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科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范文

关键词学派；培育；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219（2012）01-0025-04

在1992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公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中明确规定，“有关科学家群体的出现”和“学术团体的建立并开展有效活动”为学科建设的两项国家标准，意味着学科构成的必备元素之一就包括学科研究的共同体，即学派[1]。学派是在同一学科中，因为持有共同的学术见解、学术风格、学术利益而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学科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正是不同学派之间基于不同学说、不同观点的竞争、融合和更替的过程。学派形成既是一门学科理论研究不断创新的必要条件，也是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停滞之后，开始踏上了艰难的重建之路。随着学科的重建、发展、转型与成熟，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使命更为重大，研究视野更为开阔，研究范式更趋复杂，研究理论更趋创新，仅依靠个体研究者的“单打独斗”显然无法适应新的学科学术研究要求，迫切需要形成众多学派，汇聚集体智慧，攻关，从不同角度为学科建设积淀深厚的理论基础。职业技术教育学学派的创生、发展和丰富，有利于建构起一个“兼容百家”、“学术争鸣”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学科生态环境，从整体上推进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的繁荣兴旺。

一、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学科情结

学科是研究领域制度化与建制化的结果，学科能够界定出自身的研究边界并规定本学科研究者的学术规范[2]。学科是学说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学科成熟具有四个标志：特有的研究对象、特有的研究范式、特有的理论体系、特有的研究主体。学科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研究主体努力作为的结果，包括确立并遵循特有的研究范式，对特有研究对象进行探索、分析、归纳，提炼出特有的概念、范畴，建构起特有的理论体系。学科形成后，原有的学科内容、理论和方法等又不断面临着更新，甚至新兴学科会从中出现，学科发展逐渐趋于成熟。由此可见，学科发展除了受外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推动外，同样离不开研究主体的创造性活动。研究主体既包括单个的研究工作者，还常包括汇聚成群的学术派别，特别是在学科发展的关键时期以及在探索性大、理论性强的学科领域，学派出现的身影鲜明而频繁。学派拥有自建的研究范式，通过集体的智慧合作，推动学科知识的创新和积累。学派与学科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学派是学科发展的动力，是原有学科进步的源泉，又是新兴学科萌生的土壤。

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有着浓郁的学科情结，学科发展可以追溯到近百年前的20世纪初。1916年，中国的第一个省级职业技术教育学术研究团体“江苏省教育会附设职业教育研究会”成立，1917年又成立了全国性的职业技术教育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随后中国第一本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期刊《教育与职业》创刊。这一时期，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建设在充分借鉴西方职业技术教育学基础上肇始起步，在学科的外在建制和内在理论体系建构方面都做出了积极探索，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涌现出一批先驱人物，包括黄炎培、张骞、郑观应、陶行知、陆费逵、蒋梦麟、庄泽宣等。

改革开放以后，职业技术教育学在学科外在建制上取得了根本性突破，即在1983年，“职业技术教育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列入学科（专业）目录，从而获得行政上的合法性，标志着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正式形成。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形成后，在话语体系、研究范式、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等诸多领域还与成熟学科的标准存在较大差距，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科发展的依附性还比较明显，职业技术教育学作为教育学一级学科属下的二级学科，其学科地位已毋庸置疑，但其学科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却不是十分凸显，学科发展的主体意识还没有充分觉醒，在理论概念、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母体“教育学”或其他学科的移植和借鉴痕迹还比较浓重，此外还有对西方职业技术教育学的依附性，中国本土性的“职业技术教育化”改造程度和改造水平尚不尽人意；二是学科发展的基础还比较薄弱，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的外在建制已近乎完备，但其理论知识基础还未夯实，核心概念界定尚不清晰，理论体系随意性较大，在“教/学什么”、“怎么教/学”及“谁来教/学”等基本问题上还不能明确做出不同于其他二级学科的回答；三是学科发展的专业化程度还不高，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走的是实践总结和理论借鉴的道路，学科形成时间较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并受制于职业技术教育实践水平和相关学科发展水平，其研究人员或是来自实践一线的行政领导者和教育管理者，虽然具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理论知识不足，缺乏专业背景和学术规范训练；或是近年来新加入的年轻研究人员，虽然都具有较高的学历条件和较为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但缺乏实践经验，很难产生对职业技术教育实践起指导作用的研究成果。当前，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要解决上述学科发展困境，有必要加强学派培育，以此增强学科发展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通过学派丰富多样的学术研究活动来主动构建和创新学科的方法论体系和理论体系，通过学派等学科研究主体的不断成熟来推动整个学科发展的不断成熟。

