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哲学范文篇1

关键词：列宁经济阶级民主

一、大力发展经济，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列宁认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同样可以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因为革命成功后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1]P768经济落后的国家已成功夺取国家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可以坐享其成了。既然，国家经济落后，那么在夺取政权后就要改变这种现状，为更高的目标而努力。只是，国家取得了政权，就是掌握了发展自己国家的工具，可以决定自己发展的方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他一切的发展都需要经济的支撑，因而，国家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就好像自行车只有在保持一定速度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平衡一样。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相对比较弱，需要大力发展本国的经济，继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

二、无产阶级执政党要协调与其他阶级、阶层的关系，发动广大人民投身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

列宁指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一是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二是实现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小农占大多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继而苏联采用实物税和自由流转的制度。业主一定会为自身的利益而努力，因为向他们征收的将不是他们所有的余粮，而仅仅是实物税，这种税额应当尽可能预先加以规定。列宁采取的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工农关系，有利于苏联社会的稳定。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人数占总人口的大部分，可以说农民阶级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力量，但我国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所以需要加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从而调动广大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性。在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条件下，我国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日益增加。因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处理好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协调好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继而，提出我们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使得全国人民都能积极投身到国家的建设事业中，为伟大祖国的复兴出一份力。

三、发扬民主，反对，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政治氛围

发扬民主，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达到的目标。列宁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2]P168

列宁主张通过改革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广泛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使群众感觉到：“苏维埃政权是他们所获得的比较民主，比较接近劳动群众的政权”[3]P381。列宁一再提醒俄共的党员和干部：共产党员不过是人民群众这个大海中的一粟而已，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人民群众。

晚年的列宁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解决的有效的办法：一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改造小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二是实行党政分开，精简机关人员，改革国家机构，转变工作作风；三是普及教育，提高劳动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四是加强法制建设，用法律与作斗争；五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增强人民群众对权力的民主监督；六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与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列宁指出“对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4]。虽然列宁是针对苏联的国情提出的办法，但这些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仍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利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四、结束语

列宁是第一个有着领导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经验的无产阶级领袖，他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付诸于实践。列宁针对俄国的实际情况和特殊国情，为俄国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和谐找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尽管列宁从事社会主义实践的时间很短，但是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一系列可贵探索、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践有着指导作用，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精神财富，为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以及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列宁全集：第5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4]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袁方.列宁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管理[J].东岳论丛，2005，（11）.

