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经济学范文篇1

关键词：金融危机新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危机原因

中图分类号：F65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09)07-016-05

一、父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将经济学一分为二，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经济学的教学也划分为微观课程和宏观课程。学生首先学习亚当・斯密(AdamSmith)“看不见的手”和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而在接下来的宏观课程中，他们则被告知各种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在纠正这些失灵中所扮演的角色。微观经济学家批评宏观经济学家，认为他们缺乏严格的理论基础；而宏观经济学家则谴责微观经济学家沉迷于不现实和不适应的理论之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所以不完全令人满意，也正是因为人们希望对该理论某些核心假设做进一步解释，尤其是价格和工资的黏性。通过两种方法可以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重新连接起来。宏观经济学可以引入微观经济学，反之亦然。新古典经济学选择了第种。这种方法的支持者试图从理性、企业和消费者的最大化行为等基本原则出发，来推导经济加总的动态行为。这个学派意识到了经济动态在理解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预期在形成经济动态中的核心地位。另一种方法则尝试将微观经济理论引入宏观经济理论。为表述方便，学术界将其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出现主要是应对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面临的理论危机。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曼昆和罗默参考某一特定理论对下面一组问题的回答来判别其是否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问题1，此理论违反了古典二分法吗?即货币是非中性的吗?问题2，此理论是否认为经济中的实际市场不完全性是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在主流经济学派中，只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失业、信贷配给和商业周期等经济现象与标准微观理论的结论并不一致，新凯恩斯主义的目标就是发展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微观理论。如果考虑其最宽泛的内涵，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很多分支，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不完美信息和不完备市场的研究。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基于凯恩斯主义基本思想的，但新凯恩主义者意识到应该更为彻底地远离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并且应该对由信息成本所引起的资本市场的不完美性及其后果做更深入的研究。效率工资理论。资本市场的不完备，信贷配给以及对货币政策作用的修正观点是新凯恩斯主义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效率工资模型

效率工资是指劳动生产率依赖于工资水平。效率工资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工人特征的相关信息不完美。工人的行为不能够被企业完全地观察到，因此，企业无法制订有效的合约来保证工人承担他们行为的后果。因此，劳动质量和生产效率(因而企业的利润)就有可能因为企业支付更多的工资而上升。同样，人员更替也会因为工资上升而减缓。正是因为意识到降低工资可能会降低生产效率，增加人员更替，从而减少利润，所以，企业面临大量失业时，并不一定降低工资。在这种理论中，市场上也有很多企业，企业之间是存在竞争的，但是至少在一定范围之内，企业是工资的制定者。如果瓦尔拉斯工资(出清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太低，那么，企业可以选择提高工资来增加利润。当然，效率工资，也就是最大化企业利润的工资，会因为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效率工资并不意味着工资水平一成不变，但却说明了工资水平为何不一定会降低到出清市场的水平。

效率工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工资不能出清劳动力市场。类似的模型也可以解释利率不能促使信贷的供给和需求相等的原因。更一般地，阿克洛夫和耶伦(985)指出，即使应该改变工资，企业也愿意支付额外的费用来保持工资不变。他们证明这种近似理性的行为给企业带来的利润损失很小，但是，社会成本却可能非常高昂。事实上，如果企业是风险厌恶型的，并且改变工资的后果存在某种不确定性，保持工资不变是完全理性的。

(二)资本市场的不完备

资本市场不完备起源于信息不完美。在企业经理人和潜在的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时，这种不对称会导致所谓的“股权配给”(equityrationing)。股权配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意味着如果企业希望获得更多的资本用以投资或者增加生产，它们必须借入资金。即便它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它们也会面临不可忽略的风险，包括破产风险。要分析企业行为，就必须关注企业是否愿意承担这些风险。企业生产资本不可预期的改变(比如存货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对它们承担风险的意愿有显著的影响。

(三)信贷配给

尽管有时企业对潜在风险的考虑降低了企业愿意生产的数量，但是，在其他时候，企业获得资本会受到限制，市场上存在信贷配给。资本供给者在面临过度资本需求时不提高利率的考虑和企业在面临过度劳动供给时不降低工资是相似的。原因在于选择效应(申请者的构成发生反向变化)或激励效应(借款者从事风险更大的项目)，提高利率可能反而会降低资本供给者的期望回报。

