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智体美自我总结范例(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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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智体美自我总结范文
智库本质上是为特定主体提供决策咨询与智力支持的组织和个体的集合体。根据《全球智库报告》的统计,2010年欧盟国家拥有的智库数量为1415家,排在美国之后,位列世界第二。虽然欧盟智库的数量不敌美国,但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向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欧洲智库的增长态势超过美国。在美国智库的数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欧洲智库的数量这些年一直在大幅增加,近年来更是成倍增长。二是欧洲智库的影响力呈现强劲的上升趋势,主要表现在世界智库排名的大幅进步,并且已形成与美国平分秋色之势①。具体而言,由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欧盟各国不仅是数量分布差异较大,智库形成与发展的形式差异也较大。按国别来看,英国在欧盟各国中拥有智库最多,达278家;其次是德国和法国,分别拥有191家和176家。本文研究主要集中在比较有代表性的英国、德国和法国。
智库的发展动力
欧洲各国在20世纪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对智库提出的巨大需求,是欧盟国家智库兴起的重要动因。纵观欧盟国家智库发展历史,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就是这些国家智库兴起的时间与欧盟一体化进程有着高度吻合的一致性。从成立时间上来看,欧盟国家智库普遍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以20世纪90年代最为集中,与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从经济联盟转向政治联盟的历史进程相吻合。以德国为例,据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约瑟夫·布拉姆尔的研究,德国智库在二战结束时仅有8家,二战结束后到冷战结束前四十四年间(1946~1989)共成立了80家,平均每年1.8家。而1990年至2000年仅十年间就成立了35家,平均每年3.5家,增长速度快了将近一倍②。这绝对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有着深刻的动因,即在社会重大发展时期,社会变革对智库提出了巨大需求。在政治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中欧盟面临诸多历史课题需要及时加以解决。这些历史课题在多国家、多语言和多文化的环境中成为欧盟乃至各成员国的重大挑战,这些挑战成为欧盟国家智库发展的根本动力。欧盟国家智库的发展是对这些历史课题做出回应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面对这些历史课题的挑战,欧盟各国也需要更多的智库广泛参与政府决策与政策制定过程。
欧盟的一体化和欧盟国家的智库发展二者互相促进,相辅相成。智库的研究成果在启动和引导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智力支持和决策咨询的作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反过来也为智库的发展和成熟提供了现实条件和驱动因素。就欧盟国家智库的研究内容来说,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紧紧围绕欧盟的主要政策开展相应的研究。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促使欧盟各国形成了专门研究或者重点研究欧洲问题的智库。欧盟一体化的发展则催生了一批以欧盟政治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智库群体。这类智库群体有些分散在各成员国内,如英国的欧洲政策论坛、欧洲改革中心、外交政策中心;德国的欧洲经济研究中心、欧洲一体化研究中心;法国的欧洲伙伴、苏曼基金会、欧洲2022、直面欧洲等。有些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如欧洲政策研究中心、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等。
欧盟国家智库的政党因素
与美国智库标榜的所谓“独立性”第三方不同,欧盟国家智库并不避讳与政府或政党的密切关系,依附于政府或某个政党就成为智库现实中的选择,并且形成了欧盟国家独特的政党—智库共进退机制。
从英国的情况来看,智库的兴衰与政党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党派属性成为英国智库的重要特点之一。研究表明,当今英国智库的党派倾向十分明显。在英国众多的智库中,隶属于中左政党或具有中左政党倾向的智库主要有公共政策研究会、费边社、青年费边人、新经济基金会、新政策研究所、改革中心、史密斯研究所、新互助主义、外交政策中心等等。其中,青年费边人隶属于工党,是由英国年轻人组成的智库,《泰晤士报》称其为“新工党的未来知识之星”,而《卫报》则称其为“未来的工党议员”。该智库曾为布莱尔1994年成为工党领袖以及1995年通过新第四条立下了汗马功劳。众多智库中,中智库主要有亚当·斯密研究所、政策研究中心、经济事务研究会以及社会市场基金会等。中智库中,撒切尔夫人对亚当·斯密研究所钟爱有加,更是与基思·约瑟夫在1974年联手创办了政策研究中心。③
