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合成的意义和作用范文篇1

[论文摘要]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大学英语合作教学模式的涵义，从师生角色关系、教学运作勾弦、激励机制三个方面运作构建教学模式。这种大学英语合作教学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合作教学中的两大问题，即“外语学习焦虑”和“社会惰化作用”。

一、引言

自我国大学英语改革以来，合作型教学引起广大外语老师的注意。课堂教学中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互动、合作型教学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日渐盛行。但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我们经常发现合作学习条件下的个体惰性。在合作学习活动中，评价的对象是团队，有个别同学则把团队当作了避风港。笔者曾经作了一次教学实验。实验对象是广东医学院2005级学生70人。笔者先后搞了两次英语辩论赛(成绩列入学生英语综合成绩评定)，第一次是以小组为单位，第二次是以个体为单位。发现第一次辩论赛的发言水平在质上较第二次高，但第二次的发言人数及次数在量上较第一次多。笔者又进一步作问卷调查以究其原因，发现，第一次辩论赛中，有少部分同学存在“反正不用我发言，不用费那个劲”；在第二次辩论赛中，有同学反映“好紧张啊，想好了站起来就忘了”。因此，只有合作没有竞争，就会出现“社会惰化作用”(即，人们在群体中容易推卸工作及责任)；而没有合作，只有竞争的个体学习不但引发学生的高焦虑度，而且会失去更多的学习机会。如何能避免教学中的“社会惰化作用”，同时又降低学生的“学习焦虑”程度呢？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竞争型互动合作教学模式为解决“外语学习焦虑”和“社会惰化作用”提供了有效的教学方法。

二、建构主义合作教学的涵义

建构主义认为建构的意义并非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而是来源于人类的建构。正如托马斯·杰弗逊所说，观点的差异引发了探究。学生在合作学习当中产生的认知冲突，这是学生建构意义的契机和原动力。维特罗克(M.C.Wittrock)提出的学生学习的生成过程模式，反映了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的意义建构。他认为，人脑并不是被动地、机械地记录输入信息的工具，而是根据长时期记忆中的内容和倾向，借助自己的加工策略，结合原有的知识信息主动地选择和重新建构对信息的解释。〔1〕古宁汉认为，“学习是一个建构内在心理表征的过程，学习者并不是将外界的知识搬到记忆中，而是根据已有的经验，通过与外界的相互作用来建构新的理解”〔9〕。美国教育学家皮亚杰认为，学生的创造性和批判性能力的培养是教育的关键。因为智力的活动必须由一种内隐的情感性质的力量所激发，而不是借助外力推动的。皮亚杰提倡学生之间互教互学〔2〕。美国另一教育学家布鲁纳的认知——发现学习理论认为学习的实质是主动形成认知结构〔3〕。苏联教育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提出最近发展区理论，即认为学生者的实际发展水平与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存在着差距〔4〕。学习者在一定的学习背景下借助于老师和同伴的帮助，尤其是几乎在同一水平上的同伴的帮助，通过建构的方式获得知识的输入，不断地填补差距，获得自身认知结构的发展。在这里，老师成了知识建构的促进者，学生成为意义建构的主动者。因此，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大学英语合作学习就是指通过各种形式的大学英语合作学习，学习者之间展开英语交流和竞争，主动地调动和选择记忆中的信息内容，与自己的经验相结合，采用一定的信息加工策略，从而建构起更深层次的意义理解，并将学习者内隐的观点、想法、思路外显化，在观点的碰撞冲击中，发展批判式的创新思维能力。〔5〕〔6〕

