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社会治理概念范文篇1

关键词：城乡教育一体化；城乡边界；制度变迁；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G40-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4-0005-05

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是新时期我国面临城乡教育二元结构所提出的新的发展战略。进行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的逻辑前提是理解城乡教育一体化，但是，人们对于什么是城乡教育一体化并未达成一致。从构词方式上看，城乡教育一体化由“城乡”、“教育”、“一体化”3个关键词组成，理解城乡教育一体化首先要从这3个词入手来考察。城乡的边界决定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范围，教育的本质决定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实质，一体化研究的不同范式及其相互关系决定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的可能路径。

一、城乡的边界：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范围

城市、城镇、农村、乡村等概念，都是表述我国社会区域的基本概念。本文中的所谓城乡指城市和乡村。但是，我国对城市和乡村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有很大分歧，在使用这对概念时也较为混乱，其结果是影响了人们对城市、乡村等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因此，对城乡教育一体化进行研究，必须要澄清城市和乡村的概念以及空间范围。

对于城市与乡村的内涵，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描述，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历史的、地理的等等。在实际当中，人们往往也是从多功能的角度对城市与乡村进行划分的：乡村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人口分布较城市分散的地方，主要依赖自然过程进行生产；城市则是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人口密度较大的地方，往往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信息中心[1]。《现代汉语词典》也对城市与乡村的概念做出了类似的解释，所谓“城市”，就是“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2]；“乡村”则是“主要从事农业、人口分布较城镇分散的地方”[2]。现代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更为复杂而又模糊的概念。这是因为随着城市化速度的不断加快以及城乡交流的不断增强，传统意义上城市与乡村的区别已不是那么明显，它们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对于我国来讲，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里有了乡村社会文化的一些特征，而乡村里也同样有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我国一直以城、镇（乡）的行政界限作为城乡划分的基础，而实际上在城、镇行政区划内也往往包括了相当一部分的农业和农村人口，城镇的实体地域概念并没有真实的建立。

总而言之，不仅在纯理论意义上界定城乡的概念是一个难题，即使对城乡的概念达成了一致，甚至确定了具体的标准，也很难在实体地域上将二者严格地分开。但是，现实的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与实践却不允许这种模糊性的存在，必须对此加以确定。从国家的统计标准来看，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的《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把我国的城乡划分为城镇和乡村，城镇又分为城区和镇区。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不包括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中的乡以及村。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统称为县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同样不包括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当中的乡和村。乡村是指城镇以外的区域，分为乡中心区（乡政府所在地）和村庄，其地域范围不仅包括行政区划当中所有的乡及其中的村，还包括市辖区、不设区的市当中的乡和村，也包括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当中的村。

上述规定及其实施办法对于认定和划分城乡边界提供了很好的标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城乡是具有相对性的。如果把乡村看做“纯粹”意义上的乡的话，那么相对于乡村，镇区就更具有城的意味。但是和城区相比，镇区就显得更像乡村了。因此，我们可以把城乡看做一个连续的序列，根据城乡的不同的等级和层次，以及我国的行政区划，把我国的城乡关系划分为7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乡村内部乡中心区和村庄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镇域内的城（镇政府驻地）和乡（村庄）的关系；第三个层次是县域内一个镇的镇区与另一个镇的乡村的关系；第四个层次是市辖区内的城区与乡村的关系；第五个层次是地级市内的一个区县的城镇（城区和镇区）与另一个区县的乡村的关系；第六个层次是省域内一个地级市内的城镇与另一个地级市内的乡村的关系；第七个层次是全国范围内一省的城镇与另一省的乡村的关系。与这7个层次的城乡关系相对应，城乡教育一体化也可分为7个层次。考虑到我国行政区划的设置情况，乡和镇一级、县和区一级的可以合并到一起，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层次也因此得到简化，依次是：镇（乡）域内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县（区）域内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地级市域内的城乡教育一体化；省域内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国家层面的城乡教育一体化。