英国智库的党派属性源于其政治因素的影响,安德鲁·德纳姆(AndrewDenham)称之为威斯敏斯特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英国文官系统较少依赖外部资源进行决策咨询,并且政党内部相对比较团结,行政官员处于立法强势地位,而且缺少权力下放的议会组织。英国政治的威斯敏斯特模式导致只有隶属于政党或具有党派倾向的智库,才能借助政党的力量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原因主要是受政党和政府支持的智库更多地也更容易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非政党和政府的智库就很难获得参与政府决策过程的机会。当然,英国智库的党派特性并不必然影响智库决策咨询的质量,政党与智库在英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实际上起着互为补充的作用。智库借助政党的力量实现自身的升华,即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变成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并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意志。反过来,作为执政党来说,将智库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以确保执政党拥有无穷的智慧来源。
根据2010年的《全球智库报告》统计,德国目前共有191家智库类研究机构,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智库占德国智库的40%。德国学者马丁·图内尔特(MartinThunert)将德国智库分为学术型、合同型、宣传型和政党型四类,其中学术型智库还包括政府创建的研究机构。政党智库主要是属于政党的政治基金会,包括社会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汉斯·赛德尔基金会;自由的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联盟绿党的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以及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罗莎·卢森堡联邦基金会。它们不仅从政府拨款中获取活动经费,而且通过本智库成员参与政策辩论将研究成果灌输给政党或政府领导人。总体而言,德国智库通过积极参加政党组织建设成功地对政府决策施加了重要影响。
从智库数量、从业人员数量以及资金数量等方面上看,法国智库规模与英德相比而言较小。从组织结构上看,法国智库可分为政府研究机构、独立研究所、大学研究中心和政治俱乐部四种类型。其中政治俱乐部就是明确具有政党背景的智库类型。在法国政治实践过程中,议会议员和前内阁成员比较热衷于组建各类俱乐部,政、经两届要人一起讨论法国的内政外交。此外,从法国智库的研究成果来看,法国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区分智库目标和作用的核心,资金的来源不起决定作用。智库的重要职能就是依托某种意识形态进行研究以确保研究成果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
欧盟国家智库的政府扶持因素
由于美国的智库从其产生开始就以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为宗旨,因此其市场化程度较高,进而表现出较高程度的“独立性”。美国智库的资金来源虽然包括政府拨款,但更多的是依靠研究合同款项、会议费、活动收入、出版收入、基金会和企业的捐助、个人赠款等方式。而欧盟国家由于智库发展历史较短等因素影响,接受政府资助的程度远超美国,或者说政府资助成为欧盟国家智库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英国政府直接财政拨款用于资助智库发展。除了通过研究合同项目资助外,英国政府设有“海外工程基金”以鼓励智库向国外工程报价。政府可垫付报价费的,若不中标,垫款可不归还。此外,英国政府还通过驻外使馆、贸易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取得有关国外咨询业务或项目的所有情报,再通过其国内负责智库的有关部门传递给国内的各大智库。④
在德国,接受政府财政资助的智库数量非常多。有资料统计,德国高达75%以上的智库接受政府公共资金的资助。德国联邦和州政府,一般对各州学术型智库的资助按照1∶1的比例均摊。德国政治基金会的资金同样绝大部分来自德国联邦和州的公共预算。根据阿登纳基金会公布的2010年度预算,公共财政资金占全部资金总量的96.8%,仅有0.5%的资金来自私人捐助。2008年到2010年,每年平均有4亿多欧元注入6大政治基金会。这些资金主要以三种形式划拨给各基金会:行政资金,用于维持基金会各机构的正常运转,约占年资金总额的30%;项目资金,如国际合作、政策研究、人才培养、留学生资助等项目资金,约占年预算总额的近70%;特别资金,主要用于分担各基金会政治教育工作的费用。⑤
除了资金资助外,欧盟国家政府还通过其他方式对智库予以特别支持。对法国智库来说,来自决策者的支持推动了智库的发展和进步。首先是法国决策层有依赖智库类研究机构的传统。比如,总统在提出经济社会重大政策之前通常要求组织有政府官员、议员、专家和相关行业代表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研究相关问题并提出建议。再有,政府和主要党派在处理相关问题时也有赖于智库提供的智力支持。可以说,法国的“半总统制”的政府体制和多党制的政党制度为智库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土壤。最后是法国对智库的其他收入,如捐款给以税收减免,最大限度满足智库发展所需的资金来源,这就间接支持了智库的发展。⑥
