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发展特点范文

新型城市经济的基本内涵与主要特征

(一)基本内涵

新型城市经济，是与传统城市经济相对应的，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内容和新载体，其主要内涵是随着新型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的加速发展，在中心城市功能提升、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形成的城市新兴经济形态，既包含产业内容的创新，也包含经营模式和发展载体的创新，其主体部分是二三产业、工业化信息化融合发展的成果。

从目前情况看，主要包括创意经济、楼宇(总部)经济、网络经济、空港经济、休闲经济等经济形态。一是创意经济。创意经济是源于个人创造力、技能与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其核心因素是创意等智力及由此而形成的知识产权，主要包括设计、研发、软件、咨询、会展策划、印刷包装、文化艺术、时尚消费等。二是楼宇(总部)经济。楼宇经济是以商务、商贸、商用楼宇为载体，通过开发、出租楼宇，发展现代服务企业、都市型工业和企业总部的经济形态。国内实践首先出现在深圳和上海，随后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逐步发展，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载体。楼宇经济是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汇集点，具有很强的集聚和辐射能力。三是网络经济。网络经济是指以信息网络为基础或平台的、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的应用为特征的、信息与知识起重大作用的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狭义上讲，网络经济包括信息产业及电子商务。四是空港经济。空港经济也称临空经济，空港经济是指依托机场优势以及机场对周边地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影响，促使资本、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在机场周边集聚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五是休闲经济。休闲经济是人们的休闲观念发生根本变化后带来的传统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和文化、体育、影视传播等行业的提升发展和新行业领域的涌现。据国际休闲研究权威人士预测，2015年前后，发达国家将进入“休闲时代”，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将紧随其后。

(二)主要特征

新型城市经济，与传统城市经济在发展基础、生产要素、产出效率、活动空间、区域带动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概括起来，新型城市经济主要有以下五大特征：

新型城市经济是以工业化、城市化较高阶段为发展基础的经济形态。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的综合实力明显提高，消费结构出现明显变化，为新型城市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空间资源越来越稀缺，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成本越来越高，环境承栽压力越来越大，发展新型城市经济成为保持城市经济持续增长与繁荣的必然选择。

新型城市经济是以智力、创新为核心要素的经济形态。这是新型城市经济与传统城市经济的根本区别。传统城市经济更多的是依靠土地等资源要素来支撑发展，而新型城市经济是以知识创新、产业创新、经营模式创新和载体创新来支持发展的。

新型城市经济是以产出高增值性为标志的经济形态。新型城市经济的高增值性主要取决于生产过程中的低消耗和高产出、高附加值性。在新型城市经济的生产过程中，大量运用的是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往往能在短期内创造出超过其本身价值许多的价值，直接或间接地减少了生产中的物质和能源消耗。

新型城市经济是以全球化为舞台的经济形态。新型城市经济本质特征不是技术创新的特征，而应是资源的配置和组合的特征。国际产业转移和企业总部迁移，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网络的形成，为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加快新型城市经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新型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推动要素和信息流动的国际化，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加快城市与国际接轨。

新型城市经济是以产业交叉渗透、区域辐射带动为发展途径的经济形态。新型城市经济是在大量相关产业交叉和渗透基础上形成的。新型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仅会促进相关产业的提升发展，还能带动整个周边区域的发展。

杭州市发展新型城市经济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

近年来，杭州市按照“共建共享与世界名城相媲美的生活品质之城”的战略目标，坚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大力实施服务业优先战略，积极培育新型城市经济，包括大力发展创意经济、楼宇经济、网络经济、空港经济和休闲经济，在新型城市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

(一)杭州市发展新型城市经济的基本现状与特点

发展氛围已经形成。杭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亲自主抓，形成了市、区(县)、乡镇、街道齐抓共管，共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创意产业发展、空港经济发展等领导小组，出台了创意产业发展规划、加快发展总部经济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规划和政策文件。今年，又先后召开了打造全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大会、推进楼宇和文化创意产业招商工作会议、培育发展十大特色潜力行业动员大会、楼宇经济空间布局规划专题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市委主要领导出席会议并作讲话，对相关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在人才方面，出台了《大学生和留学回国人员创业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大学生创业园建设，落实人才各类政策；在资本方面，努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市区两级政府投入5，4亿元设立创投引导资金，设立钱江产业投资基金，探索企业债券等金融创新产品。各区(县)也根据自身实际也出台相应的规划和政策措施，切实抓好工作落实。政府全力推进，企业积极参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在全市范围内形成加快发展新型城市经济的良好氛围。

