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国文学课程的建议范文篇1

考察团对中国高等教育状况的检讨

如前所述，国联教育考察团重点考察了中国高等教育状况，并在考察报告第三章中作了检讨。其中，该章第二、三节批评了中国大学分布失衡、高校间缺乏分工合作、课程设置不合理、学分制实施不当、教师聘任不规范、招生缺乏严格标准、过于注重讲授法、教材内容过于西方化、学生太过放任等问题。第四节提出了设立全国大学会议、促进大学间分工合作、加快发展理工科学校、以考试制代替学分制、规范教师聘任、成立大学教授会议、组织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试行大学毕业考试、厘定大学课程标准、编写本土化的大学教材、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等建议。从这些内容看，考察团较系统地检讨了中国高等教育状况。值得一提的是，在检讨时，考察团依据国民政府希望加强调控教育及增进中外教育交流的意旨［4］1，积极引介欧洲教育经验。如考察团建议由大学教员、大学行政人员、社会知名人士及教育部官员组成全国大学会议，并由该会职掌“决定各区域应设国立大学之数目及种类”、“大学教育经费之分配，并规定付款之条件”、“校长及教授之委任”、“厘定关于人员之安置，教职员之薪俸与进级”等事务。［4］194－195该建议就把英国设立大学拨款委员会及法国设立大学评议会的作法介绍到中国。［16］考察团建议中国大学取消学分制，实施毕业考试，考试及格的学生“方能毕业”，该建议则与英、法、德各国推行的中学毕业考试制度相近。［17］1－2从检讨的内容看，考察团看出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有针对性。如考察团对中国大学分布失衡的批评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大学分布“杂乱无章”，东部地区高校过多，而其他区域的学校较少;“在同一区域内常有多所大学，诸大学间亦无合理之分工”。考察团认为，这种不合理的高校分布如不消除，“有效之大学制度实无从兴起”。［4］160－196从1931年的情况看，考察团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这一年，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有76、21、8所高校。其中，上海一地就有23所高等院校，超过西部各省总和。［18］再如，考察团检讨中国大学课程的问题也是一个突出例子。报告指出:中国大学课程有三点问题。第一，用学分制组织课程，使得课程支离破碎，学生的学习缺乏整体感;同时，一些学生拿满学分后，即以能毕业为由，“将该学科束之高阁”，不再认真学习。［4］178－180第二，许多大学将某一学科分为“若干不同之学程”，希望把该学科的前沿成果介绍给学生，这使得基础科目未受到重视。［4］180－181第三，许多大学教材过于西方化，这将使得中国“民族文化必致堕落”，使得学生脱离本国实际。［4］181－184考察团遂建议中国政府应重视基础科目、推动教材本土化。［4］205此外，考察团对中国大学招生的批评也很有见地。报告指出，中国大学招生缺乏统一标准。如“被此校淘汰之学生，往往因他校之条件不甚严格，得以考入肄业，若再被第二校拒绝，尚有第三校可以收容”，这种招生办法产生了严重后果。首先，大学为了招满学生，降低招生标准;这使得教学工作“降格以适合学生所能达到之水平线”，进而大学的办学质量下滑。其次，由于招生标准宽松，许多入校学生不合格，他们也不认真学习，学校就无法培养合格人才。鉴于此，考察团提议，中国政府应试行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以提升大学生质量。［4］174－175具体作法为:管理上，“教育部特派之大学教师及教育部代表组织一委员会主持”，并由该会“确定录取标准”;考试上，政府部门把“投考一切国立大学之学生于一处而行之”，或“分大学为数组而行之”;录取上，“投考学生应叙明其所愿入之大学，考取之学生，则按照各校设施之方便及其在考试中之名次，分配于各大学”。［4］204从这些内容看，考察团的提议有着较强的针对性。

考察团来华考察对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的影响

由于国联教育考察团认清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若干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有着针对性，故考察团来华考察对民国中后期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进产生了影响。影响较大者为以下三方面。