二、学派促进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功能

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一直被划归为意识形态领域，处于泛政治化发展状态，导致中国教育长期是“有学无派”，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关于学派问题的探讨才逐渐有所松动。因此，在整个教育研究领域内学派创建还是一个新生问题。职业技术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其学科发展正处在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渡阶段，与一级学科和其他如高等教育学等发展较为成熟的二级学科相比，其学派形成的条件还非常欠缺。综观哲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心理学、物理学等学科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这些学科在学术上的繁荣就是学派纷呈、激烈竞争的果实，许多伟大的学术思想也是在学派的争鸣与摩擦中产生的。因此，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发展不能忽视学派建设，必须自始至终大力培植和弘扬学派意识，保持整个学科领域对形成学派的不竭追求动力，尽可能地发挥学派对学科发展的促进功能。

（一）学派的整合功能

随着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迅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所涉及的领域日益庞杂，迫切要求研究模式由依赖个体能力转向强调个体突破与凝聚群体效应相结合。在新形势下，要实现职业技术教育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学科学术力量的有效整合显得尤为关键。学派是由一群学术见解一致，向心力强的学者组成的团体，他们在某一两个核心人物带领下，共襄旨趣，通过智力的高度合作，集体开展富有创造性的学科研究。学派实质上就是一个学术力量整合的平台，它以组织的形式把一群富有创新精神且研究能力强的学者联合在一起，提供相对固定的研究活动场所，配备良好的科研条件，学派成员由于具有共同的研究目标、学术兴趣和理论观点，能够进行更有效的沟通，从而迸发出更多的智慧火花。

（二）学派的批判功能

学派对外具有排他性，各学派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他们通过互相批判来引发学术争鸣。一般来说，理论创新正是在有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深刻之见的学术竞争中，在不断地证伪、纠错与改进中推进的。因此，批判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在客观上形成一个学科理论的“生存竞争”环境，加速了学科演化的进程，即不同学派之间的批判性活动成为新的学科理论从潜在到显现、从孕育到诞生的推动力[3]。学派以整体的形式，批判力量显得尤为强大，有意识、有能力、有信心不断向学科学术权威发起挑战，加快学科理论体系创新的步伐。

（三）学派的规范功能

学派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为保障组织的向内整体性和对外竞争性，学派内部存在着很多有形或无形的规则，目的是强化自律，反对无序研究，反对学术争鸣利益化，反对学术失范，树立整个学派的良好学术形象。此外，学派使得学科研究由单一的个体行为转变成具有高度组织性的集体行为，也使得不同学术见解之间由个体分歧转变为集体分歧。分歧主体的扩大同样需要各学派严格自律，不搞宗派性质的恶性竞争，在追求真理基础上共同维护学科发展利益，从而有力地保障整个学科研究的规范有序。

（四）学派的激励功能

学派内部一般都建有对其成员学术成果的认可和奖励机制，这对年轻的学术工作者和那些执着于理论创新的学术工作者都是莫大的激励。学派能够为成员（特别是年轻成员）争取并分配学术资源，创造良好的学术工作条件甚至生活条件，以提高其生存发展质量。理论创新是一项艰巨、抽象的工作，需要研究者投入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学派成员之间的互帮互促能够让每一个成员在“友爱”的环境中及时得到鼓励，不断增添前进的信心和动力。特别是学派中的领袖能够利用其个人的组织才能、人格魅力、学术品质，使学派内部始终保持积极向上、活力四溢的组织氛围。