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层次性决定了其实现的非同步性，但这种非同步性并非是从低到高层次的依次实现，而是依据管理和投入主体等多种因素来确定的。虽然乡镇是我国最低层次的行政单位，但是由于其不是管理与投入的主体，并不适合以它为基本单位来实现城乡教育的一体化。而县级政府则由于其义务教育的管理与投入主体地位，理所当然地成为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基本单位。正因如此，2010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2年）》也指出，“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逐步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就成为我国现阶段的政策选择。等到县（区）域内实现基本均衡以后，要想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就需要管理和投入主体的调整，这意味着统筹主体的提高。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层次越高，统筹主体也就越高。

需要指出的是，城乡教育一体化实现的非同步性，并不意味着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在各层级政府开展的有先有后。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层级政府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只是在不同时期各层级政府的侧重点和实现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二、教育的本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实质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不管是区域一体化理论还是城乡一体化理论，都主要是从经济方面展开，虽然也涉及到了社会的其他方面，但并不是主流，研究也并不成熟。教育作为一个与经济并不相同甚至差别很大的领域，虽然我们可以从城乡经济一体化研究中得到很多启示，但是城乡教育一体化肯定与城乡经济一体化有很大差别。如果不注意这种差别，而盲目借鉴，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1.城乡经济一体化与制度

从整个人类发展史来看，城乡经济关系经历了一个乡育城市城乡分离城乡融合的演变过程，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城乡经济分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它的产生源自于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在发展中国家，城市以现代化的工业部门为主，而农村则以传统的农业等部门为主，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效率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要想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须要拉平城乡之间生产效率的差距。当农村农业部门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并呈现出无限供给的趋势，这时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如果要想继续提高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就必须转移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村农业人口。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城乡之间生产效率的差距不断缩小。当农村人口减少到一定的程度，城乡之间的生产效率趋于一致时，城乡二元结构就会得到消除。虽然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社会领域的活动，都是由人来完成的，但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形成不是作为参与主体的人有意识建构的结果，而是源自于社会自然分工所造成的工农差别。所以说，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形成更多的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传统经济学只关注土地、劳动、资本等实体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把制度作为既定的前提。新制度经济学开始把制度作为影响经济的内生变量纳入到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位置，用制度及制度变迁来解释经济发展的效率问题。制度到底是作为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来影响经济，在这一点上可能还存在争论，但是作为影响经济的一个要素是确定无疑的。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就是，制度规定了产权结构和游戏规则，从而约束了人的行为和经济效率。但是，无论如何，制度本身并不等同于经济，最多只是影响经济的一个要素。并且，经济自身有着客观的发展规律，制度的制定也必须遵循这些规律，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建构，否则就会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样，对于城乡经济一体化建设来说，对制度的选择不同，可能会影响其发展的路径和走向，但并不会改变经济规律本身。

2.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实质是制度建设

与制度外在于城乡经济一体化相比，城乡教育一体化与制度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城乡教育一体化就是城乡教育制度（体制机制）的一体化，他们具有内在统一性。这是由教育的本质来决定的，教育活动与经济活动有着很大的差别。

首先，经济活动具有较强的规律性，而教育活动的规律性较弱。教育到底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长期以来存在争论，这实际上也是人们对教育究竟存不存在规律的争论。既然教育没有或只有弱规律性因素的制约，这使得人们在从事教育活动的时候可以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根据一定的价值取向来建构教育制度。

其次，正规的学校教育是随着国家的产生才开始出现的。从广义的教育活动来看，它与经济活动一样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同时出现的，诞生于国家之前。但是，对于学校进行的正规教育活动而言，它产生于国家之后。这种现象说明，教育是作为国家的一种制度建构而存在的。

再次，从国民收入的分配来看，教育处于再分配领域。国民收入的分配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阶段。初次分配是在物质生产领域内进行的分配，与人们对生产要素的占有情况和谈判能力的强弱密切相关。教育不属于物质生产活动，只能通过财政和政策等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实现正常运转。财政和政策等手段本质上是一种制度保障。

最后，从产品性质来看，教育属于公共产品。根据世界各国的通例，人们都把教育视为一种公共或者准公共产品，由国家出资来兴办教育，义务教育尤其如此。由国家出资兴办本质上就是一种制度供给。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宏观意义上讲，教育与制度是内在统一的，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建构，对于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来说同样如此。