(一)推动了民国中后期西部高校的发展1931年前，西部高校稀少，国内教育界人士也很少讨论西部高教。但国联教育考察团提交报告书后，教育界人士的相关讨论增多，并形成两派。一派赞成考察团的意见，认为应均衡发展中国高校。一派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高校布局作调整，而应让各地根据自身的物质和文化条件自行发展。［19］而对这两派意见，国民政府采纳了前者，即按国联考察团的批评，均衡发展中国高校。抗战期间曾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就于1972年回忆说:针对战前国联考察团批评中国大学分布不合理问题，战时教育部发展高校“注意合理分布的原则”，并“将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合成为综合大学，在后方分区设置;将农、工、医、商、教育等专门学院由大学分开就各地区需要分别设置”。［20］65战后出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也说，国联考察团曾批评中国大学地理分布“杂乱无章”，故战后教育部对高教资源分布“作相当合理的配备，以奠定整个国家未来教育发展的基础”。［21］具体来讲，1932年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两类措施发展西部高校。其一，为促进大学分布均衡出台政策。1936年，国民政府颁行《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国立大学及国立专科学校之设立，应注重地区之需要，以维持各地区人民享受高等教育之机会均等，而促进全国文化之平衡发展。”［22］2871938年，《战时各级教育实施纲要》规定:“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明显，并谋各地平均发展”。［23］14同年，教育部拟定《专科以上学校分布原则》，规定:国立大学将“就全国地域予以适宜之分布”，师范学院以分区独设为原则，农、工、商、医等独立学院就各省需要分区设置。［24］711－712其二，在西部地区新设高校。或将迁入西部的部分东中部高校改组，留在西部办学;或在西部地区新设国立高校，或将西部省立高校改为国立高校，批准成立省立和私立高校(参见表1［25］588－794)。而通过创设，近现代中国大学分布失衡问题纾缓。1947年，西部高校增至50所。［25］578－587高校的分工也较明晰。如贵州省有综合、医学及师范三类高校，甘肃省有综合、师范、医学、工学四类高校。

(二)促进了战时大学课程的改革如何解决民国时期大学课程不重视基础课程和过于西方化的问题，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提议与国内政教界人士的看法大抵相近。如1931年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在作《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及应行注意各点》的演讲时指出:中国大学“每每迁就学生的意见，因把习见的基本功课都轻视”的作法有问题;他建议改革大学课程，促使“大学毕业生具有普通的常识，了解基本的理论”。［26］这一相近表明考察团确实发现了当时大学课程的问题。而针对这些问题，国民政府接受国联考察团及国内教育界的意见，从1932年开始改革大学课程。［27］大规模的改革则在抗战时期开展。1972年陈立夫回忆说，鉴于战前国联教育考察团批评了中国大学课程“不切中国需要”、“内容支离分裂”等问题，他在战时主持教育部时，主要从课程标准、科目设置和教材编写三方面着手改革。［20］661976年曾任战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吴俊升也回忆说:针对战前国联考察团曾批评中国大学课程过于西方化、不适合中国需要的问题，他协助陈立夫部长整理了大学课程。［28］从战时教育部采取的措施看，国民政府大体解决了大学课程过于洋化和不重视基础科目等问题。如1938年，教育部确定了三点课程设置标准:第一，课程内容应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须“与国家文化及建设的政策相吻合”;第二，课程教学应“注重基本训练，先从事学术广博基础的培养，由博返约，不因专门的研究而有偏固之弊”;第三，课程设置应“注重精要科目，所设科目，力求统整与集中，使学生对于一种学科的精要科目，有充分的修养而有融会贯通的精神”。［20］66据此，国民政府随后出台各专业必修和选修科目表，其中，有关中国的科目及基础科目明显增多。如法学院政治学门开设中国通史、中国政府、中国外交史和中国政治史等科目，理学院气象学组开设中国通史、中国地理总论和中国区域地理等科目。基础课程方面，政治学门开设国文、中国通史、西洋通史、论理学、哲学概论、政治学等科目，气象学组开设国文、中国通史、高等数学、微积分学、地理通论、气象学、地形学、测量学和制图学等科目。［29］