(四)对货币政策作用的修正观点

货币政策起作用时，它并不是通过调整个体持有的货币余额，而是通过影响信贷的可获得性来影响经济活动的。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意味着如果某一家银行决定减少提供贷款，那么，市场上一定不会存在其他的潜在贷款提供者可以对这笔贷款进行完全的替代。货币政策当局可以采取某些措施来影响银行的贷款意愿(或者影响银行愿意贷款的条件)。当然，某些条件下，其他的贷款提供者可能会采取某些行为来抵消货币政策的影响，但总体而言，货币政策的作用不会被完全抵消。

二、当前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

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是解释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的一个重要视角。新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上世纪30年代，鉴于929年－933年大危机的教训，罗斯福政府要求国会通过“证券交易法”，阻碍了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使美国经济的的金融化进展受到阻止。而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过程明显加快，这也加剧了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和传递。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注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性，是观察和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产生和传递的重要视角。从美国的次贷市场和次级债市场以及金融衍生产品来看，都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首先，发放次级贷款的银行或公司与次级贷款借款人之间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发放次级贷款的银行或公司不如借款人自己对其个人信用和还款能力清楚。其次，次级贷款被证券化后变成了次级债产品，次级债券投资者与出售次级债券的投资银行之间在次级债风险水平上

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最后，次级债券衍生产品的投资者与出售次级债衍生产品的投资银行之间也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可见，美国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

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就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在这次次贷危机中我们会看到，这种道德风险问题，不仅仅集中在大型金融机构的高管人员身上，实际上几乎处处都是，包括借次贷的老百姓，向老百姓发放贷款的银行，从银行手里购买次贷证券的金融机构，乃至最大的金融机构，都存在着道德风险。换句话说，从最底层的次贷借款者，层层往上，所有的债务人和债权人都显示了特别强的道德风险问题，大家都不顾一切地举债，每一层金融机构都有特别高的杠杆率，债务杠杆程度空前之高，这也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个重要原因。

美国政府为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以拉动美国经济增长。在连续多年房地产信贷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并不提高房地产信贷的利率，导致美国家庭负债大幅度提高。从2000年到2005年，美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从91.0％上升到120.0％。家庭负债与家庭资产的比率从13.3％升为16.9％，债务实际支付比率从12.6％升至13.7％(DayidM.Kotz，2006)。过高的家庭负债对这次次贷危机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金融危机中若干经济现象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

(一)金融危机到来后大部分企业都选择推迟投资

在资本市场不完备的股权限制模型中，投资的波动要大干产出的波动。原因在于金融危机来临后，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推迟投资是企业在财务状况恶化时，能够采用的所有降低风险的决策中成本最小的一个。如果由于需求冲击，企业财务状况恶化，那么，此时增加新的投资的边际成本，以及由此带来的边际风险会显著地上升。企业能够随时间积累资本意味着平均而言，此种风险会随着时间减少。因此，在金融危机到来后，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时，推迟投资对企业会有好处。这与我们观察到的现实是基本一致的。危机到来以后，很多企业的老板都选择了推迟投资。

(二)在金融危机到来后，企业选择“减少雇佣员工的数量，但小减薪或小幅减薪”的策略

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模型中，实际工资的确像现实中一样呈现出顺周期变动，原因在于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会降低劳动的边际产出(考虑到增加产出所带来的风险)。效率工资理论认为劳动生产率往往因为实际工资的上升而上升，结果削减工资对企业而言反而是不利的。高工资能够通过吸引高质量的劳动力，或者通过激励出更多的努力程度，或者是降低劳动替换率(从而降低培训和雇佣成本)来增加劳动生产率。效率工资的存在又使得工人在面临劳动需求变化时离开劳动力供给曲线。这导致就业水平较大变动，而同时实际工资变动较小，对短期调整而言尤其如此。这就是我们看到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广东，江浙等省份的企业大量裁员，造成大量的农民工提前返乡的现象。由于这些在岗的工人的工资水平本身就不高，所以，在岗的工人并没有被大幅降薪。因为这些企业的老板认为调整劳动力使用数量所产生的后果比调整工资(由于效率工资的原因)所产生的后果更加确定，那么，企业所进行的调整就更多地采用调整雇佣数量来实现，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解释的。

通过效率工资的方法所引入的工资刚性，能够像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假设名义工资刚性一样，在劳动力需求发生变动时产生出就业波动和非自愿失业。既然劳动力边际产出的持续性波动来自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持续性变化，新凯恩斯主义预测失业是一个持续性的现象。与传统的隐性合同理论不同，效率工资理论至少部分地揭示了，为什么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企业采取解雇而不是减少工作时间的形式。

