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机安全风险范文篇1

关键词：农村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731（2017）05-0014-04

Abstract：Ruralfinancialinstitutionsarethecoreoftheruralfinance.Theruralfinancialinstitutionshaveplayedanimportantroleinsolvingfarmer'sloandifficultproblem，increasingfarmer'sincomeandpromotingruraleconomicdevelopment.Butitsnaturalvulnerabilityoftheruralfinancialsystem，thehighrisk，makeitfacegreatoperationalrisk，internalcontrolrisk，creditrisk，regulatoryrisk，policyriskduringtheimplementationprocessofcreditbusiness.Thedefaultphenomenonoftenoccursandtherateofnon-performingloanremainshigh.Thiseasilyleadstocreditratinginaccurateandtheloanscan'trecallintime.Theaccumulationoffinancialriskscaneasilyledtofinancialinstabilityinruralareas，destructionofruraleconomyandsocialstability.Basedonextensiveresearchanddatacollection，thispapersystematicallyanalyzesthepresentsituationanddevelopmentcharacteristicsofruralfinancialinstitutionsinAnhuiProvince，andmakesananalysisoftheexistingcreditriskofruralfinancialinstitutionsinAnhuiProvince.Finally，basedontheactualsituation，includingimprovingthequalityofpersonnel，improvinginternalorganization，strengtheningcreditconstruction，improvingthelevelofsupervisionandstrengtheningthefunctionsofthegovernmentandothertargeted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areputforwards.

Keyword：Ruralfinancialinstitutions；Creditrisk；Management；Research

1引言

r村金融机构是保证农村金融发展的关键，安徽省农村金融机构信用贷款风险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农村金融机构本身的可持续运营，是农村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一直保持长效增长潜力和盈利能力的核心，是关系到农村金融机构对农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金融信用贷款好坏的关键。建立农村金融机构信用贷款风险的控制系统，提升农村金融的供给能力，已成为农村金融机构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近年来，安徽省在不断地加强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启动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以转换经营机制为主线，以制度建设为重点，逐渐形成自主经营、自我发展，开创了安徽省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新局面。截至2015年底，全省所有县级农村信用联社全部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突破87家。但是，安徽省农村信用评价体系还未构建完善，仅在全省的“试点单位”开展，农村金融机构在信贷的实施过程中有着一定的信贷风险，农村金融机构的信用贷款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农村金融机构信贷业务发展缓慢。如何准确有效地评价借款者状况，降低违约率，对于加强农村金融机构信用贷款的保障和提高农村金融机构信用贷款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安徽省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现状

安徽省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先后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安徽省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成立。第二阶段为农村合作性金融机构的独立。第三阶段着重在于加大安徽省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信用贷款体制改革。目前，安徽省农村金融机构的总数量为全省所有金融机构总数的比是65.32%。具体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2.1机构网点众多由表1可知，截至2015年年末，安徽省银行网点共计7403个，农村合作机构2987个，邮政储蓄1671个，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4个。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合计4682个，占全省银行业机构网点数的63%以上，而且绝大部分在县市以下偏僻的广大农村地区，承担着为“三农”服务的重任。

2.2加大农村贷款支持力度由表2可知，截至2015年12月末，安徽省支持农村贷款余额达5077.70亿元，占所有各项贷款余额的32.30%，比上年末增长954.30亿元。其中，农村金融机构支持的贷款余额达3858.68亿元，占金融机构全部支持农村贷款余额的75.99%；农村所有贷款中农户们的贷款余额为1260.93亿元，相比增加187.33亿元，占所有农村贷款余额的24.83%。伴随着农村金融机构体制的深入改革，安徽省的涉农贷款力度还是在逐渐增大的[1]。

2.3涉农贷款规模较大2015年末，农户贷款余领为

1260.93亿元，占全部涉农贷款的24.83%；各类农村企业组织贷款余额为2597.74亿元，占涉农贷款比重为51.16%；城市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余额1180.69亿元，占涉农贷款比重为23.25%。农户贷款所占比重24.83%，农户贷款规模不断加大。

2.4各地区发展情况不均衡从安徽省的发展前景看来，未来几年内是安徽的发展黄金期，肩负着加速转型和加快发展的双重使命。由表3可知，从2015年的省内各地区涉农贷款量看来，合肥市2015年末贷款余额860.78亿元，占比重为16.95，仅次之的分别为安庆、滁州、芜湖、六安等市区，其他地区都分布较少。