发展速度和水平不断提高。近年来，杭州市新型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其它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持续上升。创意经济方面，2007年，杭州市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490亿元，占GDP比重为11.95％，占服务业比重为26％，居杭州市服务业各行业之首。楼宇经济方面，全市共有商务楼字163座，2007年创造税收31.3亿元，其中税收在3000万元以上的有36座。楼宇成为招商引资的主要阵地。2008年上半年，楼宇招商共引进971个项目，协议资金192.58亿元，到位资金125.45亿元。网络经济方面，2007年，杭州市实现电子商务服务收入23.69亿元，同比增长21％，2008年

1～7月，同比增长43.58％，并获得了“中国电子商务之都”称号；浙江行业电子商务网站数量接近全国的1／4，位居全国第一，而杭州又集聚了全省70％以上的电子商务网站。2007年，杭州国际服务外包和软件业营业收入达到280亿元，软件出口与离岸服务外包收入总额4亿美元，杭州市被列为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空港经济方面，2007年萧山机场客、货吞吐量均排名全国第8位，规模在华东仅次于上海两大机场；目前空港经济发展各项规划正在抓紧编制完善，机场二期征迁工作正式启动。休闲经济方面，2006年杭州市成功举办了世界体博会，会展商务业、休闲度假业及相关产业明显提升。通过发展商业特色街区、推进工农业旅游、丰富夜游及文娱活动等多种方式，初步形成了国内游和入境游“两轮驱动”，观光、会展、休闲“三位一体”发展的产业格局。

特色发展和集聚发展势头良好。在区域分布上，各城区之间新型城市经济特色发展态势初现端倪。就杭州市8个城区看，西湖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优势明显，2007年西湖区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66.26亿元，占GDP的23.7％，占杭州市服务业增加值的13.5％，居8城区之首，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在杭州市规划建设的十大文化创意产业园占有3席的城区。拱墅区以运河文化为依托，以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为特色，积极推进创意经济发展，初步形成了特色发展新路子。下城区楼宇经济相对发达，目前下城区税收过亿元的楼宇有6幢，占杭州市的50％，在1000万元以上的楼宇有23幢，占杭州市的60％。以武林广场为中心的2.5平方公里核心区域内，每平方公里财政总收入、地方财政收入产出分别达到了4.17亿元和2.46亿元。下城区聚集了世界500强设立的企业11家，全国500强和民营500强14家，注册资金在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130余家，国内外知名企业驻杭州办事处220余个。上城区针对80％以上楼宇建造于90年代中后期的实际情况，突出“楼宇调整招商”为重点，大力推进楼宇经济发展。近年来，累计引进楼宇企业入驻3000多家，占每年引进企业总数的80％。江干区围绕钱江新城的建设，积极推进楼宇经济发展。滨江区积极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目前，集聚了阿里巴巴、网盛生意宝等24家知名电子商务企业，2008年1～10月电子商务实现服务收入26.8亿元。实现利税16.1亿元。

品牌效应逐步显现。近年来，杭州市在新型城市经济发展中，已经培育形成了若干个部级的品牌基地，先后获得国家有关部门授予的“国家动漫产业基地”、“中国茶都”、“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和“中国电子商务之都”等称号。培育形成了一批在全国具有较强影响力和社会美誉度的品牌基地。西湖区的黄龙写字楼群的顶级商务气氛渐已形成，黄龙商务圈已是杭州顶级商务圈的代名词；拱墅区的LOFT49创意产业园，一度成为杭州创意产业发展的代名词；良渚文化村、杭派女装一条街等已经为广大百姓所接受。此外，还培育了一批知名品牌企业，如阿里巴巴、佑康电子商务、三替集团等，引进了美国甲骨文、法国道达尔、IBM、菲利浦等世界500强机构以及金地、万科、雅戈尔等知名企业。

