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范例(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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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范文

传递正能量的民族新闻报道,对于推动民族工作健康发展,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地区改革发展不可或缺。不能因为民族新闻“敏感”,媒体就对其敬而远之,使民族新闻成为边缘品种,使少数民族边缘化。相反,媒体应该以更强的责任感去关心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改革发展。

实际上,只要正确、全面理解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客观看待在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面临的一些问题,民族新闻就可以“脱敏”,媒体就可以挖到“富矿”。

媒体在进行民族新闻报道时,应厘清以下问题。

如何看待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一种声音,对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出质疑。甚至有人提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要搞了,民族自治地方可以和其他地方实行一样的体制。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我们的民族政策都是由此而来、依此而存。”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于否定了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而事实上,中央一直在强调,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

新闻媒体如何向受众讲好这个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依据呢?就是用事实说话。

民族自治地方的事实是什么?目前,我国有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构成的自治地方,覆盖了我国国土面积的约64%。在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左右。此外,我国还建立了1100多个民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补充。

发展是衡量一个制度优劣的重要因素之一,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可以用一组数据来证明。“经济总量由1984年的680.95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6477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17倍,年均增长10.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84年的585元增加到2013年的22699元,增长了38倍,年均增长13%;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1984年的299元增加到2013年的6579元,增长了21倍,年均增长11%。”①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另一用意,就是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目前,我国155个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会中,都有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各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已全部由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

实践充分证明,民族区域自治适合中国国情,得到各民族衷心拥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做法,受到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关注,被称为处理民族问题的“中国经验”。

这些实践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如果记者能够深入民族自治地方实地采访,讲故事、摆事实,向受众展示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变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发挥的作用,也就不难得出党和国家为什么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答案了,杂音自然就会消失。

当然,媒体有责任向世界讲清楚,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坚持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没有国家的统一,就谈不上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键是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的民族关系

拉萨“3・14”事件、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等发生后,一些人认为是我国的民族关系恶化了。

事实真是如此吗?

何谓民族关系?笔者认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民族词典》对民族关系的解释,即指不同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2005年5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作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定位。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不可否认,近年来,受一些地方民族分裂势力的破坏,极个别地方发生民族隔阂的现象。客观来看,这是支流。主流是我国民族关系的大局是好的,民族团结的基础是稳固的。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仍然是我国现阶段民族关系的真实写照。

媒体如何呈现作为一种特殊社会关系的民族关系?途径是进行典型报道。典型是时代的产物,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典型。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各条战线上,都涌现出大批民族团结模范个人。比如:维吾尔族民间慈善家阿里木,从2006年起,他用烤羊肉串挣来的钱在贵州毕节学院设立“阿里木奖学金”,资助家庭困难学生上学;朝鲜族农民韩哲范自1998年起开始收养孤儿,如今,60多名不同民族的儿童和老人在他的关心下幸福地生活着……

这些典型数不胜数,他们的真诚和付出,犹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让民族团结之树常青。他们的行为无声地诠释着普通民众对于民族团结的理解,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的注脚。

对现阶段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应做客观的具体分析,不能因发生了拉萨“3・14”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等,就一叶障目,看不清民族关系的主流。我们既要看到我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各种社会矛盾集中凸显,有的必然会以不同形式反映在民族关系上,而其中大量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属于不同范畴内的一般社会问题,比如民生问题、发展差距问题、暴力恐怖问题,不能一概论作民族问题。

媒体有责任引导受众多看主流,多看民族团结的光明面。坚持实事求是地分析看待问题,弘扬主旋律,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如何看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2010年1月中央召开的第五次工作座谈会,此后,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中央民族工作会等都重申了这个原则。

一些人担心,强调“交融”会不会把少数民族“融”没了?

