析，成都平原道路狭窄崎岖，运输靠肩挑人抬，因此车夫、轿夫及其他苦力需要许多可喝水、休息的歇脚之处。另外，成都井水含碱味苦，不宜冲茶，饮水多由挑水夫从城外运河水，因而成都茶馆都挂有“河水香茶”的幌子，否则“无人登门”。由于水火不便，百姓人家一般都到茶馆买水。见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风土什》1944年4期；周询：《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24页；薛绍铭：《川滇黔旅行记》，166页。），当然也与活动其中的茶馆老板、堂倌、小贩、艺人以及顾客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文化和商业城市，成都需要有方便而舒适的公共场所作为人们的活动之地，茶馆便适应了这样的需求。

茶馆的名称、茶具以及其中的各色人等都反映出丰富的茶馆文化。在四川，人们一般不称茶馆而叫“茶铺”、“茶园”、“茶厅”、“茶楼”、“茶亭”或“茶房”，而“茶铺”为最通常的叫法。茶馆取名非常讲究，都力图高雅而自然，诸如“访春”、“悠闲”、“芙蓉”等。茶馆的择址须考虑到商业、自然或文化氛围。街边路旁引人注目是理想之地，河岸桥头风景悦目亦是绝妙选择，商业娱乐中心颇受青睐，至于庙会、市场更是茶馆最佳地点。街边茶馆多利用公共空间，临街一面无门、无窗亦无墙，早上茶馆开门，卸下一块块铺板，其桌椅便被移到街沿上。茶客们便可毫无遮拦地观看街景、行人往来，街头发生的任何小事都可以给他们增添乐趣和讨论话题。绿树成荫的公园是茶馆的集中之地，城外的茶馆则以其幽雅的环境招徕顾客（注：仅少城公园便有3座茶馆，见《国民公报》1918年5月8日；周传儒：《四川省》，商务印书馆，1926年，91页。在吴虞1938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他与仆人出西门来到临河一茶铺，该茶铺在周日可售700-800碗茶之多，以致吴虞慨叹：“成都闲游茶客之多也”（《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775页）。）。劝业场是成都第一个商业中心，著名的悦来茶馆便坐落在此。花会是每年成都最热闹的公共聚会，位于二仙庙和青羊宫之间的空地成为巨大的市场和展览地。据称有上百家茶馆和酒店在此搭棚营业（注：《国民公报》1919年3月5日；徐心余：《蜀游闻见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2页。）。

开茶馆当然是一种商业活动，同其他商业一样是为追求利润，在成都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开办茶馆的方式。开茶馆一般来讲不需很多资本，只要有桌椅、茶具、灶和一间陋室，条件便基本具备。在开张之前，茶馆老板已把厕所的“掏粪权”租给了挑粪夫，把一个屋角租给了理发匠，如果有人想在此茶馆提供水烟和热帕服务，也必须先交押金。这样，这些预付定金已足够开办之资。所以有人说，只要计划得当，开办茶馆可以白手起家。另外，像肉店、饮食摊也常靠茶馆拉生意，亦愿意参加投资（注：陈茂昭：《成都茶馆》。一则地方新闻报道揭示，一个妇女在收取了这些人的钱后并未开办茶馆而携款逃走，证明这种筹款方法在成都的广泛使用（《国民公报》1929年8月4日）。）。开办茶馆的这种集资方式，反映了一个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茶馆较之其他生意要稳定得多，即使在经济不景气时，也较少受到波及，而且茶馆投资少、回收快而且利润不菲（注：有人说茶馆利润在2至3倍之间（陈茂昭：《成都茶馆》），这个估计可能过高。1910年，悦来茶馆的股东获得其投资60%至70%的利润，较之其他行业，如此回报也相当不错了。当然，当经济萧条之时，茶馆也会受到影响。1931年茶馆行会称在一季之内便有40个茶馆歇业。不过，应当注意到这个报告的目的是要求地方政府减轻茶馆税，因此有可能夸大茶馆面临的困境。见《通俗日报》1911年8月3日；《国民公报》1931年1月15日。）。茶馆老板总是忌讳谈论其雇员工资和配茶方法，对其利润更是秘而不宣。茶馆付堂倌工资一般按其所售茶的碗数来计，大约日所得在七八碗茶的价钱之间，虽然工价极低，但卖白开水的“水钱”归堂倌所有，常常多于其所挣工资。居民常到茶馆的灶上炖肉熬药，火夫收的“火钱”例归己有。其他勤杂工则按月付钱，饮食由茶馆提供。一般来讲，生意兴隆的茶馆，必多售茶水，并以延长营业时间、吸引老顾客以及提高服务质量等手段来与同行竞争（注：通常茶馆的营业时间是从早晨5点到晚上10点，但各茶馆亦按各自情况有所不同。如棉花街的太和亨茶铺地处一个蔬菜市场，菜贩一般在开市之前到茶销喝茶，因此该茶铺在清晨3点即开门营业。而在湖广会馆的茶馆则在午夜12点以后才打烊以便于春熙路、东大街一带商业繁华地区店销工作的师徒在关门后到此打发时光。茶馆对清晨顾客总是另眼相看，因为一般都是常客，他们茶碗中的茶叶往往多于他人。（陈茂昭：《成都茶馆》））。

