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状况分析范文

笔者试图通过对中国经济矛盾现象的分析，提出一种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和特点的认识框架，这或许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也便于认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和障碍。

一、为什么现有理论似乎解释不了中国经济的矛盾现象？

比较经济制度理论能解释计划体制下的盲目高增长，但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往往抱持偏于乐观和过于简单化的判断。这种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价格、利率等经济信号的扭曲，同时在中央计划当局的指挥下企业无法产生正确的激励，所以虽然能形成一段时期里的高增长，但这样的增长缺乏效率，造成经济结构畸形化，其长期经济表现必然是失败的。(Szelenyi,BeckettandKing,1994)但对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25年渐进型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说，比较经济制度理论并未提供现成的分析框架来认识漫长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机制和动力。一些经济学家往往简单化地认为，只要中央计划当局的计划管理解体了，价格信号能反映市场供求了，企业有了追求利润的动机，转轨中的经济体制就自然归同于市场体制，那么社会主义国家转轨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就没有根本差别了。

笔者认为，这种简单化的判断恰恰是误判中国经济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特点与市场经济国家事实上存在着重大区别。任何经济制度都必然建立在某种政治制度之上，经济制度的变迁理所当然会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这在中国尤其明显。经济研究本来应当把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纳入经济制度分析之内，而不能将其排除在外。在所有转型中国家里，中国和越南是唯一坚持在政治集权体制下实行市场化转型的，而且试图以市场化转型来巩固政治集权体制。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化了（下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由此出发才可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经济目前的矛盾现象。

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专家一般会倾向于认同中国经济制度已经市场化了的判断，因为现有的宏观经济学体系是以市场经济为制度背景的，离开了这个制度背景，宏观经济学的许多概念和假设就都不能成立。但是如果把中国转型期经济体制假定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宏观经济学家就很难解释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徵。宏观经济学一向把持续性大幅度的价格下跌及失业率上升判定为经济萧条，认为在这种状态下不会出现持续的快速经济增长；反过来，如果经济确实持续快速增长，则不应该出现价格的持续下跌和失业率不断攀升。然而，面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况，似乎宏观经济学无法提供能够自圆其说的分析。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有两种可能的逻辑假设：其一，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宏观经济模式，其规律是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所无法把握的，只有修改宏观经济理论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特点；其二，经济市场化过程并未把中国的经济体系改造成真正的市场经济，所以用宏观经济理论去解释中国的经济特点本来就会遇到难以说明之处。即使是对中国的经济市场化过程高度赞扬的学者，恐怕也不敢轻易接受第一个假设。但如果接受第二个假设，目前还未看到有说服力的具体分析。其实，不仅国际学术界有这样的困惑，中国的经济学者中愿意深入分析问题的人也同样说不出所以然。于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就成了一个“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的谜。

二、从“繁荣”到“缩长”：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90年代上半期，中国确实经历过经济繁荣，笔者曾在繁荣尚未消退之际分析过其中原因，认为这样的短暂繁荣隐含着走向长期性萧条的可能。[1]90年代后半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似乎表明，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那种经济繁荣确实消逝了。早在几年前，中国的一些经济专家和学者就用“宏观好，微观不好”表达了自己对经济状况的困惑。在这个流行的说法中，所谓“宏观好”是指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7－8％的水平上，如果把这个数字等同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率当然是相当高的。而所谓的“微观不好”，是指市场需求不足，物价持续走低，多数企业开工不足或产品严重积压，失业规模不断扩大。[2]很明显，“宏观好，微观不好”是个充满了矛盾的表述，既然在微观层面看到的多是经济困难，那么作为微观之总和的宏观经济怎么反而会令人鼓舞呢？