建构主义哲学范文篇2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重构

从深层次的内在关联来看,此种宿命论式的历史理论必然性地“孵化”出了实践上的“主观主义”和“官僚唯意志论”。对此,卢卡奇曾经精辟地指出:“只是从非辩证的和非历史的观点来看,宿命论和唯意志论才是相互矛盾的。从辩证的历史观来看,宿命论和唯意志论只是两个必然的相互补充的对立面。”[13](p5)正是基于斯大林哲学过于强调历史必然性而无视人的主体地位的根本缺陷,东欧理论家普遍转向了极力彰显人的实践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人道主义,并以此为前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重构。对此,马尔科维奇在论及“新哲学”的性质时明确指出:“它必然是人道主义的:与斯大林主义的冲突导致了对官僚体制以及把社会主义归结为纯粹的物质增长,归结为非个人的、绵羊式的集体主义(在这种集体主义中,人的个性被抹杀了,人的关系被歪曲为政治关系)的官僚作风的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6](p2)不能否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各自彰显人道主义价值的理论重构中存在着研究兴趣和对某些具体问题理解上的差异,但在一般性的理论构架上无疑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下面,我们从三个层面对其进行简单的勾画。首先,“实践”本体论地位的确立。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实践不仅是人的本质性存在方式,而且是人类世界由以形成的基础。对此,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代表坎格尔加的论述极富代表性,他指出:“在谈到人的时候,必须同时谈及他的世界,人的世界只有通过人的历史生成,即通过把自然改造为人的自然才能实现。因此,无论是人自身,还是他的世界,都代表了作为纯粹外在(及自身‘内在’)所予和直接性(天然性、原始性和无意识性)的自然之历史—实践的人化过程。”[6](p53)也就是说,历史和自然、人与世界既不是统一于抽象的物质,也不是统一于抽象的精神,而是统一于实践,正如科西克所说:“就实践的本质和普遍性而言,它是人的秘密的揭露:人是一种构造存在的存在,是构造从而把握和解释社会—人类是在(即人类的和超人类的实在,总体上的实在)的存在。人的实践不是与理论活动相对立的实际活动,它是人类存在(即构造是在过程)的决定性因素。”[14](p170-171)其次,基于异化理论的当代社会批判。可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确立的“实践”本体论体现了他们对应然性的人之本质及其生存状态的根本看法,即人是一种通过永无休止的实践创造活动而不断向未来敞开的存在。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世界朝着更加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程度同时也不断得到增强。基于这一前提,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当代社会所造成的人的自由创造性性本质的异化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例如南斯拉夫“实践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异化、政治异化以及意识形态异化的揭露和批判,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对人之陷入重复性实践(思维)以及由此丧失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分析,科西克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伪具体总体”以及人沦为单纯的“经济动物”的生存状态的揭露和批判,等等。此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遍认为,在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异化现象,包括商品拜物教、政治异化和国家权力、少数人的创造性活动与绝大多数人机械而低贱的劳动之间的鸿沟,等等,并从理论上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最后,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改造纲领。批判的目的在于超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基于对当代社会的批判提出了许多新的替代方案,例如南斯拉夫“实践派”的“生产者自治”、布达佩斯学派的“激进民主制”、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科拉科夫斯基的作为各种价值之调和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沙夫的“新型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从总体上剖析这些方案的内涵,它们都体现了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这一点无疑直接从科拉科夫斯基和沙夫所提出的方案本身中便可以看出。而对于未来“自治”社会的核心要义,弗兰尼茨基明确指出:“以当代世界最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发达的生产者自治,是这一社会区别于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的真正的、本质的、决定性的特征。它是这样一种新型民主,即只有在此基础上,不是损害他人而是同他人团结的、自由的个体才能发展和丰富起来。”[15](p402)同样,赫勒将“激进民主制”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形式民主的完成”,“其核心是个体自由和平等参与社会决策的权力,即平等的自我决定”。[5](p140)毫无疑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方案与他们的极力彰显人的创造性价值的理论追求是高度一致的,无论是“人道的”抑或“民主”的,都是为了凸显自由的、创造性的和自我创造的实践主体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以上三个方面内在相关,依次递进,共同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逻辑结构。就其理论取向来看,此种重构极力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向度与批判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并在深层次上体现了东欧理论家对“自主”探索新的未来发展道路的理论关切。

“异化理论”的内在根基及其理想主义色彩

虽然后期的思想也体现了某种程度的变化,但却决非是根本性的变化,而毋宁说实现了对早期思想的具体化,即“用具体的经验知识补充哲学,把先验的人本学观点融合到一种具体的、切合实际的理论中去”,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要“从《经济学—哲学手稿》迈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11](p260)科拉科夫斯基同样认为:“设想巴黎手稿包含《资本论》的全部精髓,那当然是完全错误的;然而,这些稿子实际是马克思一生写下去的一本书的初稿,那本书的最后形式就是《资本论》。而且,有正当理由设定,最后形式是以前稿子的发展而不是背离初稿。”[16](p155)从马克思思想演进的历程来看,由于经济学知识的缺乏,青年马克思尚不能在科学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对其展开内在批判,而是选择了一种外在于现实的人本主义路径,即通过预设理想性价值出发,对现实社会的“非人性”进行揭露和批判。正因为如此,当马克思声称要通过“实践”改造现实时,其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强烈的理想性诉求,“实践”未能被注入丰富的历史性的内涵,而是体现为对人在未受“现代性”迫害之前的一种“应然性”状态的价值悬设。正因为如此,当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依托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来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理论本身也必然烙上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首先,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构之本体论基础的“实践”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应然性的“价值”预设,而不是成熟时期马克思视野中的处于特定生产关系中的感性实践活动或生产。例如,南斯拉夫“实践派”普遍认为:“‘实践’(Praxis)则是一个规范概念,它指的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理想活动,这种活动就是目的本身并有其基本的价值过程,同时又是其他一切活动形式的批判标准。”[6](p19)而当科西可指认“实践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因此,它绝不是只决定人类存在的某些方面和某些品格,而是在一切表相中渗透到人类存在的本质”[14](p171)时,同样体现了对人的“本然性”特征的描述。(p923)其次,这种理想主义色彩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上。基于对“实践”概念的人本主义理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遍坚持以对人类未来美好的生活状态的设想为前提,极力强调对人类生存现状的实践批判和超越,从而确立了以“未来”规定“现在”,以“应然”引领“实然”的历史理解路径。正如坎格尔加所说:“在现实的历史的水平上,生活意义的问题只能根据那种尚不存在,但却可能而且应该存在的观点,即根据未来的观点和倾向而提出,这已经包含了对现存事物之改造的需要和动力。”[6](p57)而当赫勒强调“哲学要求世界成为人性的家园”,因此其“必须成为激进运动的哲学”时,同样表明了这一点。而当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将此种激进的哲学批判付诸实践,并由此提出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替代方案时,则必定会因其理想性的色彩而无法付之于有效的行动。对此,衣俊卿教授指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还处于纯粹理性(理论理性)同实践理性的反差之中,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似乎表现为理论上的强者和实践方面的弱者。”[19](p644)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得与失启示我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必须实现“回到马克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有机结合。但是,回到“什么样”的马克思决不能根据我们的“需要”来筛选,而必须在深入而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思想演进过程的基础上,不断挖掘体现其思想真髓的科学理论、观点和方法。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造成“回归”与“发展”、“坚持”与“创新”相互促进的生动的理论发展局面。