(三)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内部，不同的流派一般采用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第一种强调现实市场经济与阿罗一德布鲁(Arrow-Debrau)理想状况的最重要的区别是名义价格刚性(nomIRalpricerigidity)。他们认为，如果不存在名义价格刚性，那么经济就能够迅速地对它所受到的冲击进行调整，并通过这种调整来保证充分就业和市场效率。这方面的早期研究主要在于建立包含名义价格刚性的一般均衡模型。另一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重视凯恩斯的另外一个思想价格和工资灵活性的增加反而有可能加剧经济的衰退。这意味着工资和价格的刚性可能不是唯一或者是最重要的导致对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偏离的因素，也不是唯一与经济波动性相关的因素。很显然，新凯恩斯主义的上述两个分支对宏观经济的运行有着不同的看法。第二类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模型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它们都是以信息不完全和不完全合同为基础。它们分别是风险厌恶的企业，风险厌恶的银行通过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给予配置信贷资源的机制，以及包括效率工资理论和内部人一外部人模型的新劳动力市场理论。这些基本要素有助于解释为何灵活的价格反而会增大经济波动幅度并导致非自愿失业的存在。特别地，前两个因素能够解释为什么小的经济冲击会引起大的产出波动，而新劳动力市场理论则可以解释产出的波动是如何导致失业的(通过引起劳动力需求的变动)。风险厌恶的企业将会对任何与风险有关的行动都小心翼翼。

1风险厌恶的企业

企业在这些不确定状况之下所表现出的风险厌恶特性是企业“资产组合理论”(portfoliotheory)的基础。在此理论中，在考虑到各种行动的风险(以及它们的方差和协方差)和期望回报的同时，企业选择合意的行动组合，这些组合包括定价、制定工资。雇佣工人，生产等。经济环境的变化总会导致企业采取某些行动。如果企业面临的需求曲线向左移动，那么企业一定会改变其商品的售价，或者改变生产的数量，或者增加存货的持有。如果其售价不变，那么就一定会有数量调整，反之亦然。

企业的行为会因为“手段不确定”和各种资产价值的不确定的原因，而受到它们自身对风险感知的影响，至少有三个因素可以影响企业面临风险以及它们承担风险的意愿。第一个是经济的总体状况。当这次金融危机到来后，全球经济进入衰退，企业对未来的发展前景很悲观，或者企业变得更加担心风险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第二个因素是企业的现金流状况。企业的流动性决定了为保持正常生产活动企业必须从外界借入资金的数量。企业的流动性还受其利润的影响，因为利润是生产剩余，因此小的价格变动就有可能导致利润、从而企业流动性的较大变化，在杠杆率高的行业尤其如此。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金融机构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紧缩信贷，资本市场投资者缺乏信心，因此，企业的流动性会受到影响。同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一些产品价格下跌，进而影响企业的利润，从而也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流动性。第三个因素是价格水平的变

动。因为几乎所有的债务合同都以名义量来记价，价格水平的变化将会极大地影响企业的流动性和实际净价值。这样，关于风险厌恶的企业理论就可以用以解释为何企业的供给曲线。以及社会总供给曲线一每个价格水平上所有企业愿意生产的产品数量一在衰退时期剧烈地移动。因为在衰退期，生产的风险增大，企业承担风险的意愿和能力下降。

2信贷市场和风险厌恶的银行

经济学的最新进展揭示了在信贷市场上，信贷资源并非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拍卖过程来配置的(出价最高的人获得贷款)。事实上，贷款提供者必须考虑贷款无法归还的风险。相应的机构，比如银行，必须对贷款申请者的资格进行审查，并监督贷款的使用。新凯恩斯主义者研究了信贷市场不完整性的后果，这种不完整性使得厌恶风险的贷款人通过将资产组合转向比较安全的项目来应对经济衰退。格林瓦尔德和斯蒂格利茨(990)引入风险厌恶的贷款提供者的分析框架。正如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受到股权限制的企业一样，受到破产风险威胁的银行同样会表现出风险厌恶的行为特征。银行的这种风险厌恶的行为会放大经济最初受到的逆向冲击，导致衰退程度更深，时间更久。本次金融危机起源于次级贷款和次级债，当银行认识到次级贷款的风险后，银行减少或停止这项业务的贷款，当银行认识到次级债风险严重后，就会减少对次级债的投资。当经济状况较差时，银行会认为提供贷款的风险增加，因为企业净价值减少，拖欠贷款的概率增加，企业承当风险的意愿也减少。这样，企业要获得贷款变得越来越困难，企业的流动性受到影响，最终，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影响，金融危机最终影响了实体经济。