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智库独立性建设的关键在于观点之独立。一般认为,独立性是智库的核心属性。没有独立性,就无所谓智库。在较早的对智库下定义的时候,独立性也被视为智库的主要特性之一。而在中国,依附于执政党和政府的体制内智库数量占了绝大多数。有观点认为,中国智库因缺乏组织上和财政上的独立性,而发生了角色倒挂,从为党政机关决策咨询提供智力支持角色转变为党政机关的政策阐释者角色。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构成了中国智库发展的严重问题。但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党政机关对智库的错误定位。中国党政机关将智库定位为政策阐释者,是否有政府提供研究资金并非智库独立与否,亦并非评判智库研究质量与水平的标尺。欧盟国家智库发展建设的成功实践已经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即使是直接依附于政党的智库在特定的机制下依然能够开展高水平的决策咨询。欧盟的经验表明,智库独立性的要义不是组织上和财政上的独立,而是观点的独立。观点上的独立要求智库的研究过程与结论不受政府、政党、企业、利益集团的利益影响,以确保其产出政策建议和观点的客观性。以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为例,其运作模式充分体现了德国智库的国家中心性质。在德国六家公益性政党基金会中,它是最大的一家基金会。它主要依靠相关政党在联邦议会中的选票份额而拨付的公共资金。尽管它对社民党的选举表现具有内在的兴趣,但是按照宪法它必须保持超越党派政治的立场。此外,艾伯特基金会把注意力转向使政府的政策议程获得合法性上,从而成为执政的基础。同时,它还通过基金会成员的专家身份为辩论提供了基金会的专业知识,进而在社民党的正式纲领辩论中发挥一定的作用⑦。
从欧美国家的实践情况来看,智库的完全独立性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即独立性作为智库影响舆论宣传、议程设置等的工具潜移默化地发挥影响。独立性往往成为智库维护其特殊利益取向的护身符,使其可以堂而皇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而避免了利益输送的嫌疑。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独立性建设关键问题是独立之见解,确保智库的独立性必须为政府所用,而不是实现其特殊利益。解决智库独立性之负面影响的机制就是进行甄别与监管,准确区分智库的政策倡导与政治主张。限制政治主张而鼓励政策倡导就是中国智库独立性监管的基本方针。
中国智库跨越式发展的途径在于政府的得力扶持。欧盟国家智库的发展过程表明政府的扶持是智库发展成熟的重要推动因素,中国智库建设因起步晚等历史因素更需要政府予以大力扶持。扶持措施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资金扶持。智库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解决资金问题,否则便无法顺利开展工作。纵观我国的智库,研究经费不足是它们面临的头等现实困难。中国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智库服务的形式对智库进行资金扶持。鉴于此,有必要规范我国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相关制度,形成政府—智库合作共赢的良性发展机制。
第二,政策扶持。政府可以采取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以及鼓励企业和私人捐助智库来促进智库的发展。颁布法令为智库的发展提供法律上的保证,使智库发展成为政府施政的得力助手。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智库研究和提供咨询的积极性,从而增强智库发展的动力。
第三,信息共享。制约智库的生存与发展的决定因素除了研究经费以外,还有高质量的信息资源。预算经费不足,智库就不能开展长期、全面、深入的研究工作。信息质量不高,智库就不能进行准确、客观、理性的研究工作。因此,对于智库来说,信息资源属于战略性资源。当前中国智库决策咨询质量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决策咨询的信息不完整,这固然有我国信息技术发展建设滞后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政府保密项目泛化,影响信息资源的共享。因此,借鉴欧盟国家的经验,实现技术上与政治上的政府—智库信息资源共享是稳步提高中国智库决策咨询质量的迫切要求。
【注释】
①潘忠岐:“欧洲智库的最新发展及其对华研究”,《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10期。
②JosefBraml,U.S.andGermanThinkTanksinComparativePerspective,GermanPolicyStudies,VolumeThree,Number2,2006,p.248.
③王军,李双进:“英国的思想库及其政治功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1期。
④陈心晖,陈葵花:“现代西方思想库建设及中国的现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2期。
⑤樊鹏:“公共投资主导的德国智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第275期。
⑥褚鸣:《美欧智库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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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程的简单化解读
《智利说不》是一个“广告救国”的传奇故事:1988年,皮诺切特的军政府面对国际施加的压力,被迫举行公投,由人民用“Yes”或“No”的方式,决定是否由皮诺切特再连任八年。一位年轻的广告人雷内·萨维德拉为反对党做广告宣传。最终的投票结果是反对票55%,赞成票42%。1990年,皮诺切特下台,智利民主化转型迈出重要一步。
导演帕布罗·拉雷恩长久以来关注智利政局,继《杀手夜狂热》、《后事》之后,创作了“皮诺切特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智利说不》。拉雷恩的父亲是智利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的母亲则是智利的前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作为亲历者的他也回忆了那场公投:“当年我的父母都为皮诺切特投了支持票。我是几百万名在街头支持皮诺切特的人中的一名。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我才搞明白了一切。”
