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的发展范文篇1

关键词：中国古代；手工业；利润分析；思考政策

一、引言

1.选题背景――以史为鉴，谈古论今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本世纪以来，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经济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其发展迅猛，其作用有目共睹，它们为我国经济带来了活力。为什么会这样？在我们老牌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做对吗？

历史是一座知识宝库，人类进步离不开借鉴历史，先民们的成功与失败是对我们的引领和警示。历史上，私营手工业消费市场广大，发展日趋繁荣，存在巨大利润，一直是社会经济中最有生命的、最活跃的。因此，我国发展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经济体是完全正确的，是中央的英明决策。

2、有关利润的探讨

利润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会计学都对其下了不同定义。（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转化形式，是资本家在销售商品后所获得的超过其预付资本的余额。”①马克思说：“剩余价值，作为全部预付资本的这样一种观念上的产物，取得了利润这个转化形式。”可见，马克思关于利润的定义有强烈的阶级色彩，是一种狭义利润的定义。（2）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一般将利润分为正常利润和超额利润两类。其中，“正常利润是企业家才能的价格，也是企业家才能这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收入。它包括在成本之中，其性质与工资相类似”。“超额利润又称纯粹利润或经济利润。它是指在企业利润中超过正常利润的那部分利润。”并且，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利润中通常还包含对机会成本的补偿。（3）在会计学中，认为“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利润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

通过对以上三种利润定义的介绍和分析可见，会计学的定义较好地撇去了阶级立场，以“利润=总收入-总成本”这一基本范式定义和计算利润，是一个较好的广义的利润概念。下面，我将把会计利润作为衡量中国古代手工业中利润的标准。分别分析其收入和成本，以求得出“中国古代手工业中到底有没有利润？”这一问题的结论。

二、中国古代手工业中的利润

中国古代手工业中究竟有没有利润？这主要通过中国古代手工业中成本和收入的对比来回答。中国古代手工业分为官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本文将对这三类手工业分别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分析。其中，在对收入的分析上，本文将通过市场的繁荣程度以及一些史料来说明；在成本方面，则主要是分析成本的构成，包括原材料、税、缴纳的管理费用等。

1.中国古代手工业种类及其发展简述

中国古代手工业主要分为三类：官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1）官营手工业：手工业由官府统一管理，工匠集中在官府设立的作坊内，使用官府供给的原料，制作加工官府指定的产品，产品不进入市场。官营手工业工匠有世袭的传统，世代服役“（官府工匠）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②（2）家庭手工业：家庭手工业是农户的一种副业，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和交纳赋税，剩余部分才拿到市场上出售。在中国漫长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家庭手工业占有相当的比重。随着土地兼并的集中，汉代出现田庄经济。（3）私营手工业：独立的私人手工业，大致产生于春秋时期，战国时“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③。中国古代私营手工业的发展与政府政策有很大关系，很多朝代采取了“官有民营”的方式，如先秦的“官山海”等；但西汉中期的“盐铁专营”和元代“匠籍制度”等则打击了私营手工业。明清以来，私营手工业快速发展，逐渐超过了官营手工业。

2.官营手工业的利润和成本

（1）收入分析

官府手工业的存在，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巩固统治的政治、军事需要，因此其生产部门包含着矿冶业等基础民生部门。以西汉的官营手工业为例，汉代的官营手工业主要是煮盐业、冶铁业、铸钱业、漆器业、丝织业、酿酒业等。其中，冶铁业、制盐业和铸钱业是政府最重要的三大官营手工业。

汉武帝于元封元年置盐铁官，实现了盐铁官营，“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顾盐铁家富者以为吏。”④自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后，所有盐铁的生产和运输一律收归官营。关于铸钱业，西汉的铸钱业从景帝时起完全为官营，汉武帝时，决定“更造钱币以用，以摧浮淫并兼之徒。”表明这次币制改革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抑制商人的兼并。

依靠盐铁的垄断专卖和铸钱业的垄断，武帝政府解决了财政困难，还从经济制度上找到了一个抑商问题的办法，铸钱业的垄断更是使政府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从这一史实可以推测，官营手工业，特别是关乎基础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部门，确实存在着丰厚的利润，并入政府的财政收入。

（2）成本分析

官府手工业的原材料，主要来源于官府直接垄断的各种自然资源，或以土贡、坐派、科买等超经济强制手段取之于民。劳动力的来源主要有军工匠、役工匠和雇工匠。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官府手工业的生产营运几无关系。可见，单从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要素方面来说，其价格较便宜，成本较低。

但另一方面，官营手工业不仅垄断着国计民生等高收入、低成本行业。它还要满足奴隶主贵族、封建皇室与官僚集团的寄生性消费。官营手工业主要提供中央政府和皇室的用品，汉代如丝织业、漆器业等。这一类产品并不进入市场，也就没有收入。因此这些产品是对财政收入的纯耗费。《汉书・贡禹传》中关于丝织业耗费的记载云：“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⑤关于漆器业的描述中：“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