(三)影响了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的试行1938至1940年间，国民政府试行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项创举。而这也受到国联教育考察团的影响。如前所述，1931年考察团建议中国政府试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建议提出即后受到国民政府的注意。但由于种种原因，战前这一意见未能采纳。［30］抗战爆发后，陈立夫深感战时“交通困难”，认为战前国联教育考察团提出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建议在此时有必要推行。故1938至1940年间，教育部试行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20］67(见表2［25］531－537)。具体作法为:管理上，教育部成立统一招生委员会，办理“制定法规、制定试题、订定标准、取录与分发学生”等事宜;各考区成立招生委员会，办理“报考、考试、监考、阅卷、造送成绩表册、榜示学生”等事宜。考试科目上，凡报考文、法各院系，师范学院教育、公民训育、体育、国文、英语、史地、家政等学系，以及工学院铁道管理系的学生，须参加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外国史地等科目的考试，以及任选物理、化学、生物一门考试。凡报考工学院各系，理学院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土木等系，师范学院数学、理化等系的学生，须参加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的考试。凡报考医学院、农学院各系，理化院生物、地理、地质等学系，以及师范学院博物系的学生，须参加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生物等科目的考试，以及任选物理、化学一门考试。此外，报考体育专业的学生还须加试术科。［17］3－4通过试行统一招考，国民政府初步改变了近代以来大学招生各行其是的局面，提高了入校生的质量，“免(除了)考生徬徨歧路兼考数校之苦”［17］3，意义可谓重大。

结语

对外国文学课程的建议范文篇2

关键词：创新人才培养经济学基地理论经济学人才

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全国高校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工作会议暨2009年（第八届）学生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0月10日在辽宁大学蒲河校区召开。教指委副主任委员、辽宁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程伟教授，教指委委员、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刘灿教授以及全国13所“基地”负责人和学生优秀论文获得者代表共6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开幕式由辽宁大学副校长徐平教授主持。辽宁大学校长程伟教授首先致欢迎辞。他首先代表学校党政领导和全体师生对各位领导和同学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程伟教授指出，建设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是教育部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基础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对推动理论经济学学科建设、“211工程”建设和“985工程”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从辽宁大学的情况看，经济学科一直是全校的龙头学科，“基地”建设11年来，在人才培养、教学改革、科学研究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发挥了明显的示范和带动效应，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堪称全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典范。他衷心希望各位专家能够广开言路、畅所欲言，为“基地”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同时为辽大的学科建设和“基地”建设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指导。

刘灿教授代表“教指委”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阐述了这次会议召开的背景和主要议题，介绍了教育部“质量工程”建设的进展情况，全面总结了“基地”建设取得的优异成绩，同时向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对此次会议召开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林木西教授作为“基地”院校负责人代表，从“基地”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时期“基地”建设面临的主要任务和进一步加强“基地”建设的几点思考等三个方面做了系统性发言。

开幕式结束后，“基地”建设工作会议和学生优秀论文研讨会在上午第二节和下午同时进行。建设工作会议分别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刘文昕教授、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永秀教授和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俊江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建建教授共同主持，与会十三所“基地”院校代表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分别介绍了各自学校的具体做法和经验，对进一步加强“基地”建设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设。

在讨论中，吉林大学吴宇晖教授认为，各基地应加强联合、互相支持，建议进一步提炼基地以往建设经验并积极创新工作思路，如跨学科培养、与法学、数学等学科的联系等，还要注重培养和引进人才，希望各基地特别是一流学校积极接收基地学生。

吉林大学李俊江教授介绍说，吉林大学基地班的招生、学生培养在整个吉林大学处于前列，但同时也指出，现行的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交流，他还建议经济学院可与数学院相互交换学分，夯实学生的数学基础，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工作做铺垫。