（五）学派的主体功能

一般认为，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学科外在建制已经完成，但在学科的内在建制部分，即学科理论体系建构上还存在较大欠缺，具体包括学科研究对象（方法）的建构、学科内涵（研究范式）的确立和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三个方面[4]。所以，学科性质和学科归属问题仍然是职业技术教育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学科“合法性危机”也时常被提及，这说明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学科地位还不明确，学科还缺乏主体性、独立性。学派是“自主意识”、“自我意识”非常强烈的学术共同体，通过其独立的、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可以推动整个学科主体意识的觉醒，最终摆脱依附性发展状态，获得自己的话语域和话语权，形成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学术根基和思想领地，以及自己的学科概念、知识、问题、理论和方法，具备独特的个性品质、学术风格和精神境界。

（六）学派的传承功能

从组织功能角度上看，学派不单纯是学术研究团体，而且有培养和传承功能，即成员之间在学术发展上具有师承关系。在学派中，队伍成员学习知识、培养技能，在大师们的指导下尽早进入学科发展的前沿而避免多走弯路。在这些学科大师的指导和推举下，年轻学者很容易被学科乃至社会所承认和熟知，迅速从默默无闻成长为学科带头人，一跃而站到学科发展的最前沿[5]。由此可见，学派是培养学科带头人和队伍成员的重要阵地。

三、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学派的培育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学派构建尚处于最初级阶段，甚至可以说尚处于学派意识培育阶段。目前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做好因素分析和标准设置这两方面的基础性工作。

首先是因素分析，即对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发展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梳理，找出影响学派形成的各种内外因素，主要包括：一是政治因素，教育对政治的依附程度直接决定其在社会科学层面上的独立性，泛政治化往往意味着科学精神的丧失，而没有科学就没有理性和多样化，也没有比较和差异，学派就没有形成的社会土壤；二是文化因素，学派需要宽容的社会环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门第之争”、“文人相轻”，看似有竞争，其实是“窝里斗”，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内敛”，缺乏自我表现意识和创新意识，这些都制约着学派的形成；三是制度因素，宽松民主、平等自由的学术环境需要开放、民主的学术制度予以支撑，同时学术争鸣也需要学术制度予以规范；四是学科因素，学派的形成一般发生在学科相对成熟的阶段，具有相对独立的学科理论体系，既不会被国外职业技术教育思想所迷乱，又有能力根据国内职业技术教育实际情况开展多角度、多层面的理论思考。

其次是加强对学派形成标准的研究，并以此作为职业技术教育学改革发展的参照。参考现代自然科学领域学派的形成标准，包括8个方面：有特有的思想体系或学术传统；有共同的研究纲领或研究方法；有德才兼备、有威望的学术领袖；有学术民主和思想碰撞的机制；有激励进取和集体协作的机制；有畅通的成员补充渠道；有时代性的研究基地；有比较充足的经费支持[6]。上述标准所涵盖的要素也是哲学和人文社会学科学派界定的重要参照。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建设可以比照这些标准，分阶段、分步骤地培育学科学派。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管标准内涵是什么，首要一点是必须具备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特色。学派的形成是一个身份认同逐步建立的过程，它既需要自认，也需要他认。自认过程主要是组织起独立的学术共同体，确立共同的学术主张和研究范式，确定基本统一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设计和使用一致的基本话语。自认环节的完成还不是学派形成的决定性标志，更重要的是获得他认，而他认则意味着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色。就职业技术教育学来说，他认的获得应该注意两个方面：其一，学科建设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理性处理好借鉴与拿来的关系，防止出现“懂外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因为懂而唯洋是从，不懂外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因为不懂而更唯洋是从”；其二，大力开展符合职业技术教育规律，凸显职业技术教育特点的理论研究，建立起明显区分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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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onSchoolFosteringandtheSubjectDevelopmentofVocationalandTechnicalEducationinChina

WUJie

(GuangdongVocationalCollegeofPolytechnic，GuangzhouGuangdong510091,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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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研究方法与路径

