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

按“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这是中央在全面总结改革开放经验、准确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考虑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判断和重大决策。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这一基本规律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抓住这个“牛鼻子”，有利于集中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按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一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切实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解决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关键是要把握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政府职能，进一步健全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社会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按“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体制改革协同推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改革持续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改革实践证明，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要有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体制改革配合和支撑，没有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体制改革协同跟进，经济体制改革也很难深入，甚至会阻碍和延缓经济体制改革，它们互为条件、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同步消长的关系更加明显更为紧密。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一道，协同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是践行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力推进改革的必然选择和迫切需要。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篇2

中国的改革并非“华盛顿共识”的渐进版本，而是完全不同的改革思维模式的结果。改革之初，人们只知道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不行，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但究竟什么样的体制行，需要改成什么样的体制，以及先改什么后改什么等，人们并不清楚。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要求人们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大胆试、大胆闯，对了坚持，错了改正。现在回过头来看，“摸着石头过河”不仅成为贯穿于整个中国改革过程的重要思想，也构成了中国渐进改革的最重要特征。

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首先，需要“过河”是明确的，坚定的。建国以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尽管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曾经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但已经不能适应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必须对其进行改革。其次，过河的最终目的也是明确的，坚定的。那就是要通过探索和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富民强国。但要过的河有多宽，有多深，彼岸是个什么样子，则是不清楚的。换句话说，虽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明确的，但究竟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特点、能够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模式，人们或者是不清楚的，或者存在严重的认识分歧，因而也就不可能清楚改革所面临的任务、风险和艰巨性。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即从中国不同时期所面临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出发，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和检验标准，不断消除体制中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目标和改革措施。同时，根据发展阶段和所面临的矛盾、问题和任务的变化，不断对过去提出的改革目标和措施进行调整，并提出新的目标和措施。

有人说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始终坚持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我认为这种说法低估了中国改革领导者的思想境界。从中国改革的实际过程来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中国改革的实际过程总体上是一个逐步用市场体制代替计划体制的过程。但这样的概括只看到了问题的表象，而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从更深的层次看，中国改革始终坚持的，并非是市场的或计划的取向，或者某种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通过不断的体制调整，不断消除经济旧体制中制约生产力提高的因素，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三个有利于”。换句话说，只要能够解决中国不同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的改革者既不会刻意放弃计划或行政手段，也不会盲目采用市场或经济手段。在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看来，不论是计划还是市场，甚至不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不过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中国改革的实际过程之所以呈现出市场化的取向，并非是确立或坚持了市场化的目标使然，而是针对中国现实问题，结合中国实际，在不断探索合适的解决方案中所做出的选择。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正是由于坚持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或先验的目标模式出发－－选择改革目标和改革举措，渐进改革才在不断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和不断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中逐步使得整体体制不断趋于完善，最终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同时，还需看到，“摸着石头过河”不仅是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体制模式的必然选择，也是克服阻力、争取时间、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的明智之举。目标的渐进性首先反映了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过程。如果在人们认识水平没有达到时提出过高的目标，不仅会遇到较大的阻力，而且会面临很大的执行困难。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别说提出市场经济，就是提出商品经济，也会面临很大的阻力和引发激烈的争论，因此1979年开始改革时只是提出一个比较笼统的改革目标：“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随着实践的进展和认识的深化，改革的目标也呈现不断深化和提高。从1982年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1984年提出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以及后来对其经济运行模式的进一步表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直到1992年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改革的目标。贯穿始终的一个特点，就是根据中国实际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不断解放生产力，而具体要建成怎样的经济体制，或者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和内容，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丰富和发展。

二、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

这是中国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回顾30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率先从农村开始进行改革，既是客观形势所迫，又是最合理的改革选择，对于保障改革的整体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农村面临的问题最为突出，最为迫切。改革之初，中国面临严重的物资短缺，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粮食和食品的短缺。因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解决食品短缺，成为当时的头等大事。虽然导致粮食和食品短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长期实行农业集体经营，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因此，要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必须改变农业的集体经营方式，探索适合中国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的经营方式。其次，农村经济相对独立。相对于城市经济而言，农村经济相对独立，与其他领域的联系相对简单，因此改革从农村开始不涉及复杂的配套改革或关系调整。再次，农村是计划经济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与前苏联不同，中国农村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彻底的。中国既没有集体农庄，农民也不是农业工人，农户始终保留少量自留地，农贸市场也一直存在。因此，改革从农村开始相对比较容易。最后，农村经济关系相对简单，改革措施容易形成。实际上，农村改革的主要举措，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非是改革决策者的发明，而是来自于安徽农民的实践。改革措施只是简单承认了过去被认为是非法的农民自发实行的做法为合法，并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

正由于以上原因，农村改革不仅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进展顺利，而且成效显著。从1982年年初中央文件正式承认包产到户合法，至1983年底，实行包产到户的农户就达到95%以上。随着包产到户的实施，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到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就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基本解决了粮食短缺的问题。

农村改革成功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对整体改革有多个方面的推动作用。首先，鼓舞了士气，增强了信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快速推广和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使得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了旧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看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以及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巨大的发展潜力，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壮大了改革的力量。其次，粮食短缺问题的基本解决为整体改革的推进创造了最基本条件。吃饭问题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和任何发展阶段的头等大事，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其他方面的事情无从谈起，甚至社会政治的稳定也很难维持，更遑论改革开放。再次，农业生产率提高所释放的劳动力和产生的价值剩余，不仅促进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也为“中国制造”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条件。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不仅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增产积极性，更增大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各种种植养殖专业户、为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的专业户、为农村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专业户，以及从事运输、加工制造的专业户等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成为中国乡镇企业兴起的发端和雏形。同时，农业价值剩余的增加以及源源不断的廉价剩余劳动力，成为中国加工业获得比较优势并迅猛发展的最主要的条件。最后，为其他领域改革提供了示范和经验。由于农村承包制的成功经验，使得承包制成为后来几年城市和工业领域改革的主要思路。虽然由于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相比所具有的复杂性以及承包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承包制不可能作为城市经济改革的最终模式，但在当时情况下承包制的推行对于冲破传统体制的束缚、对工业生产增长等所发挥的促进作用等还是值得肯定的。

三、以增量和局部改革带动全局改革

这实际上是中国渐进改革最主要也是最为直观的特征。这种改革思路可以说贯穿了中国改革的全部过程。按照这种改革思路，当一项改革举措一下子难以全面铺开时，往往采取两种渐进的推进方式：一是增量改革，即改革政策首先针对经济增量实施，而针对经济存量的政策保持不变。二是局部改革，即改革政策首先在局部地区实施，而针对其他地区政策保持不变。

价格改革是典型的增量改革模式。1984年，为全面启动城市经济改革，国务院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的暂行规定”（俗称“扩权十条”），规定国有企业超计划生产的产品可以自销，并在国家定价上下20%的浮动范围内自主决定价格。这项政策导致了价格的双轨制，即同一种产品既有国家计划价格，又有计划外市场价格。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超计划部分在生产总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而计划部分在总产出中的比重则越来越小。发展到一定时候，完全取消计划价格，实现价格的并轨就变得相对容易了。

增量改革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1986年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为了减少改革阻力，规定劳动合同只适用于国有企业新招用的职工，而不适用于老职工，即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随着老职工不断减少和新职工不断增多，发展到一定时候实行用工制度的并轨也就成为比较自然的事了。实际上，至20世纪90年代，劳动合同就逐步推广到各类企业的全体职工，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局部改革是渐进改革的另一种方式。即当一项改革影响重大，一下子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施时，往往首先在部分地区进行实施和试验。不论是改革政策还是开放政策，许多政策在全国推行前，都曾经在某个或某几个省市进行试验。

作为渐进改革的典型特征，增量改革和局部改革对于总体改革的成功既有负面作用，也有正面作用。负面作用是：（1）容易损害公平原则，比如有些地区得到改革试验权，不仅容易发展出市场优势，也容易获得政府某些倾斜政策。这对其他地区是不公平的。（2）容易损害经济体制的整体有效性。比如双轨制价格体系容易导致价格体系的紊乱，影响资源配置效率。（3）容易导致腐败。价格双轨制就是腐败的温床。如果某人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拿到计划内物资，并将其按照计划外市场价格出售，就可以获得巨大的利差。正面效果是：（1）减少改革阻力。比如，“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就不会影响现有职工的既得利益，因而很容易获得支持。（2）取得改革经验，避免犯大的错误。不论是增量改革还是局部改革，都带有试验性质。成功了，可以取得经验，以利改革方案的完善与推广；失败了，影响较小，易于纠正。

四、大力促进非国有制经济超前发展

国有企业改革是任何实行传统计划经济的国家进行改革时都会面临的最主要和最艰巨的任务，中国也不例外。在改革初期，当大规模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条件还不够成熟时，中国采取了在积极探索改革路径和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条件的同时，大力鼓励和扶持非国有制企业的发展的策略。