复旦大学李慧中教授认为，对“基地班”的定义应更加明确，是指整个经济学专业，还是从学生中选拔优秀者组成基地班，这涉及到基地班学生培养的连续性。为了加强理论培养对学生的吸引力，可以通过主办“夏令营”吸引更多的优秀学生来基地院校就学。但同时指出，在基地保送过程中，有些院校对名次要求过严，个别名校要求排名前5名，从而给实际招生培养带来困难。

西北大学白永秀教授认为，基地班学生的培养必须加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学习，保送的研究生可去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理论经济学专业，精品课程、配套经费也应向理论经济学倾斜。

北京大学刘文昕教授介绍了北京大学的建设经验，主要是对学生专业的选择强调个性化、人性化，在注重理论的大前提下，尊重学生的选择，使教学更符合学生的愿望，更贴近社会需求。具体做法是：经济学院一年级不分专业，通过两年的理论基础学习（政治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数学等）使学生对经济学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方法有坚实的把握，有一个较好的认识和定位，在此基础上选择具体的专业。在硕士研究生招生中，对本校学生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对外校学生积极录取。学生培养主要注重四个关系：一是科学主义和人文关系，二是历史性、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和逻辑解释，三是思想内容和表达形式，四是民族特殊性和国际规范性。课程设置为两年的必修课（全院）+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尽量压缩必修课学分，选修课要偏理论，在大框架不动的前提下每年进行微调。主要教学方法是：教授主讲本科课程、应用类课程课堂讨论、双语教学（因课而异）、前沿性课程注意发挥社会力量（如公司、研究机构等）的作用、加强社会实践（如发放问卷、建立数据库等）、实行本科生科研导师制、加大评奖力度等。

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教授指出了外部环境的变化给基地班建设带来的压力，主要有：大学价值、学生选择、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国际化的冲击等。

厦门大学杨继国教授指出，厦大将基地建设与教育部“质量工程”结合起来，以系为单位进行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同时也指出目前存在的有些学生对理论基础兴趣不大、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师资力量紧缺等基地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厦门大学赵建教授建议，基地学生研讨应有所创新，可以以基地为平台搞夏令营活动，聘请有关专家介绍一些前沿性课题，以培养学生对理论的兴趣及加强经济学素养的熏陶。

武汉大学曾国安教授介绍，武汉大学基地班单独招生，保证了较好的生源，现在基地班已形成了自己的吸引力和品牌。

武汉大学文建东教授指出，单纯的导师制下学生与导师联系较少，今后应在课题立项、经费支持、学术论文等方面加强联系，建议开设数学分析课程，使部分文科生的学术素养得到加强，同时完善推免机制、基地班淘汰机制等。

福建师范大学李建建教授认为，基地班的定位应做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相结合，坚持课程体系设计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原则，要走出国门与国外一流大学加强交流，加强基地间师生的交流与合作。

西南财经大学刘方健教授阐述了基地建设的宗旨，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教育中的主导地位，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一批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经济学基础人才，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人才培养模式，在国内经济学人才培养方面发挥良好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同时，建议在本科阶段注重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在硕士阶段注重西方经济学及其他工具的学习、在博士阶段注重联合培养。

西南财经大学陈志舟教授对本、硕、博连读培养计划和培养模式的有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西北大学任保平教授认为，基地建设应注重五大体系：一是理论基础课体系；二是教材体系；三是第二课程和社会实践体系；四是论文体系；五是领导体系。当前，基地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基地班毕业生的出路问题，二是培养目标问题。因此，建议每年的基地工作会议应设定一个主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讨，同时对学生的论文选题实行进一步规范，如增加教师点评。

上海财经大学夏纪军教授指出，当下基地毕业生真正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数并不多，与基地培养的初衷不符，在现有社会环境及学生价值取向的前提下，更应注重提高基地自身的培养质量，增加数学等工具的学习，增强经济学基础，做到学生走得出去、也留得住。