2.5主力军角色发挥不足由表4可知，在支持“三农”发展方面，安徽省农村金融机构一直表现不足。按照贷款机构的性质来划分，2015年末，政策性银行所提供的农村贷款余额为1373.35亿元，占全部农村贷款贷款的27.05%；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所提供的农村贷款余额达

1252.71亿元，约占全部农村贷款余额的24.67%；股份制商业银行所提供的农村贷款余额为202.20亿元，占全部所提供的农村贷款的比重为3.98%；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所提供的农村贷款余额为1964.98亿元，占全部涉农贷款的比重为38.70%。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力度仍欠缺，存在“离农脱农”的倾向，制约其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1]。

2.6信贷管理风险较高目前，安徽省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管理风险较高，由表5可知，2015年末，政策性银行所提供的农村贷款的不良贷款率8.41%；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所提供的农村贷款的不良贷款率1.01%；股份制商业银行所提供的农村贷款的不良贷款率为0.18%；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涉农不良贷款率为5.93%。这种现状表明安徽省涉农不良贷款率较高，金融风险依然问题严峻，存在着巨大信贷风险缺陷，需要加大对行业审慎经营，保证资产的安全性和金融监管的重视[1]。

3安徽省农村金融机构存在的信贷风险问题

虽然农村金融机构的开设门槛不高，但是，农村金融市场在农村金融中的主体作用非常巨大，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然而，农村金融机构的实际经营过程中也存在着人员素质低、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务杠杆效率低等方面的问题，导致了金融机构运行风险和影响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这势必对“三农”发展带来一定阻碍[2]。

3.1人员整体素质低，信贷操作风险高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工作环境差，交通不够方便，生活环境条件较差，薪酬待遇低，导致农村金融机构员工绝大多数学历较低、经验欠缺，人才素质水平不高，他们对金融机构如何正确实现农村金融规范操作意识淡薄，风险意识控制水平低下。例如2015年，安徽省肥西石银村镇银行共拥有营业网点3家，均位于肥西上派镇，员工仅59人（含试用期员工18人），其中专科学历43人，占比则达72.8%。同时，缺乏对风险控制的整体把握能力，对风险控制的重点、难点以及信贷控制的关键风险点以及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掌握不够熟悉等方面的原因，操作风险管理控制力不高、效率低，出现了操作风险控制难的一系列问题[3]。

3.2机构规模小、机制不健全，内部控制风险大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村金融信贷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控能力不足，无法完全胜任错综复杂的农村金额市场的社会环境，再加之农村金融机构的规模不大，机构内部人员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较低，因此，内部控制监督保障能力和执行能力均存在严重的不足等风险控制问题。一些资金互助组织内部管理混乱，规章制度执行无序，合作性松散，合作风险的性质发生异化的风险很大等现象普遍出现[4]。

3.3服务对象较特殊，信用风险较高大量的农户和中小型企业是农村银行机构服务的主要对象，没有完整的信用记录，没有完善的财务和专业的产业评估材料。自然条件好坏是当地农户的主要依赖条件，再加之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弱，对市场信息的了解滞后，很容易出现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同时，一些农户的信用意识差、法律意识不强，坏账现象不断出现，导致农村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差，信贷资金面临较大的安全风险，可控性贷款较少，贷款风险大，这无疑增加了农村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

3.4监管压力加大，监管风险高金融机构自身的不完善，导致金融机构本身对农村金融风险监管不到位。当前，中国人民银行监管部门对农村合作银行采取宽松的管理模式，金融机构开展业务的市场准入条件低，促进了农村地区金融合作银行的覆盖面。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实现“监管严”目标仍然存在很大难度。同时，在职人员素质和内控建设体系还不完善。在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的科学性、系统性和计划性等方面还很弱，贯彻落实监管相关政策和监管系列要求的意识和能力差，存在逃避监管的现象，严重地阻碍了监管工作[5]。

4安徽省农村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管理对策

农村金融机构是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和安徽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情况，不仅需要农村金融机构自身遵循市场化的发展规律，加强贷款信用风险控制，在经营理念、风险控制和提高管理体制能力上下工夫，同时还需要国家、政府加大对农业、农村的金融扶持力度，保证农村金融机构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体系，创造良好的信用生态环境为农村金融服务，大力支持农村金融机构的农村金融经营工作，保证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活力和巨大作用[5]。