四川茶馆的茶具和家具也别具一格。茶具一般由茶碗、茶盖和茶船（即茶托或茶盘）组成，这也是为何川人称其为“盖碗茶”的原因。桌椅也具地方色彩，一般是小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堂倌是成都茶馆文化的重要角色，其或称“么师”，更有人冠之为“茶博士”（注：据何满子考证，茶博士之称始于唐宋，其时世人喜好用官衔戏谑百业，诸如以郎中称医生，以员外称地主等，因此堂倌以其见多识广而冠以博士头衔（《五条侃》，成都出版社，1994年，155-156页）。）。如果说在美国城市的沙龙老板被认为是那里的“注目人物”，那么堂倌则是成都茶馆的“灵魂”。这些堂倌都有着招呼客人热情、掺水及时、清理桌子茶具干净快捷、找钱准确以及待客殷勤等特点。他们还能眼观八方、及时回应顾客。当一个顾客进入茶馆，堂倌便向前招呼“某先生”、“某兄弟”或“某老爷”，引他入座，问要何茶。堂倌反应必须很快，其吆喝的声音别具特点。当最忙之时，他招呼、回应此起彼伏，更增添了茶馆的热闹气氛。顾客对这些嘈杂声并不在意，反增添了乐趣。一首描述堂倌的民谣唱道：“日行千里未出门，虽然为官未管民，白天银钱包包满，晚来腰间无半文”。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们的掺茶技术。堂倌一手提紫铜茶壶，另一手托一叠茶具，经常多达20余套。未及靠近桌子，他便把茶船茶碗撒到桌面，茶碗不偏不倚飞进茶船，而且刚好一人面前一副。顾客要求的不同种类的茶也分毫不差。只见他距数尺之外一提茶壶，开水像银蛇飞入茶碗，无一滴水溅到桌面。然后他向前一步，用小指把茶盖一一勾入茶碗。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令外乡人瞠目结舌，如看一场魔术表演（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1569页；《四川风物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454页。）。

市民的“自由世界”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把成都茶馆与英国的沙龙相比，并称其为“喝茶沙龙”(tea-drinkngsaloon)。他们对人们在那里的“社会闲聊”很感兴趣，并观察到它们在社区的重要作用。一个外籍教师对他所住小巷的“舒适茶铺”印象甚深，他认为那茶馆便是“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在美国城市，酒吧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能摆脱窄小住所而度过闲余时光”的公共空间，成都茶馆也具同样功能。人们去茶馆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与西方工业国家八小时工作制不同的是，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呆在茶馆（注：DavidsonandMason，LifeinWestChina，p.86;Sewell，ThePeopleofWheelbarrowLane，p.15;Rosenzweig，EightHoursforWhatWeWill，p.49.）。

茶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个毫无拘束的地方。如果他感觉燥热，可以剥掉衣服赤裸上身；如果他需理发，理发匠可就在他座位上服务；脱下鞋让修脚师修趾甲在茶馆也无伤大雅；如果感到寂寞，可以听别人闲侃，或加入其中，即使互不认识；在茶馆里从不受时间限制，如果有急事去办，只需把茶碗推到桌中央并告诉堂倌“留着”，数小时后，还可以回来继续品那杯茶（注：李劼人：《暴风雨前》，《李劼人选集》1卷，340页。）。

对茶客来说，闲聊——成都人称“摆龙门阵”——恐怕是茶馆最具魅力之处。人们在那里可谈论一切事情。人们在茶馆里交谈的具体内容留下的记载不多，但《国民公报》有个专栏记载记者所见所闻，其中颇有些是从茶馆得来的，我们因而得知人们在茶馆里抱怨世风日下、议论新公布的规章、交流各种社会新闻，还可以经常从一些茶馆里的小插曲中得到乐趣（注：《国民公报》1917年4月9日、5月10日，1922年2月20日；《成都民间文学集成》，1443页。）。据1943年出版的《新成都》，人们在茶馆“谈古论今，议论社会，下棋赌赛，议评人物，刺探阴私，妄谈闺阁”。这种闲聊经常被当局视为闲言碎语和“散布谣言”，并被视为茶馆中的“不健康”的现象。然而一些社会学家认为，饶舌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正如A.阿拉哈姆斯指出的，蜚短流长“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表现之一”。人类学家J.斯各特更将其定义为大众“日常反抗的一种形式”。的确，下层民众经常以此手段来发泄他们对不公平社会的不满。说东道西，无论是善意的交流还是恶意的流言，都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注：周止颖：《新成都》，复兴书局，1943年，246页；RogerAbrahams，"APerformance-CentredApproachtoGossip，"ManVol.5(1970)，No.2;SallyYerkovich，"GossipingasaWayofSpeaking，"JournalofCommunicationVol.27(1977)，No.1;JamesScott，WeaponsoftheWeak:EverydayFormsofPeasantResistance(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2)，p.282。）。