南京大学安同良教授建议，应强调对学生科研能力的训练，办好本科生论文刊物，既尊重学生的志愿、又要加强数理深化，通过保送研究生进行调节。

南开大学王昭凤教授建议，要注重师资力量的引进、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注重学生的科研水平的提高，为此可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各学校设立专门的科研经费等。

中国人民大学李军林教授指出，要坚持基地的培养目标和宗旨，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特色专业建设适应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教学改革相结合，应加强课程设置调整、教学体系改革、师资队伍建设。

建设工作会议最后，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何自力教授做了总结性发言，并代表刘灿教授对进一步加强“基地”建设提出了五点建议：第一，向教育部高教司申请将“基地”建设立项为“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具体可由西南财经大学、辽宁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牵头，13所院校共同参加，该项目的研究和实践，可以物化为教改成果，为下一轮部级教学成果奖评奖做准备；第二，设立“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网站”。具体可设在一个学校，也可轮流做，一轮4年，以便加强信息交流、宣传基地教改动态和学生科研活动，实现教学资源的共享（如精品课程、特色专业、教学团队等）；第三，定期举办“基地”核心课程暑期研修班。每个学校可根据自身特色优势重点负责1门课程，如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资本论》选读、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改革等，每个暑期可举办一次，请最好的老师来讲，各基地教师参加研讨，也可以吸收基地外学校的教师参加。该项目也可以在高教司申请立项；第四，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可考虑采取项目制的办法进行操作，设立合作培养、合作研究、学术访问等项目，以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名义组织，每个项目由1个基地学校负责，其他基地学校自愿参加；第五，成立“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工作协调小组”（或“领导小组”）。由高教司、教指委领导和指导，还可设顾问组，聘请经济学老一辈经济学家参加。该协调或领导小组由13个基地各出1人（原则上为经济学院院长或基地负责人），在本次会议后即可成立。为便于该协调或领导小组开展有效工作，可在某个学校设秘书处，一轮4年或2年，原则上秘书处所在学校的基地负责人为该协调或领导小组的当值召集人。

对外国文学课程的建议范文篇3

一、“内容标准”特点研究

关于“内容标准”的特点，总结起来，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时代性。“内容标准”的制定贴近学生生活，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及时吸取了学术研究成果，整个内容充满了时代气息。例如，朱汉国在《浅议普通高中历史课程体系的新变化》一文中就指出“内容标准”部分“增强了与社会进步联系的课程内容；增加了适应时代需要的课程内容；增强了与社会生活和学生经验的联系；及时地反映历史学科研究的新趋势和新成果”。[1]而何成刚、赵申升的文章《继承・发展・创新・思考・解读》也提出《标准》在“具体的历史知识的选择上，大量增加了与现实相关和有助于学生终身发展所必需的学习内容，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性，反映了历史学科的最新进展”。[2]

2.基础性。《标准》的“内容标准”就过去一部分较为陈旧和有难度的内容进行了适度删简，呈现出基础性的特点。如“历史课程内容要符合国情，符合学生的需要和发展，着重克服‘难、繁、偏、旧’的现象”，[3]并且“新课标在内容选择上体现了基础性，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4]

3.选择性。“内容标准”有目标明确，体现了不同层次的学生的学习要求，具有选择性。因为“内容标准”的设置为“不同潜能的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和选择性，也为教师的因材施教创造了条件”。[5]而“课程目标更加明确课程标准对每个学习专题的每个知识点都用清晰的行为动词，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做出了具体规定”。[6]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内容标准”的内容有利于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