某种冲击影响了企业的生产资本，即使是企业能够自由进入信贷市场，它们愿意借贷的数量也会因为它们承担风险的意愿而受到限制。借贷合同的约束力意味着随着可以获得的生产资本数量减少，在任何借款水平上的风险(破产概率)都会增加。因此，如果它们的生产资本数量减少，那么，企业意愿的生产水平也会减少(假设它们并没有承诺销售固定数量的商品)：而且，生产资本恢复到正常水平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理论不仅解释了为什么无论是总量冲击(例如由于货币政策导致的不可预期的价格水平下降)还是部门冲击(比如不可预期的需求减少，或者石油卡特尔组织的突然成立)都会产生总量效应，最终使实体经济陷入长时间的衰退。

四、各国政府应对策略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

(一)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需不需要政府干预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伊始，对于政府应不应该采取行动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成为学术界和政界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7因为新凯恩斯模型认为波动是无规则的和难以预料的，所以，他们不会积极支持政府试图“精确微调”的宏观经济行为。许多新凯恩斯主义者(如曼昆)接受货币主义者的旧凯恩斯主义的批评，也接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有关动态一致性的一些批评。政府为应对经济总量波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采取自由裁定的财政和货币行动，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新凯恩斯主义观点。然而，由于市场的失灵，尤其是深度衰退的时候，绝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者承认需要行动主义的政府采取某种形式的干预。例如，泰勒认为，虽然财政政策通常应该应用于长期目标如经济增长，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当名义利率降为零时”就有充分理由去明确地使用财政扩张政策。由于经济将来可能遇到的问题的不确定性，新凯恩斯主义者不支持货币政策的固定规则方式，这种方式是由弗里德曼及7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均衡理论家如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巴罗等倡导的。新凯恩斯主义分析为政策干预提供了理论支持，特别是在持续的巨大冲击下，因为市场经济调整过程运作缓慢，政策干预成为必要。

这次危机开始时，以财政部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其政策在方向上一直摇摆不定，力度也相当欠缺，还有很大的随机性，但最终选择了政府干预主义。危机开始时，财政部置身其外，协调行业超级基金计划、救助贝尔斯登，后来放任雷曼兄弟破产，设立7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为避免经济衰退加剧和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相继又推出两大救市方案。财长盖特纳于2009年2月10日宣布了总额高达2万亿美元，核心为拯救深陷困境的银行的“金融稳定计划”。与此同时，经过多轮的辩论与协商后，美国国会于2月13日终于通过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可见，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周期变化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

这种新干预主义和传统凯恩斯主义本质相同，那就是在市场失灵时由政府出面，帮助市场恢复信心，恢复市场正常运作。但不同的是，它的干预建立在对市场经济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旨在帮助市场经济更好地发挥作用，其手段也远远超出了凯恩斯当年的设想。例如，在危机冲击下，对若干主流金融机构实行部分国有化：在工会，债权人、企业管理层等各方之间斡旋，在企业重组破产这一微观层面上进行干预；通过印钞或发债等方式购买低质量的金融资产，以支持金融业的运行，从而降低社会的贷款成本。这种扩大到金融刺激以及部分国有化的做法，远远超出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干预，这就是新凯恩斯主义的方法。

(二)财政货币政策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有效吗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基本上认为增加政府开支会改变经济运行的结果，在经济萧条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工资削减也不是有效的，利用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开支应该是应对金融危机，增加就业，减缓经济衰退的有效举措。2008年11月5日召开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到20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这是我国政府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思路比较一致。