可见，按生产要素的价格而言，官营手工业的成本较低，但其大量产品不进入市场流通，所以官营手工业的大量部门是作为政府财政的负担存在。

（3）官营手工业的利润

官营手工业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盐、铁等政府垄断且进入市场流通的部门，成本主要产生于仅供皇室贵族享用和军需部门。但官营手工业的大部分产品是不进入市场流通的，且除特殊需要外，随着朝代的推移官营手工业的封闭性越强，也就越不可能产生利润。利润长期为负也是它明清时期被民营手工业超过的重要原因。

3.家庭手工业

家庭手工业，一般说来，农民家庭从事手工业生产，只是作为种植业的一种补充而存在，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或缴纳赋税所需。他们偶尔将一部分产品投于市场，主要也还是为了换取他们自己不能制作的生产或生活用品，是以小商品市场为媒介的使用价值的物质变换过程，而不是出于商品生产的既定目的。

可见，家庭手工业并不是服务于利润而存在的，其生产目的决定它不生产或只生产少量利润，可以视为家庭手工业的零利润。

4.私营手工业的利润和成本

（1）收入分析

私营手工业一直伴随着官营手工业出现和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普遍存在着以商品生产为主的小手工业，《孟子・梁惠王上》谈到：“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彤琢之。”由此可知，当时有很多人从事玉器制造业，它成为一门常见行业且有利可图。《史记》中曾提到战国时因煮盐、冶铁而致巨富的大商人，如“猗顿用盛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⑥

汉代时，《史记・货殖列传》日：“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在这一记载中，雍伯却因贩脂发了千金之财，张氏以卖热水饮料赚了上千万的钱，浊氏靠产销胃脯却可以富到车马成行。

唐宋元以来草市、夜市兴起，抑商程度有所减弱，商业的发展带动手工业的发展。消费市场扩大，需求大量增加。唐代私营手工业涉及纺织业、造纸业、印刷业等，宋代私营手工业中规模最大的是制盐业和冶铁业，元代制瓷业大多是民营。

明清手工业最大的特点就是民营手工业蓬勃发展，中期甚至“超过官营手工业，成为明代手工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⑦苏松一带丝织业出现了两种经营形式：一是机户开坊，雇佣机工；二是散放原料，收取成品，计件付资。可见，明清时手工业已十分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从以上历代手工业的致富情况及私营手工业的逐渐繁荣可知，经营私营手工业的收入较高，且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收入不断增加。

（2）成本分析

私营手工业的成本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生产要素价格、税负和管理费用

生产要素主要有：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等。私营手工业经营的大多是关乎民生的轻工业，如茶、醋等，原材料价格低；小手工业者劳动力多为自家人，雇工经营劳动力丰富且价格低。总之，中国古代手工业的生产要素成本较低。

私营手工业成本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税负：以元代为例，宋代的醋息钱既多且滥。后，两税之外包括醋息钱在内的杂税多如牛毛。“有所谓月桩，有所谓盐产......有所谓醋息钱，又有所谓科罚钱，其色不一，其名不同，各随所在，有之不能尽举。”⑧元代制瓷业，官府以“二八抽分”收取20%的产品税。窑户还要缴纳多种杂税，所以瓷课的实际税率超过20%。

（3）私营手工业的利润

私营手工业与官营手工业不同，它的产品是为了销售，它的经营是为了盈利。私营工商业所经营的产品大多是人人所必需的日用品，并且价格便宜，因而有广大的销售市场。虽然总是存在着政府对私营手工业的打压和高税负，但私营手工业的旺盛发展暗含了大量的需求。所以经营的人往往大发其财，甚至成为富商大贾。

5.结论

中国古代手工业主要分为官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其中，（1）官营手工业主要是为了满足王公贵族和军工的需要。这一目的决定了官营手工业不参与市场流通，也就无法获取利润。虽然官营手工业在汉代也发挥过获取利润，增加政府财富的作用，但历史上大多时候官营手工业是对财政的一种耗费。（2）家庭手工业是作为种植业的一种补充，满足小农自给自足的需要，不存在或只存在少量利润。（3）私营手工业直接以利润为目的进行生产，虽面临繁重的课税负担，但消费市场广大，发展日趋繁荣，存在巨大利润。

在发展的时间脉络上，官营手工业在明清之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具有市场封闭性，利润一直为负制约了其发展；私营手工业因为政府重农抑商政策和课税政策等早期发展有所受限，但巨大的利润空间是其增长的动力，在明清时期超过官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手工业中确实存在利润，且伴随着农业、手工业技术的提高和商业的逐渐发达，利润逐渐提高。更重要的是，历史上大多时候官营手工业是对财政的一种耗费；家庭手工业不存在或只存在少量利润；私营手工业消费市场广大，发展日趋繁荣，存在巨大利润。