4.完整性。由于课程结构的变化新课标中世界史、社会史、文化史等比例的加大，内容更为系统具体，也更加完整全面。何成刚、赵申升指出世界史内容的增加“有利于对历史的宏观、整体认识；加强社会生活史、科学技术史、教育史和文化思想史，更有利于促进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7]而选修课的诸多内容，则涉及到学术研究领域的突出成果。王雪峰认为增加世界古代史的内容，这样的安排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比较完整，而学习专题的设立，则使知识更具系统性。此外，朱汉国同样强调“新课标的世界史扩充，体现了历史的完整性”。[8]

二、“内容标准”的缺点和不足

虽然不少学者都肯定了“内容标准”的变化，指出了“内容标准”的新特点，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了“内容标准”的问题所在，指出了其缺点和不足。如赵亚夫就在《从“历史课程标准”的行为动词看问题》[9]、《高中历史课程改革与历史教育的现代化――绕普通高中的反思》[10]、《高中历史课程设计有待改进》[11]三篇文章中，对“内容标准”中行为动词的使用，世界史比例调整，必修与选修的整合，政治史和文化史内容的选取等问题提出了质疑。朱汉国、何成刚在《实施现状调研报告》[12]一文中认为内容标准总量较大，内容较难，重复较多。而郑林等人认为内容标准在内容结构上、必修和选修模块的选择和设置上、内容的难度和衔接上都有缺陷。[13]姚锦祥则指出了《标准》内容标准需要商榷的四点问题：“一是经济史和文化史的扩展与政治史内容偏狭；二是地区史不平衡；三是中外史专题价值反差；四是初高中内容的衔接和重复”。[14]陈其也认为《标准》的内容标准存在地区知识的不平衡。[15]此外，陈春梅的《对的几点建议》、[16]王雪峰的《（试验）内容标准的创新与不足》、周明学的《历史课标及历史教材的“去历史化”问题》[17]等文章还提出了内容标准部分知识点遗漏和选取不当、存在去历史化等问题。总体来看，学界对内容标准的知识结构、知识编排、内容选择和难度、初高中衔接以及行为动词使用提出了异议。

三、对“内容标准”的具体解读

具体到“内容标准”的每个专题、每个模块，也有一部分学者分别从政治史、人物史、改革史等角度对“内容标准”中的必修模块及选修模块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1.在对“内容标准”必修部分的政治、经济、文化史模块的研究中，分析得最为透彻的当属冯一下等学者的《试析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政治史内容》、《试析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经济史内容》、《试析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文化史内容》三篇文章。有关政治史的分析中，冯一下、黄勇指出“内容标准”的政治史具有“重视其地位、以政治文明为主线，科学的评价，多角度的研究历史，密切联系现实”[18]的五大特点。同时，也针对政治史的不足提出了建议，希望政治史的编写“能真正的贯彻‘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内容编排原则，应更科学地选择和安排中国近代政治史内容，可适当增补一些重要内容，要尽量减少交叉重复”。[19]经济史方面，冯一下、李洁提出了经济史的五大突破和创新，分别是“创设经济史板块，提出经济史的教学概念，吸收经济史研究成果，经济史内容贴近实际，提出了合理的活动建议”。[20]而在改进建议上，冯一下、李洁建议经济史内容应该从“更清晰地勾勒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更恰当地处理经济史与政治史、世界经济史与中国经济史的关系，适当注意近现代农业经济发展史，经济史在高中历史选修课程中获得应有的地位，经济史模块的能力要求应更有针对性”[21]等方面进行调整。在有关文化史的研究中，冯一下、李洁肯定了“内容标准”中“文化史比重和地位提高，选取和安排人类创造的最重要的优秀文化成果，揭示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将文化史领域作为高中学生研究性学习的重要园地”[22]的特点，但是同时也建议文化史部分内容在难度上、安排上、表述上、联系生活实际上都有待改进。此外，徐晓红的文章《新中国中学历史课程标准文化史内容选择的价值取向研究》还将《标准》中文化史的内容分布进行了统计，对《标准》文化史内容选择价值取向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和分析。[23]

