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财税政策范文

在当前经济形势处于浑浊不清的状态下，预测未来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对赌未来的税收也如出一辙。CFO需要辨别清楚积极财政政策背景下减税的性质、涉税风险、税收管控以及企业机会。

减税的性质和特点

中国新一轮税收的结构性调整稍早于近期所点明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当时的市场远没有今天这般糟糕，并缺少应有的征兆。上述政策调整具标杆意义的是新企业所得税法的推出。新企业所得税八个百分点名义税率的降低，与眼下保GDP无关，是酝酿已久的事情。当时为了避免政府的岁入“俯卧撑”，政府在其他方面又采取了多项增税减支措施，包括企图使出口退税归零、提高资源税、从房地产业中用税费工具寻租，印花税的“半夜鸡叫”也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不过从性质上讲，当时的税收调整设计，总体偏重于解决企业高税负和经济结构扭曲问题，有减法也有加法，前提是财政盘子不能因税收调整而变小。属于“保守疗法”，政策上也谈不上什么积极。

采取包括转型在内的积极增值税政策、降低资本市场印花税、取消利息所得税、全面调整关税、清理房产业税费、消费税改革、提高出口退税率和个税起征点等，构成了政府新近提出的积极财政政策中“结构性减税”的主要内容。从性质上看，目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以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和结构性减税对冲已经完全失去使用方向感的岁入――由于经济活动长期受制于财政拖累而作出的纠正，属于一种零和式自我救赎。

2009年，各级政府或将还会推出某些结构性减税组合。包括再调出口退税率和关税、下调甚至临时取消房地产业大部分税费、下调包括银行在内的服务业营业税和其他税收优惠政策。自2009年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后，最值得企业关注的是一般纳税人17％增值税税率问题。17％的增值税税率与大多数国家相比都属于高的，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增值税率偏高的问题一直有些争论，只不过在当前形势下这个信号被放大了。人们对降低增值税率作为政府可能动用的最后手段仍然有一些期待。

减税力度低于预期

目前积极财政中税式支出（某些收入的放弃）的实施远比政府直接财政投入的大手笔来得保守。中央决策部门估计，目前已出台的所有减税、让利、减费措施，大约可以为企业减负5000多亿元。据此推算，剔除其中的减费因素，这个数字不足税收年收入的7％。而2008年在下半年税收增速有所放缓的情况下，全年税收收入仍然保持20％以上的增长率，远远超过GDP增速。

新出台的很多减税让利缺乏实质内容，作用也会有限。比如，增值税本身具有保持中性的内在要求，但为保收入，增值税长期在扭曲的状态下运行。后来，转型又成了对特定地区和行业的特惠政策工具。病入膏肓时，增值税转型的利多早已被消去大半。

比较特别的就是针对房地产的税收新政。毫无疑问，目前体现在房地产上的很多税费都是被相关权力部门用“抢劫”的形式加上去的，反过来又催生了整个产业的泡沫。现在推出的多项房地产减税减费政策大有回到2006年之前的趋势。不过，这个“还乡团”回来得实在晚了点。其实，购房的欲望冲动不但来自谋生的需要，还有一种收益预期，看跌心理一旦形成，减多少税费也不会发生实际的余额效应。直至今天，整个房地产市场结构的严重扭曲现象并没有回到从善如流的路上来，涉及到结构性问题，上帝也拿不出“速效药”。

密切留意税收风险

积极财政政策至少在表面上使大环境变得相当宽松，机会自不待言，而潜在的税收风险更应随时被CFO所关注。这种风险很大部分来自现实中敞开了不按常理出牌的窗口，人们很容易在“天文数字”面前失去警觉或对细节变得懈怠。比如，企业所得税降至25％以后，众多企业可能试图寻求获得更低税率的税收优惠安排。最常见的是对高新企业兼并收购。这似乎也是税收筹划师力推的最佳“节税”方案组合之一。但是，如果与集团相关联的公司把不能列支的一般性研发费用通过财务手段大量流向低税率的高新企业，可能就会在“不经意”间翻船。

即使是现代经济国家，税收违规与否的边界也并不总是那么清晰，何况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周正毅税案中的“关联企业间串开”行为在时下的企业中远非鲜见（实际比较普遍）。笔者曾把上述特定行为称之为“税收木马”，换句形象的说法就是政策的“山寨化”。当企业遭遇税收木马时，罪与非罪的最大可能已经超出税收之外。