其实，仅从宏观经济的层面来看，“宏观好”的判断也同样是非参半。在经济景气分析中，需求变化和原材料价格指数是先行经济指标，企业根据价格和需求的变化调整生产，而消费者价格是滞后指标。如果先行指标和滞后指标都数年连续下跌，经济是不可能持续高增长的。但是在中国情况却不同：需求萎缩了，绝大多数行业的订单都严重不足，产品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原材料价格不断下跌[3]，这些先行经济指标的数据呈下降态势；同时，作为同步指标的就业率[4]和作为滞后指标的消费者价格也持续下跌[5]；唯独经济增长率却始终保持在7－8％的水平。从这些指标的动态来看，好像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先行和滞后指标都脱钩了，真成了“一枝独秀”的指标。增长率的变化甚至与先行和滞后指标背道而驰：先行指标生产者价格连年下降，增长率却毫不为其所动；增长率稳居8％，但滞后指标消费者价格却持续跌落。

不久前，终于有中国的经济学者把埋在心中的困惑说了出来。2002年下半年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有一位学者提出，中国目前的经济运行特徵可以用“缩长”来概括，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伴却随着通货紧缩和失业率上升，这是中国所独具的现象。中国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王建指出：“其人语惊四座，在座的不乏国内经济学界的‘大腕’，却谁也说不出中国为何会出现‘缩长’。……之所以会‘语惊四座’，是因为这的确是一个我国目前经济运行中的大问题。……已经持续了几年而表现出一种趋势，则说明必然有重大的经济因素导致这种趋势，并且不会马上消失。……不论是世界200年的工业化历史，还是二战以来的历史，还是近1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都没有出现过中国目前这种增长、通涨与就业关系的奇怪组合，这就难怪中国的这些着名学者谁也对此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破解中国‘缩长’现象之谜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直以来，实现充份就业都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而过去一向认为，只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一定高度，就可以使就业率达到一个满意的水平，经验说明，经济增长率只有在7％以上，才能使当年新增加的劳动人口大致上进入就业领域，这也是近些年来政府不敢把经济增长率安排在7％以下的主要考虑之一。但在出现‘缩长’现象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必须有所修正了，因为即便增长速度在7％以上而且还在上升，失业问题仍然在恶化。”[6]

毫无疑问，承认“缩长”现象的存在是重新认识中国宏观经济状况的一个起点，中国经济学者关于这一现象的初步讨论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深化。在此之前，中国的官方说法一直把过去几年来经济中的困难解释成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性经济收缩的结果，而中国的许多经济学者也倾向于这种说法。事实上，90年代中国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始于1995年，早在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开始回落了。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当然有一些影响，但并没有那么大。

中国物价数年来持续下降与加入经济全球化也没有多少关系。美国和日本最近若干年来因为大量进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的低成本消费品，物价相当稳定，某些类别消费品的价格甚至有所下降。中国是此类商品的主要生产国而非主要进口国，此类出口的作用是拉动了国内需求而不是增加国内供给，能抑制物价进一步下滑，却不是物价持续下降的原因。事实上，物价连年下降基本上是国内需求不振的结果。然而，为什么一个需求不振的经济却能保持8％的增长率？目前中国经济学界还只是有人提出要正视“缩长”现象，但如何解释它还需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和特徵有更深入的分析。

三、8％的经济增长率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上述引文中提到了一个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圈里多年来形成的共识：只有当经济增长率高于7％时，失业率才不至于上升。也就是说，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而言，7％是维持中国经济社会基本正常的增长的“下限”。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下限”远远高于市场经济国家，这是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所留下的制度“遗产”。正因为如此，把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直接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相对比，是缺乏充份依据的。换言之，在西方国家，经济增长8％意味着经济高度繁荣；而在中国，8％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是免于经济严重萧条的底线。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有一个概念，当经济增长达到充份就业状态时，社会上仍会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处于未就业状态，这时的失业率可被称为自然失业率。美国从1955年到1990年自然失业率一直在5％到6％之间波动；中国90年代以前的城市自然失业率更低。在现实中，实际失业率必然会围绕着自然失业率上下波动。如果实际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经济就处于就业不足状态。套用上面所说的增长的“下限”概念，当实际失业率相当于自然失业率时的经济增长率，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来说就是保持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基本正常的增长“下限”。