(二)存在问题与困难

缺乏统筹规划和协调推进的有效机制。目前，杭州在发展新型城市经济方面，按创意经济、楼宇经济、网络经济分块出台政策、召开会议加以推进。这就会导致两大问题，一是全市的新型城市经济发展缺乏整体的规划布局，缺乏统一的协调的机构，产业指导管理、统计分析、目标考核等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理顺和完善，各区县也缺乏明确的产业发展定位；二是由于各经济业态之间没有明确的划分标准和统计口径，再加上工作考核等其它因素，往往会形成市里抓创意经济，就纳入创意经济范围，市里抓楼宇经济，就纳入楼宇经济的情况，各区县的特色优势无法充分发挥。在调研中，多数县区都建议要加强统筹规划，发挥各县区的比较优势，推进差异发展、错位发展，避免各县区之间的恶性竞争和同质化竞争；根据规划和布局，加强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保障土地要素供给，推进新型城市经济加快发展。

省会城市和杭州都市经济圈的优势尚未真正发挥。从杭州自身的发展看，虽然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市区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明显的优化，粗放型特征仍然比较明显，知识业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作为省会城市，在引领全省制造业升级、技术创新和服务全省经济转型升级方面还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从杭州都市经济圈的发展情况看，虽然在合作机制建设方面已经迈出了新的步伐，但杭州在联动周边县市推进都市经济圈建设中的牵头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阻碍要素流动、经济合作、人文交往的“同圈篱笆”现象依然明显，产业的梯次和分工不明显。

新型城市经济中高端领域发展相对滞后。当今世界文化创意产业得以快速发展和散发迷人魅力的关键在信息软件、动漫游戏、影视出版等行业的发展。但在杭州创意经济发展中，文化用品、设备产销，以及教、卫、体等传统行业比重大，占增加值的65％；核心行业如设计服务、信息服务、影视传媒等行业发展不快，只占35％。在楼宇经济发展中，全市共有商务楼宇163座，其中2007年税收在3000万以上的有38栋，占23％，亿元楼12栋，占7％。商务楼宇总体上规划滞后、楼宇规模偏小、功能定位不清、配套设施不完善。以上城区为例，47座商务楼宇中，80％建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楼层不高、外观陈旧。另外，楼宇的周边环境、物业管理、交通及停车问题的不配套，难以让知名公司成为落脚点。网络经济虽然发展较快，但总体上看，软件产业处于世界软件产业链条的中下游，偏向软件应用。虽然杭州人均R&D投入达到了近25万元，比国家平均水平稍高，但是比起苏州、深圳等地还是有很大差距；投入主要还是靠的政府与自由资金，风投市场还不够发达。民营企业、软件企业和农业企事业单位的科技活动更加匮乏，无论是科技活动活跃程度还是活动能力都存在明显不足。

高端人才、专业人才匮乏。推进新型城市经济发展，人才比项目更重要，引智比引资更重要。虽然杭州的高校较浙江其他城市来说已比较集中，但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等城市相比仍显不足，难以满足新型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尤其是在学术背景、语言、服务交付能力等硬技能和实践能力、项目管理与国际经验等软技能上成熟优秀的关键人才不足。比如，据对浙大网新、网迅、东忠等服务外包骨干企业的调查，目前公司非

常缺乏从业在3年以上的软件工程师。此外，商务成本与生活成本偏高影响企业人才引进。虽然杭州有着得天独厚的投资环境，但是据企业反映，杭州与其他城市相比，在税收、房租和生活等方面成本偏高，限制了人才的引进。如信雅达公司反映，由于大连在员工养老保险及个调税方面的优惠政策，企业可以实际减轻负担，因此在大连成立了子公司，服务外包业务基本放在大连完成。

推进新型城市经济加快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一)总体思路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建设“生活品质之城”的总体目标，以统筹规划为先导，以创新开放和可持续发展为方向，以项目集聚区和人才队伍建设为支撑，着力优化创新创业环境，着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着力推进产业集聚发展，把杭州打造成为全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全国民营经济总部中心、国际旅游休闲中心和长三角南翼空港经济中心，率先形成高层次的既与世界接轨又有杭州特色的新型城市产业体系，率先迈入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新型城市经济为主导的后工业化时代。