交往交流不难理解,时展到今天,没有哪个人群可以不与其他人往交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整体,交往是形式、是基础,交流是内容、拓展,交融是本质。那些担心强调民族交融会丧失民族意识、民族特点的观点,实际上是把民族交融与民族同化混为一谈了。“民族同化”是指“一个民族或其一部分丧失本民族特征而变成另一个民族的现象”。②民族同化最主要的特征便是一个民族或其一部分丧失了民族意识,而最终认同于另一个民族,其成员成为另一个民族的组成部分,抛弃了本民族的自称,并接受、使用另一个民族的族称。而“交融”是指“民族间共同点、一致性增强,同时又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特点,‘交融’更多表现为一个过程”。③根据对民族交融特点的分析,交融不是汉化或同化,不是对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否定,而是使各个民族的文化、优点为所有民族共有共赏共享,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的格局。

实际上,我国56个民族都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我国现代的以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民族,其血统都不是纯而又纯的,都是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产生的。汉族是融合众多民族演变而成,而今天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也是民族长期融合的结果。从历史上看,我国各民族在交往中加深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和谐共赢,在每一次深度的交往交流交融后,都会产生更加强大的、比原来的民族更加优秀的群体,其结果都是形成更加强大的政权和更大范围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媒体有责任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更加积极的舆论环境,要把握好“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原则,多报道各民族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鲜活事例。当然,涉及亿万人的交往交流交融,没有一点磕磕碰碰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历史过程,新闻媒体要做的是积极引导,趋利避害。

如何看待少数民族人口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少数民族人口大规模向东部和内地城市流动。2014年6月在甘肃兰州召开的“全国部分省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现场会”透露,全国流动人口达到2.6亿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约2000万。

这样的人口流动导致我国民族交往与民族分布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民族工作的重点也从边疆和农村牧区延伸到城市和东部地区,全国民族工作“一盘棋”的格局正在加快形成。

这种新变化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不能很好地适应城市的生活和管理方式,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感觉到陌生神秘,不能很好地理解他们的某些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城市中大量涌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一方面推动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丰富了多元文化,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各民族之间的碰撞摩擦。有些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矛盾纠纷处理不好,会影响到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如经常出现的违规摆摊、占道经营,以及前一段时间出现的岳阳“切糕”等事件,经网络媒体炒作传播后,影响不断扩大,对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城镇化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还会有更多的少数民族群众选择进城,城市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将持续扩大,分布范围日趋广泛,各种矛盾纠纷会时有发生。

面对这种形势,新闻媒体要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既要对其他受众进行民族政策和民族知识的宣传,使全社会进一步掌握民族政策,理解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客观上面临的一些适应困难,以便增进民族感情、化解矛盾纠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的宣传者和实践者;也要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加强民族团结和法制宣传教育,引导他们知法、守法,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倡导入乡随俗,做一个受欢迎、受尊重的建设者、新市民,坚决杜绝所谓“特殊公民”的出现。在宣传报道中,媒体要更多关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的困难群体,引导全社会给予更多关爱、扶持和帮助。在主要进行正面典型宣传、传播正能量的同时,也要对一些违法行为进行适度曝光和批评,教育各族群众自强、自立、自尊。

如何看待针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

目前,在尊重民族文化差异和重视民族发展差距的前提下,国家针对少数民族和一些民族地区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比如高等教育招生优惠政策、计划生育政策中对少数民族生育的政策规定、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以及中央给新疆、等民族地区的政策等。

这些针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绝大多数人是能理解的,也是支持的,但是,也有部分人不理解,认为要取消这些政策,在政策上实行一律平等。

如何看待国家对少数民族实行的优惠政策呢?“我国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是在民族平等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原则下,针对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本身无力实现国家法律所赋予的各项权利的现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等方面所给予的帮助和优惠。”④也就是说,实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理论依据主要是民族平等,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一个根本原则,也是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的总原则。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发展等方面相对滞后。笔者曾经多次到西南等一些民族地区,新中国成立以前,有些沿海地区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但生活在西南等民族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群众,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被称为“直过民族”。从社会发展程度上来说,这些少数民族比汉族要慢很多。这些少数民族的生产关系虽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但生产力发展很落后,还停留在过去的状态,如果国家不帮助他们发展,这些民族就很难跟上其它民族发展的步伐。

如果民族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拉大的趋势长期得不到根本扭转,就会造成心理失衡乃至民族关系、地区关系失衡,对于全国发展、稳定的大局是不利的,对整个国家利益也是不利的。

再者,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步骤和战略布局,我国的发展“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而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就有必要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做出倾斜性的照顾扶持,以期实现共同发展。

从这些现实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实行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是以民族平等为基础的,这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它符合现阶段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需要。

媒体要看到,那些提倡“一律平等”的观点,实际上是用形式上的平等来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媒体要多讲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对于全国改革发展的资源贡献、生态贡献、守土固边贡献。