4.1提高从业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强对员工的素质培训，建立完善的培训计划系统和培训体系，制定科学的培训目标，加强对员工进行培训；建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和金融风险控制的规章制度等，如《村镇银行暂行管理办法》《贷款公司暂行管理办法》《农村资金互助社暂行管理办法》等[6]；加大对高级管理人才的引进工作，引进与聘请大量具备农村金融服务的经验、熟悉农村金融环境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的农村金融管理专门人才。吸收大量熟悉农村金融营销理念、营销策略和农村金融服务手段、农村金融运作机制等经验丰富的专门人才，从而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营运能力，促进其可持续发展[7]。

4.2建立健全内部组织，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包括机构董事会、机构监事会等法人治理结构的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机构，杜绝一人拥有大权、贪污金融机构内部财产等非法运营的金融事件发生。优化自身操作风险管理的组织结构、管理流程和操作风险的评估方法、应对措施、控制手段，健全自身操作风险的监督评价机制、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体系，对有关职位和部门实行严格职责分离，对经营中出现的风险事件进行及时处理和严肃对待，防止事态的蔓延与扩大，降低金融机构内部人控制风险[6]。

建立风险防范地有效机制，提高农村金融机构内部规章制度有效性的建设。完善贷款责任人制度，建立信贷人员责任和自身业务行为紧密联系制度，实行严格的审贷分离制度。实行奖、罚并重制度，让农村金融机构内部人员人人负起责任。同时，农村金融机构可以设立收回不良贷款奖励制度，奖励清收回不良贷款成绩突出的部门和员工，提高内部员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防范内部人道德风险带来的信贷风险。

4.3优化金融环境，加强信用建设积极推动社会信用体系文明建设，规范和加强社会信用管理体系，为农村金融体系的信用建立提供政策支持和良好的制度环境。创新贷款担保制度，确保农村金融机构债权的实现，促进贷款业务顺利开展，寻求更好的贷款担保模式，通过贷款信用担保基金，解决农民贷款困难的问题，减轻农村金融机构贷款风险。

4.4提高银行监管部门的监管水平加强银行监管分类管理，尽可能合理地加强对监管Y源配置，充分利用实地监管和网络监管想结合的优势，关注农村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的现状、风险程度，特别是农村金融机构贷款资产的风险。制定非现场监管的一系列制度，同时，设置农村地区监管员，实施现场检查，重点纠正超业务范围经营等违规违法行为。规范和加强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数据库建设，制定报送辖区内银行业机构与其签订“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数据库报送协议”，明确报送职责、要求和报送行为，维护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信息安全[8]。

4.5建立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农村金融机构应加强信息技术建设，量化信贷风险控制、控制和评估农村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的控制能力和水平。风险的信息化管理要保证信息的适应性、安全性、经济性、先进性的统一，确保信贷业务的系统稳健、安全、高效运行。提高信息系统的风险控制能力。在推出新产品、新业务时，要尽一切可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应用系统防范操作风险[9]。

参考文献

[1]李建.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1.

[2]孟凡祥.制度变迁视角下的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0.

[3]朱晓静.农村信用社贷款信用风险管理问题研究[D].泰安：山东农业大学，2010.

[4]王建英，王秀芳.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运行风险及其防范[J].金融经济，2009.

[5]白继山.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及风险控制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1.

[6]王建英.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风险防范研究[D].保定：河北农业大学，2010.

[7]聂勇.中西部地区农村小型金融机构金融风险的比较研究――以村镇银行为例[J].南方金融，2013.

[8]王珍.县域金融信贷风险的防范与化解研究[J].决策探索（下半月），2011.