建构主义哲学范文篇3

[关键词]哲学;建构主义;国际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始突破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朝多元化、跨学科、交叉性的方向发展。冷战结束后，这种多元竞争的局面更加活跃。这一时期兴起和逐步完善的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突出代表的国际政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成长为势头强劲的理论学派。它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一起，成为了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且渐有后来居上之势。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探讨的主题，考察问题的角度、方法和思路都与哲学有着紧密的关联，或者说有着鲜明的哲学特征。

一、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

建构主义原本并不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学领域，曾经出现在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论述心理发生发展及认识形成的著作《发生认识论原理》当中。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被用来说明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两个基本过程，逐步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发展自身的认识结构。这一心理学基础应用于教育学中，即演化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学生、教材(知识)、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1](P58-60)

对建构主义使用最广泛、最深刻的是社会学领域，建构主义被人们公认为社会学领域内的概念或方法。这也是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建构主义被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原因。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方法论，即从社会化、规范化的宏观整体出发，研究社会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个体及其观念、身份和行为实践。

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等找到其深厚的社会学渊源。[2](P1)然而，作为一种足以挑战国际关系主流理性主义学派的全新理论，建构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实它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建立与之相联系的深厚哲学基础。

哲学是什么?形而上地说，“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形而下地说，哲学是人们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方法，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源于人类好奇的本能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题是人。[3](P4)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是全面提出和阐述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4](P3)温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建构问题，同时建构了他“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一是基础性层面，即第二层面问题，涉及有什么内容以及我们怎样解释和理解建构主义”。[4](P5)建构主义在其理论部分的中心词语是:社会结构，施动者，共有观念，建构。即认为:国际社会的结构是由国际体系的施动者通过其共有观念来建构的社会性结构，而非纯粹的物质性结构;即使是行为体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观念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性结构来建构的。这是国际关系几大要素的基本关系问题。

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建构主义承认社会结构和行为者身份是一种存在，观念属于思维范畴，但是这一存在并不是先验的、绝对的存在，而是物质因素和思维共同建构的存在。它们的联系就在于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时建构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受思维影响的存在。因为世界毕竟只是人们所认知的世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其实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几分钟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阳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理性主义所讨论的世界具有客观性，并且可以认识，但是这种客观性只有在认识的主体间才能得到体现。因为认识客观世界必须在认知实践中才能实现。[5](P30)

建构主义试图以整体主义和观念主义的方法，诠释国际政治的体系和个体及其相互作用，对观念的建构作用、社会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作用的阐发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痕迹。它所宣称的“探求国际政治环境从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过渡”，追寻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友谊的目标取向，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建构主义类似哲学的价值追求。

二、建构主义与人、社会、观念

在国际关系的动力和构成问题上，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施动者“国家”实际上是无法看到的，国家行动依赖于个人活动，个人的共有知识再造了国家作为团体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国家也是人”[4](P272-278)。实际上，相对于理性主义把国家设定为“理性经济人”的那种人格化来说，建构主义更加深刻地分析了个体主义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动者(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构了国家的共同观念，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它甚至把国家比拟为人，但它是一个有观念和主观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符号。从这一点来说，建构主义可以称得上是人本主义。

而人恰恰是哲学的主题。哲学探讨人的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毁灭、精神与价值以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主义从具有主观观念和主体认识功能的“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考察国际关系，实质上是在阐述关于人、人的观念、人与社会(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的)相互关系的建构主义主张。