非国有制经济包括私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及各种混合所有制经济。非国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历程中的一大特色。1978年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工业总产出中国有经济的比重高达78%，集体经济大约是22%，私有制经济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截至到2006年底，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总产出当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所占比重已经减少到35.7%，而包括私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各种类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内的非国有制企业的产出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64.3%。鼓励和扶持非国有制经济超前发展的政策对于整个改革的成功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非国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代表着新生经济力量的壮大。由于非国有制企业主要是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按照市场需求发展起来的，因此，与旧的计划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国有企业相比，它们与市场具有天然的联系，具有更强的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其发展和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新生的市场经济力量的发展壮大，从而为整个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次，非国有制经济的超前发展，降低了推进国有制经济改革的难度与风险，使得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决策更加容易。当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过高，整个国民经济过多依赖国有经济时，国有企业改革就带有很强的敏感性。因为一旦改革发生失误，就不仅会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也会对人民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就需要慎之又慎。但当非国有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且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时，整个国民经济对国有经济的依赖程度就会减轻，改革决策的难度也会相应减轻。因为即使改革不成功，它至少不会对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许多在改革初期很难想象的针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举措，在非国有制经济发展壮大之后，都变得可以接受。

第三，非国有制经济的超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国有经济竞争对手和改革示范者的作用，从而推动了国有经济的改革。当处于垄断地位时，国有企业感受不到竞争压力，也就感受不到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这时对其进行改革难度很大。随着非国有制企业的发展和壮大，越来越成为国有企业在市场、原料、人才、资金等诸多方面强大的竞争对手。这时，国有企业如果不改革，就不仅是个效率问题，而是个面临被市场淘汰和能否继续生存的问题。这种压力不仅是广大国有企业职工必须面对的，也是国有企业负责人必须要面对的。因此，正是这种来自于非国有制企业的激烈竞争和来自于市场的生存压力，推动着国有企业不断改善管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最后，非国有制企业的发展也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条件。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势必会导致职工的下岗分流，这时如果没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会导致大量的失业，产生严重的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正好吸收了国有企业改革中所释放出的“富余劳动力”，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条件。

五、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

在推进国内改革的同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二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是中国改革的另一个成功经验。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几乎是与改革政策同时展开的。早在1979年，中央政府就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又决定对14个沿海城市实施开放政策，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外资，加快发展。经过三十年的不断拓展和完善，目前已经形成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到世界经济当中，发展成为开放度较高的经济体系。

开放政策对于中国改革的成功发挥了多方面的重要作用。首先，它扩展了人们视野，巩固了改革基础，使得改革不可逆转。当国门打开之后，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出国访问、留学、广播电视书报杂志等媒体以及商品贸易等等）开始了解国外。人们切身感受到在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意识到中国落后的程度和加快发展的迫切性，从而使得通过改革加快发展成为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国门打得越开，人们对国外了解越多，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感受也就越强烈，最终使得改革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篇3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以来至十四大，我国对于市场经济并没有形成共识，最早胡乔木发表了《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文章，指出，第一是按“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办事，第二才是按价值规律办事，在当时属于比较思想解放的代表观点，其后经济学家孙冶方不同意把价值规律放在次要地位的说法，认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商品经济问题的不同意见还在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要不要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当时相当多的人对这个问题作否定的回答。在十二大到十三大期间才逐渐提到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虽然承认商品在经济活动的地位，但仍限于有计划，即商品经济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取决于计划，取决于政府，随后商品经济活动的发展与市场化的实质推开，实践一步步突破原来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体制的理论界限，直至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政界和理论界关于要走市场经济道路还是走回头路的争论才出现结论，市场经济是目前社会阶段有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发展路径，实践证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没有出路，中国没有找到一条可以摆脱普遍经济法则制约的经济发展道路，事实上中国也不可能摆脱，同时邓小平认为并坚持市场经济不存在制度属性，并在党内统一认识―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表明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发展肯定是对原来经济社会结构的解构过程，是利益的分化与重新组合，一些体制的深层次问题会随着发展暴露出来，例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配置失衡，地区差距扩大、三农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一部分是之前就存在的，一部分是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新旧问题交替爆发，之前存在的问题在之前体制的作用下没有表现出很强的需要解决的趋势，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被回避和掩盖了，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出现的问题并不能认定市场经济是祸根，相反市场经济的发展恰恰会为解决这些过程性的问题创造物质文化条件，因为这些问题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前工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的问题，换句话说，只要想进入现代化，这些问题迟早会突出，社会矛盾会激化，经济利益会分化，包括资源环境问题，甚至于政治合法性危机，如果不想出现这些问题，那就是不要发展，不要进入现代化社会。

各种问题的出现，必然需要发展来解决，而中国的发展只能依靠改革，依靠不断的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深化，十年间，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确立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怎么协调政治与经济的矛盾，怎么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融洽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化，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在上一阶段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形成改革与发展共识，再从理论上进行创新与升华，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就是在从体制与理论上回答这个问题，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无论十六届三中全会倡导“两个毫不动摇”、深化国企改革、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市场体系还是行政体制改革，一切改革出发点都是紧紧围绕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健全与完善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确立大体制和大方向，才可以循序渐进在体制的大框架内改革、发展，只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为发展生产力，增强经济实力提供制度性保障，同时为其他领域的改革奠定经济基础和经济体制保障。发展才可以解决中国目前面对的问题，市场经济才可以为发展扫清观念与制度障碍，发展的理念确定在前，市场经济才因时而生，市场经济路径的确立，保障发展的可持续，在制度路径确立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一步步拓宽发展的视野与催生理念的更新，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以。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破”与“立”的辩证关系

如果说十四大之前的发展本质上是对原有陈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破”的过程，那么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发展便是在承接上一阶段基础上的前无古人的“立”的过程。“立”的过程是创新的过程，也是与旧制度、旧观念激烈交锋并且逐步确立新制度、新观念统治地位的过程，市场经济体制不能自成一系，“立”需要多方面的支撑与辅助，但也不是多方面的齐头并进，市场经济越发展，其对于整体制度变革的要求会越深入，越需要整体制度的改变与完善，以市场经济为主轴，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为支轴，在保证主轴稳定健康运转的同时，需要支轴做出一系列调整变革，后者的变化促进前者的进一步演化与完善，前者的进步又迫使后者继续革新，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支撑起整体制度的系统进步。

四、“决定性作用”提法的理论基础

时至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决定》中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改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基础”与“决定”两字之差表现出执政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对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进一步深化，对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正确定位的深度考虑，对于创造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条件和环境的重视，经济规律的运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自有内在规律性，对经济运行规律的任意曲解与改变不会改变其任何客观性，只会更加强化经济体制对价值规律的依赖和信仰，某种意义上而言，整个改革重心所在于尊重规律的理念的回归。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执政党一直强调并深化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的作用，改革路径始终存在一条主线，即不断明确强化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调控资源的主体性作用的基础性地位，二十年时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无到有，一步步成形，成绩固然很大，问题依然不少，与其说问题来自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毋宁说恰恰是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完全建立、彻底完善引起，不能把由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引起的问题归罪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更不能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便力主放弃已被人类经济活动证明为正确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回到原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

五、决定性作用提法对于改革的全局性的重要性

解决问题依旧要从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完善开始，加强市场化水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决定作用，就是要政府行为进一步退出经济领域，转变政府职能。其实质在于明确政府与市场的不同职能。之前提到市场基础作用，政府宏观调控，看似分工合理，其实并没有在市场和政府之间画出一条清晰的界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表明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政府应该是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主体，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责是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创造良好的环境，通过保护市场经济中各种主体的合法权益和提供市场公平竞争的健康机制，激发社会成员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从而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以至今天，之前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严重弊端虽然在理论界和社会群体中取得共识，但一些认识上的错误和不和现实经济情况依然影响颇深。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尊重主体的经济感应力和理性经济精神，对于市场做出合乎理性的决策，但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却存在很强的“决策偏好”，同时受限于信息获取度、个人主观偏好和利益倾向，很难根据市场经济的实际运作进程切做出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正确决策，而面对市场千变万化、错综复杂、无法正确预见结构的实际情况，任何人不可能做到完全正确，反而会把不适当的市场政策依靠权力“强加”给市场，甚至违反经济运行规律而代替市场选择。这显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谛。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不同职能，政府只做“裁判员”，避免直接干预市场，尽量通过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来实现资源配置。

改革的切入点在经济领域，但是它的涵盖面远不止于经济领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说法的提出，使改革的全局性特征由此一览无余。但其全局性是以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轴心，，核心问题确定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这就将经济改革置于改革全局的中心地位思考，突破了原先单纯就经济问题论经济改革的局限，政府市不再积极提倡宏观调控，而是从市场中抽身出来，立足于监督和服务职能，充当”中立者与市场裁判者“的角色，以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为切入点，打通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政府职能转型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通道，“决定性作用”的提出不应再看做是说法的转变，它更多地是在为整个改革系统性、协调性的推进打开一个理论逻辑链条的始发点，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带动”五位一体“改革布局的整体前进。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1篇4

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而非私有化。既要超越传统左派以“国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思维，也要超越西方新自由主义以“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思维

必须区分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和社会领域的市场化。市场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只能局限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依旧需要政府主导资源配置