墨西哥著名影星盖尔·加西亚·贝纳尔的加盟令本片的命运发生了巨大改变,不但带来了资金,关注度也高于两部前作,还帮助它入围戛纳电影节和奥斯卡。为了制造复古的时代效果,影片使用早已经被淘汰的U-Matic磁带录影视频格式进行拍摄,这种磁带正是上世纪80年代智利的电视新闻界所广泛使用的。剧组在美国犹他州找到了20台老摄像机,然后送到好莱坞,组装成4部。在飞机运送的过程中又毁了一台,最终只有一部坚持到电影拍摄完。因此,整个电影都是以老掉牙的1.37:1的画幅呈现,而不是主流的1.85:1和2.39:1两种宽银幕标准。《好莱坞报道》曾认为,这种技术上的处理“弱化了影片的商业属性,甚至将令该片远离奥斯卡评审们的视野”,但拉雷恩拍摄的素材与1988年智利警方镇压民主集会的镜头实现了无缝对接,电影在影像真实性上所达到的成就反而成为它入了奥斯卡评委法眼的敲门砖。
在智利,这部片子可谓毁誉参半。一些评论家纷纷指责该片将历史进程解读得过于简单化,其视角仅仅局限于一部电视公投广告,而忽视了基层选民在这场运动中为反抗独裁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但拉雷恩却将自己的影片定义为艺术作品而非纪录片,他说:“不要把电影艺术视作历史实录,看电影就是看电影,仅此而已。”
而皮诺切特,或许是20世纪世界上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简单说来,他既是践踏人权的独裁者,也是经济腾飞的缔造者,充分说明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多重性和复杂性。
阿连德搞垮智利经济
在军人发动如同家常便饭和军事独裁司空见惯的拉美,智利是不折不扣的“另类”。早在19世纪20年代末,当大多数刚刚独立的拉美国家还在打内战时,智利就建立了拉美最早的民主代议制,此后的政府和总统,基本上都是通过正常程序产生和交接的,军人也并无太多干预国内政治的传统。要不是1970年上台的阿连德总统把国家搞到崩溃的边缘,皮诺切特也没有粉墨登场的机会和口实。
智利是世界上最大的产铜国,这种初级资源国最容易走上国家干预至上的经济发展模式,采用进口替代战略,通过限制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来促进本国工业化,到1970年,智利已经是拉美各国中国家干预和中央集权最为严重的国家。再加上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左翼风潮在拉美的风靡,智利走向社会主义已是水到渠成。
阿连德当选总统后,采取了一系列相当激进和冒险的政策:把中央计划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准则,将工业大规模收归国有,加快步伐,国家在许多经济领域扮演着企业主的角色;政府冻结了物价,实行高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还延期偿付外债,对国际贷款人和外国政府的债务不予偿还。阿连德宣称自己不是所有智利人的总统,言外之意是他只关心工人和农民。他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提高工人工资,把一天8小时工作制改为一天三班制;减免税收,增加补贴,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大面积为老百姓建造住房,实行免费医疗,优先在劳动人民居住区建立和发展卫生所,组织医疗队到农村为农民看病;免费向孕妇和儿童供应牛奶等等。
这些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尽管有些看上去很美)破坏了供求关系,导致企业效率低下,资金不足,亏损严重。物资供应匮乏,通货膨胀加剧,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黑市应运而生。1972年,智利铜产量从世界第3位下降到第5位,出口值从6.5亿美元下降到4亿美元;农业产量下降3.6%,1973年更下降了16%;国家为此每年要花大量外汇进口粮食,结果造成政府财政赤字的急剧上升,1973年已占财政支出的53%,而外汇储备则从1970年的3.43亿美元下降到0.5亿美元;军事前,通胀率竟高达800%!首都圣地亚哥商店唱起了“空城计”——悬挂着“没有面包”、“没有牛奶”的告示,阿连德许诺的“红酒加馅饼”生活没有到来,矿工、出租车司机开始罢工,甚至家庭主妇也走上街头抗议,农民和地主之间爆发武装冲突。
在和平年代仅用三年就把一个国家的经济折腾得千疮百孔,足够奇葩的阿连德几乎得罪了所有人,最高法院公开抱怨政府执行土地法不力,而众议院指责阿连德政府违背宪法,号召军队维持宪法秩序。阿连德没收美国公司的铜矿,向华约国家一边倒的倾向也惹恼了尼克松,为了防止后院出现第二个古巴,美国开始插手智利政治,不过介入的程度众说纷纭,但至少引领经济制裁是有的。
阿连德于1973年8月23日任命皮诺切特为陆军总司令,后者当时坚定地告诉阿连德:“我不是右翼,我会效忠您,我不能容忍任何动乱。”然而19天后的9月11日,皮诺切特就联合其他3名将领发动,阿连德在总统府中弹身亡,存在被杀和自杀两种说法,死时手持卡斯特罗送给他的枪。
皮诺切特成立了军政府,由陆海空三军加上警察部队各派一名代表轮流执政,1974年6月27日,他自任总统,军衔升为“大元帅”。
发动“肮脏战争”镇压异己
皮诺切特18岁进入陆军学院,毕业后从少尉做起,一步步爬升至将军。他绝非粗鄙的丘八,身上颇多文化气息:他在战争研究所当过教授,编过学术杂志,精通地缘政治学、军事地理学和情报学,还在智利大学法学院研习了一段时间的法学。然而,他掌权后的施政,一点也不文雅,而且相当无法无天。