三、对经济发展的思考

1.手工业的发展和农业、商业的发达程度息息相关。首先，农业是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为手工业提供原材料。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家庭手工业有了越来越多的剩余，从而产生了小手工业；农业技术的提高也促进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其次，通过商业贸易参与市场流通是手工业利润的来源。官营手工业长期利润为负，且因为统治者的支持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对于社会经济而言，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中国古代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在抑制了商业的同时，也打击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

2.从政策的角度看，“重农抑商”政策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人为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孤立地去发展农业，打乱了一个社会内部经济结构的自然平衡，农业发展失去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刺激，本身也很难得到繁荣。

3.从官营、私营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发展历程可见，中国古代手工业民营优于官营。民营要尽量节省成本，利用价值规律，在市场上优胜劣汰，然后进行原始积累，逐步扩大实力，做大做强，最终给社会提供廉价的丰富产品。但经济的官营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者需要，以奢侈品为主，浪费大量社会资源，不计成本，垄断经营，缺点是明显的。所以从社会民生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工商业的官营弊大于利，而民营则利大于弊。

4.从当前的经济政策来看，这些政策符合历史发展，很有科学性，其意义是深远的，其作用是巨大的。我国发展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有利于搞活社会经济，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治国之上策。只有将所有国民都调动起来，把所有经济都参与进来，社会经济才能够活起来，国家才会国泰民安！

注释：

①许涤新《政治经济学辞典》（上）.

②《管子・小匡》.

③《盐铁论・复古》.

④司马迁《史记・平淮书》.

⑤《汉书・贡禹传》.

⑥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⑦白寿彝.中国通史09卷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⑧蔡戡.定斋集卷K'论州县科扰之弊札子'.

参考文献：

[1]刘花章.两汉手工业商业的官营和民营.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

[2]陆文静.宋代私营企业管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6月5日.

[3]赵玉琳，郭连强.究竟什么是利润的源泉.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纵横》.

[4]李建毛.浅论届周私营制陶业――兼及中国古代私营手工业的起始时间.南方文物，2003年第1期.

[5]沈济.浅析明代的社会经济.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

[6]王文书.宋代的榷醋和醋息钱.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4月第36卷第2期，

[7]王绪栋.西汉时期官营经济再探.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5月15日.

手工业的发展范文

随着经济社会加速发展，人民生活程度不断提高，发展以编、织、钩、缝、绣手工劳动为首要方法的手工编织业，关于添加群众收入，改善生活质量，丰厚文明生活，提高艺术品尝，具有主要意义。

发展手工编织业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更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形式，提高发展质量，是中心和市委、市县政府的一向要求。手工编织产物具有附加价值高、市场需求大、资源耗费少、基本没有污染的特点，发展手工编织业投入少、产出高、效益好、就业多，是国家鼓舞发展的环保产业、绿色产业，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符合市第九次党代会调整经济构造，改变增进方法，增强资源节省和情况维护的部署。

发展手工编织业有利于加速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民生为本。发展手工编织，应用手工和简略设备就可进行，便于家庭式生产运营，下岗女工特别是“4050”人员不落发门就可以完成就业，赐顾帮衬家庭和创业就业二者都能统筹。乡村残剩劳动力以及残疾人员、单亲母亲、军嫂等，可以经过手工编织添加收入、补助家用、改善生活，有利于促进社会不变、构建和谐天津。

自年月8日区正式成立春华街喜欢心编织站以来，手工编织业以“编出重生活、编出新文明、编出新寰宇”为主旨，从小到大，由点到面，迅速强大，当前已坚持了手工编织基地95个，编织站点490个，会员单位130个，安顿下岗赋闲人员和乡村残剩劳动力3.5万余人，完成年加工收入近2亿元，产物触及数百种，远销韩国、日本、美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域，获得了丰盛效果。归结起来，首要有以下几个光鲜特点：一是各级指导赐与了高度注重。中共中心政治局委员张立昌同志为发展手工编织业题词“巧手编出重生活”，对这项工作赐与了宏大鼓舞。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顾同志特地来津调查，给予高度评价。同志、同志常常干预，实时处理问题，赐与详细指导。市发改委、商务委、财务局、劳动和社会保证局等有关部分全力扶持，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支持办法。市妇联指导积极联络协调，增强组织沟通，发扬了不成替代的主要效果。区县、街镇指导注重支持，为手工编织业的发展供应了有力保证。二是初步坚持了发展手工编织业的组织系统。成立了妇女手工编织业协会，积极发展会员，整合行业资源，规范行业行为，增强交流协作，组建了以天津市妇女巧手编织有限公司为龙头的一批公司、基地、站点、会员单位，构成了县政府支持、协会主导、市场运作的发展格式。三是创出了以“巧手”定名的发展品牌。统一注册了“巧手”品牌，增强技艺培训，成立研发队伍，不断加大新种类研制力度，请求了60多项专利，提高了产物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四是增强了宣传组织推进。市妇联先后举行了下岗女工手工编织现场推进会、“华夏杯”下岗女工创业效果（手工成品）展现、妇女手工编织大赛、“编织与生活”论坛。参与了广交会、津洽会、意大利天津周和第三届全国民营企业雇用周，区县政府还专门坚持了2500多平米的喜欢心手工编织中心，此次市妇联又举行了妇女手工编织展销会等一系列活动，积极宣传手工编织，扩展了知名度，提高了影响力，展现了天津广大妇女自强、自立、自我发展的风貌，促进了手工编织业的发展。