农机安全风险范文篇2

(一)“三农”风险管理制度变迁的需求

从历史实践来看，经济发展意味着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经济资源的集中，与之相伴的是风险和因此造成的损失也在不断增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造成的损失预计将达到4.1万亿美元。可见，各种突发政治事件、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处理中都能够体现出风险管理的作用，风险管理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非常重要。因此，加强风险管理是缓解各种利益冲突的现实需要，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国家和平发展、掌握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权的必然趋势。我国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与之并行的一个问题是农民面对的风险却迅速增加。当以市场为导向试图提高农民的收入时，农民收入的提高与风险的增加是不匹配的，农民收入提高的程度有限，风险却成倍增加，因此提高农民收入并非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王晓毅，2004)。解决“三农”问题，不仅要积极寻求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业发展环境和农村面貌的有效手段，还必须认真分析由此而产生的“三农”风险及其对“三农”的影响，同时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制度，这样才能确保“三农”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三农”风险管理制度是对“三农”风险进行识别、评估、控制和处理等行为的规范或约束规则的总称，包括以下基本内涵:“三农”风险管理制度是“三农”风险管理活动的结果，它既可以是有意识选择的结果，也可能是无意识行为的总结，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两个部分。“三农”风险管理的产生和存在是为了使“三农”获得风险管理保障，其基本目的是保证社会公平，其本身不应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三农”风险管理制度的实质是对“三农”风险管理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约束与规范，协调其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以维护社会体系的健康运行，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三农”风险管理制度应当是整个社会的共有知识和共同信念系统，失去其他系统的支持，制度也将解体。从现实来看，我国城市风险管理制度虽然还不完善，但是已经有了一个基本框架。如人身风险管理方面，包括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养老制度、工伤保险制度等;财产风险管理方面，包括失业保险制度、城镇居民物价补贴、企业财产保险等。我国“三农”风险管理制度无论从制度框架，还是从产品覆盖率来说都与实际需求有较大差距。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农民无法获得理想的风险保障。而且由于“三农”风险的特殊性，导致农村保险市场发展极度落后，农民的风险保障需求无法通过市场得到满足。要改变“三农”风险管理的现状，使“三农”能够获得现有制度无法提供的风险保障，必须改变现有的“三农”风险管理制度安排，这就产生了“三农”风险管理的制度变迁需求。

(二)农村制度变迁与“三农”风险管理制度的缺失

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核心是促进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通观我国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建设历程，制度变迁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而制度变迁的基本方向则是市场化。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制度变迁共经历了三个阶段:1．土地制度和经营制度变迁。农村土地制度和经营制度的变迁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农村的土地和劳动力存在相对价格差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价格差异是隐性的，农民也没有使这种差异转化为收益的途径。但随着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型，这种差异逐渐显现，农民个人也产生了获取这种潜在收益的需求，正是这种个人需求因素直接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了农村土地和经营制度的变迁。农村土地制度和经营制度变迁的另一个因素是集体管理的高成本和计划经济管理的低效率，使集体和国家也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制度来改变这种不经济的现状，从而获取公共领域收益。这次制度变迁一方面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得农村经济得到解放并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使农民个体面临巨大的风险。在时代，个人没有自主经营的权利，所以不存在经营决策的风险;而由于实行口粮平均分配的制度，个人也不必担心由于失去劳动能力而无法维持基本生活需求。但随着的解体，这种基本的生活保障也随之消失，以集体为主导的农村风险保障体系瓦解，新的风险应对机制迟迟不能建立，仅依靠农民个人力量完全无法应对各种风险。可以看出，以土地制度和经营制度变迁为主的农村制度变革，彻底改变了农村生产和经营的基础，它在解决了农村和农民的生产动力问题之后，同时也带来了其他制度变迁的诱因，“三农”风险管理制度即是其一。2．产业制度、劳动力流动制度与人口生育制度变迁。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土地流转为代表的农业经营方式和组织方式创新，是农业产业制度变迁的集中体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企业或中介组织通过合同、订单、股份合作等多种方式与农户结为“风险共担、利益同享”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将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诸环节连接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实行产销一体化经营，形成产业系统内部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和利益互补机制，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经营效益的目的。这种制度变迁一方面提高了农民个体抗风险的能力，形成了一定的风险分散机制;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经营而使农业生产规模扩大，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三农”风险造成的损失额度。而且，产业系统内部的风险分散机制还很不完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农民工和其他农村流动人口已经具有相当规模，而且还在继续增长。虽然市场化的农村劳动力供给机制已经建立并逐渐完善，但是相应的农村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直接带来了人口生育制度变迁，传统的农村保障方式面临严峻的挑战。3．农民的习惯、价值观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伴随其他正式制度变迁，农民的习惯、价值观等非正式制度变迁也在悄然进行。非正式制度包括道德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等，其中，家族主义是农村传统社会非正式制度的核心。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变化，观念和习惯必然随之变化。如虽然家族观念在中国某些农村仍然非常浓厚，但是随着法制观念的加强和人员流动性的增加，家族等传统非正式制度的力量正在不断弱化。农村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有助于促进农民对市场化“三农”风险管理机制的需求。农民生产理念和生活观念的变化带来了新的风险因素，但与之相适应的风险管理手段和制度体系却严重缺失。这种风险管理制度的缺失已经带来了诸如粮食安全、农民医疗、留守儿童教育、农民工进城等一系列问题，并且开始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三农”风险管理制度的变迁方式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经济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各种资源配置行为和经济活动都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和引导，市场通过对经济主体的供给和需求进行自发的调和，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前所述，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农村制度变迁已经成为趋势，与之相适应的“三农”风险管理制度也必须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创新。“三农”风险管理制度首先应该明确参与主体，国家、企业、团体、个人都可以成为“三农”风险管理的主体，通过国家财政、社会互助、个人承担、商业保险等多种方式搭建风险管理体系。其次，“三农”风险管理制度应该实现商业化和非商业化的有机结合。商业化的“三农”风险管理主要应通过保险来实现，通过保险公司为农民和农业生产提供市场化的保险产品，以价格换保障。非商业化的风险管理手段主要通过政府、社会互助等途径提供风险保障。由于目前农民的收入水平和保险意识水平都比较低，完全依靠商业保险来提供风险保障并不现实，同时，保险公司追求利润的因素也阻碍了商业保险保障的全面性和持续性，因此，非商业化的风险管理机制必须作为“三农”风险管理制度的基础，为商业化管理手段提供必要补充。市场化是动态发展的过程，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制度变迁，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反映出一个时代的人们对市场和制度的不同理解和选择。我国仍处在经济转型时期，总体的市场化程度还不高，农村地区的市场化水平更低，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的风险管理机制，在我国农村还存在供给和需求不足的问题，建立农村保险管理制度体系还存在诸多障碍。因此，以市场为主导的“三农”风险管理制度变迁，必须充分考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三农”的发展现实，采取渐进式、诱致性、局部性变迁相结合的方式。