在早期近代美国城市，各种娱乐形式丰富，市民的闲暇活动可以有多种选择（注：RoyRosenzweig，EightHoursforWhatWeWill:WorkersandLeisureinanIndustrialCity，1870-192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KathyPeiss，CheapAmusements:WorkingWomenandLeisureinTurn-of-the-CenturyNewYork(Philadelphia:TempleUniversityPress，1986);DavidNasaw，GoingOut:TheRiseandFallofPublicAmusements(BasicBooks，1993).）。但在20世纪初的成都，特别是当夜幕降临、街头变得冷清之时，茶馆几乎是那些难耐寂寞的人们的惟一去处。茶馆也是一种“社会俱乐部”，如操练箭术的“射德会”把少城公园的茶馆作为会址；中山街的茶馆靠近鸽市，因而成为养鸽人的聚会处；百老汇茶馆地处鸟市，便当然被爱鸟人选为大本营。每日清晨，那些养鸟人来到茶馆，把鸟笼挂在屋檐下或树枝上，一边品茶，一边聆听鸟鸣。当然，养鸟和驯鸟成为他们永不厌倦的谈论主题。业余川剧爱好者是茶馆中的另一类活跃分子，他们定期到茶馆聚会唱戏，称“打围鼓”，亦称“板凳戏”，以参加者围坐打鼓唱戏而得名。参加者不用化妆，也不需行头，自由随便，他们自己既满足了戏瘾，也给茶客增添了乐趣（注：杨槐：《神童子与满天飞》，《龙门阵》1982年1期；崔显昌：《旧成都茶馆素描》，《龙门阵》1982年6期；周止颖：《新成都》，236页；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297页。）。

茶馆又是娱乐中心，许多艺人在那里卖艺为生，茶馆也借精彩的演出吸引顾客。实际上成都早期的剧场即产生于茶馆（注：在开始，茶馆提供场地给艺人，尔后茶馆演变成剧场。可园是成都第一个正式剧场，1906年由咏霓茶社改建。新式剧场悦来茶馆随后设立，之后，宜春、第一等茶馆剧场一体的场所开张（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279页；《通俗日报》1910年2月11日）。）。每当夜晚，穷街陋巷一片漆黑，下层人民则聚集在明亮拥挤的茶馆听评书。评书先生的精湛技艺吸引听众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到同一地方听书。说书先生不仅提供了娱乐，而且普及中国历史知识。他们不自觉地散布着正统的价值观，把诸如忠、孝、理、智、信等灌输到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头脑中。因此，他们也可被视为大众的教育者。各种民间艺人使茶馆文化更为丰富，他们大多是当地人，但也有的来自外省，如唱大鼓书的多来自华北。这些艺人多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观众明了到何处欣赏他们喜欢的剧目或演员。其他像相声、金钱板等更散布于各茶馆。跳“柳连柳”被精英视为茶馆中的下流娱乐，演者手持一竹竿，两头系有数枚铜钱，边喝边跳用其有节奏地拍打身体。据称，其语言“不堪入耳”，最流行的曲目是“小寡妇上坟”（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403-404页；《四川风物志》，457页；周止颖：《新成都》，225页。）。

经济活动与民事纠纷

茶馆可以说是一个纷繁世界的缩影，那里聚集了三教九流和“五湖四海”。例如，茶馆可以是一个“自由市场”，手工匠以及其他雇工在茶馆出卖他们的技术或劳力，小贩则流动于桌椅之间吆喝其所售物品。在西方人的旅行记中可以看到，“商人急于去茶馆见他们的生意伙伴，小贩用哨、小锣、响板等招徕买主”。一些小贩利用“绝技”采取悦顾客，如他们可以一把抓出顾客要求的瓜子数量。由此可见，小贩不仅出售商品，也给茶客带来了娱乐。茶馆里的水烟贩（成都称“水烟袋”）用数尺长的“烟枪”提供服务，如果烟枪还不够长，他们还有备用烟管连接。这样，在一个拥挤嘈杂的茶馆，他们不用移动便可把烟送到顾客面前（注：Hubbard，TheGeographicSettingofChengdu，p.125；何满子：《五杂侃》，193页；李劼人：《暴风雨前》，154-155页。茶馆中小贩非常多，正如一首竹枝词描述的：“喊茶客尚未停声，食物围来一大群。最是讨厌声不断，纸烟瓜子落花生。”（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113页）顾客买纸烟不用买一包，而可论支买。据传教士观察，水烟袋的生意非常灵活。一般是顾客付2文钱吸5口烟，但水烟袋允许顾客分为多次消费，如今天吸两口，所剩3口来日再吸(WestChinaMissionaryNews1906，No.11)。）。