〔中图分类号〕D6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37-05

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对此展开了多学科、多视角、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李恒瑞教授主编，李恒瑞、方真、温宪元、杨竞业合作撰写的《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论纲》（2006年4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论纲》），便是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论纲》既深化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和理解，也为科学发展观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方法与路径的启迪。

一、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于一体

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是一种观点方法、致思倾向，又是一种发展理路、价值坐标，有其独特的基本内涵、体系结构与实践要求。只有明确与科学发展观相关的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才能真正发挥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论纲》对于科学发展观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科学发展观内涵体系的独特概括。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体系，学术界有不同的概括。如有学者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包括如下五个方面：民本发展，这是发展的根本要求；全面发展，这是发展的多元内容；协调发展，这是发展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这是发展的重要体现；统筹发展，这是发展的战略指导。还有学者认为，科学发展观主要解决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对“什么是发展”作出了科学回答；对“为什么要发展”作出了科学分析；对“怎样才能发展”作出了科学探索；对“怎样评价发展”作出了科学判断。[1]《论纲》在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体系作出了新的概括。作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坚持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和谐；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是善于统筹兼顾，提高执政党和政府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能力。《论纲》还进一步提出，科学发展观已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并将其丰富的思想内容简约表述为三个层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目的）、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创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生态条件）；提高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能力和本领（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手段）。[2](P8-12)这一概括，既抓住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实质，也便于读者理解和掌握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体系结构。

科学发展观理论来源的合理揭示。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凭空产生，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也是如此。《论纲》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进行了系统探索，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之源。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发展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其丰富内容和思想体系都是围绕发展问题而展开的。马克思主义从物质世界的发展、人类历史的发展及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三个层次，从发展动力、发展力量、发展道路、发展目标等各个方面，全面阐述了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则构成了关于发展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2]（P58）这种认识，既从发展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新的解读，也合理说明了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渊源。同时，作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理论上和观念上的一系列突破和创新，对“什么是发展，怎么样发展”的问题进行了综合性、整体性的思考与探索，对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发展主体的认识都有深化和拓展，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因此，《论纲》在说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时，既申明了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关系，也考察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过程、现实基础。如此立论，则合理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实践基础。

科学发展观历史意义的恰当定位。如何评价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与实践价值，是科学发展观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论纲》将科学发展观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对其地位与价值作出了科学评价。作者认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新起点，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当代新形态，是指导中国又快、又好地发展的世界观、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执政治国的新理念。[2](P2-15)这种评价和定位，既凸现了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又从总体上说明了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不是书斋中的理论，而是一种指导现实、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的理论。因此，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基础理论的探讨，而必须研究其指导现实应当具备的一些条件和对现实发展的具体指导意义，《论纲》用了不少篇幅来论述这方面的问题。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相关条件的揭示。《论纲》指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迫切要求建立健全发展的评价机制和评价指标体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这一评价指标体系应具备四个方面的特征与效用，即必须能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增长度”、“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2](P154)针对当前我国社会评价活动的现状，作者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和应注意的问题，并具体分析了GDP指标在衡量社会发展中的局限性。作者认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进行科学的政绩评价，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重点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即科学确定评价主体（解决由谁来评价的问题）、科学设置评价内容（解决评价什么的问题）、采取科学的评价方法（解决怎么评价的问题）、制定科学有效运用考评结果的刚性规则（解决考评结果如何有效运用的问题）。[2](P88-190)《论纲》还指出，创新精神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大力弘扬创新精神，重点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要求，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条件。《论纲》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相关条件的论述，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应用对策的研究。

科学发展观具体指导意义的诠释。《论纲》属于“科学发展观与广东现代化建设丛书”之一种，因而结合广东实际，具体论述了科学发展观对于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指导意义。作者认为，2003年春同志考察广东时明确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并概括了这种新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原型”。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而广东向科学发展转轨过程中面临种种问题和挑战，如工业化面临环境与资源的双重约束，城乡、地区差距严重制约全面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能力有待提升，因而迫切需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论纲》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广东要走在全国前列，并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比如，正确处理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着重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正确处理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广东建设；正确处理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的关系，着力促进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正确处理外源型经济与内源型经济的关系，着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人的发展与环境生态的关系，着力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和谐广东。[2](P258-261)这些论述，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运用，对于其他地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有一定启发和借鉴意义。