二、农村小额保险制度安排

(一)小额保险与“三农”风险管理制度需求的契合

小额保险的发展不仅与市场化风险管理制度变迁的要求相符合，而且满足了“三农”风险管理制度渐进式、诱致性和局部性变迁相结合的要求。首先，保险公司能够根据市场情况对小额保险产品的定价和保障条件进行调整，农民也能够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保障需求自主决定是否购买。其次，小额保险产品保费低、保额小，能以相对较低的价格为农民提供基本风险保障，属于渐进式的保险供给方式。再次，小额保险产品的保障范围明确、保额相对较低，保险公司对这类业务赔付的争议相对较少，容易在低收入人群中形成口碑效应，刺激其保险需求，满足“三农”风险管理制度变迁的诱致性要求。最后，在目前我国的非商业化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尚不完善、无法充分满足农民的风险保障需求时，小额保险作为一种补充机制，符合局部性变迁的要求。

(二)“三农”风险管理制度安排的效率与小额保险制度安排

根据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效率理论，制度安排要具有普适性、能够与其他制度衔接、实施机制必须完善;制度结构方面要能够填补制度真空，并实现与其他制度安排耦合①。小额保险制度无论从制度安排还是从制度结构角度来说，均符合“三农”风险管理制度的效率要求。首先，小额保险制度安排面向低收入人群，具有一般性，是对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农民得不到充分保障的一种补偿性制度;其次，小额保险制度属于市场化的风险管理制度安排，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其他制度安排具有互补性，而且与之相关的法律制度等也在逐步完善之中;最后，我国保险发展迅速，保险机制越来越健全，小额保险作为保险的一种类别，其实施机制虽然与普通的商业保险产品不完全相同，但是基本的运营原理还是一致的，因此，小额保险制度安排的实施机制也有保障。风险管理制度需要多种制度安排形成有效的制度结构，既需要非商业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也需要商业化的风险管理制度安排。“三农”风险管理制度中非商业化的制度安排，如救济制度、救灾制度等由政府运作，而商业化的制度安排，如保险公司经营的各种农业保险、农民医疗保险等发展极不充分，小额保险制度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农村制度变迁的市场化趋势，要求“三农”风险管理的制度安排也应该以市场化为主，而小额保险主要是采用市场化的方式依靠保险公司来经营，与现有的以市场化为主的其他农村制度安排匹配。

(三)结论

农机安全风险范文篇3

[关键词]农户信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结构方程；风险防控

[中图分类号]F3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11-0095-02

[作者简介]姜莉（1977-），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文化经济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农产品质量安全道德风险及其风险规避问题研究”（13YJC790085）。