许多人在茶馆等候雇用，其中许多是来自农村的季节性自由劳动力。一般来讲，同类雇工总是聚集在同一茶馆，如扛夫（当地称“背子”）一般聚在罗锅巷和磨子桥的茶馆，这样雇主很容易找到所需要的帮手。据一个外国教师回忆，当她准备雇一个保姆时，她的中国朋友提议她去“南门外的茶铺，每天早晨许多女人都在那里待雇”。由此可见，甚至许多妇女也利用茶馆作为她们的劳力市场。此外黄包车夫、收荒匠以及厕所清洁工都有自己的“专业茶馆”（注：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周止颖：《新成都》，251页；Sewell，ThePeopleofWheelbarrowLane，p.73。）。

茶馆给许多人提供了生计，手工匠在那里修理扇子、鞋子等各种物品，算命先生在那里预测凶吉，修脚师和剃头匠在那里提供服务（注：从一本传教士的回忆录中，我发现一张成都茶馆的老照片。图中老少男女几个茶客围坐一个矮小茶桌，喝茶谈笑，一旁一个穿破旧衣服的手工工人正修补什么东西。见Brace，CanadianSchoolinWestChina，p.245。）。一些乞丐甚至在那里卖“凉风”——给顾客打扇挣钱，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乞讨。当一个乞丐不请自来给一个茶客打扇，如果茶客觉得舒服而心情不错，便会赏给乞丐几个小钱，否则会不耐烦地将其赶走。茶馆中最有趣的职业是挖耳师傅，他用十余种不同的工具掏、挖、刮、搔等，无所不用其极来使顾客进入一种难以言喻的舒服境界（注：《成都市市政年鉴》（1927年），511-512页；崔显昌：《旧成都茶馆素描》；陈锦：《四川茶铺》，52页。）。

成都人习惯于把茶馆当做他们的“会客室”。由于一般人居住条件差，在家会客颇为不便，人们便相约在茶馆见。即使不是专门去会客，只要一有空闲，他们便径直去常去的茶馆，不用相约便可见到朋友。据何满子回忆，在三四十年代，成都文人有其特定相聚的茶馆，当时他是一杂志的编辑，约稿和取稿都在茶馆里，既省时间又省邮资。居民也在那里商量事宜，外籍教师徐维理(W.Sewell)写道，当他一个朋友遇到麻烦时，他们便在茶馆商量对策。一些组织和学生也常在茶馆开会，枕流茶社便是学生的聚会处，文化茶社是文人据点，而教师则在鹤鸣茶社碰头，每到节日和周末，这些茶馆总是拥挤不堪（注：胡天：《成都导游》，69页；易君左：《川康游踪》，194页；《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全宗186，案卷1431；《国民公报》1929年10月7日；Sewell，ThePeopleofWheelbarrowLane，pp.131-132；杨槐：《神童子与满天飞》。关于成都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这些场合的描写，见李劼人《大波》和巴金《春》（《家春秋》合订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此类诗作也不少，如“亲朋蓦地遇街前，邀入茶房礼貌虔”（《成都竹枝词》，70页）。令人惊奇的是，当今成都人特别是老人仍有这个习惯，1997年我在成都做实地考察时，采访的对象多邀我到茶馆碰面。）。

商人有其固定的茶馆洽谈生意，“许多交易都在茶馆做成”。粮油会馆以安乐寺茶社为交易处，布帮在闲居茶社，南门边的一个茶馆因靠近米市，便成为米店老板和卖米农民的生意场。那些走私鸦片、武器的黑社会则在品香茶社活动。究竟每日有多少交易在茶馆做成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数量非常可观（注：DavidsonandMason，LifeinWestChina，p.86.一则地方新闻称：当警察平息一场茶馆争端后，一位顾客以这场斗殴搅了他的一桩生意而要求赔偿（《通俗日报》1910年5月15日）。）。韩素音在回忆录中写道：“‘来碗茶’是茶馆中最常听到的吆喝……这也是洽谈生意的开端……地产和商品的买卖都在茶馆或餐馆进行。”（注：HanSuyin，TheCrippledTree:China，Biography，History，Autobiography(NewYork:G.P.Putnam'sSons，1965)，pp.228-229.）

茶馆同时在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茶馆就是一个“民事法庭”。在成都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市民间的冲突一般不到法庭解决。黄宗智指出，清代民事诉讼在知县正式审理前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但实际在这三个阶段之前，还有一个更为基础的阶段——社会调解，许多纠纷在诉讼之前便已经过社会调解而化解，而这个社会调解便是在茶馆进行的，称为“茶馆讲理”或“吃讲茶”。茶馆讲理一般是双方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或在地方有影响的人物做裁判，这也就是过去成都为何“实在的斗殴少有发生”的主要原因。据传教士的观察，“一旦纠纷发生，人们即往茶铺讲理，众人边喝茶边聆听陈诉，许多愤恨也随之消弭。最后，由错方付茶钱”。结果，一些人成为“专职”的茶馆调解人（注：PhilpC.C.Huang，CivilJusticeinChina:RepresentationandPracticeintheQing(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6);DavidsonandMason，LifeinWestChina，p.86；李劼人在《暴风雨前》以其讥讽的语调描述了成都茶馆讲理的情景：“假使你与人有了口角是非，必要分个曲直，争个面子，而又不喜欢打官司，或是作为打官司的初步，那你尽可邀约些人，自然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你的对方自然也一样的……相约到茶铺来。如其有一方势力大点，一方势力弱点，这理很好评，也很好解决，大家声势汹汹地吵一阵，由所谓中间人两面敷衍一阵，再把势弱的一方说一阵，就算他们理输了，也用不着赔礼道歉，只将两方几桌或几十桌的茶钱一并开销了事”（338页）。沙丁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描写了这样一个调解人：“新老爷是前清科举时代最末一科的秀才，当过十年哥老会的头目，八年前才退休的。他已经很少过问镇上的事情了。但是他的意见还同团总时代一样”（《沙丁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47页）。）。