2.在选修模块的研究中，主要的研究的领域和方向集中于改革史、人物史、民主史等方面，而关于历史奥秘和文化遗产等方面，却鲜有涉及。如徐赐成在《高中历史“改革史”课标内容要求及教学问题处理（上、下）》两篇文章中对改革史内容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他认为改革史的内容虽与必修有交叉重复，但也有着相对独立的知识结构，在教学中也应该相对独立，为此他提出了改革史教育的三点功能和四点价值追求。[24]而在关于人物史的分析中，冯一下、黄勇在《试析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人物史内容》中肯定了内容标准对人物史的重视，然后具体分析了“内容标准”中历史人物的教学要点，指出“强调了解历史人物的主要事迹或主要活动是人物史教学的基础”，并结合图表对“内容标准”中的人物的进行了定量分析，提出了人物史在人物分布、数量、出现次数、活动建设四个方面的修订建议。[25]在民主史部分，尚海燕在《课改前后高中历史课程民主教育目标和内容的比较》一文中通过列表的方式，归纳了《标准》中民主史的相关内容，对比《大纲》，总结出“课程标准在民主教育目标内容方面更为全面、科学和合理，内容更具有时代感，突破以往单纯政治教育的层面，真正体现了历史学科本身的科学价值”。[26]

3.还有学者对“内容标准”中教学建议部分进行研究。如，罗敏捷就在《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教学活动建议”的研究》一文中就专门对《标准》的活动建议做深入的剖析。文章结合内容标准的教学活动建议，分析了教学学活动建议内涵、理论基础和课程价值，并为教学活动建议的设计实施提出建议。[27]

四、《标准》中内容标准部分研究的不足与建议

笔者通过分析认为“内容标准”部分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1.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虽然《标准》的内容标准部分的研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是其研究的深度还是有待加强。例如，从宏观角度研究内容标准的文章中，只有少数学者对内容标准的做了全面的阐述和研究，大多数的文章都只有小部分的篇幅谈到了内容标准的特点、创新与问题。而在内容标准具体的解读方面，研究的文章并不多，除了冯一下等学者的四篇文章对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物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外，其他的文章都没有专门针对内容标准某个模块或专题进行研究，多是结合内容标准，重点谈到了教学等其他方面的问题。此外，有关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探索历史的奥秘、世界文化遗产荟萃三个模块内容标准的研究则基本没有人涉及；而且能够打破模块的限制，从中国史，世界史，或者从古代史，近代史，或从社会史，科技史等领域进行的研究则更没有出现，可见其研究的广度也远远不够。

2.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笔者在对相关论文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内容标准研究的方式方法大都是纯文字性的分析总结。然而，《标准》内容标准部分的篇幅较长，涉及的知识点众多，如果采用一些统计分析的方法，则更能够直观，科学的反映出研究的结果，更好的给自己的论点给予支持。

3.内容标准的研究与实践结合不够。《标准》颁布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也都在使用新课标教科书，可以说，内容标准也在经受实践的考验。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这些内容标准还存在什么问题，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提出修订建议呢？则很少有人提及。

结合以上问题，笔者提出以下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1.对内容标准的特点、创新、不足之处都可以有更深入更系统的挖掘，同时也要拓宽内容标准的研究视角。例如不仅可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人物史的角度研究，也可以从社会史、国别史、断代史等方面对内容标准进行分类解读，力求在对内容标准研究的涉及面上得到拓展和延伸。

2.对内容标准的研究范围可以进一步拓展，寻找一些新的研究切入点。例如，我们也可以借鉴《新中国中学历史课程标准文化史内容选择的价值取向研究》[28]一文，对内容标准政治史、经济史以及选修部分的价值取向问题进行研究。

3.研究的方法应该更加的多元化。如，在人物史的研究中，冯一下、黄勇就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采用列表的方式，对人物史中各类人物分布，出现次数等进行了分析，既有理有据，又一目了然。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更多的应用定量分析，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

4.结合更多的教学实践分析《标准》中内容标准的知识点。对相关知识点的增删和完善，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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