三、建构主义合作教学的运作勾弦

(一)师生角色定位

建构主义理论下，师生角色得以新调整。传统的教学模式一直以教师为主导，以“传道授业”为主，向学灌输知识。大学英语教学遵循一种单一的线性的教学方法。以读写课程为例，首先是课文背景介绍，然后“分解各段”，以“生词讲解”、“句型操练”和“语言点”为重点，而对于篇章结构所体现的英语思维能力的培养却往往被忽视，学生被动地学习，机械地记忆，只会简单的句型的堆砌。建构主义认识论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论的基础。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大学英语合作学习模式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从走出对老师的依赖，走向学生间的互相依赖。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提出了最近发展区理论，即认为学生者的实际发展水与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存在着差距〔4〕。学习者在一定的学习背景下借助于老师和同伴的帮助，尤其是几乎在同一水平上的同伴的帮助，通过建构的方式获得知识的输入，不断地填补差距，获得自身认知结构的发展。在这里，老师成了知识建构的促进者，学生成为意义建构的主动者。

(二)以学定教学的教学运作模式

建构主义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过程，注重大学生的语言能力的应用和提高，通过在实践中实现意义的建构，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提高学生英语能力。因此，在教学运作中采取以学定教的模式。

首先在教学中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克拉申的输入假设认为，二语习得产生的一个条件就是习得者所接受的可理解的语言输入要超出其现有的知识水平。理解是指学习者关注语言的意义而非语言的形式，远远超出学习者现有的水平或接近其现有水平都不能收到理想的学习效果。

第二，在教学活动中，以学生的学习需求和语言认知水平为出发点，开展多样化的小组合作形式，例如，任务小组，项目小组，兴趣小组，研究小组，友谊小组等多种的合作模式。其目的是还学生学习自主权，增加学生参与语言活动的机会和促进语言的语际交流为目标。例如，在阅读当中，我们可以采取任务小组的阅读形式。我们事先可以把阅读材料分发给学生，让不同的小组来讨论。再按照学生的同一认知水平来分组，让他们就同一话题来讨论。这样就使得不同小组就同一问题做出不同讨论，实现了组间的交流与合作；而组内的合作给学生营造了一个无拘无束的轻松和谐的学习环境，有效地降低了外语学习焦虑感。同时，组外的竞争就好比给学生提供了一块竞技的领域，为学生自我展示提供了一个用武之地，激发了学生的竞争意识，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小组竞争在团结合作的基础上摒弃了狭隘自私的个体竞争意识。让学生长期保持积极向上的学习意识和学习态度，从而以点盖面地提高整体的学习效率。

第三，在学习过程中，以探究型或发现型教学模式为主要特征。当教师成为教学舞台的幕后导演，即成为学生建构意义的帮助者、指导者后，教师的作用体现在(1)激发学生的内隐的学习动机，将学生的有意识学习变为自觉和无意识学生行为。帮助学生形成持久的学习动机。学习不再是强制性的行为，学习效果也不再追求可显的和可控的效果。为了使意义建构更有效，教师应尽可能地组织协作学习，并对协作学习过程加以引导;(2)课堂教学过程是一个开发学习者发散式、创新式思维的过程。教学过程不再是传统的线性的同步过程了。而是引导学生沿着自己倾向的学习方式，完成对意义的建构。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建构意义的能力;(3)知识输入不是取决于教师给予的量的大小，学习者记忆和背诵教师讲授内容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学习者借助原有的知识，根据自身经验去建构有关知识的能力高低，;(4)教师不再是终极答案的给定者，而是开放型问题的设计者和引导者、多解方法、多种评判答案标准的提供者。问题的目的不是期望学生一定就能给出千真万确的答案，而是鼓励学生参与，使其了解这个领域。