结语

民族工作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比较强,民族新闻是受众较为关注的热点之一,新闻媒体只要把握好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正确客观地看待社会焦点,多讲鲜活故事,少讲大道理,在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解决实际困难、办实事好事中进行宣传引导,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就可以在民族新闻领域游刃有余,为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繁荣贡献一份力,为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凝聚力量。

注释:

①黄小希:《迎接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写在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30周年之际》,新华社,2014年5月31日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③朱维群:《民族工作应向“交往交流交融”使劲》,中国网,2014年7月28日

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范文

一是要树牢理想信念。要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引导广大党员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

二要严守政治规矩。着力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维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广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把牢政治方向,在守纪律、讲规矩上作表率,始终心中有党、对党忠诚。

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党的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贯彻落实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开创新时代民族工作新局面,根本在于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立足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家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战略,多次谈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牢固树立”到“积极培养”再到“铸牢”,明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和现实依据。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存续的必要条件,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结构性基础,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框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范文篇3

民族中心主义从本质来讲属于信念,即一个有民族归属的个体认定自我群体优先于其他群体的民族优越感,一种我优他劣的主观价值判定标准[6]。从功能来说,民族中心主义可增强本民族成员之间的凝聚力,也因其自我中心的衡量和判断标准得出极端结论。如学界不少学者就认为民族中心主义是阿拉伯民族与以色列民族冲突的原因之一。同时,经济话语权的归属可以影响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特别是边缘与弱势群体在选择消费方式和产品所表现的对经济强权民族的偏好,消费者的文化体验被商品化取代已成为新的文化定势[7]。例如,我国境内许多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游客对当地民族文化的体验逐渐趋于同质化。如以纳西族文化为体验核心的丽江古城、白族文化为体验核心的大理古城等许多国内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文化体验方式本应大相径庭,但事实上是从文化体验角度基本是以相似的消费方式来表现,如高度相似的商铺设计、商品销售模式,已经让这些少数民族古城接受了国内外的强权文化定势———文化让位于经济利益。

二、类型化梳理:跨文化视角下民族文化冲突的多样表征

在经典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科赛尔、达伦多夫、赖克斯等人强调以社会生活的冲突性来解释社会变迁,形成了冲突理论。冲突理论反对将普遍的社会文化冲突现象作为“社会病态”来对待,并认为冲突是社会和文化变迁的重要方式。民族是几百年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类型,民族文化的冲突也成为最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跨文化场景中,不同文化群体成员用自我文化的行为标准与他我文化成员进行交往,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文化冲突反映出社会冲突现状,具体是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9]经济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如今,跨文化视角下的民族文化冲突也呈现多样类型化的趋势。

(一)文化差异下的民族文化冲突民族文化差异可以定义为族际间的文化异质性。一般来说,如果民族身份未能超越文化直接影响群体或个体的社会人际交往,在政治、价值观、语言等方面的影响下,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民族居民共同体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传承了不同的劳作与生产方式、社会活动与交往方式,也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俗、习惯、伦理、语言、建筑等。文化体系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由文化特质构成的、有别于其他文化形式且不可替代的族群文化结构,文化冲突的发生实际是文化差异所导致。汤因比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该民族对其生成环境所做的挑战的一种回应。”[10]独特的民族环境造就了各民族对文化的特殊应对方式,地域文化也经历了几次科技革命的洗礼,人类生产方式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文化对地理环境的依赖。随着不断加强的各个民族之间横向的联系,导致纵向历史民族文化的冲突也与日俱增,其冲突的化解也无法参照经济冲突之中可衡量的经济利益。民族文化的失落是民族消失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各个民族在政治、经济层面上接受新模式的同时,在文化层面却无法完全地借鉴或依赖,以表现出冲突或对抗,甚至是战争。

(二)文化休克下的民族文化冲突文化休克(Cultureshock)也称为文化冲击,产生这个词的根本原因也是不同民族间文化冲突。在历史上,不同民族的跨国人口大量流动产生了大批的跨境移民,伴随他们的是诸多跨域民族文化的社会和心理问题,于是,文化休克这个词就应运而生。文化休克在我国各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留下许多印记,如元代少数民族统治政权从地方性政权逐步转变为全国性政权,蒙汉之间的政治文化冲突问题凸显,具体表现为大一统的文化目标但多元化文化并存,汉民族的文化发展情形和以蒙古人为主导的统治族权对现实利益的维护等,这些因素使元代的国家治理从开始就遇到问题。解决的方法在于蒙古族群与汉族群的文化交往以文化休克的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曲折博弈得出结果,而这一结果对元代民族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元代的文化冲突带有明显的地域政治特点,其核心是冲破了夷夏之防的传统正统标准,为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提供了成功典范。