总之，《论纲》既有对科学发展观的基础理论研究，也有对科学发展观的应用对策研究，是“学”与“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的有机统一，这是全书的特点之一。

二、融多学科审视与多视野解读于一炉

发展问题本身是一个交叉性、综合性课题，“单科独进”难以透彻说明和真正解决发展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科交叉、学科融合，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正如华勒斯坦等人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所言：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边界正日益变得模糊。[3](P123)要深化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应当借鉴多学科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正因为如此，《论纲》借鉴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成果，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多学科、多视野的透视。

哲学审视。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的理论基础或理论前提，只要人们理性地提出和思考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某种哲学作为自己的基础、前提，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工具。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也是如此。《论纲》对科学发展观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审视，提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崇高的价值观，是世界观与价值观的统一，社会认识论和社会价值论的统一，合规律性要求与合目的性要求的统一。[2](P12)这是从哲学视野对科学发展观基本特点的把握，是对科学发展观哲学意蕴的揭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理念，《论纲》设专章对此进行了论述，认为“以人为本”既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本质规定，也反映了当今时代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现实要求；“以人为本”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综合，与“以人民为本”具有统一性；“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整体结构的核心，决定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特征，是指导中国发展的世界观和价值观。[2](P79-99)这些观点，也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审视。

经济学审视。最先关注发展问题的是经济学，《论纲》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诠释，也融入了经济学的视野。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推动了社会主义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制的创新；要深化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和体制，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其中关键是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把市场经济的运行引向“以人为本”的轨道，使之为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目的服务。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寻找新型的工业化、现代化之路，即把传统工业化过程与现代信息化过程直接结合起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2](P108-109)这些观点，是从经济学的视野对科学发展观所作的初步解读。

政治学审视。在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之中，实际上蕴含着政治的考虑。《论纲》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执政治国的新理念，从“什么是发展，怎么样发展”的高度，进一步深化了对新时期党的执政宗旨、执政目的、执政任务的认识，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对执政能力、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提出了新论断，形成了新理念。作者提出，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行为的价值规范，从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上对党的执政目的、执政宗旨作出了新概括，生动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人为本的执政新理念；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执政行为的制度规范，为党的领导体制、执政体制、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建设，规定了基本的方向和原则。[2](P225、231)这些是从政治学视野对科学发展观所作的审视，既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内涵，也阐明了科学发展观对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所在。

社会学审视。追求和谐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有赖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论纲》阐述了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体现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也要求社会的和谐发展；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和重要特征。[2](P141)作者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着重点，是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比如，调整社会政策，把管理的重心转向社会管理；在促进经济、政治发展的基础上，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公正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促进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整体和谐与协调。[2](P144-149)因此，作者在研究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也融入了社会学的视野和方法。

应当说，《论纲》融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于一炉，对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全方位、多视野的解读，这是全书的特点之二。

三、民族立场与世界眼光的有机结合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的一种选择，又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既具中国特色，也有一定的普世意义。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首先应立足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的背景来分析，融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说明，以充分展示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

《论纲》在研究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合理揭示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现实基础、中国渊源。作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中国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作者看来，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结构性危机”，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生态性的危机，人口、资源、环境的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构性危机；二是社会性的危机，社会不公凸显，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和谐因素增长，社会利益的冲突与协调问题突出。[2](P34)这种“新结构性危机”的克服，有赖于经济结构、社会管理结构、生态资源结构的调整，有赖于制度、体制的改革与创新。这实际上说明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现实基础。作者在论述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理论来源时，也注意梳理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观演进的历史轨迹，说明科学发展观同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本土渊源。同时，如前所述，《论纲》在对科学发展观进行评价时，也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分析，认定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新起点、新阶段的重要标志。这些观点和论述，都是作者民族立场的一种表达。