在货币政策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投资依赖于利率的程度，要小于对获得贷款能力的依赖，获得信贷能力的变化可能比利率的变化要显著得多。中央银行通过两种手段影响获得信贷的能力，一是通过银行发放贷款的意愿，二是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当银行没有储备，则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起作用：改变限制条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支持货币主义者的如下观点：货币政策并不是主要通过利率机制发挥作用，利率并不是货币政策的良好目标。因此，通过调整利率应对金融危机的效果应该是非常有限的。如日本上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之后，不断降息至“零利率”的水平，仍无法诱发企业接受贷款进行投资，史称空白十年。利率太低时，人们宁愿持有现金，最后扩张性货币政策失去了作用。2008年底以来，美国的联邦基准利率水平已经接近于零，虽然我们还很难断言美国会陷入“流动性陷阱”，但通过零利率的货币政策不太可能让美国摆脱经济衰退。中国的货币政策仍有不少空间，政府促使银行扩大信贷的能力要大干西方国家。

新凯恩斯主义赞同凯恩斯主义者关于货币政策起作用的主要途径是它对投资和企业生产的意愿。能力所产生的效应。关于货币政策如何影响经济的具体方式，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货币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不是通过交易机制，而是通过信贷机制发挥作用。从2008年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对策来看，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让商业银行迅速扩大信贷规模，提高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来实现的，提高企业生产意愿和生产能力。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到来以后，政府也是通过扩大信贷规模来刺激经济，产生了比较积极的效果。

五、结论

我们认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注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性，是观察和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产生和传递的重要视角。对于在金融危机到来后，大部分企业都选择推迟投资，企业选择”减少雇佣员工的数量，但不减薪或小幅减薪“的策略以及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等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能进行较合理的解释。对于各国政府该不该干预，财政，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提供了理论分析，而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也基本符合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参考文献：

金融与经济学范文篇2

金融发展为社会提供各式的功能与服务，通过多种渠道促进经济增长，其中最重要的两条就是促进资本积累和鼓励技术进步。

中国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正在经历迅速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金融一直是经济生活的核心问题，也是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在现有的研究文献基础上，通过构造理论模型和计量检验，对金融发展与资本积累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研究，希望能拓宽“金融―经济”研究的视野和思路。

二、资本积累与金融发展的作用：一个定性分析

经济增长的途径有三个：一是增加要素投入；二是技术进步；三是经济结构升级。每个国家自然资源先天给定，劳动增长受人口出生率限制，很难实现大规模增加，唯一对经济增长有大影响的就是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变化。

一般来说，经济体系资本积累的程度取决于资本市场的效率，资本积累的速度与规模和资金的投资回报率正相关，资金的投资回报又取决于资本的配置和利用。金融存在的基本价值就是吸收储蓄、配置资本，满足不同层次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它通过风险管理、储蓄动员、信息生产和公司治理等基本功能，甄别高效的投资项目和生产企业，进行资源配置、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的增长。大量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一条重要的渠道就是促进全社会的资本积累。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扩大产出的现实因素就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对经济资源进行合理组合。经济发展初期，技术是经济发展的软件，是无形的因素。要使这些无形的技术变成现实生产力，需要要素的组合。要使要素合理组合，首先必须获得货币，取得对要素的支配权，才能利用技术生产产品，这个过程的实质就是投资从价值形态转化为实物形态的资本积累，吸收就业形成经济增长的过程，尤其是中国这样要素丰富、劳动力闲置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流动资产的供给量。由于银行体系的规模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据绝对优势，所以企业的投资需求主要取决于对银行贷款的需求，资本积累的速度受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如果经济体系中的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导致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力度不够，那么企业对银行贷款的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相应的资本积累的速度也要降低。另外，投资的效率取决于实际利率水平，实际利率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扩大投资规模，还可以优化资金配置，提高投资的平均效率。如果金融发展水平低，那么由金融抑制引发的低利率就会阻碍资金从落后部门向先进部门的转移，进而产生信贷配给等非市场行为，最终使价格发生扭曲。如果金融体系能得到良好平稳的发展，就可以提高实际利率，使信贷资金的配置市场化，先进部门的融资需求就会优先得到满足，资金会得到有效的配置，资本积累的速度也会提高。

资本积累的形成，需要生产与生活资料市场在总量和结构上取得平衡，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影响着不同产业货币资金的获得程度，进而决定了他们对劳动、土地和其它实物要素的支配权，当以货币形态存在的资本能有效的转化为具有生产力的实物资本时，金融市场对资本积累的作用就实现了。

三、外部融资约束下的金融发展与资本积累

下面我们构建企业的货币需求函数。假设代表性企业用所持有的货币支付所有员工的工资，并进行投资以获得生产必须的资本品，企业投入资本和劳动进行生产，产出为，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F（K，L）=KαL1-α(1)