在美国，当经济增长率达到3％时，实际失业率大体上相当于自然失业率。描述这一现象的经验观察结果被称为“奥昆定律（Okun'sLaw）”[7]。可以说，对美国而言，维持社会经济基本正常的增长临界点是3％；而对中国来说，类似的“定律”是，在80年代只要经济增长率低于7％，就会企业全面亏损、失业率上升。1986年的经济就是如此，当年工业增长了8%，但企业利润却大幅度下降，呈现负增长态势。当时笔者撰文指出，由于过度扩张行业和低素质产品生产企业对需求膨胀的依赖越来越深，保证企业利润正增长所必需的生产临界增长率已经抬高到8%以上，所以尽管该年工业增长率达到8%，企业仍然难以生存。[8]

90年代以来中国的这一规律性现象并无改观。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上下，正是在这样的增长状态下失业率高居不下。目前，中国的失业率已“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五次高峰。虽然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3－4％，但实际的失业率在8－9％。失业人员中，包括700万左右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1,000多万下岗失业人员，120－150万城镇农民工失业人员，70万待业的大学和专科毕业生。”[9]显然，在中国增长的“下限”远高于美国；换言之，中国经济增长7％大体上相当于美国经济增长3％，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偏高，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其实是不能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直接对比的。这一点过去十多年来似乎被一些经济学者淡忘了，他们常常以中国保持了8％的经济增长率为由，误以为中国处于增长的“下限”状态时就相当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8％时的繁荣状态。正是因为这一误解，导致许多中国经济的观察家陷入了“宏观好，微观不好”的困惑。其实，中国经济增长7－8％只不过是处在增长的“下限”状态，这时的宏观经济谈不上“好”，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好”事实上是一致的，并没有矛盾。换言之，“微观不好”的真实状况证明所谓的“宏观好”不过是误判而已

所谓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偏高，是基于80年代对中国经济基本特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整个90年代中国一直在推行市场化，经济转型是否改变了这一特点呢？这是需要实证分析来检验的。由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差不多是个“常数”，从1996年到2000年基本不变，一直固定在3％的水平上[10]，既不随经济波动而变化，也远低于真实失业率，因此这个数字不具备统计分析意义，要考虑换一个角度，从工业平均利润率的变化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

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生产单纯地以利润为动力，对需求和价格的变化非常灵敏，财务上完全独立，必须承担所有的债务偿还，没有利润就不会投资，也不会长期保持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员工，更不能拖欠银行贷款拒绝偿还。但中国的情况不同，市场化转型并没有根除预算“软约束”（Kornai1992)，国有企业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投资饥渴症”，盲目投资之后拒绝偿还银行债务和生产能力过剩是常见现象。在改革初期中国的企业界、政府和经济学者都承认这种现象的普遍性。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推进，无论是中国的企业界、政府，还是经济学者，都偏重于强调企业机制的积极变化，而不太愿意面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余留影响。

事实上，经济市场化虽然使中国的企业对市场比过去灵敏得多了，但长期以来形成的过剩产能使企业的损益平衡点大大超出正常水平。这种微观层面的现象反映到宏观层面就是多数行业的生产能力长期过剩，成为一种常态。结果，经济增长或企业产出的增长低于7－8％时，如果不大规模裁员，工业部门就可能出现总体性亏损。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均衡状态一直是扭曲的，也就是说，能让大部份企业处于收支平衡点、实际失业率接近自然失业率的经济增长水平不象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是2－3％的低增长，而是7－8％甚至更高。

分析中国工业部门平均的损益平衡点，必须要考虑到不同行业的盈利环境。如果按照企业的盈利环境来看，中国的工业行业大致可被分为两类，一类是生存在竞争程度相对比较高的行业中的国有、集体、私营、外商企业，另一类是垄断行业，这些行业主要由国有企业组成。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盈利通常与原料垄断以及各级政府在市场销售环节的定价政策或保护性关税政策有关，例如，轿车工业依靠高关税保护而形成了超额利润，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工工业则受到原料垄断以及垄断性定价政策的保护。这些行业的利润率通常高于其他行业，而影响其利润变动的往往是与市场需求变化关系不大的政策因素。此外，国际市场价格（如石油价格）变化对这些垄断性行业利润的冲击也可能很大。只有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的损益平衡点与国内市场的供求变化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会灵敏地随产出增长率的升降而变动。