建构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存在，而社会的人及其观念共同建构国家，从而建构整个世界。建构主义从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义以及国际关系的实质: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人与人的关系，从特征上看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是人以及人们的共有观念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由此，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凭空的，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观念与价值的“冰冷的机器”，而是能够体现人的主体性、社会实践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治现象。它跟国内政治一样，是公民的意愿与选择的多元化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发掘人，人的观念和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把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它拉近了个人与国际关系的距离，使国际关系变得人性化，使国际关系不再是实质上只作为概念存在的“国家”之间的事，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4](P31)这不能不说是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三、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所谓世界观，通常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价值观则反映人们的需要、取舍、倾向和意愿。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注重价值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反映哲学的特性。

建构主义的世界观是明确的。它认为，“世界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特定事实，但是它不是先验的、自在的。它是世界体系的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因而也是可变的。这在哲学上就是说，世界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人对世界来说不是无为的。这样，建构主义既肯定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实在性，肯定了新现实主义关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又修正了这两者的观点，把这两种理论避而不谈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深入研究，进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义观点:“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4](P1)。与此同时，建构主义用辩证主义哲学的方法，把新现实主义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单位层次因素对体系的建构作用，作为建构主义所要解决的另一个中心问题。而它的答案就是:“结构引导角色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它们的利益和认同甚至角色自身。”[6](P380)简言之，这个国际关系的世界，实质上是体系和施动者(包括共有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问题。

与此相应的，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问题上，建构主义坚决摒弃了科学行为主义的所谓价值中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观问题，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义”。它认为，既然国际体系的施动者国家是个体人共有观念的集合，世界体系是由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体系也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与友谊是正常的个人的需要，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国际社会可以坚决地抛弃“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从竞争对手式的当代洛克文化状态走向相互友爱的康德文化，从而确保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向前的、进步的、乐观的，从而国际关系也将向着和解与和平的方向发展。它断然拒绝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自私本能导致国际关系悲剧循环的理论，在肯定由于国家的选择和实践的消极和失误有导致国际社会“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4](P42)的可能性的同时，展望了国际社会的光明前途，并对有实力的大国以及它们的选择和努力寄予厚望。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社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论殊途同归。四、建构主义的方法论

建构主义成型于旧的国际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国际关系大变革时代，实践的需要呼唤理论的创新，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但是，理性主义方法统治国际关系理论界已有多年，建构主义如何引导人们摆脱绝对理性主义的束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呢?

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整体主义，它从国际体系结构的总体出发，强调体系对国家的建构作用，特别是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首先，它引导人们怀疑理性主义关于行为体身份不变的假定前提，通过两个相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和观念，[4](P40)轻而易举地对理性主义理论的这一固有缺陷进行证伪。国家间关系是变化的，国家之间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义理论派别对此根本无从反驳。然后，进一步归纳得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因果性解释基础上的理论假定———国际关系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现实，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加以证实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历史事件是不可逆转、不可还原的，它只能由我们，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带着各自特有的知识、经验、价值和道德观念去认知。进一步说，完全客观的现象即使存在，对于人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理论研究者诠释的所有事件都是人们主观认知的现象，它不能脱离物质因素的作用，但观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而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结构、施动者和共有观念的互相建构。建构主义用普通的哲学逻辑方法，向人展示了一个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追问，建构主义最初是何以发现和断言国际关系的这种建构主义特征的?因为观念建构体系，体系与施动者互构本身也是不能由科学加以证实的，恐怕这只能归功于建构主义的最初创立者们所谓“智的直觉”了。

五、结语

从哲学视角考察和分析建构主义，无疑会让对这种理论更加充满期待。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是辩证的，它重视理念的作用，又不否定物质;它是实践的，它把国际关系中问题的最终解决出路放在国家的实践上;在分析体系结构和国家时，它实际上是真正承认现实的理性主张，却又对国际社会达到互相友爱的康德文化状态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它把国家比拟为人，从人本、人性来考察国际关系的真实属性。温特“温和建构主义”的本意是要在传统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4](P2)，却开辟了一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全新领域。

[参考文献]

[1]何克抗建构主义革新传统教学的理论基础[J]中学语文教学，2002(8)

[2]郭树勇，叶凡美试论建构主义国关理论及其社会学渊源[J]国际观察，2002(1)

[3]胡军哲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美]温特国际政治社会理论[M]秦亚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