α表示资本产出份额，1-α表示劳动产出份额。公式两边同除以L得到生产函数的密集形式：y=kα，生产函数是严格递增、拟凹的规模报酬不变函数，满足稻田条件。

代表性企业用销售产出所获得的收入来支付工资，购买生产设备等资本品。假设产品的价格等于1，那么生产Y数量的产品获得的现金流就等于Y。企业初始持有的货币数量为m，除了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外，还向银行借款。ξ为负债率，代表企业外部融资与总投资的比例。那么1-ξ就表示企业内源融资与总投资的比例，我们看到，只有这1-ξ比率是受企业自有货币数量的限制，也就是说，企业通过外源融资，克服了现金先行约束。代表性企业的最大化问题可以表述为在资本方程、货币方程和现金先行约束的条件下，进行利润最大化，可以用以下的线性规划演示：

Max∏=∫+∞0e-ρt[F(K,L]-wL-rL+z-v]dt(2)

K・=I-δK

约束条件：m・=Z-πm

m≥wL+(1-ξ)rI

初始资本存量为K0，货币数量为m0。

I表示对生产设备的投资，Z表示现金流入，ρ为贴现因子，δ为资本折旧率，π表示通货膨胀率，v表示现金的流出，w和r分别表示真实工资率和真实资本收益率。

根据对现实的考察，我们发现很多时候银行总是部分满足企业对贷款的需求。所以，我们定义两个企业负债率变量，ξ代表企业的意愿负债率，反映企业对外源性融资的内在需求，高低完全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生产、技术状况。Ω代表企业的客观负债率，也就是企业从银行实际获得的贷款与全部资产的比值，Ω越高表示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越容易，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用它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如果金融发展水平Ω大于或者等于厂商的意愿负债率ξ，企业的外源融资需求就能完全被金融体系满足，那么企业的投资就完全由意愿负债率决定，与金融发展水平无关。如果金融发展水平低于企业的意愿负债率，那么企业的投资完全由金融发展水平决定，与自身意愿负债率无关。

当Ω＞ξ时，厂商投资完全由意愿负债率决定，根据上面的线性规划，定义现值汉密尔顿函数：

H=F(K,L)-wL-rL+z-v+λ1(I-δK)+λ2(Z-πm)+λ2(m-wL-(1-ξ)rI)(3)

其中λ1和λ2分别表示状态变量和的协态变量，λ3表示现金先行约束条件的拉格朗日乘子，代表性企业动态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表示为：

FL-w=λ3w(4)

-r+λ1-λ3(1-ξ)r=0(5)

-1+λ2=0(6)

得到：λ1=r+λ3r(1-ξ)=r[1+(1-ξ)λ3](7)

λ2=1(8)

λ3=FLw-1(9)

进一步导出欧拉方程：

λ1・=ρλ1-H/K=ρλ1-(F/K-λ1δ)=λ1ρ-FKλ1+δ(10)

λ2・=ρλ2-Hm=ρλ2-(-λ2π+λ3)=λ2ρ+π-λ2λ1(11)

经整理得：

λ1・λ1=ρ-FKr1+(1+ξ)FLw-1+δ(12)

λ2・λ2=ρ+π-FLw-1(13)

横截性条件为：limt∞e-ρtλ1(t)K(t)=0,limt-∞e-ρtλ2(t)m(t)=0(14)

在稳态条件下，K・=m・=0，λ1・=λ2・=0，我们得到：

ρ+δ=FKr1+(1-ξ)FLw-1(15)

ρ+π=FLw-1(16)

令ρ+π=Q，可以由(15)和(16)两式得到：

k*=rα(ρ+δ)[1+(1-ξ)Q]1α-1(17)

k*ξ=-1α-1rα（ρ+δ)[1+(1-ξ)Q]2-αα-1ξ＞0(18)

公式(18)表明，在平衡增长路径上，人均资本存量与厂商意愿负债率正相关。这一结论的现实意义是直观的，意愿负债率反映了企业在现有生产、技术水平下愿意承担的最大负债水平，意愿负债率的提高，表明企业能够更有效的克服现金先行约束的限制，用更少的现金水平支配更多的资产，因此均衡人均资本存量也将增加。

Variable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

CoefficientProb.CoefficientProb.CoefficientProb.

CoefficientProb.