数据说明：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直接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竞争性行业利润率的计算公式是：利润率＝利润总额÷销售收入；1998年以前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含国有、集体及私营企业），1998年以后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

发现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果然非常低。只有在1992年这样的经济超常增长年份，工业增长率达到20％以上，企业的利润率才接近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通常的水平。1994、1995年工业增长率分别为18.9％和14％，利润率却不到2％。1996年、1997年，国民经济（GDP）增长率尚维持在9%左右，工业增长率下滑到11％至12％，这时企业的利润率就朝1％的极低水平逼近；在这样的财务状况下，亏损企业占了一大半，如果这种局面延续数年，银行系统将被急剧上升的坏账拖垮。从1998年开始，政府为了避免国有银行系统爆发金融危机，实施了鼓励企业裁员破产的政策，结果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裁员及企业破产浪潮，失业率立即跃升；当社会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之后，企业的利润率也不过回升了1到2个百分点。

宏观经济状况分析范文篇2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内涵

所谓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指以宏观经济理论为依托，以统计分析方法为工具，利用统计资料对宏观经济运行规律进行认识，对国民经济整体及其运行过程进行实证统计分析的一个过程[1]。它是经济学与统计学相互融合形成的一种体系，主要内容包括专题性统计分析与制度化统计分析，专题性统计分析要求对所分析内容有所深刻的定性认识，需要将多种分析方法综合运用；制度化统计分析指每年年初对各地区统计局前一年统计分析报告的分析。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常用方法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常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有比较静态分析法、比较动态分析法、动态分析、静态分析、边际分析等等。比较静态分析法是指对两个或以上均衡位置进行比较所形成的一种分析方法；比较动态分析法比较与分析的是两个经济过程；动态分析法将原有均衡过程过渡到新均衡过程，然后在对其进行分析，因而需要考虑时间因素；静态分析法则指在不考虑时间因素和经济变动过程的条件下，即只在经济状态均衡的状态下对经济进行统计分析的一种方法。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中面临的基本问题

统计分析是国民经济日常工作之一，对国家、地方、企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便成为了国民经济发展与数据分析中一个重要的工具。然而，就我国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状态与市场形势而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与统计数据及其相关内容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而且由于受市场等诸多因素影响还存在许多问题丞待解决[2]。如统计分析方法落后、统计分析人员专业水平整体有待提高、分析工作没有按照相关原则进行、难以适应时展趋势等。

另外，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还面临一些难度较大的问题，如通货紧缩情况未能得到及时改善，需求不足矛盾依旧强烈；外需对国内经济增长带动作用显著减弱，降低了企业出口的积极性；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等。

三、促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稳健发展的有效对策

（一）顺应大数据时展趋势

互联网、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应用的日益普遍与成熟，以及人们对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直接催生了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根据当前IT、金融、统计学、电力等各行业发展状态与行业性质来看，不仅行业与学科本身时刻产生大量数据信息，而且行业经营发展所需数据量也极其庞大。面对这种大数据时展趋势，作为一种发展体系的宏观经济论文统计分析，其应该顺应这一趋势，在借助先进工具对数据进行采集、整理的同时，综合运用多种科学统计分析方法对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全面准确分析，以保证国家政府在对宏观经济深刻了解的前提下，以科学合理的方式方法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3]。为加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对大数据时展趋势的适应性，还需要建立与时代、与当前经济发展状态相适应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模型，以使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更加科学，分析过程更加合理、分析结果更加精确与可靠。

（二）构建相应指标体系

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为促进经济发展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近年来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现有国民经济发展体系已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也难以适应时展的主流趋势。所以，要想改进国民经济发展体系，促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健康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构建相应指标体系来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4]。国家政府人员应针对现有国民经济体系不足之处，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建立配套的、科学的指标体系，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以保证新建指标体系能够顺利高效的实施，切实发挥指导调节作用。