3.城乡教育一体化与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区别

通过以上分析与比较可以看出，教育与经济有着很大的差别。经济与市场联系密切，而教育与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教育本身就是制度安排的结果。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根据实施主体的不同，制度变迁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政府主导通过强制力来实施完成的变迁方式，即强制性制度变迁；另一种是社会和个人为获得潜在利益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即以需求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对于城乡经济一体化建设来说，由于其与市场联系密切，以需求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更多一些，市场的作用是最重要的；而对于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由于其与经济的差别，决定了政府是促使其发生变迁的主导力量，特别是在中国的集权式政治结构中，政府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3]。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市场的地位在其次。关于这一点，众多的研究者也有着充分的认识，研究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其实质就是制度问题。

三、一体化研究的不同范式及相互关系：可能的研究路径

当前，在我国的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当中，大体存在着3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博弈论范式以及制度主义范式。

结构功能主义是现代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个理论流派。它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系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整体是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任何部分的变化都会趋于新的平衡。功能主义的基本观点是[4]：第一，系统优先于其各个构成要素；第二，系统的构成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第三，系统的各个构成要素都有一定的功能，或正功能，或负功能；第四，每一个系统都是各部分良好结合的有机整体；第五，社会是具有自我调节机制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第六，社会系统的良好运转，需要社会成员价值观念的一致与共同目标的达成；第七，社会的主导状态应该是稳定的秩序，而不是分歧和冲突；第八，社会系统要稳定，有些功能条件就必须得到满足。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当中的功能主义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功能方法的基本观点，如有的学者指出，城乡教育一体化是指在教育发展中，不能把城市和乡村看成是两个独立的系统，而要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打破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束缚，以系统化的思维方式，推动城乡教育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共同实施教育的现代化[5]。还有的学者指出，城乡教育一体化是指整合城乡教育资源，统筹城乡教育发展，构建双向沟通、动态均衡、良性互动的教育体制机制[6]。

博弈论是指研究多个个体或团队之间在特定条件制约下的对局中利用相关方的策略，而实施对应策略的学科。有时也称为对策论，或者赛局理论，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理论和方法。目前在经济学、政治学、军事战略和其他很多学科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在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当中，笔者曾运用博弈论方法，选取政府、社会与受教育者三方作为权力与利益博弈的主体，来解释城乡教育制度的变迁过程[7]。城乡教育一体化作为一种制度创新，也是各教育主体博弈的结果。

制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范式，一直非常宽泛。制度主义范式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组织分析等诸学科中的兴起，构成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趋势。制度作为社会科学分析的一种范式，因为不同的假设、逻辑以及主张而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构成了不同的制度分析观。虽然不同的制度学派主张不同，观点各异，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十分重视制度的重要作用。研究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其实质就是制度问题。有人指出，从城乡教育均衡到城乡教育一体化是理念变革与制度创新[8]，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本身就是制度问题，破解城乡教育二元结构，推进和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必须从改革制度入手[6]。

上述3种研究范式对于理解和实施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都具有非常大的启示作用，但是和任何一种理论一样，每种研究范式在具有自己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结构功能主义范式虽然指出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应然状态，但是功能主义者一般最关心社会结构的静力学，而较少关注社会结构的变化；致力于发现社会的稳定，而不是社会变迁；是一致，而不是冲突；是因循，而不是创新；是规范的拘束力量，而不是规范据以建立或被新规范所代替的机制[4]。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就很难说清楚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应然状态是如何达成的，其动力机制何在。而博弈论范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冲突论范式恰恰解决了“功能主义者不能在他们自己的理论中提出和处理一个充满了冲突与需要根本改革的当代社会中的主要问题”[4]。与功能主义关心一致、调适与合作不同，冲突论则关心冲突与斗争。功能主义研究一种因素对于另一种因素的适应，冲突论则研究它们不协调的程度。前者视社会体系的均衡为关键概念，后者则认为系统的变迁至关重要。冲突论虽然解决了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但是与功能主义者将稳定与均衡视为社会的主导秩序一样，冲突理论则假设人类社会是一个持续的变迁流转过程，从一个极端进入了另一个极端。制度分析范式的出现，为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架起了一座桥梁。