(三)建立竞争型的多元化的激励机制

斯纳金的强化理论，强调外部控制对人的行为的调节作用。这一理论认为对人的行为的肯定与否，决定了这一行为是否重复出现。教学评价是教学活动中的外部控制因素，其目的在于激发学生对教育目标的追求。教学评价是激发学习动机的重要手段，借助外在的力量，促进外在动机向内在动机的转化。我们改革传统的以学生学习效果为测量对象的评价体系中评价主体单一的状况，建立评价主体多元化的体系，即改变目前评价主体仅为教师的局面，建立以学生自评为主的师评、学生自评、他评相结合的评价主体多元化的合作激励体系。在这个合作激励结构中，激励对象是小组而不是个人。建构主义评价机制的最终目标是看学习者是否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社会心理学家多伊奇(MortonDeutsch)认为有三种目标结构：第一种是合作目标结构，即个人目标与群体目标一致，个人目标帮助实现群体目标，群体目标实现了，个体目标才能实现。第二种是竞争目标结构，即，个人目标之间是相对立的且相排斥的，个人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努力会妨碍他人目标的实现；第三种是个人的目标结构，即，个人目标与群体目标是毫无关系的。约翰迅兄弟对这三个目标作了进一步研究，发现：“同竞争的目标结构、个人的目标结构相比，在合作的目标结构下，学生的学习会产生更多的人际吸引〔7〕。”。因为合作目标结构不但能促进增强个体成员的接纳感和归属感，从而促进团队整体水平的提高。因此，合作基础上的竞争机制既不会引发学习焦虑感，又有效地防止了“社会惰化作用”。

四、结语

基于建构主义的大学英语合作学习模式，以学生为中心，不仅要求学生从知识的灌输对象转变为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且要求老师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主义的促进者。而且要求教学最终的目标是学习者完成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如果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大家共同建构语言的意义，那么每一个人的智慧与思维都能被整个群体所共享。在这种基础上建构的语言意义将更加全面、准确〔8〕。”基于建构主义的大学英语合作教学模式，充分地发挥了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角色。增加了学生的信息量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发挥学生学习自主性，减少了社会惰化作用，同时提供了和谐的会话交流环境。组内同伴会充分尊重同学的感受，即使是差生也不会体验来自集体的负面压力，使外语学习焦虑度保持在适量水准。

[参考文献]

〔1〕陈琦．认知结构理论与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1).

〔2〕皮亚杰.结构主义〔M〕.倪连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布鲁纳.布鲁纳教育论著〔M〕.邵瑞珍，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4〕于霞.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现代信息技术外语教学初探〔J〕.高等理科教育，2005(3)

〔5〕张建伟，陈琦.从认知主义到建构主义〔J〕.北京：北京大学学报，1996(4)．

〔6〕维果茨基.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M〕.余震球，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有机合成的意义和作用范文

论文摘要：手机短信作为现代交际的一种新的手段和方式，随着现代通信方式的飞速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交际形式，本文试图运用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的核心---合作原则来分析手机短息文本。根据手机短信文本自身的特点，来研究它在交际中的作用。

手机短信话语文本主要是以手机为载体来传递信息、表达情感而创造出来的书面言语作品。这种书面言语文本呈现出了富有特色的语言运用特征体系和行文规范。手机短信话语文本的形成是表达主体即发短信息者出于某种语用目的而创拟的，所以在语言运用方面有自己的独创性。手机短信是在有限的字数内利用现代传播技术传递信息的一种新型语言文化现象。它存在字数的严格限制，但是汉语的生动灵活和凝练文字、丰富内涵的各种修辞手法，使得它绝境求生，脱颖而出。它独特的强劲优势和广阔的涵盖范围，给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当前的社会流行语中，它的一支独秀被人冠以“第五媒体”的美称。而且它融合了人机传播和大众传播的优势，并以其特有的时尚号召力，成为维系亲情、友情、爱情的重要纽带。