（三）增强经济宏观调控能力

由于经济在市场中的发展具有一定流动性，容易产生各种类型风险，所以促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稳健发展，还必须要增强政府的经济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将我国经济宏观调控与政治外交相结合，与国际宏观调控相接轨，同时在明确宏观调控目标的基础上，充分贯彻与落实国家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调控策略[5]。为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与市场机制调节作用，应将宏观调控目标划分为多个子目标，在逐一实现各个宏观调控子目标的基础上，对宏观调控成果进行巩固，最终实现经济宏观调控的总目标。

四、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时代的不断演变，我国政府应积极构建新的经济发展体系，以确保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能够适应当代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与数据分析需要，能够实现对所有经济数据的统筹管理与精确分析。总之，虽然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目前仍存在一些基本问题，但在学者对其研究的不断深入、政府对其宏观调控的不断强化之下，相信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一定会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状况分析范文

关键词：地籍；宏观经济调控；措施

中图分类号：F3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0－0010－02

当前，土地已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因素之一，加强土地管理和调控，既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又是国家加强国家经济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还是抑制经济增长过快、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迫切需求。而地籍管理是土地管理的基础，是严格土地管理的重要保障，是保护资源、保障发展、维护权益、服务社会的重要手段。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把好土地“闸门”，推进节约、集约利用土地，需要全面、现实的地籍成果作为支撑和依据。

一、地籍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内涵分析

1.地籍的内涵分析。地籍，俗称土地的户口，是用来记载土地的位置、界址、数量、质量、权属、用途和价值等基本状况的籍册和文书档案。地籍具有空间性、法律性、精确性和连续性等基本特性。而对地籍的管理主要是国家为建立地籍和研究土地的自然状况、权属状况和经济状况而实行的一系列工作措施体系。现阶段中国地籍工作的主要任务包括开展土地调查、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土地分等定级估价、土地登记、土地统计、地籍信息管理、地籍档案管理等内容。

2.宏观经济调控的内涵分析。宏观经济调控是指国家为实现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平衡，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增长，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对社会经济运行的调节与控制。当前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任务一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二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二、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

1.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实现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着眼全局，通盘考虑，综合运用行之有效的各种手段，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使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使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能够合乎客观需求。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也是经济发展中重要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当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面临着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突出问题，地籍参与宏观经济的调控，有利于尽快实现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

2.健全、科学的地籍体系是有效参与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依据。真实、准确的数据是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和依据，建立健全、科学的地籍体系可以全面掌握真实的土地资源和资产状况、土地产权状况以及土地的变化动态等基础信息数据，，为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制定规划、计划提供科学的基础依据，充分发挥了地籍参与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调控的“闸门”作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全面发展。

3.地籍管理相关政策制度是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坚强的法律支撑。要使地籍参与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调控取得好效果，必须要使地籍相关政策制度与宏观经济形势相适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2006年8月31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2007年10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物权法》正式实施；2006年12月7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2008年2月1日，国土资源部正式公布的《土地登记办法》正式实施；2008年2月7日，国务院颁布了《土地调查条例》。这一系列与地籍管理相关的政策制度为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坚强的法律支撑。

三、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内容和手段分析

1.土地调查为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全面、现势、准确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土地调查是对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情况，包括地类、位置、面积、分布等状况；土地权属及变化情况，包括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状况；土地条件，包括土地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状况所进行的土地资源和资产状况的清查。通过土地调查可以全面查清土地资源和利用状况，掌握真实准确的土地基础数据，为科学规划、合理利用、有效保护土地资源，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依据，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土地利用动态监测为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土地利用变化动态翔实的数据信息。土地利用动态监测是运用遥感技术和土地调查等手段和计算机、监测仪等科学设备，以土地详查的数据和图件作为本底资料，对土地利用的时空动态变化进行全面系统地反映和分析的科学方法。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具有监测成果的多样性、监测体系的层次性、技术要求的区域性、技术手段的综合性等特点。