当前，全市正在贯实市九次党代会精神，思想认识行动高度统一，加速发展的热情空前高涨。高丽同志在市第九次党代会申报中强调指出，要坚持以人本，高度关注民生，把更多的精神用到关怀群众生活生产上，切实处理好群众好处问题。各部分、各区县要深化体会高丽同志主要发言精神，充分认识发展手工编织关于扩展就业、添加群众收入的主要效果，更加关注民生，心系百姓，专心工作，全力支持，加速推进手工编织业做大做强，吸引更多的妇女姐妹，经过手工编织就业创业、添加收入、改善生活，为天津科学发展领先发展和谐发展作出新的奉献。

二、积极推进手工编织产业快速发展

手工编织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分明，有着宽广的发展前景。天津广大妇女心灵手巧，发展手工编织有着优越的基本。各部分、各区县必然要坚决决心，拓展思绪，创新招法，加速手工编织业发展，力争用三至五年的时间，把天津建设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手工编织基地，吸纳10万名妇女从事手工编织，坚持更加规范的组织系统，打造更有影响的知名品牌，把手工编织产业发展成为广大女工就业创业的摇篮、发扬才智的舞台、发明财富的寰宇。

要进一步开辟手工编织产物市场。不断开辟市场是手工编织生活发展的基本。手工编织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开发产物要研讨消费市场的需求，推销产物要运用现代营销的理念，不断开辟市场空间，扩展市场份额，拿到更多的生产订单。市商务部分举行和参与各类展会，都要为手工编织产物供应展位。各进出口公司要选派高本质的专业人员，协助和指导手工编织企业顺应市场转变，调查市场需求，扩展产物销路。

要进一步扩展手工编织队伍规划。有规划就有影响、就有用益。发展手工编织，首要目标就是拓宽就业渠道，吸纳就业人员。要紧紧抓住天津加速发展的有利机遇，顺应广大群众追求生活高质量、高品尝的遍及需求，加大宣传推行力度，吸纳更多的妇女从事手工编织。要推进手工编织向乡村延长，支持政策要向乡村倾斜，在各涉农区县扶持和发展更多的编织站点，积极接收乡村掉地妇女经过参与手工编织完成转移就业，组织乡村妇女应用空闲时间从事手工编织添加收入。

要进一步提高手工编织组织化水平。手工编织是涣散生产，不是涣散运营。在市场经济前提下，发扬手工编织的优势，加强编织产物的竞争实力，必需提高组织化水平。市妇女手工编织协会要发扬行业自律、行业代表、行业服务和行业协调的本能机能效果，整合编织资源，制订技能规范，增强产物研发，开展征询培训，组织市场调研，市场信息，开辟市场空间，加速提高行业的全体本质和竞争才能。

要进一步提高手工编织工艺程度。工艺技能是手工编织坚持竞争力的中心之地点。要充分发掘天津深沉的文明底蕴，发扬艺术人才很多的优势，创新编织技能，丰厚花样种类，表现文明内在，提高产物层次，完成传统与现代、古典与盛行、承继与创新的有机交融。要切实加大新产物、新技能的研发力度，加大编织技艺的培训力度，在工艺上花心思，在特征上用实力，在质量上下功夫，切实提高手工编织竞争力。

要进一步提高从业人员的实践收入。发展手工编织产业，最后目标是提高妇女收入程度，改善妇女生活质量。当前，从事编织的女工月均收入到达四、五百元，多的到达一、两千，结果很好。要继续坚持把提高编织女工收入作为发展手工编织业的首要起点，各基地、公司要让利于编织女工，编织利润的90％以上都要返还给编织女工，有关部分要协助落实社保补助政策，使广大编织女工收入不断提高，实惠不断添加，完成手工编织产业良性发展。