“吃讲茶”有时可能酿成斗殴及伤亡，茶馆也因此遭殃。当此不幸发生，街察和保正将出面处理，参与打斗者将赔偿茶馆损失（注：《国民公报》1914年7月24日、1928年6月10日。李劼人对此也嘲弄道：“这于是堂倌便忙了，架在楼上的破板凳，也赶快偷搬下来了，藏在柜房桶里的陈年破茶碗，也赶快偷拿出来了，如数照赔。所以差不多的茶铺，很高兴常有人来评理”（《暴风雨前》，338页）。）。晚清成都警察出现以后，茶馆讲理被禁止。按照李劼人的讥评，这恐怕是巡警道周善培最早带给人民的不便，因此他颇遭成都人的愤垠。很难说此论是否中肯，至少从其他一些资料证明茶馆对此颇为担忧，他们曾联名吁请警局分清“吃讲茶”和茶馆闲聊之区别，以免影响生意（注：《暴风雨前》，338-339页；《国民公报》1914年7月8日。）。

阶级鸿沟和社会歧视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一般只有工人阶级才会在公共场所痛饮，中产或上层阶级都在其住宅、私人俱乐部或上流宾馆品酒。在中国沿海地区，茶馆多为中下层人的去处。但是成都茶馆看起来却具融各阶级为一体的特点，因此有人指出，成都茶馆的“优点”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平等”（注：Rosenzweig，EightHoursforWhatWeWill，p.51；铃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馆について》；周止颖：《新成都》，247页；何满子：《五条侃》，192页。）。

但如果仔细观察，成都茶馆并不像我们从表面看到的那么平等，其实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划分。民国时期关于成都的导游手册也承认茶馆据其顾客的身份分为若干等级，虽然我们不清楚究竟怎样分等，但是根据一些回忆录、旅行记和报刊资料，一般来讲，茶社为街头茶馆，十分简陋，其顾客多为下层人；茶楼、茶园、茶厅条件较优，价钱较贵，因而为中上阶级服务。例如正娱茶园“往来的人也比较上流”，二泉茶馆顾客都衣着体面（注：周止颖：《新成都》，247页；胡天：《成都导游》，70页；易君左：《川康游踪》，104页。）。舒新城也注意到，在一些茶馆“除了少数时髦女子外，几全为长衫队里的分子，而且以壮年居多数。他们大概在生活上是不生什么问题的。既非求学之年，又无一定之业，于是乃以茶馆为其消磨岁月之地”（注：舒新城对这样一批人更有详细绝妙的描述：即使茶馆中的“体面人”也是分档次的，“上焉饮于斯食于斯，且寝于斯；下焉只饮不食，寝而不处。上焉者于饮食之余，或购阅报纸，讨论天下大事；或吟咏风月，诵述人间韵事；或注目异性，研究偷香方法。及至既绝既疲之后，乃颓然卧倒竹椅之上，使一切希望都在南柯中一一实现。等到一梦醒来，不是月已东上，便是日已西沉，于是此日之日课已毕，乃转回家中，吃过夜饭，再进戏院去上夜课。下焉者受经济之限制，不能效上焉者之寝处于斯，但一坐亦可数小时而至假寐。其忍耐力已超过南京人，不过与上焉者相较，未免小巫见大巫之憾耳”（舒新城：《蜀游心影》，142-143页）。）。

那些穷街陋巷的茶馆总是挤满了衣衫褴褛的穷人。根据统计，1931年成都的茶馆大约有500家服务于下层的三四流茶馆，这些茶馆“多临街觅一铺户营业，排列矮椅矮桌，专供一般推车抬轿——劳动阶级者”。这些茶馆和顾客颇受批评，《新成都》则表达了对他们的同情，指出他们“终日忙碌，到不工作时，惟一消遣场合，调节身心，休养体力，对此劳动者，倒也未可菲薄耶”。虽然一碗茶很便宜，但许多穷人仍难以支付。不过，成都茶馆形成了一个“美俗”——准许穷人喝他人留下的剩茶，称“喝加班茶”，甚至为此还形成了一套规矩（注：周止颖：《新成都》，247页；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64页；郝志诚：《父亲的故事》，《龙门阵》1997年1期。）。