皮诺切特在当权期间解散了国民议会,取消了工会权利,禁止各类政治活动,长期实行全国宵禁,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对国家进行极端严厉的管控,用他的话说是:“如果没有我的允许,这个国家的一片叶子也不能动。”他对前政府的残余支持者、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所有左翼政党被取缔,一些公开反对政府的人士也遭到迫害。1974年,他组建了一支特别警察部队,专门从事被称为“肮脏战争”的镇压活动。前总统、基督教领袖爱德华多·弗雷,曾支持皮诺切特的军事,后来主张恢复民主,故被报复杀害;卡洛斯·普拉茨,曾担任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的前任,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死于智利国家情报局策划的汽车炸弹爆炸;阿连德政府内阁成员,智利驻美国大使奥兰多·莱特利尔,在华盛顿遭汽车炸弹袭击身亡,美国司法部追查此案,发现有确凿证据证明是智利国家情报局干的。在智利的外籍居民和移民也难逃毒手,80余名西班牙移民被杀害,加拿大修女遭到酷刑,倾向于阿连德的瑞士等国国民被暗杀。一些被捕后遭严刑拷打致死,尸体被直升机运到太平洋上空抛下去。
皮诺切特当政17年间遇难人士的具体数目至今不详。智利“真相与和解”国家委员会1991年的报告认为,有2095人遇害,1102人失踪。成千上万的智利人因此出逃国外。2004年,“政治犯与酷刑”国家委员会报告称,大约有35000人声称遭到了军政权的酷刑折磨,其中有28000份证词被认为是合法的。
在这样的高压统治之下,皮诺切特得意地宣称:智利是“一片平静的绿洲”。1980年,在一场被严格控制的公民投票中,军政府制定的过渡宪法条款获得75%的支持率而通过。条文规定,1988年10月5日将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是否给予皮诺切特新一届8年任期,这为电影《智利说不》中那段历史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皮诺切特是一只“好猫”
在掌权之前,皮诺切特在经济政策上并无或左或右的定见,最初,他让手底下的军人去管经济,结果显而易见——阿连德留下的烂摊子根本收拾不住。到1975年,辨过味儿的皮诺切特决定起用以“芝加哥男孩”为核心、近百人的经济学家集团。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助之下,智利挑选优等生到芝加哥大学接受系统而深入的经济学教育,他们被称为“芝加哥男孩”。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强调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芝加哥学派的大本营,该学派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弟子相继出任智利财政、土地部长,终有机会将私有化、市场化的理念在祖国推行。1975年3月,弗里德曼亲赴智利,给皮诺切特开出了药方——“休克疗法”:停止大规模发行货币,削减政府开支20到25个百分点,裁掉数以万计的政府雇员,取消工资和物价管制,国有企业私营化,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等。
皮诺切特对“休克疗法”大感兴趣,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推行”,枪杆子在握的他敢于对病入膏肓的智利下猛药,“将智利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国度,而不是无产者的国度”。政府开支被削减了27%,大批滥发的货币直接被烧掉,国家退出银行系统,撤销金融管制,放宽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在国有企业私营化过程中,全国除了个别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由国家管理以外,其他大大小小的企业全部交给私人企业主,有400多家大型企业被拍卖。甚至连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和教育都纳入私有之列。在农村,军政府把历届政府实行中没收的土地逐步退还给庄园主。军政府还停止执行了长达40年之久的关税保护政策,大量外国商品被引进,对于限制国内市场价格的上涨起到了抑制作用。
当然,改革的“阵痛”是难以避免的,1975年,智利GDP负增长率达到近13%,工业产量下降28%,购买力跌到1970年的40%,民族企业接连宣告破产,无数政府雇员和工人失业。从1976年开始,智利经济逐渐缓过劲来,经济稳步增长,从1978年到1981年,经济增长了20%。到1981年,通货膨胀率更是从1974年中期的年均700%下降到10%以下。1983年,由于国际铜价暴跌,导致智利经济出现短暂停滞。但从1984年至1988年,智利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以上,1989年高达10%,创历史最高纪录;到1989年,智利年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在整个拉美地区令人瞩目。由于受到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80年代被其他拉美国家普遍称为“失去的十年”。相反,在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一枝独秀,被誉为“智利奇迹”,号称“拉美小老虎”,与“东亚四小龙”齐名。而最为吊诡的是,这个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者是一个最不自由的政治体制,弗里德曼说“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政治奇迹”。那么,罪行累累的军政府是否就比政治自由而经济管制的阿连德政府好一点呢?至少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两位经济学大师都这么看——能够保护个人自由、包括经济自由、财产权的威权主义制度是优于忽视自由甚至反自由的民主制的。
如果单拿“黑猫白猫”理论来衡量,皮诺切特是一只不折不扣的“好猫”,他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满怀信心地迎来了1988年决定智利命运的全民公投。
“智利幸福即将来临”
如同《智利说不》中那样,自我感觉良好的军政府对公投态度比较乐观。连反对派自己都不看好自己,按照他们的分析,当时的智利民众对阿连德时代的短缺经济心有余悸,担心没了军政府智利会古巴化;还有人记起1980年那次对宪法的公投,认为在皮诺切特的管制下,投票根本不可能公正,所以不会去投票。主人公问家里的保姆,她会如何投票,对方回答自己的儿子在念大学,女儿有了工作,她对目前的状况很满意,民主不民主以后再说。这代表着大多数智利人的想法。