一、引言

保障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除了需要国家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进行规范与指导，还需要考虑农户行为影响因素。由于农产品市场机制存在失灵的可能性，因此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既不能仅诉诸于制度，也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本研究选取黑龙江省数据，从制度和流通主体视角出发，结合理论和实证研究，以农户信用为研究对象，研究我国农产品生产问题，以减少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

二、相关研究概述

从市场视角研究食品安全问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自KatherineClancy（1986）首次提出食品安全问题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目前，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1农户产生道德风险的动机解释。这些研究从经济学视角寻找农户非安全生产道德风险的来源与动机。如Sheriff（2005）等学者通过对美国农户进行典型案例分析后认为，投入品间的替代弹性、政府标准的异议，以及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都会使偏好于风险规避的农户产生道德风险。同样，Starbird（2005），Bontems（2011）等学者也通过调研得出，安全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不对称是激发农户非安全生产道德风险产生的重要因素。2农户道德风险的衡量。国外多数学者认为，农户道德风险发生概率的差异取决于农户的风险偏好，风险规避型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较少发生，因此衡量农户道德风险应观察其保留效用值（Clancy，1986；Dubois，2011）。如Norbert（2004）等学者针对美国农户在政府规制下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对其风险行为进行政策模拟，指出规制强度与农户道德风险的发生呈负相关，农户道德风险发生概率随政府规制强度不断调整。3农户道德风险的影响因素分析。这些研究多侧重于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来寻找影响农户道德风险的具体因素。如Ramaswami（2003），Dubois（2010）通过对个体农户行为进行观察，认为保险契约的完备程度、农户风险偏好类型是影响农户道德风险的重要因素。同样，Mitchell（2010）等学者也对农户安全生产意愿进行了分析，认为降低安全技术采用成本、提高监控审查频率有助于减少农户道德风险的发生。

三、结构方程分析与数据检验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研究，通过采用问卷与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式对黑龙江省农户进行了调查。我们采用李可特5点法设计问卷，对陷阱问题进行了筛选，共回收392份有效问卷，还实地走访了哈尔滨市团结镇、松北镇等城郊地区农业生产者以及润恒国际食品交易中心的农户，以期获取黑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道德风险的详细资料。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SEM）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因子分析对所得结果的真实性进行论证，并结合实际情况对加强我国农户信用建设提出了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渠道权力等理论，通过对我国农户信用状况进行分析，选出的检验变量指标分别为制度供给、示范效应、实施主体自我效用考量、农户道德失范成本、误导性市场导向、渠道选择自由度、侵略性渠道权力、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四、加强我国农户信用建设的措施和途径

（一）加强宣传，营造生产安全农产品的环境

为了避免农户因缺乏农产品质量安全常识而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引导农户生产出令消费者放心的安全农产品，应加强舆论宣传力度，在已有的纸质媒介的基础上，多通过广播电视节目、专家讲座以及开通免费咨询电话等方式，提高农户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思想认识，唤醒农户的社会责任意识。基层组织应该把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作为推动农业发展工作的核心内容，着力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农户介绍、推广安全高效的农业生产技术，避免农户由于文化水平和技术等原因所导致的无意识的不安全农产品生产。

（二）完善制度体系，实现制度执行常态化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现实问题越是复杂，越应该加强正式制度的约束和实施机制的运行。制度约束属于外部控制力量的范畴，利用外部控制力量、加强制度约束是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道德风险问题的必要且重要的手段。应对我国目前已有法律法规中存在的漏洞进行填补，形成一套完整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体系，从而避免制度缺失，这是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道德风险防控的关键。

（三）规范制度细节，保障制度内容科学性、实用性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的弱实用性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一是标准的立项不能快速反映市场变化和需要。二是某些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覆盖面窄。三是部分标准规定过严，脱离我国实际情况。四是标准制定缺乏验证。因而要制定具有真实指导意义的规范化指标，在数量和质量上同时落实各项安全标准。首先，对农产品标准进行量化标示，如农药使用量等各项指标的具体数量。其次，在质量方面，应加强各项标准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前瞻性。

（四）打破制度供给垄断，决策主体实现多元化

在实际调研过程中，多数农户认为在制度出台的过程中，应积极主动地邀请有关的农业组织或个人参与正式制度的补充细化，避免制定的标准与实际状况不相吻合。要充分尊重这些组织或个人的意愿，为其设立相应的权利。同时，鼓励其设立组织内管理制度，形成行业内、组织内的自律。

[参考文献]

[1]DavidEDowallTheRoleandFunctionofUrbanLandMarkets[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93，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