当代中国是世界的中国，科学发展观也是总结世界发展经验、借鉴他方发展思想、发展理念的结果。因此，研究科学发展观应有世界眼光、国际视野，将其置于世界背景下来分析，并充分揭示其对于世界文明发展、人类社会进步的意义。《论纲》在研究科学发展观时，能置于世界发展观演变的宏观背景下来思考，从世界发展总趋势的客观要求来说明。作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人类的发展进程出现了“普世性危机”，全球范围内兴起了思考、争论发展问题的热潮，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逐步形成了“普世性认同”、“普世性自觉”和“普世”。书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发展理论、发展观的演变分五个阶段进行了说明，即20世纪40-60年代末期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时期、1969-1973年倡导“增长极限论”时期、20世纪70-80年代注重社会整体综合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强调人与环境协调发展时期、1995年以来倡导“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时期。[2](P24-27)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概括了世界范围内发展问题研究深化和人类发展观演进的主要特点，即从局部地域的研究扩展为普世性的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共时性研究；从发展问题向发展观提升，从“感性”层面向“理性”层面飞跃；从单纯经济学的研究向跨学科、多学科综合研究转变；发展理论研究的重点从“世界观”层面向“价值观”层面深化，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演进；理性思考、理论演进与实践纲领、实践行为同步。[2](P28-30)这种过程的梳理、史实的呈现和特点的概括，实际上说明了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世界背景、国际视野，反映了作者的世界眼光。同时，作者在论述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时，还注意到了时代特征的作用和影响，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和平与发展新时代对中国的呼唤，是时代的产物。

《论纲》强调，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发展与全人类发展的统一，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统一。这种评价和定位，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普世意义，既体现了作者的民族立场，也反映了作者的世界眼光。

可见，《论纲》作者在研究科学发展观时，既抱持民族立场，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嵌入国际眼光，具有宽广的视野。民族立场与世界眼光的结合，是《论纲》的特点之三。

四、深化科学发展观研究的再思考

科学发展观的研究，远非《论纲》能够解决或完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发展没有止境，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也就没有止境。深化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仍是今后理论界、学术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1．深化科学发展观的基础理论研究。就目前学术界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而言，带有宣传性、阐释性的研究较多，真正学术性的基础理论研究仍比较薄弱，如何强化这方面的研究，是理论工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一些已经论及的问题有待深入，一些没有论及的问题则有待拓展。如科学发展观为什么能够成为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待进一步说明；科学发展观的体系结构、内在逻辑究竟怎样，有待进一步揭示；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定位、国际反映如何，需要进一步阐释；科学发展观社会化方式、途径的选择，不利于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的观念、体制如何消解，都需要再思考、再回答。任何现实问题都有其历史发展，任何理论问题都有其历史渊源。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应进一步总结历史上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梳理历史上发展思想演进的脉络。

2．细化科学发展观的实践研究。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与诸多因素相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要求、支撑系统、保障机制是什么，需要进一步研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其中，政府责任、社会责任、企业责任、个人责任等分别是什么，有待进一步明确；科学发展观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建设的指导作用分别是什么，需要进一步厘定。同时，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也需要及时总结和升华。

3．在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无疑具有理论宣传的意义和价值，否认这一点是不现实的。但是，学术界对科学发展观的探讨首先应当是一种学术研究，不能把它简单等同于理论宣传。要深化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必须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的关系，逐渐强化科学发展观研究的学术品格，增加科学发展观研究的学术含量。为此，要依据学术研究的规范和要求，遵循学术研究的理路，来展开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只有这样，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才能真正走向深入。

《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论纲》问世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出版之前，可资参考和借鉴的成果相对较少，其对于科学发展观所作的多视野探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鲜明的现实意义。尽管存在部分章节论述不够充分、部分内容分析不够具体等问题，但无损于其学术价值和学术品位。

[参考文献]

［1］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科学发展观：中国新战略――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学术界关于科学发展观研究综述[J]．企业党建.2005，(5).