反对派打算是,利用这次公投来表达意见,因为“yes”和“no”两派将获得同等的不间断的电视宣传时段,所有电视频道都将同时转播这些宣传内容。而此前所有的公众媒体都控制在皮诺切特的手上,人们听不到一点反对声音。电影主人公是一名商业广告导演,他并没有采取许多反对派要求在电视中控诉皮诺切特暴行的观点,而是不翻历史旧账,用轻松、愉悦、幽默的风格,以欢乐和自由为卖点,宣称“智利幸福即将来临”,告诉人民有向政府说不的自由。反观“yes”阵营的宣传片,用智利经济各条战线上取得的成就画面配上伟大光荣正确的男女高音对皮诺切特进行吹捧,还用压路机碾碎生活用品的镜头暗示反对派将把智利带回阿连德时代,充满了说教、恐吓的味道。
10月6日,投票结果揭晓,反对票55%,赞成票42%,皮诺切特继续执政的可能性被否决。归结于广告宣传当然很表面化,背后的原因很复杂:军政府积怨太深、长久以来的民主传统、经济发展带来的贫富差距加大、反对派坚持不懈的斗争、70年代末80年代初拉美军人政权相继“还政于民”大潮、里根政府对于独裁者的厌恶……
1990年3月11日,皮诺切特离任,不过他给自己留的后路可进可退,颇显政治智慧——按照1980年宪法的规定,皮诺切特于1998年3月前仍保有陆军总司令职务。同时宪法还规定,在任6年以上的总统可以获任终身参议员。皮诺切特因这一职位获得司法豁免权。2006年12月10日,皮诺切特去世,终年91岁。在圣地亚哥街头,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爆发了冲突。
皮诺切特在1989年告别政坛前夕发表国情咨文时骄傲地宣布:“我接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而移交的则是一个具有坚实基础、旺盛未来的国家。”此言不虚,皮诺切特下台后,其继任者均为中左派,但他们继承了自由市场政策。到了1992年,智利的失业率下降到5%以下,每年平均GDP增长率达到了6.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报告称,2013年智利首次超过经合组织发达国家标准。
德智体美自我总结范文篇3
张颖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文件把“素质教育”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
素质是什么?从现代教育角度来规范素质的概念,应该是指以人的先天禀赋为基础,在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相对稳定的身心组织的要素、结构及其质量水平。素质结构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自然素质、情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其中自然素质包括遗传素质和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包括:认知性品质、意向性品质和个性品质;社会文化素质包括:精神素质、专业素质和自我意识。素质结构中各个方面紧密联系、相互影响,构成一个整体,这种整体也就成为素质教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所谓素质教育,就是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诸方面的教育,使他们成为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学素质、身心素质和劳动素质、个性得到健康发展的适应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公民。而审美教育对素质结构的整体形成与提高,对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全面地发展、对抽调国民素质,即对整个素质教育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第一、审美教育与思想道德素质教育
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是促使人形成特定阶级、集团所需要的政治意志、特定社会所设定的法制、道德等观念和行为习惯的教育,包括思想品质、伦理道德、人格修养、行为规范等教育。审美教育着眼于人的心灵的净化,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与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理想目标有其一致性。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完善人的伦理结构,而审美教育有利于人的伦理结构的完善。
在所有的教育形态中,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社会性最强,它所包含的内容,用康德的话说,属于“实践理性”,而理性对于受教育者,则具有强制或半强制性质,具有律定个体的理性迫力,就其本质内涵或总体而言它是一种刚性教育,与它相比,审美教育却是一种柔性教育。审美作为一种价值事实,充分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语),美使主体产生“直观自身”的愉悦,它给予人的心灵自由如黑格尔所言,“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一个审美的人,在令人沉醉、令人激动、令人神往的美面前,是不需要通过意志努力来观照的。例如,我们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果我们带领学生登上巍巍长城,或泛舟在西子湖上,或徜徉于桂林山水间,面对祖国的锦绣大地,面对这令人神往的祖国山河美,那种油然而生爱国之情还需要“通过意志努力”来观照吗?如果我们带领学生观看“百部爱国主义影片”,面对革命先辈、志士仁人的种种摧人泪下的悲壮美、崇高美,在学生心里油然而生的激动、仰慕、崇敬的情感体验是不需要任何人来说教、强制灌输的。审美教育重在“以情动人”,它为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奠定深厚的情感基础,以情感为中介,使外在的“他律”(社会的道德规范)转化为“自律”(成为人自身内心的要求),使人的主体目的性符合于最高的善,引导人们去追求美,厌恶丑,从而趋向心灵的净化和道德的高尚。