三、构成全市一起促进手工编织发展的合力

手工业的发展范文

一

奴隶制工商经济源于氏族社会末期。史学界一般认为金石并用时代的开始，是手工业行业产生的标志。埃及是最早拥有手工业行业的国家。据文献记载，埃及的巴达里文化约开始于公元前4500年，“巴达里居民能够烧出一种质地良好的薄壁陶以及具有特色的黑顶陶，同时，织布、缝衣、编篮等也都达到相当水平。”[1](p.52)约开始于公元前3500-3100年的埃及格尔塞文化，也表明埃及已逐渐脱离石器时代。“这一时期在生产技术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是冶金术的发明。这时已不再利用天然铜，而是用经过冶炼的铜来制造刀、钻、斧、锛及匕首等工具和武器，并初步掌握了金银的加工和制作”。[1](p.53)

在埃及手工业出现的同时，两河流域也进入了金石并用时代。约在公元前5000年后期，苏美尔出现了铜制工具。公元前3100-2700年，苏美尔的捷姆迭特·那色文化反映出两河流域手工业发展的概况，“手工业以冶金(金银铜)和制陶较为发达。这时期开始使用轮车、木船等运输工具，并且应用了十进位与六十进位的计算制度。”[1](p.95)

中国进入青铜器时代要比埃及和两河流域晚些。不少古代传说都提到夏代铸造铜器的事，“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2](p.121)“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3](p.135)这些传说反映出中国从夏代开始由石器时代进入了铜器时代。

古希腊稍晚于中国进入铜器时代。古希腊的青铜文化主要见于盛传着的爱琴文明、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等等。约在克里特文明时期，古希腊的“青铜器已相当发达。手工业和农业也已分离。考古发现的青铜双面斧、短剑、长剑以及金质和银质的碗等工艺品，都很精美。用陶轮制造的彩绘陶器尤为著名，所谓卡玛瑞斯式的瓶(以发现地命名)是其代表。瓶薄如蛋壳，瓶面绘有鲜丽的动植物图案，生动逼真。”[1](p.196)

金石并用是氏族社会解体和奴隶制社会形成的时代。青铜器、陶器和纺织手工业的出现，起到了加速私有制程度和促进奴隶制形成的作用。虽然东西方各国手工业产生的时间条件有所不同，但是发展趋势是完全相同的。商业的产生比手工业早。商业是随着农牧业剩余产品的出现和原始交换关系的产生而产生的。原始的交换关系只限于各部落、部族、村社之间，由首领或头人主持的物物交换。东西方古代商业的产生和发展由于生产力程度和环境不同而又有所区别。

埃及的格尔塞文化(约公元前3500-3100年)反映了古埃及的商业和贸易的一般情况。据文献记载了当时“商业贸易不但在国内进行，而且同国外，特别是巴勒斯坦、叙利亚地区，也有了交往。”[1](p.53)两河流域的商业不够发达，但“商业交换已经发生，商人已经出现。”[1](p.95)

中国早在传说的尧舜时代就出现了商品交换关系。“北用禺民之玉，南贵江海之珠。”“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4](p.215)舜在充当部落首领之前，也曾亲自“贩于顿丘”。这些记载说明，我国在远古时代就有了原始的交换关系。

古希腊商业贸易产生于克里特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000-1200年)。据文献记载，“克里特在这时也有繁盛的商业。贸易往返使它接触到埃及和西亚的古老文化。从王宫的高处，我们可以隐约看到诺萨斯城北的港口，那里舟蚁如织，和爱琴海诸岛、希腊大陆、埃及、西亚、塞浦路斯岛以及西地中海进行繁忙的交易”。[5](p.5)

原始交换关系的出现和手工业产品的日益增加、贸易范围的扩大，使氏族社会经济走向瓦解。恩格斯指出，由于商品生产和普通化，“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制生产者。”[6](p.661)这是商品交换关系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二

奴隶制确立后，手工业、商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逐渐形成一支产业行业，出现了许多官营、私营的手工作坊和工场，也出现了家庭手工业。商业活动已不限于职业商人，手工业生产者和农牧业生产者也直接经营和出卖自己的剩余产品。城市和水陆交通枢纽是奴隶制工商经济和贸易的主要集散地。

奴隶制国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都经历了奴隶制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但各自有不同的发展经历和特点。公元前2686年，埃及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专制王朝。上下埃及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建立，使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有了可靠的保证。埃及工商经济的发展大体经历了4个历史时期。约当公元前2686年，在埃及进入古王国时期，手工业主要有石材、木材、金属(主要是铜器)纸草等材料加工业，纺织业也发展到相当水平。当时，造船业开始兴起，法老多从黎巴嫩运来上等松木，建造许多船只。商业贸易也十分活跃，除上下埃及建立了商业贸易关系外，法老属下的官商还直接经营对外贸易，并时常派出武装的商业远征队去掠夺努比斯的黄金、塞浦路斯的铜、黎巴嫩的木材等等。这时用作交换物的等价物还未统一，有时是某种实物，有时是铜块。手工业、商业被严格地控制在法老和权贵之下。法老和权贵的农庄，“设有制陶、锻冶、木作、织布、珠宝等作坊，亦各有不同工匠。”[1](p.60)