手机短信的特点是其一其语言的生动性，短信文本的造句生动形象，独具我们民族特有的睿智与幽默。短信文本大量使用了谐音、夸张、比喻、拟人、对偶、借代等修辞手法。在运用方面它呈现出了极大的自由性，既有对传统文学样式的借鉴、移植，又有别出心裁的独创，修辞技巧十分丰富，灵活多变。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可以说，手机短信的语言，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宝库，使人际交流的语言花样翻新。手机短信的特点二是手机短信文体篇章短小精巧，它的语篇长度特征就是“短”。一般的手机设定中，对短信的接收都有长度的限制，从50字到150字不等。而根据内容，短信息只要能传达一个信息，使接收方明白就可以，所以不要求句子的完整性和语言的优美，一般来说短信的平均话轮长度为8个字(包括标点符号，印刷符号，一个英文单词或英文缩写算作一个字，一个情感符号也算作一个字)。其三，手机短信还融合了各种文体的特点，呈现出兼容并包的语篇特征，它将诗歌体、散文体、戏剧对话、对联式文体渗透进来。表现出了相当鲜活丰富的语言运用特色，短信文学带来了文学的传播方式和阅读习惯的改变，也改变了文学的文体形式。比如篇幅精短、句式短促、排列形态特别，同时也改变了人类之间的交际方式，本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手机短信，也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短信文学，研究这种随着手机通讯的出现而飞速发展的短信交际形式。

话语分析形成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一门涉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学科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在1967年社会哲学家格赖斯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在进行话语交谈时都认同并遵循一种原则，并将其命名为合作原则，合作原则是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的核心。他对合作原则作了如下界定:“在谈话过程的当前阶段，你作为参加交谈的一方在你的话轮中说出的话语应该是符合谈话双方共同认可的目标或方向的。”其具体内容表现为四条准则：1）量准则—所说的话既包含又不超过交谈所需的信息。2）质准则—不要说虚假或是证据不足的话。3）关系准则—话语要相互关联、切中主题。4）方式准则—话语要言简意赅、避免歧义。显然这四个准则应该是合作原则总则的展开，是总则的具体内容。准则里所蕴含的“合作”概念与总则中的“合作”概念应该是一致的。在我国，有关合作原则较为系统而全面的介绍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程雨民《格赖斯的“会话含义”与有关的讨论》一文为主要标志。此后的20年间，特别是90年代，围绕合作原则展开的研究与讨论尤其活跃。

手机短信作为一种特殊的交际平台，也是要遵循交际的基本原则，但是手机短信因其交际途径和使用语境的影响具有自身的特点。手机短信由于收到手机通讯条件的原因，每条都会有数量的限制。因此手机短信严格遵守在尽量短小的范围内表达更多的信息，有些象电报，不过没有电报字数限制的那么严格。手机短信话语文本也是以准确传递语意信息为基本语用目的的，其行文受手机屏幕空间限制，一般允许打出70个左右的汉字，再加上发短信息时手机自身时间的设定等原因，这些客观上的条件不允许表达主体像一般的写作那样面面俱到。另外，发短信息的行为一般是发生在朋友、同学、同事等关系较好的言语交际对象之间，所以也就不太注重形式问题，只要把要说的事情说清楚就可以了，这也是短信息话语文本中构成要素省略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手机短息在信息交际的过程中遵守合作原则中的量准则，这种原则的实现是受到现代化的物质载体的制约。

例如：我们下午在哪里见面？

学校门口

星期三的课在哪个教师上？

主楼203

这种交际方式符合量准侧所要求的内容，它包含需要的信息而且说的话不超出需要的信息。在交际中简洁明了，没有多余的信息和成分。行文时该省则省，能简就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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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短信文本运用大量的修辞手法来达到一种幽默诙谐的目的。在短信文本中运用语音、词汇的相关性营造出一种语境而产生歧义。发送者在编写时故意把关键的部分暂时保留一下，使接受者产生歧义或疑义，然后把关键部分说出来，进而收到幽默、曲折、引人入胜的效果。手机短信中运用这种手法的方式是，往往先作肯定，给接受者一个心理预期，结果却与前面的心理预期意思相离或相悖，从而让接收者的期望与发送者的意图发生偏离，对比之下，形成反差，产生幽默。