茶馆里有着明显的社会歧视，其中一些源于习俗，一些来自当局规则。在晚清甚至民初，川剧演员不准进入茶馆喝茶或看表演。因为演员进入茶馆总是引人注目，有时还会引起骚动，警察遂以治安为名对他们加以限制。不过，演员有自己的茶馆，他们一般聚集在小花园茶社。直到晚清，妇女（年老者除外）仍不能进茶馆。即使有严格的限制，一些敢向世俗挑战的妇女仍力图进入这个男人的领域。1906年，可园是第一个接纳女客的茶馆，但不久即被警察禁止。尔后，悦来茶馆也开始设女座，但女客需由不同的门进出。随着社会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茶馆，但身着华服的上层妇女仍不愿屈身俯就，即使她们愿放下身价，也必须有相当的勇气，因为她们一进入茶馆，众人的眼光便集中她们身上。接下来的是，她们将承受无休止的流言蜚语。实际上，各茶馆也竭力争取女客。民国初年，一些茶馆允许女客光顾，但将她们与男客分开。据地方报纸的批评，在一些男女混杂的茶馆，当台上的演出进入高潮时，男人趁机站起来看女客，一些女客也肆意大笑以引起他人注目。诸如此类的茶馆“混乱”常常引起地方精英对妇女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的批评（注：《国民公报》1914年3月8日、1917年3月13日；《通俗日报》1909年10月21日；《成都通览》上册，277-279页：李劼人：《大波》，1464页。）。

在20年代，随着妇女参加更多的公共活动，一些开明的地方精英开始把妇女的抛头露面与男女平等联系起来，人们也把进入茶馆作为男女平等的指标，正如一首竹枝词所概括的：“公园啜茗任勾留，男女双方讲自由”。在30年代，妇女进茶馆已不足为奇，甚至还加入了“茶馆讲理”的活动（注：《成都竹枝词》，100、196页；《国民公报》1930年7月17日。）。

公开的政治和秘密的政治

任何社会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在茶馆得以体现，茶馆也可称为地方的政治舞台。例如1911年保路运动爆发，“成都是一片躁动不安，公园和街上的茶馆里的人们忧心忡忡”。茶馆不再是平静闲聊的地方，里面充满着政治气氛，有人在那里讨论时事、宣传演讲、发动民众。由于茶馆是人们公开言论之地，清政府便派出密探收集情报，对此韩素音在她的家史兼自传中便有描述。民国初年，军阀和地方政府也以同样办法对付所谓“破坏分子”。由于政府经常用在茶馆里收集的所谓“情报”来惩办批评者，为避免招惹麻烦，每家茶馆都有一张“休谈国事”的告白。同时，国民政府竭力把自己的政治输入茶馆，要求茶馆悬挂孙中山和蒋介石头像，张贴国民党的“党员守则”和“国民公约”。这一时期，茶馆的自由闲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受到干扰（注：HanSuyin，TheCrippledTree，pp.96，228-229；钟茂煊：《刘师亮外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91页；《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

随着社会和地方政治的变化，茶馆中的娱乐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趋于政治化。过去地方戏剧主要表现情爱、鬼神、忠孝、贞节等传统主题，晚清以降，此种“永恒”主题发生转变。“政治戏剧”开始进入茶馆。1912年，悦来茶馆上演根据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川剧《黑奴义侠光复记》，该茶馆在当地报上的广告称：“本堂于戏曲改良，力求进步。现值种族竞争、优胜劣败，是以特排演《黑奴义侠光复记》一部。此剧从《黑奴吁天录》脱化而出，乃泰西名家手编，其中历叙黑奴亡国之惨状，恢复故国之光荣，尤令人可歌可泣，可欣可羡，能激发人种族思想，爱国热忱”（注：《国民公报》1912年4月4日。）。显然，人们是从中国自己的处境来理解这部美国名著的。在辛亥革命之前，此书便已译成中文，革命者曾用其进行反满宣传。这出剧的公演反映了在推翻清统治之后人们的情感和思想状况。

各社会团体也以茶馆为开会场所，许多重要决定都在那里产生。保路运动爆发时，川督赵尔丰实行戒严，不准任何公共集聚，甚至茶馆看戏也被禁止。四川军政府成立之后，此项戒严令并未废除，这直接危及许多人的生计，于是各演出团体在茶馆集会讨论对策。在重开剧院的要求被拒之后，他们便到警察局请愿。茶馆也有自己的行会以组织同行和保护切身利益。20年代初，四川省长杨森主持一项改进成都街道的庞大计划，许多茶馆面临被拆除的危险。店主们吁请行会提供援助，并以罢市相抗争。1928年，因警察强迫征收茶税并殴打、缉捕店主和茶房工人，行会发动罢市要求减税，并派出代表与警察谈判，此举得到广泛支持。由于茶馆日益成为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场所，以致有人把茶馆形容为一个“战场”（注：晓晗：《成都商业场的兴衰》，《龙门阵》1986年6期；彭其年：《辛亥革命后川剧在成都的发展》，《四川文史资料选辑》8辑（1963年）；钟茂煊：《刘师亮外传》，40-41页；《国民公报》1928年12月11、12日；胡天：《成都导游》，70页。）。