当古埃及进入中王国时期，手工业有较明显的发展。其特点是铜器制造业和纺织业发达。这时的冶金、锻造已掌握了铜的熔点和质地技术，可以根据生产需要制造工具。同时，还出现了纺织用的平式亚麻织布机和烧制玻璃行业。在商业方面，城乡交换日益频繁。造船业的发展为商业提供了水上运输条件，贸易的最远点已达巴比伦。

当古埃及进入新王国时期，手工业、商业又有了相当的发展。冶金工艺采用了改革后的皮革制脚踏风箱，提高了工效。金属制器除青铜器外，已从赫梯输入了铁。铸造作坊也有明确分工，“某一铸造作坊有十二名工匠，制出斧、锯、锄、小刀、锤、剑、短刀、战斧、矛、箭以及其他祭神用的器皿，并发现了‘六合金’的字样”。[1](p.72)并且有些手工业作坊的规模，也得到了明显地扩大。此外，埃及的纺织业出现了立式织布机，比此前的平式织布机又有改进。烧制玻璃的作坊能造出彩色玻璃器皿，造船业出现了帆船。装饰品工艺也相当精致。从法老吐坦卡蒙陵墓中出土的那些精美的装饰品，如金线编成的项链，镶有各种宝石的金耳环等，都说明这一时期的工艺技巧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埃及的商业在新王国时期也出现了高涨。尼罗河上下城市间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商业贸易活动远达爱琴海地区和希腊半岛。“从克里特的诺萨斯和南希腊的迈锡尼，都发现新王国的手工业品。包括黄金、象牙制品和陶器等。同时，在埃及也出土了当时爱琴海诸岛的产品”。[1](P73)对外贸易的扩大和交换种类的增加，是这一时期商业的主要特点。“努比亚和彭特(红海西岸沿岸一带)的金银、象牙、香料，叙利亚的木材，两河流域的织物、油类、马匹以及奴隶，都是埃及人从事交换的对象。”“埃及输出的物品还包括粮食、布匹和衣服。”[1](p.73)不过，商业的发达，并没有使埃及的货币发展起来，交换常以金属块充作等价物。新王国时期的商业活动。掌握在国家手里，对外贸易常伴之军事掠夺。

公元前1085年，古埃及进入后期埃及时期，手工业、商业仍然十分兴旺。自公元前1000年左右，铁器在埃及普遍使用，青铜锻造工艺和技巧也有明显提高。商业活动又有扩大，“埃及的纺织品、陶瓷以及金银装饰品等，大宗输往西亚各地和爱琴海一带。希腊和腓尼基商人争着到埃及做生意。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公元前600年左右，法老尼科曾下令在尼罗河与红海之间开凿一条运河(未竣工)。据说还建造大船，环绕非洲航行。由于商品交换需要，从第二十二王朝开始用银条充作等价物，并带有‘铸造’‘精炼’之类的印记，这是铸币的萌芽。国内外商业的兴盛，促进了高利贷的发展。农民失去土地，穷人沦为债务奴隶的，大有增加”。[1](p.82)

埃及是东方奴隶制专制的国家。专制特点在工商经济中也有所体现，即它的工商经济不是由平民和手工业劳动者以及职业商人组成，而是法老属下的官营工商业和阿蒙神庙控制下的僧侣工商业占优势。这是古埃及工商经济的一个主要特点。

两河流域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发展比埃及较为复杂。这主要是由于两河流域国家的发展历史纵横交错，便造成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复杂性。只是到了乌尔第三王朝时，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才有所发展，白银已成为商品价值公认的尺度。工商经济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归国王所有，国家对粮油、羊毛等重要商品规定价格。这种情况在早期奴隶制时期是比较少见的。这表明当时的中央集权达到了强化的程度。