例如：我和我妈说了：我喜欢你！经过和你这么长时间的相处，我感觉已经离不开你了，我想让你上我家来，能天天陪伴我！可我妈不同意，她说：家里不准养小狗！

这则短信暂时保留了关键性的话语“小狗”，使得听话者所得信息出现中断，从而产生语义联想和心理期待———一般容易理解为感情表白。待到表达者最后给出关键性词语，才让信息传递得以继续，并纠正了前面的歧义联想和期待，同时也达到了一种幽默诙谐的效果。这就是手机短信歧义。这种现象在手机短信中经常出现，它违背了合作原则中的方式准则，方式准则要求说话要清楚明白，特别是避免表达晦涩，避免歧义，要简洁要有条理。合作原则的要求是通过你正交谈的目的方向，在交谈的现阶段，使你说的话符合需要。但是在分析短信文本时我们不难发现人们的交际中无法完全符合四条准则，尤其是在手机短信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歧义。

歧义是语言的创造性与节约性相互作用的产物，短信文本利用汉语语音的双关性产生的双关歧义是短信文本歧义的一个突出的类型。双关歧义的形成通常是作者为达到某种艺术效果，故意使话语含混不清，从而违背合作原则中相关准则的结果。作为接受者在准确推断原语的话语含义和成功再现原语的双关歧义的过程中，都必须努力遵循合作原则。双关歧义就是说话者或发送者违反方式或量等准则而形成的一种积极的歧义现象。

例如:《暗思竹》暗思竹，暗思透非竹。末温花，枝绘池。暗在竹眷株，好池诱澜座。

这条短信表面语义写的是竹子，深层语义却是写猪。编写者通过谐音的方式将其所要表达的“俺是猪”悄悄地隐藏在“暗思竹”中，接受者一开始不明其意，等明白后已经掉进了编写者的陷阱。全文的深层语义是:俺是猪，俺是头肥猪。没文化，只会吃。俺在猪圈住，好吃又懒做。格莱斯认为，人们在交际活动中是遵守“合作原则”的。说话人的话语应当是相关的，真实的，信息量适度的，简明的。这样，当说话人的话语明显违背合作原则时，就会引起听话人的注意，并促使他通过逻辑推理“寻找”出说话人的真正含义来。正是由于听话者遵循这个方式才可能构造出双关歧义，这种歧义是指用一个词语、一个句子或一个语言片段同时关顾两个事物、表达双重意思，一个是表面的，另一个是隐含的，好像“一箭双雕”、“一举两得”，不过在双重意思中往往还是以没有说出来的那个意思为主。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正好违背了合作原则中的方式准则，因为它似乎总是给读者提供一个模棱两可的含义。它是作者有意显露、读者努力猜测的一种歧义。而交际双方都要按照合作原则从事才能造成和领会其中的奥妙。所以这种谐音双关歧义是它利用音同或音近的条件构成表里两层意思，从而产生表意婉曲、情趣幽默、隐含讽喻的修辞效果。

手机短信充分利用现代的传播方式，对象不分年龄，不受地域限制，方便、快捷、廉价、私密性好。它减少了因距离和时间等因素所造成的麻烦和障碍，从而改变了过去传统的交际方式，塑造了全新的人际交往模式。伴随着这种方式出现的手机短信在语篇结构和词语运用方面体现出一定的模式和特色。本文通过对手机短信文本的话语分析发现人们在利用手机短信进行交际的特点。它根据使用环境的不同有时遵守合作原则，有时违反合作原则。随着手机普及，通过手机短信进行交际逐渐成为了人们进行沟通的一种新的方式，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相信对手机短信的研究会有助于这种通信方式更好的为人类交际服务。

参考文献

1.刘亚军.《短信:穿越社会阶层的文化现象》，文汇读书周报，2003-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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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群众工作创新基础工程

群众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解决当前我们党群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一、群众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