如果说茶馆内的集体行为是一种“公开的政治”，那么哥老会的茶馆活动便可视为一种“秘密的政治”。哥老会在四川称“袍哥”，在清代其活动便被禁止，严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其形成一套独特的规则和行为方式。民国时期其势力登峰造极。

袍哥的公口大多设在茶馆，一些茶馆实际上即为袍哥所开（注：据档案资料，1949年成都有130个袍哥公口，其中注明街道者有119个。这119个中，有36个标明是在“某某茶馆”，其余都称在“某某街”，很可能也是在茶馆里。见《成都袍哥的一个镜头(1949-1950)》，成都市公安局档案馆藏。）。人们经常可见茶馆外挂有牌子或灯笼上书“某某社”或“某某公口”，这必是一个袍哥会址无疑。茶馆的收入多用于会社经费。袍哥利用茶馆开展各种活动，在中元节、团圆会、关帝会都有庆祝活动。此外，公口每三天召集成员开会议事，由于提供免费茶水，所以参加者踊跃，此活动称为“茶哨”（注：绍云：《成都袍哥史略》，《成都志通讯》1988年1期；陈茂昭：《成都茶馆》；韵陶：《四川哥老会的内容大纲》，《时事周报》1933年15-17期。）。即使有些茶馆不是公口，但店主也多加入袍哥以求保护。一些地方强人和地痞经常勒索茶馆，若有不从则有可能遭致骚扰甚至更大的灾祸，而与袍哥、军阀或其他地方强人有关系的茶馆却无此虞。

茶馆是袍哥最便于联络的地点。在茶馆里人们经常可见一些客人举止神秘，他们多半与袍哥有关。如果一个袍哥犯事在逃，到省城后即先到所要联络的茶馆，找一空桌坐下并要一碗茶，从其举止“茶馆老板便知道其中文章，立刻遣人请公口管事。管事则向来人提问，回答必须准确恰当”。他们联络最常用的方法是摆“茶碗阵”，这实际是一种密语，外人不知其意。例如，管事把自己的茶碗正对来客的茶碗，这称为“仁义阵”或“双龙阵”，一首诗云：“双龙戏水喜洋洋，好比韩信访张良，今日兄弟来相会，先饮此茶作商量”。如果来客请求帮助，他将摆一个“单鞭阵”，即一个茶碗对一个茶壶的嘴。如果主人同意相助，便饮下那碗茶；若拒绝，则将茶泼在地上（注：LiaoT'ai-ch'u，"TheKoLaoHuiinSzechuan，"PacificAffairsXX(June，1947)；王纯五：《袍哥探秘》，巴蜀书社，1993年，65-66页。）。

冲突与控制

茶馆中的公共生活既反映社会和谐，亦表现社会冲突，这种冲突既可因阶级利益、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发生，亦可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所引发，而且更多地起源于后者。茶馆里由于过度拥挤而引起纠纷，冲突不时发生在顾客之间。例如一个顾客离座一会儿，回来时其位已被他人所占，一场争执便可由此而生。因此警察做出规定，即便客人已离位，若茶碗仍在桌上，其座应予保留。冲突可因或言语不周而起。茶馆本身也常与戏班、顾客、房主发生纠纷。普通人也经常为生计而钩心斗角（注：《国民公报》1916年12月26日；《通俗日报》1910年5月15日。这是一桩发生在风云亭茶铺、由下层民间生计问题而引起的争端：“风云亭茶铺主人吴陈氏，前年下东大街润腴茶园主人曾华章，介绍马少清承租该铺水烟袋口岸，营业年余，主客无异。马少清声称，去年冬月，因某某垂涎马之口岸，曾经吴陈氏赎取另租。马以不欠月租，正理相抗，赎取之事遂寝。某某钻干不成，从中播弄，于某夜茶铺吃茶，顾主尚无散完，吴陈氏命徒清茶碗。其时马少清不在，遂在伊藏水烟袋之立柜下格，寻出茶碗一套。当时吴陈氏言，年内失碗百多套，今即拿获赃证，非叫马少清赔不可”。马少清声称这是有意陷害（《国民公报》1928年3月28日）。）。茶馆可以是阶级斗争的舞台，也成为同一阶级内部争斗的场所。

茶馆总是面临小偷的问题。上档次的茶馆都用景德镇所产茶碗，一个便价值不菲，可换若干天饭食，因而茶碗丢失之事屡见不鲜。偷者一旦被抓则被严厉惩罚，此类事件给了茶客看热闹的机会（注：当堂倌抓到这样一个小偷，旁观者都叫着：“打死他，不要脸的下三滥”（钟茂煊：《刘师亮外传》，59-62页）。一次羽经茶馆抓到一个偷茶碗的人，并把他绑在柱上，他央告说有一老母要供养，因走投无路才不得已沦为小偷（《国民公报》1930年8月5日）。）。一次，200多士兵因一纠纷在悦来茶馆肆意乱砸，茶馆可以严惩无权势的穷人，面对这些肆无忌惮的士兵却无能为力。在民初，茶馆中的冲突和暴力明显增加，虽然人们挡不住茶馆的诱惑仍每天去喝茶，但他们平静的世界已不复存在。地痞流氓在茶馆胡作非为，年轻妇女受到骚扰，杀人和集体暴力也时有发生（注：《国民公报》1928年7月17日、1930年9月24日。）。茶馆亦成为横行霸道的豪强展示其权力的地方。