(二)指导原则

坚持统筹规划，特色发展。杭州新型城市经济发展必须与城市和都市经济圈的总体布局规划相衔接，与产业发展导向和经济转型升级要求相一致。要在研究确定各区县发展重点的基础上，对全市新型城市经济发展作出整体规划，并配套出台相关土地、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意见，推动全市新型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特色发展。

坚持创新为本，开放带动。新型城市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要积极推进创业创新体制建设，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资源要素配置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努力构建国际化的市场体系、产业体系和社会人文环境。提升新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坚持龙头带动，重点突破。新型城市经济发展要突出重点，以重点园区、重点楼群、重点企业为龙头，带动新型城市经济的区域化发展和相关企业竞争力提升。要培植一批新型城市经济的区域品牌、企业品牌和服务品牌，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

坚持集聚集约，可持续发展。新型城市经济本质特征是资源节约和产出高效。要突出集约、精致和高附加值发展，切实提高土地、能源等各类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新型产业与生态环境建设协调发展。

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新型城市经济基础和动力在于市场和企业。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充分发挥政府规划和资源的主导作用，积极培育、充分发挥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实行政府、企业、市场“三力合一”，不断优化发展环境。

(三)重点领域和布局框架

大力发展创意经济。要围绕打造全国文化创意中心目标，坚持量质并重，加快发展，重点培育现代传媒业、动漫游戏业、设计服务业、艺术品业、教育培训业、文化会展业等行业。一是以广播电视业和新闻出版业为重点，大力发展现代传媒业，推进“四网融合、天地合一”，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数字杭州”特别是“无线数字杭州”和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基地。二是以动漫制作、网络游戏制作等数字娱乐产业为重点，大力发展动漫游戏业，办好中国国际动漫节，打造“动漫之都”品牌。三是以工业设计、建筑设计、环境规划设计、园艺设计、城市色彩设计等为重点，大力发展设计服务业，打造“设计杭州”品牌。四是以书法、绘画、金石篆刻等为重点，依托西泠印社、中国美术学院等名社名院，大力发展艺术品业。五是以职业技能培训和艺术类培训为重点，大力发展教育培训业。六是以丝绸女装、动漫游戏、工艺美术、金石书画等文化会展活动为重点，大力发展文化会展业，打响中国国际丝绸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女装展览会、中国国际动漫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等会展品牌。在空间布局上，以西湖区、滨江区和拱墅区为重点区域，以西湖创意园、之江文化创意园、西湖数字娱乐产业园、运河天地文化创意园、杭州创新创业新天地、创意良渚基地、西溪创意产业园、湘湖文化创意产业园、下沙大学科技园、滨江卡通城等“十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为基地，把杭州打造成以文化、创业、环境高度融合为特色的“国内领先、世界一流”全国文化创意产业中J心。

做优楼宇经济。要围绕打造总部经济中心目标，坚持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高品质培育，突出楼群建设和特色楼宇、亿元楼宇建设三个重点，大力发展总部经济、税源经济、省会经济，提升发展商务圈，培育创意、研发、软件、外包、商务等特色楼宇。规划布局上，要以下城区、西湖区、江干区、滨江区为重点区域，以钱江新城CBD、庆春广场区块、新东站商贸区、滨江中心商务区、黄龙国际商务区、运河商务区、庆春路金融街、和平会展区、武林CBD、创新创业新天地、钱江世纪城等为基地，形成规模强大、特色明显、布局优化、政策完善的国际化楼宇经济发展格局，把杭州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现代商务办公区。

做强网络经济。围绕建设“中国电子商务之都”，以互联网信息服务、有线广播电视传输服务、无线广播电视传输服务和卫星传输服务等为重点，做大做强电子商务、搜索引擎、即时通讯、网络游戏等产业。积极培育龙头企业和成长性企业，大力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在区域布局上，以滨江区、西湖区为重点区域，以东部软件园、数源软件园、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天堂软件园、北部软件园为基地。把杭州打造成中国“互联网经济强市”和“电子商务之都”。

加快培育空港经济。围绕建设长三角南翼空港经济中心，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为依托，以空港物流业、临空服务业和与空港有密切联系的先进制造业为重点，加快空港经济区建设。在区域布局上，以空港物流园区和保税区、先进制造业产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临空商务区、旅游休闲区为基地，打造带动杭州经济结构调整和方式转变的新引擎。