以往，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都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制度概念进行了理解。尽管对制度的理解形形，但总体上都倾向于在规则、规范性这一维度上理解“制度”概念。规则本身就是一种结构。当代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曾从结构的维度理解“制度”概念，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吉登斯认为社会自身再生产具有“结构性特征”，并且这种“结构性特征”最根深蒂固，而“结构”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制度中反复采用的规则与资源。吉登斯事实上将制度规定为一种结构，这个结构具有稳定性与持久性特征[9]。它具有实践的特征，是人类较稳定的行动程序。通过这一理解，就把制度与结构功能主义所倡导的秩序与系统结构联系起来。那么，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从博弈论的视角来看，博弈是社会主体从各自的动机出发相互作用的一种状态，制度与博弈之间的关系是多方面的：第一，制度是博弈的均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博弈会形成制度或制度体系，即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持系统，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规范、约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行为选择；第二，制度是多样化的，通常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或相互作用是在先前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人的行为或多或少受到制度的制约。而随着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或相互作用的进行，制度会随着时间、技术、偏好等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就是制度变迁。所以，制度变迁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同时，人们又会在新的制度安排下相互作用即博弈，如此循环往复，人类在曲折中不断进步与发展。

虽然不同的研究范式在研究假设以及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很大差别，但是不同的理论视角是互相补充的，我们力求的是视界的融合，而不是用某一理论视角解释所有的问题，这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以往的文献当中也很少有用单一视角来研究城乡教育一体化问题，只不过很少有作者意识到自己在研究当中的这种视角的转换。比如在谈到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未来样态时，多数学者用到的是功能主义的视角，而在谈到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时，却又不自主地转入到制度主义的视角，在解释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问题时，有些学者则采用了冲突论的视角。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关于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统一理论研究框架，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路径应该是整合性的。

参考文献：

[1]黄坤明.城乡一体化路径演进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K].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陈天祥.论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86-93.

[4]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5]王克勤.论城乡教育一体化[J].普教研究，1995，（1）：6-8.

[6]褚宏启.城乡教育一体化：体系重构与制度创新――中国教育二元结构及其破解[J].教育研究，2009，（11）：3-10，26.

[7]杨卫安.我国城乡教育关系制度的变迁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县域社会治理概念范文

关键词：文化网络；国家；权利结构

本书属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是印度裔美国学者杜赞奇。杜赞奇，早年就学于印度，后赴美国求学，师从著名汉学大师孔飞力。本书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力，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00—1942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这本书篇幅不多，共8章。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和社会学的间隔，提出了“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利的文化网络”两个中心概念，进而推出“内卷化”的问题。

这本书主要研究了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即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利结构的影响。作者通过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调查《中国惯行调查报告》（简称《惯调》）等资料反映出山东、河北一些县乡的情况，从而印证书中的理论。