C-238.84940.114144.979280.2888-170.25000.480380.856200.1098

PLOAN?0.1098710.00000.1112180.00000.1212640.00000.1116590.0000

FIN?157.05930.0001169.09250.0000197.38440.0019149.06300.0003

FDI?52.815380.000052.927170.000048.882700.0000

TRADE?-7.48E-050.0001-6.41E-050.00030.0002240.0000

LNCAIZ?100.69270.040694.36170.0392-5.9061540.0954

R-squared0.8449760.8437970.6034940.834589

Observations540540540542

如果Ω=ξ，表明厂商外部金融发展水平恰好与内部金融发展水平一致，厂商投资仍然由意愿负债率决定，均衡人均资本存量与意愿负债率成正比。如果厂商的意愿负债率提高，那么厂商将增加投资以使人均资本存量到达更高的平衡增长路径上。厂商投资完全取决于自身的生产、技术水平，与外部金融发展水平无关。

如果Ω＜ξ，意味着外部金融发展水平低于厂商的内部金融发展水平，厂商的意愿投资得不到外部资金的足够支持，厂商投资将由外部金融发展水平决定。这里只要将Ω替换线性规划中的ξ，然后对模型求解。由于数理推导的过程与情形完全相同，忽略具体的推导过程。

结论：当Ω＜ξ时，均衡人均资本存量与客观负债率成正比。如果外部金融发展水平提高，那么厂商将增加投资以使人均资本存量到达更高的平衡增长路径上。

就长期而言，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必然要求外部金融发展水平与厂商内部金融发展水平相同，所以结论反映了厂商投资的长期趋势，从长期来看，厂商投资只取决于厂商自身的意愿负债率，与外部金融发展水平无关。但是就短期而言，外部金融发展水平往往与内部金融发展水平不一致，一般情况下，外部金融发展水平都要小于企业的意愿负债率，那么企业投资就由外部金融发展水平决定。

四、计量分析与结果解释

（一）、模型设定和变量分析

根据以上的具体经验分析和数理模型推导，我们在King和Levine(1993)的回归方程基本框架下，将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FLXi,t=β0+αi+β1PLOANi,t+β2FINi,t+∑βj,i,tCONTRAL+εi,t

下标i和t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和第t年，β为各解释变量的待估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δ2的正态分布。

1.CAPITAL：被解释变量，表示资本积累水平，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GDP的比值衡量。

2.FIN：解释变量，代表金融发展程度，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和GDP的比值表示，预期回归系数符号为正。

3.PLOAN：解释变量，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贷款余额，用来衡量模型中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资金供给量，预计系数为正

4.FDI：控制变量，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大量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资本积累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5.LNCAIZ：控制变量，各地区政府财政支出水平，一般认为，财政支出与资本积累正相关。

6.TRADE：控制变量，各地区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用来控制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们分别对解释变量FIN和PLOAN进行了一期滞后，用来反映其过去值对被解释变量未来值的影响，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PLOAN和FIN的系数β1、β2，如果β1和β2均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那么就验证了数理推导的结论，也就是金融发展对投资和资本积累具有增长效应。

我们使用的数据是包括中国大陆33个省、市、自治区1984年―2006年的面板数据，所有数据均摘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下表显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FIX?PLOAN?FIN?FDI?TARDE?LNCAIZ?

平均值758.68221257.1870.9871198.466088641774.83.031492

最大值7629.00050292.3611.07267158.0217170810264.205191

最小值5.3000000.0168670.1879820.0000001844.0001.248219

标准误990.23954244.8880.54723716.480771569948.0.567718

观测值540540540540540540

（二）计量结果与分析

根据Hausman检验我们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对方程进行估计，其中模型1包括所有的控制变量，模型2、模型3和模型4分别包括不同控制变量组合，回归结果如下表：

计量结果显示，金融发展的系数符号均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金融发展是导致未来资本增加的原因，验证了数理分析得出的结论：在金融发展相对抑制、尚不能满足社会融资需求的条件下，金融发展是物质资本的决定因素，它通过提高投资水平和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

五、结论

文章对金融发展与资本积累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短期内，外部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内部意愿融资水平不一致，企业的投资由外部金融发展水平决定，金融发展是资本积累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政府任何能促进金融发展的政策都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物质资本积累以及转型期的经济增长。结合上述结论，我们认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除了追求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张外，还应当重视金融的运行效率与质量，进一步完善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机制。银行机构的运行效率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包括进一步的提高运行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是适应经济形势的需要，后者是解决融资制度中结构性缺陷的要求。确立银行市场金融的竞争主体和货币资金的配置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资金配置。同时，加大金融中介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消除计划融资体制的压抑和所有制歧视，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金融与经济学范文篇3