人对于美尤如蜜蜂对花一样,天然肯有一种趋美冲动,这种趋美冲动甚至使得审美主体发生爱屋及乌的迁移效应,即在审美的同时,连带接收与之有关的其他信息(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信息)。刚性教育经过审美媒介的柔性自理即把严肃的理性说孝籴马了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式和令人兴趣盎然的活动,就会产生“寓教于乐”的审美效应。古人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当思想道德认识与相应的情感相契合时,就会形成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并且,会以此为动力,推动思想道德认识向思想道德行为转化。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美是人的道德财富的源泉”,“美是一种心灵的体操”。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思想、信念和道德信仰作为一种美来追求并赋予深厚的情感时,他的道德信念才是坚定的、稳固的、不可动摇的,他的价值观、人生观才是积极的、向上的、符合时代需要的。所以,审美教育有利于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与完善。
第二、审美教育与文化科学素质教育
文化科学素质教育包括智力教育、文化素养以及学习习惯、技能等的培养。审美教育具有形象性、情感性、自由性、创造性等特点,它有利于智力教育任务的愉快完成,有利于智力开发,有利于结构的完善,有利于文化科学的发展。
智力教育是一种认知活动,特别是课堂教学它要求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摄取、加工、储存大量信息,对学生的智力活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现代心理学揭示了情感对个体的认知过程具有组织或瓦解的功能。心理学研究还表明,愉快情绪有利于智力操作活动,而痛苦、惧怕和愤怒等情绪不利于该活动兴趣和愉快的相互作用为智力活动提供最佳的情绪背景。而审美教育侧重于形象性、情感性体验,可以使学生从中获得美感。这种美感必然有利于他们的感知,活跃他们的思维。这时,美感成了学生学习行为的内部诱因,它强化着学生的各种心理能力和活动使学生产生愉快的情绪和浓厚的学习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育为智力活动提供了最佳的情绪背景。另外,美育还要求教师必须用美的手段把知识“装扮”起来,按“美的规律”进行教学,实现教学审美化。这样的教学美同样给学生带来令人振奋的愉悦,它消除了教学过程中的焦虑感和疲倦感,增添了教学情趣,教师和学生都能在适宜的感受中保持心理平衡。而这一切就能保证智力教育的任务愉快完成。
审美教育有利于智力的开发,主要表现在对右脑的开发上。有一份关于二十一人才素质的调查资料,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人才必须具有开拓进取精神,必须具有立足于本职工作基础上的创造性思维与创造力。”并认为“创造能力”是“二十一世纪人才最重要的素质之一。”〔1〕大家知道,人的创造力主要靠人的大脑。“左脑负责理解文字、语言以及数字计算,它把复杂的事物分成单纯的要素,然后再进行有条不率的综合概括,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逻辑思维。右脑则负责认识空间、图形,鉴赏绘画、雕塑、建筑、观赏自然风景、欣赏音乐、舞蹈,凭直觉观察事物,纵观全局,把握整体,这就是所谓形象思维。”〔2〕右脑是想象的大本营,是人类智慧的宝库,一个人聪明不聪明才思是否敏捷,关键在于右脑的开发程度。然而,我国上前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是偏重于左脑的开发,忽视右脑的作用为了应付各种各样的考试,热衷于填鸭式、灌注式的教育,扼杀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而这们培养出来的学生难以适应社会发展提出的创造型、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要。
在开发人的右脑、培养人的创造能力方面,审美教育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审美教育是通过具体、生动、直观、可感的美的形象来进行教育,使人的审美活动中,直接对美的事物进行感知,展开联想和想象,伴随着情感体验,进行品味和理解,从而得到审美的愉悦和理性的启迪。这种以形象性为其主要特点的教育,对于人的右脑的开发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使人们走出二维的平面世界,进入广阔的三维的立体世界,成为一个富于想象力的人,聪明的人,善于开拓和创造的人。”〔3〕学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腾守尧在《审美心理描述》一书中谈到美育的最终目的时说:“美育不应仅仅阗眼于美的领域,它还应对智力的开发和道德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最终落实为审美心理结构的成熟。”审美心理结构与认识结构(智力结构)、伦理结构成人的总体心理结构或文化心理结构。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任何一部分的发展变化都会引起其他部分乃至整体的变化。当然,审美心理结构的培育不能等同于智力结构的建构,而且,审美教育也必须以一定的智力教育为基础为前提的,但是,审美心理结构的完善、成熟必有利于智力结构的完善、成熟。审美心理结构,立意地说,是指人们在欣赏和创造美的活动中各种心理能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理解力的协调统一。