行为科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范文篇3

一、回顾成教发展历程，把握学科发展新脉络

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3]。认识历史，是认识人类自身以及人类所拥有的全部主客观条件的重要途径。认识成人教育学学科的发展史，梳理成人教育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在成人教育学研究的源流中找出其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启迪认知、智慧和道德，促使成人教育学学科在成人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萌生、起步和发展，从而推动学科不断走向成熟。基于此，该书在开篇第一章对成人教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从国内国外两个角度阐述了成人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作者将国外成人教育学的发展大致分为孕育和起步阶段（20世纪20年代以前）、形成阶段（20世纪20—60年代）、发展和成熟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而我国成人教育学研究真正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分为创建前的孕育阶段（20世纪初—1949年）、创建前的准备阶段（1949—1985）、初创形成阶段（1986—2001）和走向成熟阶段（2002年至今）。行文中客观详细地梳理了每个时期成人教育学的发展特点以及那些为成人教育学研究发展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实践为成人教育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积累了经验，也为后文分析成人教育学的发展趋势奠定了基础。纵览这清晰的成人教育学发展史，我们看到了一个学科从萌芽到形成再到发展，从散见的个人思想到成人教育学总体框架的构筑再到分支学科的发展壮大，成人教育学学科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二、剖析多科理论基础，梳理学科研究新思想

成人教育学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系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研究成人教育学，建立成人教育学学科体系，离不开哲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思想作为理论支撑，需要从中分析现代成人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内联性，归纳现代成人教育学的相关理论问题。基于此，该书第二章到第六章分别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才学等学科角度阐释了成人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其深刻的见解有助于启发研究者全面而辩证地看待成人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尤其在阐述成人教育学的哲学基础、社会学基础和人才学基础的几个章节中，有些观点颇具启发和独到之处。譬如，在论述成人教育的质量观”中，顺理成章地提出成人教育的目标理应是教育目标达成度、个体发展促进度和社会需要适应度三者的全面、辩证的统一”[4]，这一观点恰到好处地澄清和厘定了成人教育的质量标准就是适应和适合，这才是成人教育的终极价值体现。又如，作者用较多的笔墨从社会变迁理论角度分析了经济变迁、政治变迁以及文化变迁对成人教育的具体影响，得出成人教育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起着除旧布新、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肯定了成人教育与社会的联系较普通教育而言更加直接和密切。更重要的是，成人教育的主体是成人”，其最终目的也是提高成人的整体素质，所以，人才学基本理论在现代成人教育学研究中的作用更加关键。该章节最具吸引力之处莫过于用案例的形式生动透彻地表现人才开发系统原理”在成人教育培训中的运用。作者以清晰的流程图模式分解了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的工程公司中一条主线、双重考核、三个层次、四次分流”的专门人才成长和开发模式。理论与案例分析有机糅合，脱离了传统说教式的理论阐述，勾勒出更具多元化的关系形态和实用化的方法模式。该书第二章到第六章全面系统地剖析了现代成人教育学的多学科理论基础，透过学科的外在表象找出其内在的关联，从学科的表层结构渗透到深层结构，联通学科间的界限，形成多学科整合的新观念与新思想，为成人教育学研究者提供了研究思路，拓宽了研究视角，同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为成人教育的实践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着眼成人终生发展，凸显学科理论新价值