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在三中全会之前，无论是中国社会本身还是国际社会，都给予很高的期望，人们头脑中有太多的问题需要三中全会来回答。人们对三中全会这种理想的期待并不难理解。中国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过程之中，在很多年里，因为缺少具有突破性的改革，已经积累了无穷的问题，需要全面而深入的改革来找到应对和解决方法。不过，理想的期待并非一定是理性的期待。那么多的问题，并非执政党的一次全会就能回答、就能解决的。改革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针对不同时期的问题寻找不同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改革。在实践层面，人们也不难发现，历次的三中全会都是要鉴别主要问题，并在回答这些问题过程中把改革往前推进的。

三中全会的意义：界定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历次三中全会要回答什么样的问题？简单地说，问题有两类，一类是目前或者今后一段时间里必须加以面对和解决的，一类是中长期往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同样，答案也是两类，一类是面对和解决目前所面临问题的行动纲领，一类是如何实现既定中长期目标的路径。面对一个特定的问题，人们可以找到不同的解决方法，但使用不同的解决方法就决定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中全会不仅要界定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要决定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只有把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结合起来考量，才能实现改革和发展的有序稳定。不顾方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反而会恶化问题，最后造成巨大的危机。改革要解决现实问题，避免现实问题恶化而演变成危机，但同时改革也必须避免因为改革不当而造成新的危机。

概括地说，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内容涉及到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现存体制的改善和改进问题，包括经济体制、法制、土地制度、城乡统筹等等；另一个方面是体制创新问题，最显著的就是决定设置两个新的机构，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其中，体制的改善和改进是为了打造升级版的体制，而体制的创新则是为了应对新的挑战和解决新的问题。再者，无论是体制改进还是体制创新，都是要解决好中国所面临的一些重大关系问题。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化，超越“私有化”与“国有化”两极思维

那么，这次三中全会要回答哪些经济领域的问题呢？推进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三中全会的重中之重。在经济领域，首要的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决议称，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是说，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而非私有化。这里既要超越传统左派以“国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思维，也要超越西方新自由主义以“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思维。在经济领域，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社会，即人均GDP6000美元的水平。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打造升级版的经济体，把自己从中等收入社会提升为高收入社会。但如何打造升级版的经济体？升级版的经济体需要升级版的经济体制来支持，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是唯一的选择。

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已经确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市场经济这一概念还是中国社会的“”，当时人们使用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即“商品经济”。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并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由此找到了突破口，也引出了此后二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人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产物。十四大之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基本上实现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平衡，同时微型企业大量涌现。这种平衡，加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也产生了巨大的“改革红利”。但是自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不断恶化。尽管当时中国本身并没有经济危机，但为了防止经济危机冲击中国经济，政府果断推出了一个四万亿的拯救方案。这个方案本身并没有错，但方案的实施出现了巨大的偏差。四万亿全部进入国有企业，导致了国企的大扩张。根据上世纪九十年代“抓大”战略的设计，除了自然垄断领域，国家要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发展国企，以增加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2008年之后，国企扩展到所有可以盈利的领域，大大挤占了民营企业空间。结果，破坏了原先相对平衡的经济结构。同时，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市场的作用则受到巨大的制约，导致了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失衡。一个客观的局面是，中国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目标越来越远。

正因为这样，这些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争论如何改革国有企业的问题。争论不可避免，但争论越来越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反而无益于国企的改革。自由派大力提倡国企的“私有化”，而左派则相反，把国有企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挂钩，相信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不过，在争论的背后是不同的利益之分。从长远看，中国很难回避国有企业的改革。历史上，在中国的经济模式中，一旦国有部门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导致市场失效，那么经济危机必然发生。这次三中全会重新强调市场的主导地位，强调十四大以来市场化导向的改革，用市场化改革来解决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哪一类型的企业，都需要引入市场机制，都必须通过竞争来获得生存和发展。从很多国家的经验来看，就企业来说，所有权并不是根本，竞争更为重要。

市场化的改革既需要其它经济制度的支持，包括财政税收、金融制度等，更需要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在这两方面，中国都需要提升制度水平。三中全会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提高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但非国有企业这种理论上的地位需要体现在制度层面。如果金融系统的结构性改革不能到位，也就是说不能确立中小型民营银行或者国有银行，那么中小型民营企业还是不能得到服务。同样，中国也需要建设数量众多的微型银行或者金融机构，为微型企业服务。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到今天仍然没有确立起来。例如，国有企业制度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内部私有化”，国有企业的利润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及其员工，但一旦国有企业亏损，那么就会向国家寻求救助。赚了钱，自己分；而亏了钱，就向国家要。国有企业的这种中国特色必须加以改变。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分税制，财权与责任的对称

在经济领域，另外一对重要关系无疑是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这次三中全会强调要“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主要是针对中央地方关系的，即中央和地方在责任和权力问题上要理顺关系。1994年，为了扭转财政过于分权的局面，中国进行了“分税制”改革。这次改革之后，财政能力大大向中央倾斜，地方财政能力急剧下降。但同时，中央政府没有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地方责任，地方政府仍然要承担各种责任，这就造成了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和责任之间的严重失衡。一般的情形是，中央制定政策，地方执行，但中央不给钱，钱是要地方自己出的。为了解决这个不对称，地方政府到处找钱。在很多年里，土地成为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与土地有关的问题层出不穷。但到今天，很多地方尤其是沿海地区，土地利益几乎已经消耗完。地方政府因此转向了各种地方债务，目前地方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危机的一个难以消化的潜在根源。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重新改革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改革要不就是中央下放更多的财权给地方政府，要不就是把更多的地方责任集中到中央，达到财权和责任之间的对称。

不过，尽管方向明确了，如何落实仍然是个大问题。近年来，中国各界对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很久，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就是没有去面对它、解决它。应当说，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中央手中。如果中央继续推卸其应当承担的责任，那么地方仍然会去寻找各种经济资源。除了向银行借钱，搞各种债务，地方必然还会继续向社会攫取财政资源。其结果，必然加剧地方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矛盾。而一旦社会矛盾爆发，最终的责任还是得由中央来承担。

农村与城市的关系：让农民分享现代化成果，解决城乡分割

经济领域的第三对关系就是农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这次全会强调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城乡二元分割是个老问题。无论怎么说，农民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并且在各个阶段都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在时代，政府通过“剪刀差”的方式，以农补工，通过牺牲农民利益的方式推进了国家主导的第一波工业化。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农民以自己的低价劳动力塑造了中国的制造业。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大大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农民本身并没有获取很大的利益。近年来，土地财政对各级政府的贡献也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前提的。不过，因为各种制度因素，尤其是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农民仍然处于中国社会的边缘地带。可以说，农民参与到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但没有享受到现代化所带来的利益。如何让农民分享现代化成果的确是解决城乡分割的主要问题。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这还是一个挑战。如果不改革现存的一系列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这个问题仍然会长期存在下去。

内部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以对外开放促内部改革的政策范式

经济领域的第四对重大关系是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问题。这次全会强调，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立更加开放的经济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并且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同时也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问题，包括收入分配不公平和社会分化等。面对这些问题，一些国家开始搞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三中全会决定继续开放政策，并且决定要通过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等方式来推进更全面的开放。以对外开放促内部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范式，随着三中全会对这个范式的肯定和重申，相信这个范式会继续推进。不过，与此同时，中国也必须考量如何面对开放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既包括像收入分配不公和财富流失那样的社会问题，也包括像恐怖主义那样的国家安全问题。

如果说“市场化”改革是这次全会的主题词，那么也必须区分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和社会领域的市场化。市场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只能局限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比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关系到全体国民民生的公共服务领域，则不能过于市场化。而且，以往正是这些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才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的失衡。不能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混同起来，简单地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这些社会领域依旧需要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政府可以也必须引入市场机制来提高公共服务供应的效率，但这里的市场机制和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全然不同，要把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各自与市场的关系理顺。全会所展示的改革路线图还是以经济改革优先，社会改革尚未提到头等议程上来。尽管没有经济改革的顺利开展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改革自然难进行下去，但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表明，必须把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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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增量改革”走到负效应临界点，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体制、机制、结构和历史问题仍然很多，改革难度也越来越大。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发出了“改革又到闯关时，不改革没出路”的警告。11月9日-12日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总体部署，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领域的全面改革，被誉为35年后改革再起步，有望释放改革“新红利”。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个纲领性文件的政策导向看，中国改革将经历一次浴火重生式的“整体突围”，新一轮整体改革再起航，新政正在下一盘利于当前和长远的“大棋”。整体改革新机遇

改革进入到今天，几乎没有哪一年像目前这样汇聚如此强劲的改革呼声，也几乎没有哪一项改革像“整体改革”那样凝聚如此广泛的共识，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当前，中国整体改革面临着新机遇。

一是从内外改革环境看，世界经历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进入新一轮变革调整期，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出口的冲击影响显著，倒逼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转型。另一方面，中国经过30多年由农村到城市，由计划到市场的改革，早已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客观上要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全局性变革，整体改革共识呼声越来越强烈。内外部环境决定了中国的改革不能再跛足前行。新一届中央领导早已关注到改革的难度并发出了“壮士断腕”推进改革的誓言，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二是从理论方面看，整体改革理论早已蓄势待发。“整体改革理论”的意见曾经被“七五”计划建议所吸取，整体改革理论仍可能是中国新一轮整体改革的重要理论支撑。2010年，以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为主要贡献人的“整体改革理论”高票当选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这个理论主张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多个领域协调推进。在去年第37届国际证监会组织年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和时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一唱一和”、“跨界”发言，就引发市场对新一轮金融整体改革启幕的猜想。