这种高层次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形成(被李泽厚先生称之为“复杂的数学方程式”),首先要使人们具有丰富的内在情感,而内在情感的体验和积累,只有通过对外部自然形式、艺术形式和社会形式的把握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只有审美教育才能实现。所以,审美教育并不代替智力教育去“越俎代庖”,而是把“外部自然形式、艺术形式和社会形式”和主体的“内在情感”、想象、理解等各种心理能力“协调统一”,形成一种整体的东西,即一种结构,一种能力,或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正如李泽厚先生在《美感的两重性的形象思维》一文中所说:“教育科学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有意识地为塑人的心理结构而努力。人要获得一种结构,一种能力,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而不吸是知识。知识是重要的,但知识是死的,而心理结构则是活的能力或能量。〔4〕关于这一点,我国科学界的泰斗钱学森在1991年10月国家授于他最高荣誉奖时,他所说的感谢他爱人蒋英同志的一段深情的话是最有力的证明:“(蒋英)她是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是专门唱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正是她给我介绍了这些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于人生的深刻理解,使得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式。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更宽一点,活一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要感谢我的爱人蒋英同志。”〔5〕钱老对科学与艺术的关系、艺术对科学的作用说得多么精辟透彻!我们借来说明审美教育对智力结构的完善、对文化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顺理成章、不言而喻的了。
第三、审美教育与身体心理素质教育
身体心理素质教育包括体质、体能教育和心理教育。
人的体质结构是审美心理结构的物质基础,体质结构的改善直接影响和促进审美心理的健康发展。体质、体能教育使大脑发育更完善、感官能力增强,它不断发展着心理的生理基础,而审美教育在这生理基础上,完善着审美结构。促成理性人性的实现。
体质、体能教育的目的在于增强人的体魄,而强壮的体魄是通过健美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或者也可以说,健美的形式本身就是增强体质、体能的重要方面。古人有“坐如钟,立如松,卧如弓”的说法,正是看到了美的形式对于身体健康的重要作用。因此,体质、体能教育的过程也是建立美的形式的过程。而美的形式的建立,离不开对美的形式的感知和判断,以及对其有意的追求。——这“有意”就涉及到审美意识、审美趣味、审美标准等。一句话,审美修养提高了,就可帮助人们按照美的规律塑自己的形体,提高身体素质,促进身心健康。
审美教育还可帮助提高体质、体能的水平和技艺。体育的技艺是多种因素协调配合的结果。协调的原则就是按照美的规律塑美的形象,通过缺乏美的修养,就很难达到上述美。据说李宁从小喜欢绘画,经过刻苦学习他的绘画和体操技巧都有很大抽调。他说:“画画可以促进自己的体操运动,自己以前在体操训练中总有急躁的毛病,自开始练画以后,屏声静气地悬臂运笔,刚柔相济的竹画法,以及有弹性的竹叶撇笔,都是体操中技巧与艺术的结合。”〔6〕
心理教育,即心理素质教育,目前我国中小学生心理素质发展水平不高,且呈下降趋势,在他们中间存在较多的心理障碍。传统教育比较重视教育的“显性”的目标,如品行行为、文化知识,劳动技能、身体发育等,往往忽视“隐性”目标——心理素质,而现代教育则主张两个目标同时追求,统一实现。心理素质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心理发展,使认知心理、情性心理、社会心理素质协调发展心理素质教育是整个素质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是个体发展中更重要更深层次的内在要素。在如何教育学生的方法上,传统教育比较强调说教式和管束式,主要靠讲道理和外部约束的方法使学生行为符合规范;而现代教育则主张以心理学、行为科学为依据,运用说服、熏陶、感染、激发内在需求、新生自主等方法去教育学生心理素质教育正是通过这些方法,将规范要求内化为学生自身的心理品质。上述“熏陶、感染、激发内在需求、尊重自主”的方法就浸透了审美因素。
众所周一十一世纪是竞争激烈的世纪,将充满着困难与挫折,成功与失败。因此,未来的人必须有坚强的意志,拼搏的精神与坚强的生存发展能力,必须有良好的稳固的心理素质,这也是未来人获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审美教育对心理素质教育的作用就是显得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今天,要特别重视审美教育对素质教育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对美的惊讶、赞赏和崇爱——这是人性态度的基础,舍此,人的文明素养的真正培育和形成便不可思议。”而且,我们要抓紧儿童与青少年可塑性强的有利时机切莫错过!最后,让我们记住这位教育家的忠告:“儿童时代错过了的东西,到了少年时期就无法弥补,到了成年时期就更加无望了。这一规律涉及孩子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美学〔7〕。
〔1〕见《外国教育研究(长春)》1994年第6期杨兆山、晓晨《二十一世纪人才素质面面观——社会各界走访调查综述》
〔2〕〔3〕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3期李范《审美教育与社会改革》
〔4〕转引自腾守尧《审美心理描述》
〔5〕见1991.10.20《解放日报》钱学森《感谢.怀念和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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