自从晚清以来，茶馆便一直被地方政府批评为“秩序不良”之地，并以维护公共秩序为名对其进行控制。正如西方城市中“娱乐的商业化被批评为浪费时间”，成都的茶客亦被指责为反映了中国人的“惰性”。当局认为茶馆是一个谣言肆虐、百弊丛生的地方，也有人指责茶馆是使学生荒废学业的罪魁祸首，茶馆中的传统表演更被批评得一无是处（注：Duis，TheSaloon，p.4；《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周止颖：《新成都》，246页。）。

在民初，“中国警察介入市民社会代表着国家企图建立一种新文化的努力”（注：Wakeman，PolicingShanghai，p.20.），各种限制规则层出不穷，茶馆总是首当其冲。1903年，刚建立的成都警察便公布了茶馆规则。1916年警察制订新的控制条文，申明任何表演都不得有“淫荡”的语言和动作，否则将被禁止（注：《四川通省警察章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公报》1916年12月10日。应该指出的是，所谓“淫戏”经常是官方攻击大众文化的一种口实，只要表达情爱或剧情中有男女角拉手、亲吻、拥抱等动作都可被划入此类。）；同时还规定茶馆演戏夏秋两季必须在晚10时以前结束，春冬两季在9时以前停止。1921年当局以相声使用过多“下流”和“肮脏”言辞禁止其在茶馆演出。1926年和1932年又两次公布卫生规章，不许任何肺痨、性病以及其他传染病患者在茶馆打工；要求茶馆桌椅、茶具保持清洁；茶馆必须配备痰盂，人们不得随地吐痰，厕所不得有臭气（注：《国民公报》1921年12月10日；《成都市市政年鉴》，510-511页。）。

30年代，当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大众娱乐日益被国民党政府所控制，成都茶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地方政府认为一些地区茶馆过剩，便制定新规章，只准每个公园保持一个茶馆，勒令关闭一批，并缩短营业时间为每天6个小时。40年代，一个包括茶馆数量、营业时间和顾客容量等更为激进的控制计划被提出。然而，此计划遭到包括改良人士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反对，因为这极大地扰乱了民众传统的公共生活。如果说晚清各种改良基本都得到了城市精英的热忱支持，那么民国政府这时得到的多是消极反应。茶馆控制中地方改良人士的不合作态度明显地反映了地方社会与政府之间的鸿沟正在逐渐扩大（注：贾大泉等：《四川茶业史》，369页；《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

虽然政府不断对茶馆施加压力，茶馆则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晚清以降，即使“封建”和“淫荡”的戏剧被禁止，但事实上此类演出从未真正消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晚清的改良茶馆——可园，在民初则被指责为上演“淫戏”。1932年，全成都只有一个茶馆按规定将上演的剧目送政府审查，其他则甘冒惩罚之危险隐而不报。为何这些茶馆要挺而走险？道理很简单，它们是由利益所驱使，因为所谓“淫戏”能吸引更多的观众，特别是当经济不景气时，这些剧目经常是它们生存的法宝（注：《国民公报》1916年3月29日；《成都市市政公报》17期（1930年）、43期（1932年）。）。

整个民国时期，政府控制和大众需求之间总是充满着矛盾。茶馆不仅藐视规章，而且将它们的范围扩展至街道、公共场地和公园。特别是在夏季，街头和公园的树荫是摆茶桌的最佳地点。1929年，政府不再允许这种行为，导致少城公园、中城公园以及支矶石公园的茶馆联合上书，要求维持这种由来已久的习惯，并称这项限制将使茶馆生意陷入困境。茶馆禁赌也行之有年，但人民国以后逐渐形同具文，茶馆开展得如火如荼。妓女被禁止进入茶馆，但她们仍经常出现在这些地方，尽管有当众出丑甚至被捕的危险（注：《国民公报》1914年10月7日、1929年6月25日、1930年6月4日。）。

不过，应当看到，随着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社会过渡，茶馆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茶馆更多地卷入公共事务，参加地方和全国的慈善活动，并借此提高其社会声誉。辛亥革命前后，可园、悦来等茶馆便多次组织慈善演出以支持甘肃、河南等省的赈灾以及地方的公益事业。茶馆也力图改变面貌以迎合时尚，如一些茶馆引进新的娱乐方式。1912年陶然亭茶馆开张，特设有一球房，据称是要提倡西方“文明”、“健康”的娱乐，还提供电话、报纸和食品等服务。悦来茶馆是成都新式娱乐的先驱，当然也不甘人后，它首次把话剧引入成都舞台。这些成都茶馆的新变化，虽然追求经济利益是直接动因，但亦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注：《通俗日报》1912年8月6日；《国民公报》1912年6月14日、9月7日；周止颖等：《成都的早期话剧活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36辑（1987年）。）。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