在财务实践中，过于保守的税收策略并不为大多数CFO所接受。人们摒弃税收保守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不能确保企业利益最大化。何况政策性过强也并非意味着税收零风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某些企业的CFO总喜欢把所有的涉税权揽于一身，认为这样能提升执行政策的高度，降低纳税成本。其实税权过于集中意味着税收风险会在一个更高层级上积聚，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伤及筋骨。与其让集权的幽灵发号施令，倒不如分散税权风险来得更安全。在积极财政背景下，分散税收风险也有结构性调整的内在要求。

CFO税务管理的目标是在防范税务风险的同时为企业创造税务价值。CFO既要确保税务风险被控制在政策底线内，又能使企业各环节衔接，以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按照新颁布的在上市公司中实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CFO税收控管重点应该侧重税收风险评估、风险控制活动的过程和包括环境在内的企业内部的信息与沟通以及内部监督体制。其中较重要的是税收风险评估。税收风险评估可以准确识别与税收相关的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确定企业能够承受的最大风险底线，包括整体税收风险承受能力和业务层面的可接受风险水平。

近期财税政策范文篇2

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应从货币政策转向以结构性减税为主的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是适应经济增长、稳定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应定位于“从属的稳定”，而不能继续定位于“主动的调控”。

我国政府过去调控经济政策的特点看，一是更多地倚重货币政策：二是财政政策往往在扩大政府投资和财政开支上大做文章。政府在税收上的工作重心一直就是定位于如何打击偷税漏税、尽量把税收收上来上，基本不把税收作为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更不用说是主要政策手段了。

例如，在改革开放过去的34年里，为了支持经济发展，我国政府在经济系统中投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截至2013年1月末，广义货币（U2）余额99.21万亿元，已经是2011年GDP的两倍了，远超过国际上一般水平。“大流动性”政府调控政策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1978年―2011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年平均高达9.9%全世界历史罕见。学界把这种“大流动性”增长模式称为东亚模式。日本、亚洲四小龙都曾经是这种模式的成功范例。

但根据日、韩等国经验看，这种“大流动性增长”模式在下半场有极其严重的“后遗症”。日本“失落二十年”就是明显例证。日本“广场协议”后，经济泡沫破灭并长期陷入了通货紧缩局面，无计可施。当前，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系统也要进入下半场了。我国虽然经济增长的潜力因素还未完全消失，改革红利城镇化等还会在很长时间支撑经济发展，但受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高企、产能过剩、人口红利弱化、环境资源约束硬化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内涵虚化”现象凸现，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大问题。当大家都在欢呼我国银行业成为最赚钱行业的同时，当我国经济系统“2块钱货币换来1块钱GDP”的时候，我们是否需要深思一下，这种“实”不如“虚”的局面是不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发展呢？

日本是我国经济的一面镜子。日本已为我们提示了风险，至少我们已看清，继续玩虚拟经济、搞“大流动性”的发展路子是不行的，需要改弦更张。就政策而言，除“经济虚化”外，货币政策还因为离市场太近，调整后常常成为市场的扰动因素，且短期作用往往与长期效果相反，其结果通常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有鉴于此，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是适应经济增长、稳定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应定位于“从属的稳定”，而不能继续定位于“主动的调控”。这样，我们沿用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在货币政策不起作用甚至起反作用时，财政政策就应该出来挑大梁，发挥主要作用。当前世界经济再平衡，各国因为货币政策问题多多，且效果不好，也都是在使用积极财政政策，而尽量避开货币政策。我们认为，从货币政策为主转向以财政政策为主，是一种趋势，在我国则是一种可选择的、至少可以尝试的政策主张。

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挂帅，而结构性减税政策要当急先锋

减税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发力，不经过政府“二传手”，直接藏富于民，为经济发展补充“正能量”的好政策。

相比而言，财政政策因为直接作用于“稳增长、调结构、促民生”，政策本身的负面效应小。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收入政策两个方面。积极财政政策就是要扩大政府支出，缩减税收等政府收入。而我国财政支出大体又可拆分为“建设财政”和“吃饭财政”。建设财政往往是与政府投资行为捆在一起的，拉动经济效果明显。但近年来，由于基础设施红利因素逐渐退却，产能大面积过剩，政府投资的领域和有效益、可持续的项目越来越少，再加上因政府投资体制不健全等因素造成和渎职行为严重，政府建设财政方面问题太多。正因为如此，2009年政府出台4万亿投资刺激经济政策被学界广泛质疑。这种情况下，我国需要在就业、社保、医卫、教育、安居、养老等民生领域增加财政，而建设财政应采取审慎的态度，看准了再使用。