三是从地方试点看，中央政府早前批准的广东省珠海横琴、深圳前海、广州南沙和福建平潭等一批改革试点区已在为全局改革探路。而今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正式挂牌，以开放促改革打造经济升级版，不仅是一项加速提升上海转型发展的动议，也是中国整体改革的一次“练兵”，包含诸多领域改革，尤以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等重大制度变革和金融改革开放为突破，尽管自贸区政策方面尚有不少可以改进或突破的地方。实际上，30多年前的深圳蛇口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而是一场系统、综合和整体性的改革。整体改革新轮廓

《决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制定了统揽全局的顶层设计，这将是中国今后10年乃至20年改革的方向性和路线性问题，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坚强保证。这个新一轮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侧重全局，涉及全面改革的总体方向、原则、目标、任务等，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领域的全面改革，而非以往所提的“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从新一轮整体改革的新轮廓看，主要有以下三个亮点。

一是明确改革目标和时间节点。《决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提出，到2022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种说法是一种全新的提法，改革理念从管理到治理，赋予了“治理”更高的地位，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目标很清晰，不仅是经济发展目标，也不仅仅是其他某一方面的体制，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革领域必然要涵盖经济、行政和司法等方面，也将使中国现代化进入一个新时期。

二是突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以往对市场的表述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然，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方向确定了，并要更加突出市场的作用。市场化的方向必然要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要转向法治型的市场经济，正如《决定》中所强调的“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三是明确“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决定》强调“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并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一方面，石头还是要继续摸，毕竟这是一项无前人进行过的改革事业；另一方面，顶层设计要加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与此前一些知名学者呼吁恢复“体改委”的愿望基本一致。体改委曾是中国政府组成部门中最位高权重的，与当时的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并列，专司改革设计和协调。不过，这次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相信规格比当年部级单位的体改委更高，也更有利于改革的统筹协调。

《决定》中对金融改革的部署，重点有“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等。

从国企改革看，《决定》中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都是重要组成部分”，给了非公经济公平竞争的机会，同时“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2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也是改革的大势所趋。《决定》同时强调要“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在实际操作中需要处理好“国有经济主导”与“市场如何起决定性作用”的关系。

而关于土地制度，《决定》中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这些提法给了市场很大的想象空间。同时，提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整体改革突破口

要改革，必然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阻挠，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各界都在猜测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从《决定》看，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显然，全面深化改革仍是希冀经济体制改革来带动行政、政治等领域的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导向看，新一轮整体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政府改革。实际上，政府改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更关乎着行政体制、政治体制等领域的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倘若政府自身不改革，仍然继续维持当前“强势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的现状，其他领域再改也意义不太大。政府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重点还须处理好两个关系。来源：《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南风窗》数据：戴玉制图：庾洋铭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篇6

关键词：中国经济改革

论文正文：

中国经济改革浅析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期其经济基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因此担当着中国经济的实证性理论模态探究。在21世纪的今天，我国必须结合中国市场经济的特点，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一、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状况概述

自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的规划;1992年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要建立中国特色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2014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同志在河南考察的时候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所谓的新常态是指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中高速状态;经济结构发生全面的变化，第三产业成为产业结构中的主体，并优化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占据重要地位;

经济增长有一定的风险，需要勇于挑战。总览37年间的经济改革状况的发展，我们国家对何为社会主义和何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制度有了充分的认识，在这些理论中，我们国家在所有制的结构方面，突破了单一公有制的缺陷，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方式定义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中，国有经营和股份制双轨并行，推动经济的发展;在收入分配领域实现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财富的分配形式有了更好的分配制度。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形势研究

虽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37个年头，但是我国现在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就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形势而言：

第一，现有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不成熟。我国现在社会城乡差距在进一步拉大，资本流通等要素在市场经济中相对落后等一些问题，阻碍了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不适应中国小康社会的发展。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有其内在的缺陷，即体制内对经济发展的动力需求和现实中动力短缺的问题，导致即使在社会经济水平相对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也出现动力不足的状况。当然，极端的情况导致社会的失业率加重、经济的波动范围扩大等问题，如果仅仅依靠政府的经济体制改革，无异于缘木求鱼。

第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企业制度的不完善、市场不规范和政府职能不能够履行，更多的问题主要的表现在制度的不创新、科学技术水平低下、自主创新能力缺失、城乡一体化进程缓慢、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等的问题，这就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三、以中国梦为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

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的决议，从改革的方向、动力及其目的等各个原则，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并对此提出相应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措施，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社会的每一项的改革，都是产生非常明显的整体效应。中国市场经济虽然处于相对疲软的状态，但是改革还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中国改革的速度相对以前来说更加的平稳和温和，经济的总额度为8.3万亿美元，这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与90年代初相比较，中国经济必须更加的注重自己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式，不能任性发展。

由此，新一任国家主席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并应对与此，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的意见，给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也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一国领袖的卓见远识和做出的正确的决策，也会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顺利进行。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核心内容就是研究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国府的经济管理方式和经济建设规划做了新一轮的调整，借此契机，中国的经济大改革来开了帷幕。改革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吗，得到了全国全党人民的衷心拥护，新任总理李克强同志指出：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的实干精神，引领着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决定与实际践行。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篇7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过30年的深入探索和不懈努力，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那么，什么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式?它的根本特征和基本经验是什么?答案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改革的模式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和主线

改革的过程与改革的目标是分不开的。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布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引导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支配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进一步确认了市场机制作用的中枢地位。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认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飞跃。1993年12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心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阐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和具体任务。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和具体部署。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布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支配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一条主线。

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如何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非凡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的核心和要害，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要害。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提出，“增强企业的活力，非凡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十四大以来中心的许多重要文献对这一问题有更明确的论述。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途径和方式”。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自觉遵循客观规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十七大报告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时，将“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当作重要的经验之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既有共同之处，又有本质区别。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社会主义”这几个字“画龙点睛”，点明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造性和特色。

中国的经济体制模式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和要求

经过30年的深入改革，我国初步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这一体制模式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其主要特点有:

1、以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结合。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中国逐步确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一方面，要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产权清楚、权责明确、政企分开、治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从总体上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既要充分考虑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又要充分体现市场机制的要求，把计划与市场、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有机结合，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其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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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各方面百废待兴，也迥异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前围绕基本经济制度的激烈交锋，当前中国处于一个经济和社会矛盾交织期，也是结构调整与治理转型的关键期。要不要改革开放不是问题，市场经济体制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能否以更大力度，在更大范围，切实推进关键改革。

此次三中全会给予了清晰回答：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详细阐述了下一步改革重点、方略和具体安排，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显然，这两方面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至关重要。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意味着在整体制度层面需要有值得持久努力的总目标。对中国而言，就是更坚定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更明确将市场化作为经济社会转型的核心目标，相应的政府职能必须转型，政府权力需要收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则需要清晰回答政府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行使以及权力的制约等问题。对中国来说，这就需要提高治理方式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处理好政府、市场和公众三者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发育。

如今改革蓝图清晰，关键要看如何具体落实。本刊记者采访多位熟悉决策的专家学者，从不同层面解读此次三中全会的理论突破和决策要义，以求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主线。——编者

11月12日晚，位于北京西长安街的京西宾馆一片静谧，连续四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在此落幕。这是一次事关中国未来的重要决策会议，备受中国和世界的瞩目。

会议闭幕当晚，5000余字的会议公报通过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播发，引发各界热议。反应最迅速的是金融界人士，当晚海内外各大券商和基金公司扎堆召开投资分析会议，媒体亦闻风而动，各路专家学者纷纷亮相解读，从网络媒体到餐桌茶聊，三中全会公报均是首当其冲的热门话题，舆论多数声音对全会决定表示赞同，同时高度关注改革决策的具体落实。

资本市场的反应略偏审慎。11月13日，沪深A股市场开盘骤跌，除了军工股表现抢眼，投资者热情不高。一部分投资者认为全会公报“超预期”，另一部分则有更高期待，资本市场上出现的不同判断，直接影响了交易的活跃。

但在更多熟悉高层决策的研究者看来，此次全会有关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是巨大的。“十后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重启，这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11月15日傍晚，新华社受权了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全文约2万字，涵盖16个领域，60项具体任务，中国改革蓝图和诸多决策细节由此清晰。

各界的共识是，中国新一轮全面改革已经拉开帷幕，关键改革行动正浮出水面。这包括从经济到政治、从社会到文化的各个方面。

比如：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

最近一周，《财经》记者遍访接近或熟悉高层决策的多位权威人士，梳理此次三中全会的基本思路和改革脉络，一个普遍认识是：中国经过此前35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探索，现在到了必须明确目标、确立方向的深化改革新阶段，到了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联动改革的时刻。

许多人谈及，十八届三中全会聚焦全面深化改革，是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精神的延续，将巩固市场经济体制，超越狭隘经济改革，推进中国未来的全面发展。

11月15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关于《决定》的说明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此段表述，充分彰显了中央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使命。布局“系统性”改革