当古巴比伦王国建立后，它的工商业经济比较发达。据《汉穆拉比法典》记载，当时的手工业已经有制陶、织布、木作、皮革、造船、制砖、建筑等等。手工业作坊主要由国王和神庙开设。“商业贸易对外对内都很发达，神庙、甚至国王本人亲自洽谈大规模的交易。”由于国内外商业的发展，银和铜越来越成为一般交换的媒介物，但铸币仍未出现。[1](p.109)到公元前605年，迦勒底人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后，手工业、商业掌握在十分强大的祭司、商人高利贷者集团手中。他们“从事工商活动，如开设店铺和和高利贷代办所，组织商队贸易。”并在工商业中实行了一些新的经营和剥削方式，如允许有技能的奴隶独立经营手工业作坊及小店铺，这些奴隶可单独与自由民订立契约。但“他们每年必须向主人缴纳一般为奴隶身价五分之一的年贡，名曰‘曼达图(Mandattu)’。另外还要缴纳一部分收入，作为主人贷款的利息”，[1](p.121-122)这种剥削奴隶的方式，较以前有一定进步意义。新巴比伦的手工业和商业一度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京城内聚集了来自亚非各地的商人，人口多达十万余众。

中国与埃及、两河流域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发展过程比较相似。中国在夏代进入奴隶制社会，手工业和商业开始起步。据文献资料记载，夏代除青铜冶炼、锻造行业外，陶制行业也比较发达，黑陶多是轮制、种类比较多，工艺也相当精细。纺织行业也开始使用骨梭和陶制纺轮，工效亦相当显著。在进入奴隶制的商代，手工业种类很多，而且分工颇细。殷墟曾发现石工、玉工、骨工、铜工场所，可以制造各种兵器、礼器、骨器和其他艺术品。此外，“如皮革、酿酒、舟车、土木营造、饲蚕、织帛、制裘、缝纫等，均见于甲骨文。”[7](p.45)青铜铸造是商代手工业行业中的主要行业。当时的青铜铸造已经拥有比较高的技术水平。如安阳出土的司毋戊方鼎，重达400多公斤，铸造这样的大器，若没有丰富的冶铸经验是不能设想的[8](p.22)。由此可见商代青铜制造业是相当发达的。商代的贸易关系以物物交换为主。在部分地区已流行货币。从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石贝、骨贝、海贝，可以认为“贝”在交换中起到了商品交换价值的作用。殷虚后冈出土的一个商代铜鼎嗣子鼎，就有“丙午，王商(赏)戍嗣子贝甘朋”的铭文，即赏赐二百枚贝。由于海贝数量少，不能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于是又出现了骨贝、铜贝。1958年在殷墟大司空村发掘中，就发现仿照海贝铸成的铜贝。铜贝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金属货币。商代铜贝的出现，标志着当时的商品交换关系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到了西周，工商经济在夏、商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当时不仅青铜器已普遍应用，而且制造的也更精美，造型朴实。西周后期，青铜器的铸造，不论在数量上、品种上、铭文字数上，都超出了西周前期。在制器技术方面也有显著变化，一付陶范可以连铸数器。张家坡出土的釉陶残片，烧成温度达摄氏1200度，吸水性很弱，已接近瓷器。屯溪出土的釉陶器，也表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车的广泛应用，反映了西周木工、金工、漆工、皮革工等组合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西周的商业，仍处于物物交换和贝币交换的阶段，主要商品有奴隶、牛、马、兵器和珍宝。西周手工业、商业的经营特点是官营占支配地位。自周天子以下，大小诸侯，以至当权的大家族，都拥有各自的手工业作坊，并设分门别类的专官。在号称“百工”的组织下，进行专业管理，驱使手工业奴隶按规定生产成品，无偿地剥夺劳动果实。

中国奴隶制工商经济与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的奴隶制工商经济相比较，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手工艺产品和种类比较少，商业贸易的范围也较小，国际间的贸易极其少见。剩余产品销路狭窄，加之官营商业的垄断，商品贸易的作用始终未能使中国奴隶制手工业、商业和农牧业经济振作起来。转贴于三

古希腊工商经济的发展过程与东方的古埃及、两河流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古希腊在公元前8世纪至4世纪之间，形成了奴隶制工商经济鼎盛的时代。

古希腊奴隶制工商经济主要表现为城邦经济。城邦形成于荷马时代，是城市和原始村落的结合体。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全境约有200多个城邦。城邦之间相互独立，各自为政。雅典、米利都、科林斯等城邦是古希腊工商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其中尤其以雅典为最著。据记载，在公元前7-6世纪，雅典的手工业和商业就有了显著的发展。其精美的陶器，远销尼罗河口、意大利半岛和小亚细亚。此外，酿酒业和榨油业，也很兴盛。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造船业也有了进步。这些经济上的连销似的变化，使雅典逐渐成为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5](p.53)雅典工商经济的发达，证明了这一时期的奴隶制度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新的富有工商阶层。城邦工商经济的发展，又推动了奴隶制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过度。