教育目的指向人的全面发展”，所以以人为本不仅是一种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也是成人教育实践关注的重要价值理念。研究成人教育，应当以成人的成长和发展”为主线，关注成人的终生发展。基于此，该书第七章至第十章就人的成长发展及其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具体展开论述。著作的这一部分彰显了作者丰富的学术背景以及深厚的知识积淀，从多元视角梳理了人的成长和发展分期，进而依据成人教育界的划分标准具体阐明成年期各个阶段的教育原理及设计，包括成年早期（18—35岁）、成年中期（35—60岁）和成年晚期（60岁以后）的身心发展特点，以此为依据剖析教育的意义与设计，并就女性教育的差异性等基本问题做了探索。在这一部分的论述中，突出了三点特色之处。其一，着眼于人一生的成长、发展动态过程。运动是事物的本质属性。作为社会化主体的成人，也在持续不断地变化发展、持续不断地社会化。作者就各个年龄阶段的成人身心发展的共性特点，就教育目标、教育重点、教育内容、教育策略进行具体的教育设计，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其二，用数据图表增强论证力。譬如，在成年中期教育的身心基础和依据”这一节，作者采用高智能者与低智能者的学习能力和年龄曲线”等图表形象地展示了成年中期学习者能力处于平稳高原期的认知特点，更加直观和清晰，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其三，因性施教”的观点令人深思。因材施教”为教育教学所极力提倡，因性施教”也至关重要。作者根据女性自身的身心特点，提出了女性教育差异性的针对性建议。这一观点对成人教育实践工作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能够培养女性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保证按需施教。总之，着眼成人终生发展进行成人教育学研究，有助于建立更加合乎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现代成人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

四、依托教育社会学理念，探讨学科类型新视角

学科体系的科学性层次结构理应是一个多层次的、纵横交错、交叉联系、多样统一的系统。而且E.拉兹洛在《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中着重强调了把研究对象看作集成整体对待。因此，对于成人教育学的研究，作者也没有单单从人的成长、发展”纵向研究视角进行分析，而是运用系统性的观点对其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以期更加全面和丰富。该书第十一到第十三章重墨描绘了学校形态、组织形态和社会形态的成人教育，而且破旧立新，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对成人教育类型作了新的划分，尝试建立更具适切性和特色性的成人教育学学科类型。在这一部分，作者就学校形态、组织形态和社会形态的成人教育具体阐释了其内涵和分类、共同特征和类型差异、发展趋势等基本问题。在该部分的论述中，作者紧紧结合当前的时代背景和成功的实践案例描绘成人教育形态分类。首先，成人教育的办学形式多样，而且纷繁复杂，甚至还有交叉，作者通过分类概述对比其办学职能、办学载体和学历层次等特点，对我们重新梳理和理解成人教育的组织形态有很大的启发，而且对成人教育学专业初学者明晰相关概念有很大的帮助。其次，每一种形态的成人教育都有丰富的内涵和存在形式，通过引入和借鉴成功的实践案例，有利于释放成人教育的功能活力。例如，美国的社区学院模式”、北欧民众学校模式、学习型组织的创建和发展等，以实践提升理论，以理论总结经验，达到实践与理论的结合。通过具体的案例实践了解成人教育在社会中所产生的作用及影响，获得其在推动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使命，推动成人教育事业向前发展。最后，该部分紧密结合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背景，科技创新为成人教育实践的现代化提供了可能，成人教育实践与理论工作也深深地打上了知识经济时代的烙印。总之，该部分不再模仿和移植普通教育学科的学科结构体系，体现了成人教育学的学科特色，而且以成人教育自身的范畴为研究对象，探讨新的教育类型，达到了现代成人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内在线索的统一与协调。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叶忠海教授及其团队以严谨治学的态度对现代成人教育学理论研究潜心钻研，为我国成人教育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代成人教育学原理》一书，代表了我国当前成人教育学相关理论研究的先进水平，也是论述现代成人教育学专业理论的基础之作。在终身学习理念、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背景下，该书实现了方向性、科学性、创新性、实践性和前瞻性的统筹兼顾。该书冲破了原有传统学科理论的樊篱，尝试对成人教育学的框架结构和基本内容进行变革创新。虽然只是从宏观上把握成人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但是足以填补和深化成人教育学科理论研究的不足，对成人教育的实践发展以及现代成人教育学科理论研究具有奠基和引领作用。该书可以作为成人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的基础教材和成人教育理论研究及实践工作者的重要参考资料。叶忠海主编.《现代成人教育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作者：王晨倩单位：曲阜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徐莉,王默,程换弟.全球教育向终身学习迈进的新里程——教育2030行动框架”目标译解[J].开放教育研究,2015(06):16-25.

[2]侯龙真.论成人教育管理之道,促成人教育提质增效——《现代成人教育管理》书评[J].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学报,2015(04):7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