关键词：金融发展；二元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3-000-01

一、引言

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经济学家们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着眼于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研究综述

二元经济通常是指刘易斯所提出的部门二元经济和缪尔达尔所说的区域二元经济。刘易斯于1954年在《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他认为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其实是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不断缩小的过程。费景汉和拉尼斯（1961）、乔根森（1961）、哈里斯和托达罗（1970）等人此后虽然从不同角度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发展，但金融因素的影响没有得到应有考虑。缪尔达尔（1957）指出落后经济体中存在着一种“地理上的二元经济”，但他也未考察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

1964年，海拉·明特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金融二元性问题，他认为金融二元性导致资金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净流出。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于1973年指出发展中国家存在两个割裂的金融市场：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和无组织的金融市场，两个市场之间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实现资金的有效流通。罗纳德·麦金农基于两时期分析框架指出在割裂的金融市场条件下，信贷获得的不公平会导致二元经济结构。

加尔比斯（1977）通过建立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表明金融抑制会强化二元经济结构。石川（1986）认为印度、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缓慢与国内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有很大的关系，而日本能够较迅速地完成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则应归功于金融市场的发展。

新世纪以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对这一命题展开研究。理论探索方面，王少国（2003）认为衡量金融发展对于二元经济转换的影响，主要应该看相对于其他可比较的发展中国家，本国的金融发展是否更快地促进了二元经济转换。周振、谢家智和高庆鹏（2008）修正了外生技术进步假设，认为金融资源配置在部门之间会出现失衡，而这种失衡最终会在促进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强化二元经济结构。王修华、马柯和谭烨（2009）通过改进Levine（1997）的模型，认为金融发展通过影响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金融资源在部门间的配置，作用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吴鸣鸣、刘澄和王军（2009）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金融部门的技术创新以及资本和劳动力在金融部门的投入量和资本弹性和劳动力弹性的交叉效应而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此外不少学者结合中国国情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彭建刚和李关政（2006）以贷款相关比率和金融结构比率为金融发展指标，以二元对比系数衡量部门二元经济结构状况，以威廉逊系数衡量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状况对我国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有显著的影响。王修华和黄明（2007）将指标扩展到规模指标、效率指标和结构指标，研究表明：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张导致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金融发展效率提高有利于加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对农业部门的贷款由于资金运用的低效率一定程度上会加剧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但是从长期来看可以促进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将研究细化到区域层面。王修华，顾娜（2008）认为区域金融发展和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相互之间显著正相关。苏波和徐璋勇（2009）认为二元经济转化指标至少应该包括生产率差异的缩减、劳动力的合理化配置、经济结构规模的演化等，设计出指标EY综合反映二元经济转换情况。王修华，邱兆祥（2010）研究认为金融发展量的扩张对二元经济转化的作用在各个省市不同，金融效率的提高能促进二元经济的转化。陈玉芝（2011）从整体金融和农村金融两个层面，对新疆金融发展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新疆整体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都正相关。而新疆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正相关，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负相关。

另外，吴晓松（2008）在他的学位论文中对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转型问题同时进行规范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他认为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研究采用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展开分析，时间序列分析表明：1985-2005年期间，金融发展阻碍了二元经济转型——二元经济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为了进一步确定在不同发展阶段二元经济与二元金融的关系，文章特别对1992-1997年的金融全面改革阶段和1998年以来的金融深化改革阶段进行了截面数据分析。研究发现1992-1997年，二元经济结构与二元金融结构负相关，而在1998-2005年期间，两者却是正相关。

三、简要评述

整体而言，既有的研究成果还比较零散，对金融发展和二元经济结构两者关系是否因区域（省际）差异、阶段不同、金融二元性而有不同的表现考虑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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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修华，马柯，谭烨.金融发展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内在机理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9.

[15]吴鸣鸣，刘澄，王军.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基于两部门模型的分析[J].金融发展研究，2009.

[16]彭建刚，李关政.我国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内在关系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6.

[17]王修华，黄明.中国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实证检验[J].统计与决策，2007.

[18]王修华，顾娜.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8.

[19]苏波，徐璋勇.转型时期西部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J].西安邮电学院学报，2009.

[20]王修华，邱兆祥.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转换：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J].湘潭大学学报，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