“五位一体”的改革布局，为十报告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以改革为主基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履新已大半年。经历了半年多微妙而复杂的经济调控之后，决策者共识日益清晰：要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必须全面深化各项改革。

在《决定》说明中指出，“中央政治局认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要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三季度中国宏观经济的“成绩单”显示，经济增速扭转了此前连续两个季度的下滑，反弹至7.8%，呈现企稳回升态势。11月13日，三中全会闭幕的次日，国务院常务会在总结今年政策落实情况时指出，改革进展是“顺利的”，对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更长远可持续增长看，经济体制深化改革显然刚刚开始。

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这个核心，各项改革的具体落实的确时不我待。具体改革落实是两方面：一部分是十以来已确定各项改革方案的落实，包括政府机构改革、减少审批事项、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营改增试点、利率市场化改革等。另外一部分是从明年开始的“五位一体”的“全盘性”经济改革。其中，最大的不同是“系统性”改革思路。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认为，“以往三中全会往往会聚焦在一个点上，而此次我们提到的是全面深化改革。”

经济学家胡鞍钢认为，“五位一体”的改革布局，为十报告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对《财经》记者说，三中全会强调改革是系统性的，既要有里程规划，也要摸着石头过河，全面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全面系统性地从制度上设立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经济体制改革30多年后，今天改革的实质性推进，确实需要各方面改革支持和配套，其中包括政府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等等。

从三中全会《公报》和《决定》全文看，“五位一体”的系统性改革布局比较明确：

——在经济领域，将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政治领域，将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文化领域，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在社会领域，将继续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生态文明领域，将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

外界注意到，此次三中全会强调将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与此相呼应，将新设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两个机构，加强相关工作的领导。

在改革重点上，全会明确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改革的核心问题则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一个最直接的体现应该是价格主要由市场的力量决定，这包括劳动力、资本、资源、土地等要素价格。《决定》中说，今后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天然气、石油、煤电、交通、电信等领域的价格将继续推进。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三中全会的“改革清单”中，财税体制改革方向清楚，值得期待：将现有消费税改为地方税种，将给地方政府提供更多财权，有望改变地方盲目追求投资、生产规模的做法。而事权和财权的配合，将专项性转移支付改变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将促进地方政府的执政目标和民生结合起来，对目前的扭曲机制有帮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张大卫表示，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从经济制度升级入手值得关注。过去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多，干扰了市场调节经济的作用，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此次会议决定新设两个组织机构，可以视为是实现经济升级将在制度层面超越各方阻力，统筹协调，整体推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对《财经》记者指出，改革需要系统性的“上下互动而成”，“只有底下行动，没有合法性这个改革就是权宜之计，不能变成改革的自动组成部分；只有上头设计，底下没行动，其落地也非常困难”。周其仁提醒，应当吸纳那些从民间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与现行法律制度不相融合的那些成熟经验，将其合法化、普遍化和制度化，这将为未来改革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再推“转变政府职能”

在此次三中全会上，呼吁成立改革领导机构的建议被决策层接纳。这被认为是本轮机构改革的一个补充和加强

在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此次三中全会重点突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涉及机构改革的取舍和政府职能的调整。

转变政府职能，是本届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此次全会《公报》提出，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为推进改革，此次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令许多呼吁改革深化的人士颇感振奋。他们认为，这不是简单吸纳有关恢复当年体改委和体改办的建议，而是在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后，通过更高层次的机构推进改革的制度创新，意在破除各种固化的利益，为全面深化改革保驾护航。

谁将领导这个改革小组，尚无权威消息。比较普遍的推测是，将会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牵头，这将有助于在设计改革方案时统筹考虑，而且能够突破部门利益和地方的阻挠。也有分析认为，党决定改革方向和布局，接下来是统筹落实，由中央决策高层牵头即可。

外界更关注的是这个改革小组的具体职能。在上一轮经济体制改革之中，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体改委一度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体改委专司改革的理论创新、方案设计、协调各方、组织试点，与其他中央部委的工作存在一些交叉和冲突，加上后来各界对改革的判断存有分歧，国家体改委于1998年撤销，新成立的国家体改办也在五年后撤销，其职能并入新组建的国家发改委。

在今年初“两会”前后，有关政府机构改革的讨论中，成立改革委的呼声甚高。

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此前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曾表示：“我们的失误是撤销了国家体改委，成立了国家发改委。现在发改委主要任务还是审批项目，它继承了计委的衣钵，在改革上还形成了新的阻力。所以（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向总书记、总理提过恢复国家体改委，由国家主要领导亲自来领导。如果这个不现实，是不是能够成立改革委员会，把那些对改革有真知灼见的人通过某种形式组织起来，反正总得有个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的机构。”

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没有出现对发改委职能的重新划分，也没有见到类似改革委这样的新机构。在此次三中全会上，呼吁成立改革领导机构的建议被决策层接纳。这被认为是本轮机构改革的一个补充和加强。巧妙的是，为避免原国家体改委在推进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新的改革设计、督导机构并不叫改革委员会，而是一个中央级别的领导小组。如是设计，既可以避免增加机构和人员编制，又能超脱具体的部门局限和利益诉求。

经济学家高尚全曾经三次参与中央经济体制改革文件起草，在今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要建立一个统筹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层次、权威性改革协调机制和工作机构。为此他建议，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为确保高规格配置，可由中央主要领导人担任组长，中央和国务院相关部委负责人担任小组成员。

具体组织形式上，高尚全建议，考虑到中央新的财经领导小组刚刚成立，为了不增加新机构，建议可采取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按此前经验，各类中央级别的领导小组多属于议事协调机构，例如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等等。但这类领导小组往往职能单一，为某一项改革而设。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则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

黄孟复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到一个尽头，必须联动起来，很多事情以前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可能摸不到石头了，所以改革必须联动，政治、社会、经济共同推进。

在进一步的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方面，三中全会明确将“精简”和“放权”作为关键词。外界预期，审批制度改革将继续推进，“以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

牵头实施机构改革的曾提出，改革不是简单减少机构数量，而是要职能转变：该由市场做的要多放给市场，社会能办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为此，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在方案名称中罕见地并列出现。

从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看，政府职能转变将涉及多个方面，减少干预、增加服务是主旋律。奠基“现代市场体系”

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改革之外，大规模放松市场准入，亦广受关注

改革方向不可动摇，市场经济必须巩固。多位受访者认为，本次三中全会一大突破，就是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2003年举行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提法是“基础性”作用。此次三中全会对市场作用的描述变化，被研究者认为“是对市场作用提法的升级”，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将更加明确其市场化取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表示，这凸显了中央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决心，也会打消外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质疑。

在前述《决定》说明中明确表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这次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这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与此相呼应，全会提出许多具体的改革建议。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明确提出要在更大范围推行类似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准入制度，意在鼓励各类市场主体更自由地开展创业、经营、发展和其他社会活动。

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多位研究者对本届政府在价格机制方面将推行的改革充满期待，尤其是尚未市场化的要素价格改革。

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能源、资源、土地等等。改革30多年来，中国大部分商品价格已经市场化，但一些基础性要素价格仍然受到严格管制，水、电、煤气、热力等产品长期由政府定价，成品油和天然气出厂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比较普遍的预期认为，若由市场决定要素价格，中国在能源、资源方面长期的价格管制将逐步放开。

从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看，凡能由市场形成的价格都交给市场，政府都将不进行不当干预，包括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等领域，会逐步实行价格改革，特别是要放开竞争环节价格，政府继续主管的定价范围，应严格限定在比较重要的公用事业、公益服务和一些自然垄断环节，但即使在这些领域，政府定价应当公开成本并接受社会监督。

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亦是资金要素价格改革的重要方面。三中全会的《公报》提出，要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一位不愿具名的投行人士指出，这实际上是指利率管制放开和资本账户开放。

《公报》只提及完善金融市场体系，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则对深化金融领域改革进行了详细布局。一些金融界人士称，利率和汇率放松已经是共识，区别只在于推进时间的快慢和具体步骤的设计，加快放松管制有其现实合理性和紧迫性。

这两年，金融领域的改革深化实际上在持续推进。在利率市场化、汇率管制放松、建立债券市场、扩大期货市场以及金融对外开放等方面，本届政府均将有更多作为。

“资本项目开放是最后一步，所有这些都做完了，整个货币政策的管理体系也提高了。”汪涛指出，未来货币政策将从量的控制转向价格控制，这是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常态。

放松管制过程中，中国可能会有更大金融风险，并会诱发各种利用风险进行对冲投资的市场行为。但金融界人士相信，这些风险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化解。汪涛说：“这些都能做到之后，再开放资本市场短期资金流动，应该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顺序。”

价格改革之外，大规模放松市场的准入，亦广受各界关注。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亦对此有明确解释，私人资本更大规模介入银行等金融领域，已成必然趋势。定调“基本经济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民营经济发展充分肯定，使得今后在具体政策制定上，为民营企业进入更广阔领域扫清了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障碍

许多人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争议的一个焦点，就是基本经济制度。

从此次三中全会看，决策层的共识明确：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报》接着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两个都是”的描述，引发了新的解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义平认为，这样的表述在中共文件中是首次出现，表明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民营经济发展充分肯定，使得今后在具体政策制定上，为民营企业进入更广阔领域扫清了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障碍。