我们认为，结构性减税应充当宏观调控急先锋，发挥主要作用。减税，一方面为企业松绑，营造宽松的营商环境增强企业的能力和实力；另一方面，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进而提高消费能力。减税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发力，不经过政府“二传手”，直接藏富于民，为经济发展补充“正能量”的好政策。

减税还是个四两拨千斤的政策。我国过去的政策，只要是涉及到减税、减费的，效果都非常好。例如，2006年取消农业税，区区500亿元左右就赢得了8亿农民的拥护，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巨大。再如，2012年“十一”国庆长假，取消高速公路收费，撬动全国黄金周出游人次超4亿、旅游收入超2000亿元，增速均超四成，而全国收费公路节假日免费全算上也就减收不到200亿元。

我国应变被动的“平衡财政”为逆周期的“调控财政”，结构性减税政策还有巨大空间可挖

减税既要“稳增长”，也要“调结构”，还要“促民生”。财政开支还要照顾到“人吃马喂”，赤字还不能有太多的债务冲销，借助金融手段用印票子的办法更是行不通。

我国过去的财政政策基本上是被动的“平衡财政”，不是相机抉择的逆周期“调控财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析，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分水岭，我国财政收支增长速度之前基本都低于经济增长，之后基本都高于经济增长。但各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基本都是平衡的，虽然我国政府根据经济形势，在不同阶段也有积极财政政策和紧缩财政政策等表述，不过，实际运作仍然是以收支平衡为首要目标，没有真正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特别是我国税收更不是相机抉择的逆周期政策工具。我国各项税收除1985年特殊原因外，其他年份基本上与GDP增长与波动是同步的。这说明我国税收是随着经济增长被动增减的，经济增长高，税收增长就高；反之亦然。

之前，国家在编制税收收入的预算时，各年安排的收入增速一般都在10%以上；但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家开始实行结构性减税，各年税收预算的增速都安排得较低，如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分别为5..8%、9.2%、8.3%、9.5%、8%。2012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110740亿元（不包括关税和船舶吨税，未扣减出口退税），比2011年增长11.2%。但据有关专家测算，2012年我国减税的额度只有900亿元。我们认为，想通过减几百亿税来调整经济结构，来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这力度显然不够。所以，最近有关专家呼吁，要来一次给全国人民提气的大减税，比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总减税规模突破1万亿元，这是不无道理的。

近期财税政策范文

民经济进行反周期调节。舆论普遍认为，这笔巨额国债将对拉动经济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人们对财政政策在此番启动经济过程中还能否有所作用仍是若有所盼：财政政策还有潜力可挖吗？就这个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著名财政专家、财政部财科所付所长贾康。贾康认为，在千亿元国债出台后，财政政策在当前经济背景下，仍然大有可为。

贴息杠杆“四两拨千斤”

说到财政政策，人们总会想到，我国中央财政手头拮据，地方财政也不堪重负。因此，靠财政直接出钱不现实，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也不经济。那么能不能运用杠杆作用和市场经济下的趋利规律，寻找一个靠财政政策四两

拨千斤的办法呢？贾康提出，财政贴息在引导社会投资上便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所谓财政贴息，即财政只代为支付部分（特别情况下也可是全部）贷款利息，由项目本身负责贷款本金和其余利息的偿付。这样可以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和协调引导，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影响其他投资主体的行为。贾康举例说：如果金融机构年贷款利率水平为10％，某一基础设施项目需要资金100亿元，却只能承担5％的年利率，按照市场机制运作的原理，它无法从商业性贷款渠道得到所需资金。但若由财政承担另外5％的年利息，对于贷款方来说，便可以得到10％的一般利率，从而愿意向项目提供资金。这样财政不仅有效地支持了该项目的建设，而且用5％的贴息资金引导了相当于100％的社会资金的使用方向，杠杆效应高达20倍。在同一个例子中，即使财政作全额贴息，也是以10亿元预算内资金拉动引致了100亿元的社会资金流入重点建设项目。这样事半功倍的措施，财政何乐而不为呢？据估计，当前我国约有近10万亿元的社会资金。投资需求之所以不足，并非缺乏资金来源，而是缺少有效的引导机制。财政运用贴息方式进行政策性融资，第一，并未对原已十分紧张的预算内财力施加更大的压力，只是将原有资金的使用方式由直接投入变为财政贴息，可行性强；第二，时滞期限短，项目确立后可立刻付诸实施，对社会投资需求的拉动作用近乎立竿见影；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杠杆作用明显，其效用放大倍数等于1/贴息率。贴息资金通过政策性优惠、弥补项目直接经济效益方面的缺陷，体现国家产业政策，是政策性融资的有效工具。