古希腊雅典城邦工商经济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商奴隶主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经济发展的政令。梭伦出任执政官。梭伦经商起家，曾以“财货唯吾愿”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他鼓励外邦手艺工匠移入雅典，规定做父亲的必须教儿子学会一种手工艺。为了保证雅典的粮食供应，梭伦还颁布法令，限制谷物出口。不仅如此，为了使雅典城邦工商经济得以发展，他又颁布了培植林木和改善灌溉的法令。从而，一方面有利于橄榄和葡萄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经营；另一方面也为榨油、酿酒等手工业提供了加工原料。与此同时，梭伦还积极进行政治改革，以巩固工商阶层的利益。梭伦改革，打击了世袭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为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富有阶层开辟了取得政治上统治地位的途径。继梭伦改革之后，公元前541年，庇昔特拉图执政。庇昔特拉图大体上沿袭了梭伦改革的方向，坚持实施农贷制度，资助贫苦农民发展橄榄和葡萄种植。与此同时，庇昔特拉图还积极发展海外商业，建立海军舰队，控制海上通道，以此来推进海外贸易。这样，雅典的手工业品既可顺利无阻地远销到黑海沿岸，又可以把黑海地区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雅典。所以庇昔特拉图“当政时代也就成为雅典工商业向上昂扬的时代。”克利斯梯尼他执政后，试图以立法的方式巩固自梭伦以来工商阶层所取得的政治、经济利益，并把从梭伦改革以来的雅典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归结于奴隶制民主国家的稳固形成，归结于残余氏族制度的彻底消灭。从这时起，雅典奴隶制国家跨上一个新的阶段，使拥有大量生产奴隶的工商业主成为国家的主人。

雅典工商经济发展与海外扩张密切相关。雅典与波斯围绕爱琴海商路所有权问题产生的矛盾，终于爆发了希波战争。雅典战胜波斯后，控制了黑海咽喉，垄断了爱琴海上的商务活动，并征服了雄踞东北航线中心的塞勒斯岛，解放了卡里亚和利西亚一带的希腊城邦。雅典海上实力的增强，为工商经济的发展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户。

希腊波斯战争之后，希腊的工商业城邦进入了繁荣时期。雅典的手工业发展成二十几种行业，并且各行业内部分工细致。从而，雅典的制陶业，建筑业、冶金业以及造船业，都很发达。科林斯城邦的纺织品和毛毯；米利都的纺织品和家具是十分畅销的手工业产品。此外，古希腊采掘业、农牧产品加工业等，也都有发展。古希腊的商业呈现十分昌盛的景象。每个城市都有集市场地，海外贸易更为发达，雅典的皮里优斯已成为爱琴海上的著名商港。由于商业的发展，金属汇兑业随之出现。因各城邦间钱币不同，因而市场上产生了银钱交换摊。后来，发展为金融业，经营借贷、抵押和汇兑等业务。抵押借款利息为12%，商业借款利息为16-18%，海上贸易借款利息为30%。在雅典、科林斯等工商业发达的城邦，商品生产、货币经济相当发达。但是，奴隶制经济本质上还“保持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9](p.171)

古希腊奴隶制工商经济与古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发展相比较，具有不同的特点。首先，古希腊奴隶制工商经济虽然本质上具有传统自然经济的要素，但形式上已处于十分活跃的经济地位。土地的买卖也已兴起，并且产生了经营地产的商人。这是自然经济受到商品交换关系冲击后的一个规律性的变化。这种情况在东方的奴隶制国家中比较少见。东方奴隶制国家在主导方面，工商经济的发展程度，还远未从根本上冲破土地‘王有’的格局限制，土地的买卖关系只是在奴隶制行将解体时期才出现，而且数量不多，交换形式也比较简单，还没有形成经营地产的行业和阶级。因此，东方奴隶制经济的本质和形式都是自然经济要素，工商经济只是农业经济的附着物。

其次，古希腊的商业已发展成为带有国际性的商务活动。古希腊拥有发达的国际商港和商路，手工业和一部分农业产品主要用于交换，商品的输出和输入活动远达欧、亚、非三大洲。埃及、两河流域的商务活动，虽然也达到海外，但就是其规模、数量和发达状况来说，都不可与古希腊相提并论。中国奴隶制时代的商务特点是陆路型的，缺乏通往海外的良港和商路。

第三，古希腊工商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工商阶层并且建立了民主制度。古希腊奴隶制民主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发达的手工业、商业和农牧业基础之上的。当然，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但是，奴隶制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工商行业的兴起，和造就了一大批有所作为的工商奴隶主阶级。他们使雅典从原始的传统、世袭贵族政治中解脱出来，建立了古典的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与此不同，东方奴隶制度是建立在不够发达的农牧业经济，和十分微弱的工商经济基础之上。工商行业多属官办。工商奴隶主贵族虽然有机会参与国家政事，但是由于工商业不发达，工商奴隶主很难形成一支可与专制政治力量抗衡的政治势力。因此，东方的工商奴隶主只能服从于专制帝王的需要，而不能根据工商业发展的要求改弦易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