事实上，十以后这一年，中央相继出台的多项产业政策，均有意识为民营经济破除垄断壁垒。

2013年10月14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健康领域的“玻璃门”被打破，“非禁即入”的提法首次在医疗卫生行业中出现。

“其思路是以产业政策带动改革，打破垄断。”参与政策前期研究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国恩告诉《财经》记者。

医疗行业是对于民资壁垒的典型行业。但长期以来，在医疗卫生系统内，公立医院的垄断格局改变非常困难。2010年，有关部门曾出台《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医疗机构投资掀起一轮热潮，但就在民营资本摩拳擦掌准备进入时，相关部门随即在产业政策、税收、准入、人才瓶颈等方面相继装上“玻璃门”。

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告诉《财经》，“非禁即入”意味着，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领域，都要向社会资本开放；凡是对本地资本开放的领域，都要向外地资本开放。

在一些民营企业家看来，本次三中全会试图把少数垄断领域对民资打破壁垒的尝试推向更多行业。他们纷纷呼吁，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各种不合理规定，消除隐性的壁垒，加快制定非公经济进入某些“特许经营领域”的具体办法。

本次全会对“混合所有制”的新提法也引人注目：“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提出了不少具体举措。比如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能否形成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实现形式。分析人士预期：未来可能有更多的国有资本主导项目，会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至于国有资本的主要投资方向，许多人主张其重点投向涉及公共服务、重要战略产业、保护生态环境、科技进步以及国家安全的特定产业。提速财税改革

财税改革涉及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调整。全会公报提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涉及财税改革的内容，较业界此前的预期略显保守。但这部分改革的具体内容在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中，被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

其中，“稳定税负”属于新的提法。有人猜测，这或许意味着接下来不会轻易推出增税政策，比如个人住房房产税扩围也许不会迅速扩大。但据此前的相关专题研究和改革建议，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已经成为一种决策共识。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营改增试点在地区和范围上有望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扩大，未来包括杭州、深圳、青岛、南京，房产税试点逐步推进是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也认为，稳定税负并不表示不会出台增税政策，只是要有增税有减税，最终表现为整体税负基本稳定，就可算做“稳定税负”。

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偏高，各级政府税收收入的增速远超过同期GDP增速。

施正文认为，此前税负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所以中央提出结构性减税。今年以来各级政府的税收增长明显减速，与GDP增速已相差不多，从长远看，必要的增税政策不得不推出，比如个人住房房产税。

若按有增有减原则，哪些税种可能降低税负？一些专家建议，可以考虑将房地产领域各种税费进行整合。从环境保护大局出发，征收环境税很有必要，但这也要考虑将其他税种进行整合，减少重复征税，特别是降低中小企业的实际税负。

此外，在“营改增”改革扩围的同时，一些研究者也呼吁降低增值税17%的基准税率。

财税改革涉及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调整。全会公报提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这与此前有关的改革建议并不一致。

据悉，最初的提法是“事权与财权相适应”，有人认为这等于要赋予地方新的财权。其后改为“事权与财力相适应”，不再承诺赋予地方更大财权，只是通过其他举措保证地方财力。最终，三中全会公报的提法，在一些人看来似乎语义重复：事权和支出责任是一回事。

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则对事权进行了三类划分：

第一类是无可争议的中央事权，包括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全国统一市场的规则等涉及全局的事务。

第二类是中央和地方的共同事权，包括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

第三类则是比较明确的地方事权，比如区域性公共服务。

考虑到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相关改革决定还提出，中央可以根据此前经验，通过转移支付等形式，将部分应属于中央事权的支出责任，委托给地方承担。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对《财经》记者表示，公报中关于财税方面的要求包含丰富的内容，关联一系列中国改革中的攻坚克难与协调配套，是服务和支撑改革全局的重要制度安排，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贾康表示，新组建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促使各有关部门和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各层面，更加注重从全局视野认识理解财税领域势在必行的改革及配套措施，从而协同社会多方主体，优化可行方案，更加注重提高财税信息的透明化，更积极与公众和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互动，从而寻求调整利益格局的最大公约数，制定实施最可行的改革方案，并积极实施某些必要的“先行先试”改革。改革、开放新含义

本次全会提出的“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是一个重要突破，意味着决策者更加重视公平市场竞争和资源自由流动

1978年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改革开放”，当时的含义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仍然并举同提，但被赋予了更多含义。

多位经济学家告诉《财经》记者：本次全会提出的“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是一个重要突破，意味着决策者更加重视公平市场竞争和资源自由流动。

在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中，开放的具体思路更加明确：投资准入有望进一步放宽，对内资外资的法规将逐步统一，上海自贸区建设将持续，且自贸区的设定有望增加，同时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及中国公民的对外投资，明确企业及个人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内陆沿边地区的开放也将扩大，并利用全球产业调整时机，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

在有关研究专家看来，这些新提法表明国内企业不仅要参与国际市场，还要争取引领规则，不仅仅依赖比较优势，还要通过开放，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坚持“开放”的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亦将全面启动。《决定》提出，到2022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今年初新一届政府成立后，根据十确定的改革部署，陆续推进了7个方面22项重点改革任务。这些改革包括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减少审批事项、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等。此外，涉及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行政审批制度、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等重点改革，也在分头推进中。

中央改革大局确定，接下来就是具体落实。要求各部门“一手抓已确定各项改革任务”，一手抓“重点改革任务的谋划”。对已明确方向的改革任务和已确定的改革项目，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国务院各部门不但要围绕改革“出题目”，更要为推进改革“做答案”。

关于哪些是“重点经济改革任务”，《财经》记者获悉，之前方案设计和试点较为成熟的财税、金融、土地、基础能源、要素价格等领域的改革突破，均有望率先开闸。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篇9

一、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是我区立足基本区情、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带动其他领域改革协调推进的必然选择

（一）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是我区在立足欠发达的基本区情，坚持发展不足仍是主要矛盾这一基本判断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决策

新世纪以来，我区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经过10多年的跨越式发展，综合经济实力大幅增强，人民生活得到不断改善，坚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重要原因。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同发达地区相比，我区发展水平依然较低：一是经济总量仍然较小，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今年三季度我区地区生产总值排全国第15位、增速排全国第21位；二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比较突出，全区60%左右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均集中在呼包鄂三市，城乡二元结构尚未从根本上解决；三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还不够充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多数超过或接近50%；四是县域经济发展薄弱，全区102个旗县中还有57个部级贫困县和自治区贫困县；五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还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差距说明，我区是欠发达边疆民族地区的基本区情没有根本改变，发展不足仍是主要矛盾。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有效解决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

（二）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是我区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加快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低速增长将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新常态”；我国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已开始逐步下降，全国能源布局调整和市场需求将呈现新变化，将对单纯依赖能源工业支撑的资源型地区形成新挑战，我区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多变，经济转型升级势在必行。从自身看，我区发展已站在人均GDP一万美元的新的历史起点上，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许多有利条件，但同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煤电为主的能源产业占据大头，多数非煤产业尚处在起步和成长阶段，原有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关键在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发展动力活力。

（三）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是我区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互动并进的客观需要

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运动中发展演进的，这就决定了我区必须充分发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导和牵引作用。通过不断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冲突中的体制机制问题，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与发展，这样才能促进政治、文化、社会管理、生态文明等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化解，才能更好地拉动各领域的改革朝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协同深化，才能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

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我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

（一）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围绕着正确认识与处理政府（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的力量一步步得到释放，但仍存在市场体系与规则不完善、市场秩序不规范、政府权力干预过多等突出问题，影响了经济发展活力和资源配置效率。《决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强调了市场化导向的坚决态度。因此，我们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过多干预，最大限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效益最大化。

（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提供更好的保障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也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作用最小化。市场经济可以解决效率和惰性问题，但不能解决公平和诚信问题，而公平和诚信问题必然导致“市场失灵”，从而影响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决定》对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因此，我们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宏观调控、科学管理、公共服务、优化环境等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三）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要更加注重协调配合，更好地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

西方古典经济学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但自由竞争引起资本积聚和集中进而产生垄断，从1825年起几乎每隔10年发生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1929年世界性严重经济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大萧条。在此大背景下，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主张，当经济周期处于衰退阶段或繁荣阶段时，政府通过分别实施扩张性或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调节消费和投资，影响总需求和总产出。二战以后，全球市场经济国家在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同时，普遍实行不同方式的政府干预。因此，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使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不是相互对立的，是相辅相成的。因此，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凡属市场能发挥作用的，政府要简政放权和松绑支持，凡属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要主动补位，弥补市场失灵。

三、准确把握我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

（一）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都是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截至目前，全区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843户（独立核算企业），资产总额达到6607亿。非公有制经济市场主体超过121万户，注册资本（金）达到9737.44亿元，创造了全区50%的地区生产总值、70%的税收和72%的进出口额。要按照《意见》要求，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都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支持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局面，打造更多具有国际、国内竞争力的大企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国有企业经营决策规范、资产保值增值、效率提高、活力增强。坚持权利、机会和规则平等，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职能的转变关系着市场能否有效地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按照《决定》的要求，改革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强化对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的监督管理，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将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由具备条件、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承担，实现公共服务产品增加、政府行政成本节省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多赢。