减税不行可以减负

在当前企业效益滑坡、库存增加的情况下，一些人提出“减税”的主张，贾康认为，在我国目前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仍应注意财政收入的增长，减税总体上操作余地不大。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财政不断减税让利，财政占GNP比重和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不断下降。1994年以来的新体制虽然阻止了“两个比重”的下降，但尚未有明显上升。因而中央财政的困境没有缓解。从财政收入按项目分类中我们可以看出，各项税收仍是财政收入的主体，但近年来预算外收入增长很快，从1993年相当于财政总收入的32．9％发展为1996年的52．6％，当年甚至超过了中央财政收入。这些预算外收入分布面广，数额巨大，挤占并侵蚀了税基，其中相当一部分处于财政监控范围之外，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益，并引起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宏观调控需要必要的财力作为后盾，从目前财政实力和宏观税负看，并没有什么减税的余地。并且我们仍应努力加强税收征管，严厉打击偷税、漏税，保证财力增长。同时，我们应进一步规范预算外收支，使“费”、“税”合理归位，坚决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某些收费标准，减轻企业、居民（特别是农民）的负担。

国债发行尚有余力

继1000亿元国债之后，财政在发行国债上还有没有潜力可挖？

贾康认为如果妥善解决债务依存度与债务负担率之间的矛盾，国债规律仍又以扩大。

他说，目前我国实施国债政策的最大矛盾是两个衔量指标间存在严重的冲突。一是债务依存度，它反映一国的财政支出中有多少是由举债支持的，即债务依存度=当年债务收入额/当年财政支出额。根据各国实际经验，这一指标应控制在15％－20％之间为宜。而我国却已大大超过了这一范围，特别是在举债还债完全由中央负担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已高达50％以上，似乎已没有继续发债的余地。二是债务负担率，它衡量一个国家承受债

务的潜力，等于当期国债余额/当年GDP。国际上通常认为这一指标不应超过45％－50％。而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不仅远远未达到这一警戒线，也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水平低得多，目前仅为7％左右。就此看，似乎国债规模可以进一步扩大并有巨大的潜力可挖。

分析这一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GDP中财政收入的比重过低，而且国债平均期限太短。现实的经济情况要求我国的国债规模只能扩大，不能缩小，因此解决上述矛盾的关键是，适度扩增国债规模必须纳入“提高两个比重、振兴国家财政”的统一部署之中，并相应优化国债的期限结构和品种结构。财政应抓住目前金融机构连续降息的有利时机，增加中长期国债的发行，降低国债筹资成本，充分挖掘社会资金为国家建设所用。财政可以面

对不同的应债人发行专门用于国家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种国债、金融债券，同时积极稳妥地增发外债。

推动外贸，财政大有可为

贾康建议，我国外贸出口速度不断滑落，财政政策应考虑采取必要的短期应变措施，并将其与长期财税对策衔接起来：进一步适当而较平缓地提高出口退税率。

提高出口退税率必然要受到目前国家财力的制约，也要面临将来是否可以继续的困扰。因此，提高出口退税率必须全面考虑，审慎决策。在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具体选择上，需主要把握如下几个因素：第一，

出口产品在我国

历年对外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或者存在较大发展空间。第二，出口产品的主要销售地区为欧美国家。东南亚和日本由于本币贬值，需求大幅萎缩，即使将出口这一地区的产品提高退税率，意义也不会很大。第三，出口产品具有产业关联度高，对出口退税依赖性大的特点。这类产品倘若不提高退税率，便有失去市场并发生较大连续反应的危险。

加快退税的进度，简化退税程序。近年来，拖欠出口企业应退税款的规模不断扩大，由于退税不能足额及时到位，加大企业利息负担，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退税时滞成为导致出口企业亏损的原因之一。在多方筹集退税

资金仍不能及时退税的情况下，应对国家确需重点支持的外贸企业贷款实行贴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