杜赞奇教授的这本书与其他海外历史研究方面的作品有一些相似之处（其中也包括他的老师孔飞力），就是书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理论以及概念出现，这些理论和概念都是在论述前抛出，然后在后面论述和解释这个理论。通过一些实际情况、史料、史实将理论完善形成一套独特的逻辑便于读者理解和后人使用。这些理论和概念往往具有很高的价值和概括性，不是凭空想象而来。从书中我们发现作者的几个理论和概念都是从大量资料中经过思考总结而来。这样的写法我觉得比大部分中国学者的先写事实和史实最后写总结形成理论，或者不形成理论的写法更难理解一些。本书提出的“权利的文化网络”即由多种组织体系，包括宗族、市场、等方面，既有地域为基础的强制义务团体，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还有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经纪统治”即官僚机构对下层吏役缺乏控制，因为它无非控制这些吏役们的收入。知县也渴望从吏役上得到“礼物”以至于不会严格执行规定。这种利用下层吏役进行治理的管理方式实际上就是国家经纪体制。“国家政权建设”就是随着1901年清末新政的推行，国家政权建设日益现代化，或者从世袭官僚制转向合理化官僚制的过程。作者指出，成功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逐渐加强；二是在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内，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在逐步扩大。在明确阐述了“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这一概念之后，他把晚清和民国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实践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实践相比较，指出两者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同时也指出国家政权在某些方面的加强亦会导致自身的腐败和革命的发生。作者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晚清民国时期现代化努力失败乃至崩溃的原因。“政权内卷化”即是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内卷化是国家政权无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不靠提高旧的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通过这些理论论证出中国在进入20世纪后国家权利的扩大极大地侵蚀了地方权威的基础。对地方权威基础的侵蚀部分是文化网络受到攻击的一个结果，“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政权完全忽视了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其实这就是一个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种种变革和种种矛盾的体现，在本书中通过精辟的概念和几个县乡的史料，以小见大的展现了华北乃至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出现的问题，用下层民众的农村生活反映历史在大变革之际的景象，将乡村领袖阶层的转变与国家政权相联系。在宗教、乡村领袖、国家干预的作用下呈现出了普通农民百姓对现代化生活是否欢迎，为什么会不欢迎或者欢迎的问题和答案。从市场体系、婚姻圈、水利组织、宗教与祭祀（关帝、龙王）乡绅、摊款、宗族和家庭这些几乎每个县都司空见惯的东西推演出“政权内卷化”、“国家政权建设”这些具有深度的理论，大到解释历史演变的种种现象；小到每几个乡村都有特定的理论概括总结，便于今后其他学者其他区域村庄。

本书也提到并引用了许多其他海外学者的研究，如施坚雅、黄宗智、杨懋春等人的理论，其中有相似也有不同。但可以看出作者是对他们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而这些人也是研究社会史的著名学者，特别是在华北都有自己著作。同是海外研究作品，我个人认为本书相比于杨懋春的作品《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村》的理论深度更强些，更能引人思考，却没有杨的作品便于理解。杨懋春的书偏重叙述和社会学方面，而且有更多的实地考察，这样的作品更有利于成为其他学者准确无误的引用。本书如果作者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去更多的村庄实地考察就更加完美了，不光对书的理论有了更强有力的支撑也使读者读起来感觉更加有吸引力。与中国相关的社会史著作相比，则有另一种感觉，拿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一书来比较，二者都表达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时期，在某一个特点区域下层民众的反应。不知是因为中国人写法、阅读习惯相似还是书中插图让人兴趣盎然，读完《街头文化》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但本书却少些。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本书的价值和高度。

总之《文化、权力与国家》这本书在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应该是经典之作，几个乡县、21万字就将中国在近代历史的演变中的问题如此形象生动的呈现出来，并且形成一套独有的科学理论。不仅体现了社会史的价值发挥了社会史的作用，更为我们今后写作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全新的角度。

县域社会治理概念范文

【关键词】理论学习型社团;国情学社;承德城市精神;传承发展

一、以理论学习型社团“国情学社”为依托开展承德城市精神研究的缘起

高校思政课紧密联系社会实践，深入学生学习生活是学生认识社会、完善自我的自主选择。“国情学社”为笔者执教所在院校的理论学习型社团，是学校合法认定，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系部教师团队担任指导教师的学生组织。“国情学社”的名称由来即体现了广大学子对中国国情认知的热忱之心，体现了学生“求知若渴”的赤子情怀。自2012年成立就确立了其“关注国情、体察乡情、见诸校情”的宗旨。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要求体现其教学实效性，将思政课教学更好的融入社会、融入学生学习生活。2013年，结合承德市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项目《以理论学习型社团为依托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探索研究》，由国情学社与课题项目组共同开展了对承德城市精神传承发展的实践研究，成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紧密联系社会实践，联系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抓手。

与此同时，社会亦要求高校紧密联系社会生活，充分发挥服务功能，体现其文化研究的引领价值。自2010年7月7日，承德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承德“城市精神”活动以来，承德的城市精神――“承传文明，德行天下”的承德精神逐渐享誉紫塞山城。深入分析其文化价值，探讨其实现途径势在必行。高校无疑是城市文化研究的担当者与引领者，因此，深入开展关于承德城市文化研究，剖析城市精神价值所在，是高校发挥其社会服务功能，体现其文化引领价值的有效途径。