（三）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区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初步建立了现代市场体系，有力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益和效率的提高，但仍然存在着资源与资源性产品价格等领域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城乡建设用地、金融、科技等要素市场发育还不健全，市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地域限制、城乡分割和垄断。因此，要按照《决定》的要求，加快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制定负面清单，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清除一切市场壁垒，形成统一的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减少和调整投资审批事项，规范投资审批行为。加快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电价形成机制和清洁能源生产使用的价格机制。深化重要要素市场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区域金融服务体系，构建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

（四）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我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要按照《意见》要求，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牧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按照现代农牧业规模经营的要求，创新家庭农场、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牧业经营方式，创新农牧民土地和草牧场承包经营权实现形式，鼓励农村牧区发展合作经济，扶持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切实维护农牧民的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牧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农牧民土地和草牧场承包经营权、农牧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推进城乡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资源和要素平等交换和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以人为核心，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创新城镇建设和管理机制，有序推进农村牧区转移人口市民化。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篇10

政府转型已经成为新阶段改革攻坚的重点

去年，我国从投资体制、财税体制、行政审批等多方面开始推进政府改革。但在打破GDP政绩观方面，由于一些政府部门自身利益局限和制约，实际进展仍有一定困难。把政府转型作为下一步改革攻坚的重点，还需要突破认识层面和实践层面的障碍。

正确认识加快政府转型与解决经济生活和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关系。去年我国宏观调控反映和暴露出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等三大问题，凸显政府转型的滞后，其根本在于体制问题、制度问题。第一，盲目投资和低成本扩张的根源在于投资体制改革的滞后；第二，土地市场混乱的根源在于土地制度改革与土地市场发育的滞后；第三，信贷问题是国企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直接结果；第四，电力短缺与垄断行业改革滞后有很大的联系；第五，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衡，反映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滞后。宏观调控的实践证明，解决经济生活和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必须加快改革，有效地推进政府转型。

正确认识加快政府转型与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关系。当前，推进各项经济体制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转型的实际步骤。例如：推进国企改革，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需要政府职能转变，为各类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投资体制改革的本质涵义是什么？就是规范和限制政府的投资权限，给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更大的自主投资的空间。要形成完善的金融市场和土地市场，就需要在这些生产要素市场中弱化政府的行政干预。另外，电信、铁路、电力等基础产业要开放市场、打破垄断，首要条件仍然是政府职能转变。也就是说，政府转型不到位，这些改革很难取得突破和进展。

正确认识加快政府转型与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关系。客观地说，市场经济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正确结合的结果。行政权力过度干预经济，就会滋生腐败，从而形成坏的市场经济。大量事实证明，政府直接掌握经济资源和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过多，就会抑制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并容易形成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还会使某些集团性、体制性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扩大。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具实质性的步骤在于加快推进政府转型。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是改革攻坚的基本目标

在过去的20多年中，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曾经对经济快速增长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去年宏观调控暴露出的问题，凸显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非改不可。

市场主导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客观需求。去年的宏观调控使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济矛盾和经济风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一是虽然大部分的商品市场和一般的要素市场都已放开，但政府对土地、资金等重要生产要素仍然具有很大的主导权；二是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各级政府还在一定程度上扮演投资主体的角色；三是金融领域和基础领域尚未打破国有垄断与行政垄断的状态；四是这两年虽然大幅度废除了行政审批事项，但是在宏观调控中某些实际的审批权控制得更严。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造成了资源价格扭曲、资源的浪费和粗放型增长，而且还会由此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已经弊多利少。

市场主导是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客观需求。我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中，既成为生力军，也成为主力军之一。也就是说，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形成的背景下，政府的经济职能已发生重要变化。因此，政府应当由构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向创造并维护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转变；由放开商品价格、培育市场向更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转变；由经济建设和投资的主体向公共服务主体转变。

市场主导是有效发挥政府作用的客观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够解决市场经济自身的局限性和缺陷，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2004年，我国政府明确提出政府职能转变的“十六”字要求，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实践证明，经济调节的主要措施是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有效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主要是制定和完善经济运行机制，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社会管理主要是运用公共政策来促进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经济调节、市场监督和社会管理，其本质都是公共服务。强化公共服务理念和公共服务职能，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基础和前提。

改革已进入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的攻坚阶段，政府转型是妥善解决改革与多数人利益的关键

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是新时期我国改革发展的总体目标。从根本上说，改革本身就是为了调整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多数人在改革中不断获益。要从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出发，加快推进政府理念创新和转型。

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使多数人能够不断分享改革的成果。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又是新的改革观的本质内容。老百姓既是改革的主体，也是分享改革成果的主体。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在实践中的基本要求是：要明确人既是改革的目的又是改革的起点；人民广泛参与改革，改革才能成功；成功的改革要求分享改革的成果，任何改革都有受益者和受损者。扩大受益者，减少受损者，并使受损者得到相应的补偿，改革才会成功。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过大，弱势群体有所增多，改革与多数人利益的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协调重大利益关系上，放到社会再分配上，放到着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上。

政府要尽快实现由单纯注重经济增长向重点关注社会和谐发展的转变。经验证明，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自然资源约束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可能导致发展的中断。因此，要高度关注由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导致的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当前，政府应着眼于解决突出的社会矛盾，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一是要建立和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就业工作体系，把扩大就业作为各级政府主要工作职责之一；二是要制定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保证低收入人群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三是要为广大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当前，最迫切的是要解决好农村的义务教育和广大农民看病难的问题。

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建立利益均衡机制。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社会开始从单一中心向多元中心过渡。在这个时期，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建立一个利益均衡机制，通过利益的表达和博弈来消除社会矛盾。对此，我有两点基本性判断：第一，有组织的理性比非组织的理性更有效。在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因素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积极稳妥地发展各类社会民间组织，形成在党领导下的协商对话制度，远比非理性的个体行为要好得多。第二，在社会矛盾尚没有可能转化为政治矛盾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发展民间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的作用，不仅有利于协调具体利益关系，而且还有利于化解社会危机和保持社会稳定，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

改革正处在新的攻坚阶段，加强政府对改革的统一领导和综合协调至关重要

近年来，中央政府一再强调着力推进改革，以进一步解决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已有的改革实践证明，每当改革处在重要时期，政府对改革的领导和协调尤为重要。

改革尚未完成，还有很长的路。当前，改革面临的都是一些触及面宽、涉及利益层次深、配套性强的改革，都是前些年由于种种原因想改而未改，改了未改好或未改到位的某些重要改革。改革已经到了真正啃“硬骨头”的阶段，尤其是改革进入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的新阶段，难度加大，复杂性加深。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广大群众的改革动力不足。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和协调，既非常必要，又十分迫切。

有人认为，我国目前的许多问题不是改革的问题，而是发展的问题，需要在长期的发展中去解决。问题在于，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都面临着相当多的体制。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通过经济增长来缓和、消化和解决经济生活和经济运行的矛盾和问题，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会加大体制性矛盾和问题的严重性。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篇11

关键词：国有企业财务行为产权制度

一、市场经济中企业性质与财务行为

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私人产权与契约自由。私人产权的基本含义是财产的归属主体是私人，并且对所有权利行使的决策完全是私人作出的。私人产权是给予人们对体现在物品上的那些必然发生矛盾各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这种权利并不是对物品的可能用途施以人为的或强加的限制，而是对这些用途进行选择的排他性权利。排他性是私人产权的决定性特征，私人产权的排他性意味着所有者有权选择用财产做什么、如何使用以及给谁使用其权利，所有者(或者他授权代表他的人)决定用财产做什么，其占有由其决定产生的收益，承担由此而来的成本，使“收益和成本向个人集中”。私人产权的排他性将选择如何使用财产和承担这一选择后果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外部性内部化”。私人产权因此使所有者有很强的动力去寻求带来最高价值资源的使用方法。然而在私人产权条件下，要想使拥有财产的人将之用于带来最高价值的用途，使资源配置有效率，就必须使个人能自由缔约，即要使人们在处置其产权上享有尽可能大的自。即私人所有权为将商品配置到具有最高价值的用途提供了激励，而契约自由则将商品配置到具有最高价值的用途提供了可能。由此决定了标准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厂商”；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是能够提供“充分信息”的竞争性市场；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是“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对应”、“激励与约束并存”、“所有者与经营者共享”的权利安排。企业作为“厂”商，必须能够自主地进行生产，即成为所谓“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其性质是“专业化的生产单位”；企业作为“商”必须能够对价格作出灵敏的反映，即成为所谓“独立的商品经营者”或“市场主体”，其性质是“契约的联结”。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所追求的财务目标一定是利润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的财务行为模式必定是“市场寻利”；在投资上企业追求风险与收益的权衡以及净现值的最大化；在融资上企业追求最优资本结构和最优融资顺序；在利润分配上，企业则注重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其结果必然是企业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效益”也相应地提高。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中企业的财务行为是由市场经济制度(私人产权与契约自由)所内生决定的。