(三)文化霸权下的民族文化冲突葛兰西首提的文化霸权主义(culturalhegemony)对研究文化冲突有指导意义。其释义为除军事与暴力维持的政治秩序之外,被统治者迫于心理和意识的情景取向而表现出的顺从和服从。部分民族在对外传播文化的同时又拒绝其他文化的流入,或过度重视外来文化使之置于本土文化之上,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称之为文化霸权主义。从历史角度探讨美国白人与土著印地安民族的交往,人类学家往往用一个族群对另外一个族群文化上的侵略与征服进行对比研究。文化互动之初,白人文化的优势地位就决定了文化融合过程的主导权由霸权一方掌控。从结果来看,曾经土著印第安族群的住所早已建设成大都市,那些林间小道早已成为城市发达的交通轨道,留下了一些可有可无的土著语来命名植物与街道。教育的推行与印第安民族的开化行动,让印第安民族在接受正规学校社会化训练的同时,逐渐失去了原本的文化特质。与最初的野蛮进攻相比,后来的民族文化政策推行是温和的,教育采用以英语教育为主,印第安语为辅的选择。在这场历时二三百年的民族文化冲突中,印第安民族逐渐丧失了自己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接受了既定秩序的白人文化的同化。

三、社会化与实践:跨文化视角下民族文化融合的深度检视

跨文化视角下的文化融合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经历接触、整合后,文化元素相互交融的过程。人类历史上的各个族群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彼此冲突、碰撞、相互融合。这样的融合造就了许多的文化体系,如阿拉伯民族文化体系、印度民族文化体系、日耳曼民族文化体系等。本尼迪克特认为,诸多世界文化体系中,日本大和民族是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从国内民族融合历史来看,我国如今的民族文化体系也是历经了历史上多次的民族融合才得以形成今天56个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从跨文化视角看,具体可以从社会化与实践两条路径检视民族文化的融合。

(一)社会化中的民族文化适应柏瑞认为,民族文化融合就是在社会化过程中文化适应的结果,表征着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群体成员之间经过持续地接触,导致心理和行为发生变化的过程。人的社会性的本质属性确定了人的交往目的是为了社会化。社会化是个体的群体适应过程,民族文化在社会个体社会化程度不断成熟中也日渐与文化背景相适应,文化适应认知、态度、价值观念的变化。民族文化适应包含对“自我”民族文化的认同,保持与“他人”民族文化的关系两个部分。民族的社会成员的社会化是在固定的文化圈中完成,这一文化圈是是该成员的文化标签,在完成交往的过程中,民族成员主动或被动吸取他文化所长,以适应社会变迁。作为社会行为的民族文化适应包含行为主体和客体两部分:主体为本土文化,客体为外来文化。主体和客体的相互适应是两种文化间经过主动或被动互动,最终形成文化的同心力。

(二)实践中的民族文化一体化民族文化的发展总处在一定的情境之下,不能离开实践来谈民族文化的融合。文化的实践性决定了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能摆脱其人类性。即任何民族文化,只要能为人类所用,其民族性可被忽略,更多地强调其能为人所用。如生活在云南的独龙族,其社会形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当时其民族文化状态基本与其社会形态和经济发展状态相符。如今的独龙族地区,社会实践中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可通用性让其民族文化突飞猛进,再次验证了不同人类族群所创造的文化有相通的一面。处于不同族群的社会人,其实践、生产过程都和文化创造息息相关,文化产生的过程就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自我改造的各种活动集合,文化由人所创造又反过来塑造人,跨越了民族与种族的界限。无论民族生境如何变化,世界各民族都生存在同一个地球,所有民族文化内涵中总不乏自然文化,为各民族的融合与交往奠定基础。民族文化一体化的核心是不同民族文化在融合之后形成没有排他性的整体,而并非“想象共同体”。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达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伴随世界交往与互动而成为共同财产。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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