首先，群众工作是有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础性工作。社会和谐的根本标志是人际关系的和谐。通过群众工作，可以掌握和疏导群众情绪，了解并引导人们的思想动向，把握社会心态及其变化，这些对于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利用群众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有机结合起来，把群众工作寓于民主化、法制化手段解决认识、处理、调解人民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的过程中，就能够及时地掌握社会矛盾、防止矛盾的激化，正确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其次，群众工作是实现社会和谐与提高和谐程度、和谐水平的重要基础。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实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主体。把党的群众工作与党的执政方式、制度建设和治国方略、治国机制结合起来，通过发挥群众工作联系广泛性的优势，可以联系执政党与参政党及各阶层、各行业、不同利益群体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使之在平等对话、共同协商、感情交流中实现社会的整合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有机聚合。这不仅对于维护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而且对于进一步提高我国社会的和谐程度与和谐水平，都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

再次，群众工作是促进发展、保障和谐的重要工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充满活力的社会，是各种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群众工作是激发主体活力的工作，是调动主体主动性和创造力的工作，是实现社会活力、形成动力、凝聚力、向心力和整合力的工作。一方面，群众工作能够极大地组织、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群众的聪明才智，开发社会发展的主体活力、动力之源。另一方面，群众工作又是优化社会组合、协调社会要素的工作，它能够实现社会要素和社会系统的优化组合和良性互动，形成和实现社会发展的动力、凝聚力、向心力和整合力。

二、党的群众工作现状不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群众工作和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它在民主革命中作为党的根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承认群众工作是我们当前工作的薄弱环节。目前，我们党的群众工作现状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极不适应。

首先，对群众工作在执政党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到位。一是人们仍然只是从优良传统的意义上理解和认识群众工作，这显然是十分不够的。二是从工作方法、手段的意义上理解群众工作，没有从事关执政基础的意义上理解。群众工作之于共产党执政，特别是有效执政和成功执政，应当是基础和第一位的，是目的、归宿，也是贯穿始终的过程。三是没有与共产党的执政职能和任务结合起来认识。有些人把群众工作看成外在于共产党的执政职能和执政任务的形式和活动，成为“作秀”表演和形式主义的“花架子”，没有渗透贯穿于执政党活动的全过程。四是没有认识到群众工作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作用和意义。我们党的一些干部，没有把群众工作看成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治理社会主体作用，实现党群联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执政活动。如此等等。

其次，群众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不适应。一是我们过多地沿用了传统的群众工作方式。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传统的群众工作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已经不适应执政、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新情况、新要求。二是缺乏与政治文明建设结合的、并与此相适应的群众工作的机制方式。缺乏使群众工作有力有效的机制方式，如缺乏领导和支持和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群众自觉参与的，民主交流的，平等协商的，良性互动的机制方式。三是缺乏与整合执政、制度资源结合的、并与此相适应的群众工作的机制方式。缺乏使群众工作与执政活动、制度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要求相适应的群众工作机制方式，忽视了制度和权力的力量、民主和法制的手段与群众工作实现机制的有机统一。

再次，群众工作的能力不适应。一是时代条件的变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对党的群众工作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亟待创新。执政党的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不能停留在民主革命和计划经济时期，要正确处理群众工作与依靠制度和政权的关系，正确处理群众工作与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转变的关系，适时实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和与时俱进。

三、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创新群众工作的着力点

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必须实现党的群众工作的创新。主要是要实现群众工作的观念创新、制度、机制创新和能力创新。

首先，提高和更新全党对群众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增强创新群众工作的自觉性。

一是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共产党执政的本质与群众工作统一的高度理解党的群众工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在党和群众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得以巩固和加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创建，是在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中得以进行和实现的。党的领导权威大小、执政水平高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成果和成效，与党的群众工作状况及党群关系状况，呈正比例关系。这就要求执政党对群众工作比革命时期都要更为重视，并实现全面、深刻、系统的政治认知。

二是从共产党执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变对创新群众工作的迫切要求上把握党的群众工作。共产党执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基本途径。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共产党执政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有机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实现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有机统一；依法治国与实现人民群众的主人公地位和意志有机统一；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变与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有机统一。共产党执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变与群众工作创新的有机结合，正是共产党执政理国的政治逻辑的根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