3.土地登记和统计为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有效的土地产权保障，规范了土地市场秩序。土地登记是依照法定程序，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审批、注册登记、确认、发放土地证书的法律制度。中国土地登记具有强制性、公信性、完整性、连续性和保护性的特点。只有通过土地确权登记，才能确认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维护土地公有制不受侵犯。

4.土地分等定级估价为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科学合理的土地等、级、价体系。土地分等定级估价是在特定目的下，对土地的自然和经济属性进行综合鉴定，并使鉴定结果等级化和价格化的过程。土地分等定级估价的目的是评价和划分土地的质量等级以及建立土地的价格体系。

5.地籍档案和信息管理体系的建立为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数据支持和技术保障。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计算机、数字化、航空航天遥感和3s等高新技术，在地籍管理中广泛应用，促进了管理方式的转变，提高了管理效率、管理质量和管理水平。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就是以计算机为基础，应用管理理论和信息技术理论建立起来的信息系统。地籍管理信息系统的体现是其信息直接反映每一块宗地的特征，它包括宗地的基本信息（位置、面积、利用类别、等级等），权属管理（所有权、使用权、他项权利等），附着物信息（地上、地下建筑及各种设施情况），文档信息（调查原始资料、法律、条例等）和图形信息（地籍图、土地利用现状图等）。

四、建立完善的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体系

1.土地调查的基础数据要科学翔实。开展和实施土地调查过程中，必须要遵循《土地调查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条例，要保证土地调查数据具有全面性、现势性和准确性。只有科学翔实的土地调查数据，才能够准确反映土地利用现状，才能够为土地利用规划修编、建设用地审批、耕地及基本农田保护、土地开发整理复垦以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提供第一手基础资料，促进土地管理的科学化和制度化。

2.土地变更调查要进一步规范化和细化。《土地调查条例》规定，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每10年进行一次全国土地调查，并且要求每年都要进行土地变更调查。变更调查不仅保持了地籍资料的现势性，而且使实地界址点位逐步得到认真地检查、补置、更正，使地籍数据中的文字部分逐步得到核实、更正和补充。土地变更调查所需时间较短，可以及时准确掌握各地年度全部实际建设用地数量和耕地保有量等土地变更数据。

3.完善土地利用变化遥感监测体系。土地利用变化遥感监测成果在国土资源调查、评价、规划和保护等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建立完善的土地利用变化遥感监测体系，修改完善土地遥感监测技术规范和标准，确保监测成果的标准化；加大遥感监测及其成果在国土资源管理中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充分应用遥感监测成果，为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决策支持，为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提供分析成果数据依据。

4.强化土地登记制度体系建设。土地登记是土地权属管理的重要措施和手段，它不仅是依法确认土地权属、保护和管理土地的重要制度和关键环节，也是掌握土地动态变化的重要途径。土地登记对明确土地产权关系，保护土地权利人的利益，保障土地交易安全，维护和规范土地市场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加强对土地登记制度体系建设不仅能够有效的保护土地产权者权益，还可以建立健全土地市场体系，为保护土地资产，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促进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物权保障作用。

5.建立完整统一的土地统计体系。目前中国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城乡土地分类体系，进行土地统计和汇总就必须要按照统一的土地分类标准和综合统计的要求，建立统一规范的统计标准，包括规范统计指标名称，统一指标解释；规范统计调查时间，明确统计时段；规范统计调查范围，明确统计对象；规范统计数据的采集方式，形成相对完整的土地统计体系。

6.加强地籍信息系统体系建设。加强对土地利用现状、土地变化状况、土地产权、土地价格等地籍基础数据的信息系统体系建设，建立统一的地籍数据库，可以提高土地管理部门的管理效率和进行土地科学性决策，同时积极推进信息服务平台建设，能够及时向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提供基础性和公益性信息服务，满足各个行业发展的用地信息需求，从而不断提高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技术水平。

参考文献：

[1]叶公强.地籍管理[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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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委会.《地籍管理“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与地籍管理操作规范化、数字化实务全书[M].北京：土地科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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