二、承德城市精神研究的成果

（一）研究方法

此次课题研究，采取了问卷调查法，由国情学社在承德八县三区发放承德城市精神影响力调查问卷共计2000份，在承德市域、县域下对承德市民就“承传文明，德行天下”的城市精神的了解、关注程度进行调查，同时就承德传承城市精神，提升城市竞争力，实现科学发展广泛调查民意。共累计向承德市域、县域发放问卷2000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1750份，回收率达到了87.5%，在这个过程中，既达到了顺利开展问卷调查的目的，又使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有效展开，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了锻炼。

（二）研究成果

在调查问卷过程中，通过分析问卷及实地访谈，大部分承德市民表示听说过承德有城市精神，但就城市精神的概念了解不够深入。承德虽为历史悠久的旅游文化名城，但受地形、交通、区位等条件的限制，经济发展仍属于欠发达状态，围场、丰宁等坝上苦寒地区的经济发展仍很落后。虽然拥有避暑山庄及外八庙这个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遗产，但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不足，旅游文化发展仍未摆脱“靠天吃饭”的情况。自然资源及历史遗产虽为承德人民的宝贵财富，但是附着其中的文化价值尚未有效挖掘提升，对于旅游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不够。旅游文化更强调文化的整体性概念，是不能割裂市域与县域的文化联系，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性、县域与市域旅游文化的一脉相承、优势互补性来看，“承传文明，德行天下”的城市精神理应成为市域与县域居民共同的精神认同。然而在对县区居民的调查中，对于承德城市精神了解的不多，“文明”与“承传”未能在县域视野下得到应有的关注。

三、开展承德城市精神研究带来的启示

（一）重视城市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引领市域、县域居民形成统一认识

城市精神作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体现，发挥承德城市精神的功能，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以“承传文明，德行天下”的城市精神引领承德市域、县域居民形成统一的认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加快承德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承德的城市精神――“承传文明，德行天下”本身就是城市文化最好的宣传口号，“承传文明”显示的是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德行天下”则表达了对承德创新发展的美好企盼。这正契合了“中国梦”中的愿景。每个人心中都会有其内涵各异的“中国梦”，而在不同的城市、地区构筑而成的“中国梦”的集体中，都会有其不同的“梦”的特色。“承德梦”或许只是“中国梦”蓝图中微小的部分，但对承德而言，对承德人民而言是生命过往的记忆与重新启航的全部追求。

（二）以承德城市精神为纽带，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承德城市精神需要在市域及县域视野下发展传承，新型城镇化的道路是承德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由之路，城乡之间应形成共同的文化内核，而“承传文明，德行天下”城市精神理应成为联结城乡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统筹发展的共同精神追求。将城市文化与城镇文化在共同的历史底蕴中承传，正合承德城市精神中“承传文明”之意，“新型”则意味着“德行天下”的精神内涵，意指在承传原有历史文明的基础上，谋求现代文明的构建，为承德找寻一条科学发展之路。

（三）构筑“承德梦”，添靓中国梦

“承德梦”意指承德经济社会实现科学发展，“承传文明”体现的是“承德梦”的过往，在历史继承上体现了对于承德历史文化的尊重、继承与发展，历史的承德是“承德梦”美好的开始与追梦的艰辛过程;“德行天下”则体现了现实的承德“圆梦”的重新启程。“承德梦”最终体现在承德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和谐发展，建设美丽幸福承德的应有之义。承德城市精神的传承发展要靠政府的“龙头”牵引，政策支撑，制度保障，在城市建设、城乡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彰显承德城市精神的凝聚、导向、激励及规范作用。

【参考文献】

[1]秦振友.大学生社团建设与管理研究[J].管理观察，2014（8）

[2]付明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大学生社团建设的问题与对策[J].商业经济，2009（12）

（基金项目：论文为承德市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以理论学习型社团为依托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探索研究》（课题编号1301004）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康丽滢（1980年2月―），河北承德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发展规划处，讲师，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