二、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性质与财务行为

国有制下政府必定具有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一方面，作为产权主体，政府要履行所有者的职能，即对国有企业负责人实施监督管理，选拔、任用、评价、考核、奖惩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对国有企业重大事项实施监督管理，包括国有企业的合并、分立、解散、清算、增减资本、股权转让、投资和融资等重大事项；对企业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扩大国有资产的再生产，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产品等。另一方面，作为政权主体，政府则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即通过促进竞争、控制诸如污染这类外部性问题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等来提高效率；通过税收和支出项目等手段，向某些团体进行有倾斜的收入再分配，从而增进平等；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在鼓励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失业，降低通货膨胀；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经济法制等。其结果必然是“政资合一”和“政企合一”，国有产权的性质不能不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使原本是经济性的产权高度行政化。由此决定了国有企业是政府行政系列的附属物，是政府这个超大型科层组织中的小科层组织；传统国有企业的性质是“行政性的经济组织”或“综合性的社区单位”。同时在传统计划经济中，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是“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或“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因此，传统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必定是政府过度集权、“国有国营”，经营管理者没有经营权。而政府过度集权、“国有国营”的后果则是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亦即“既不负盈，也不负亏”。由此决定传统国有企业不可能成为独立从事财务活动的市场主体，其财务目标只可能是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产值指标。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模式必定是“重产值、轻效益”，囤积各种投入品；没有风险意识，没有货币时间价值观念，没有资本结构的概念；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其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的“效率”和“效益”都十分低下。由此，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传统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国有制和指令性计划)所内生决定的。

三、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的性质与财务行为

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制度环境则是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效率和效益低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最终确立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首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出，开始了初步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其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确立，标志着自觉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第三，“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初步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第四，“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使市场化改革突破了意识形态的障碍。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最终确立，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市场取向不可逆转；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是渐进式改革。即所谓的“双轨改革”、“体制外改革”、“增量改革”、“边际改革”、“局部改革”、“补贴改革”、“特许改革”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是国有企业改革。而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式则是“放权让利”，其间经历了初步的放权让利、承包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个阶段。这一“市场取向”和“放权让利”的改革，使得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从改革前“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逐步变为竞争性的市场，国有企业逐步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但国有产权制度的改革并未涉及，国有制仍维持不变。由此导致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必然从改革前的“国有国营”变为“内部人控制”；国有企业的性质必然从改革前的“国家控制下的综合性的社区单位”或“行政性的经济组织”变为“内部人控制下的综合性的社区单位”；国有企业所面临的软预算约束也必然从改革前的“父爱主义的既不负盈、也不负亏”变为“母爱主义的负盈不负亏”。国有企业在逐渐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主体和财务主体的同时，却仍然面临着软预算约束。由此决定国有企业所追求的财务目标一定是“留利最大化”或“内部人收益最大化”。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模式必定是“市场寻利”；在投资上具有“投资偏好”，企业甚至有可能在净现值小于零的情况下也进行投资；在融资上则具有“融资偏好”，企业无论是否有好的投资项目，都绝不会放过融资的机会；而在利润分配上则表现为“少分多留”，其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有可能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效益”却不断下降。据此，我们

不难得出结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是由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制度环境(国有制和市场化改革)所内生决定的；其所存在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国有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

四、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与财务行为的合理化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1篇12

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5年年底,全国集体企业户数从1991年的338万户降至220万户,年均降速超过10万户;从业人员从1991年的3628万人降至1241万人,年均递减200余万人;集体企业职工的生活十分窘迫,2005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0453元,集体企业职工仅为6667元,低于平均水平40%,全国城镇离岗职工年平均生活费为2022元,集体企业职工为789元,低于平均水平60%。由于改革滞后,集体经济改革中凸显几大问题:

1.1法规滞后。

当前,集体企业沿用的仍然是1991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和1990年6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随着改革的深入,这些法规早已不能解决集体企业改革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甚至还阻碍了集体企业改革的步伐。

1.2理体制缺位。

经过几轮机构改革,政府与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仍未理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务院机构中没有专门管理集体企业改革的部门。

1.3改革不配套。

无论是税收、融资、兼并、破产,还是解除劳动关系,国家没有出台任何旨在支持集体企业改革的政策,虽然同属于公有制企业,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在政策环境上有着巨大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四方面:(1)从融资政策上看,银行历来贷款是“先国有,后集体”。(2)从兼并破产改革看,国有企业破产时资产变现首先用于安置职工,而集体企业破产资产变现首先用于归还债务,国有企业破产职工安置费由财政部门兜底。(3)从解除劳动关系政策看,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国家给予基本生活费,财政、社保、企业三家抬,而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分流,则不能享受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国有企业职工解除、改变劳动关系,国家允许给予经济补偿,集体企业职工则无此政策。(4)从税收政策上看,过去在执行税前还贷政策时,国有企业的各种支持贷款可以税前还贷,而集体企业只有60%的贷款可以税前归还,其余40%则须用税后利润归还。

在困扰集体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各种矛盾中,产权是个核心,集体企业的产权关系十分复杂,主要问题是产权主体不清、归属不明和界定困难。从名义上看,集体企业的产权为劳动群众共同占有,但实际上,无论是经营者的选择、重大项目的决策,还是资产的收益和处置,都不由集体企业职工决定,这种“名为集体所有,实为职工空有”的产权状态,使得集体企业改革缺乏动力主体、素质主体以及风险主体,最终陷入集体企业的主管者和经营者因没有产权而缺乏改革动力,职工空有名义产权而没有决策权,无力推动改革的尴尬。

2集体经济改革发展的对策思考

针对集体所有制经济在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要立足于长远,着眼于当前,坚持科学的发展观,用改革发展的办法认真加以解决。因此,以明晰产权为重点,深化集体改革,发展多种形式集体经济已成为必然的要求。只有对集体企业进行彻底改制,集体企业才能获得新生。

集体企业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按照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明晰集体企业权益的归属,实现产权主体人格化,给予集体职工经济补偿,实现身份置换,确定“模糊产权”、“无主产权”的法律地位和利益主体,彻底消除“名为集体所有,实为职工空有”的虚拟产权主体和模糊产权关系,将集体企业改制为公司制企业、合作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合伙企业或私营企业。

集体企业改制时,应重点解决以下六个问题:

2.1尽快出台新的全国性的集体经济改革、改制的法律法规,明确集体资产的归属和明晰集体企业的产权主体。新的法律法规必须突破集体资产只能共有的限制,把现代集体经济定性为合作经济。

2.2依照“谁投资,谁所有”与“谁积累,谁所有”相结合的原则,按照一定区域内劳动者所有、联合经济范围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与集体企业职工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不同边界,来明晰集体资产的产权主体。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集体资产中虽然有投资人出资积累的成分,但更大量的是集体企业职工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通过自身的劳动并承担相应风险的情况下创造积累而成的。所以,集体企业中没有明确投资主体或投资主体权益之外的资产,都应属于劳动群众积累的资产。

2.3改制的集体企业要同时解除职工劳动关系,并根据职工工龄、创业贡献、技术创新、岗位责任的因素不同,给予经济补偿。集体企业职工的劳动关系及身份是历史形成的,当时国家倡导全民就业,但又无法将就业人口用全民职工的办法全部包下来,只好采取全民和集体职工两种不同的用工方式,显然,集体职工是计划经济用工制度的产物。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集体企业中的用工制度已经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终身制,职工成了“企业人”,因而在集体企业改制时,应同时解除集体企业与原来企业的劳动关系,让集体企业职工从“企业人”转化为“社会人”,集体企业在解除职工劳动关系时,可比照国有企业的有关政策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补偿资金的来源同样可以是企业的净资产,也可以是现金或债权。

2.4适当考虑集体企业退休职工的利益。集体企业的资产是集体企业职工共同拥有的,理应包括已退休的老职工,所以,集体企业在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时,应同时解决两个问题:明晰集体企业在职职工对企业拥有的产权,留出一块资产用于补充退休职工社会保障的不足和解决生活困难。

2.5联社组织应转为合作经济行业管理协调机构。长期以来,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等联社组织通过成员单位上缴利润和管理费形成合作事业基金,然后又将部分基金或投或借给所辖集体企业,联社既是行政主管部门,又是投资人,成为“婆婆加老板”。但是就其根源来说,联社资产实际是从所辖集体企业资产转化而来的,所以联社的净资产并不归联社机关人员所有,联社改革时应将其资产归还给联社范围内的劳动群众。

2.6要明确负责集体经济改革、改制政策的政府部门。目前集体经济改革、改制中的诸多重大问题没有一个政府部门负总责研究,这是集体经济改革、改制长期滞后的体制原因。政府部门既要负责制定集体经济改革、改制政策,也要负责指导各地执行政策。组织机构不落实,一切都是空话。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产权的复杂性,集体企业改制也应在政策指导下分类推进,循序渐进,切忌“一刀切”、齐步走,力求规范和平稳。

参考文献

[1]昌.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思考〔J〕.中国集体经济,2004,(12).

[2]荣.理顺产权关系是集体企业改革的中心环节〔J〕.中国集体经济,2005,(5).

[3]炎.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J〕.山西城联信息,2004,(8).

[4]能.坚持科学发展观,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进集体经济的创新与发展〔J〕.山西城联信息,2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