做精休闲经济。围绕打造国际旅游休闲中心，坚持国内游、入境游“两轮驱动”和观光游、会展游、休闲游“三位一体”，以美食、茶楼、疗休养、保健、婴童、运动休闲等“十大特色潜力行业”培育为重点，发展最具杭州特色的生活品质行业和旅游休闲行业，建设国际旅游综合体，办好西博会、休博会，打造“东方休闲之都”。

(四)对策建议

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新型城市经济的领导和推进机制。要把新型城市经济作为杭州市加快转型升级，建设生活品质之城的主攻方向来抓。建立新型城市经济发展联席会议制度，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市直相关部门和各区县主要领导参加。并研究确立联席会议的运作规程和工作制度，做

到每年有年度总体目标和分解工作任务，重大事项由联席会议讨论决定。要在继续深化调研的基础上，作出整体规划和统一部署，明确各区县发展的战略重点，明确相关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要结合各区县的特色优势，明确发展的重点方向和领域，完善考核制度和指标体系，加强考核检查，共同推进新型城市经济发展。加快建立新型城市经济新的统计调查制度和统计指标体系，建立年度各区县新型城市经济结构体系、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的评价通报制度，努力从多角度多方面反映真实的发展情况，避免出现大的决策失误。

加强载体建设，构筑高能级高层次的新型城市经济发展平台。要立足杭州城市定位，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发展方式的转变，立足各区县的特色优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突出差异性和特色化，明确一批体现特色的发展重点和区域。加快建设一批新型城市经济发展的园区和基地，建设一批重大项目，结合城市有机更新和杭州都市经济圈建设，加速要素集聚、功能提升、产业拓展和品牌培育，尽快形成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加快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品牌企业，坚持内生与引进相结合，并结合城市品牌的塑造和推广，大力培育和引进品牌龙头企业，带动集聚区和中小企业发展，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新增长点和新亮点。积极搭建交流展示平台，继续办好西博会以及电子信息产业博览会、丝绸女装会展博览会等展会，努力把杭州培育成为国内外新型城市经济发展研讨、创意推销、商机发掘和加强合作的首选城市之一。

完善政策体系，加大对新型城市经济的扶持力度。积极向国家和省里争取有关政策，完善空港经济区及其它相关产业园区的规划，争取列入省级开发区序列，争取设立部级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在原有创意产业和软件产业等优惠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系统的梳理，研究制定新的扶持政策。加大宣传执行力度，用活用好税收地方留成部分这篇文章。对于新型城市经济在土地等资源要素保障方面给予倾斜，在财政贴息、科研立项等方面优先扶持，在政府服务方面给予重点支持。研究设立新型城市经济发展基金，积极争取省财政支持，加强市、区(县)财政投入，积极吸纳社会民间资金参与，对市级重点区域、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提供资金扶持。鼓励各金融机构加大金融信贷支持，切实解决相关项目和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积极创新招商模式，加大招商力度，以更优惠的政策措施吸引新型城市经济项目和知名企业落户杭城。设立创业引导基金，鼓励大学生和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培育新型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完善新型城市经济考核体系，将其作为各级领导干部科学发展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把各项工作任务和责任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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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熊彼特经济发展企业家创新生产函数新组合

一、熊彼特的传奇经历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1883－1950年），美籍奥地利（或捷克）人，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浪漫主义经济学家。是一位对社会科学各方面进行广泛研究，个人生活极其浪漫多彩的传奇学者。他有三个理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他曾经是奥地利王国最年轻的教授；他曾经因图书管理员不让他的学生随便用书而公开与之决斗；当那些平庸的教职员们经常在一起聚会、狂欢作乐时，他却浸沉在经济学之中，努力将它推广到欧洲大陆，并建立了经济计量学框架。熊彼特写过许多经济学、社会学及历史方面的书，而他最喜欢的还是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是他早期成名之作。熊彼特在这本著作里首先提出的“创新理论”，当时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并且一直享有盛名。此书最先以德文发表于1912年（据保罗·萨缪尔森，应为1911年），修订再版于1926年，数年后又重印了德文第三版。1934年，以德文修订本为依据的英译本，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46卷。本书的中译本即据此本译出。笔者是2000年在北京大学进修时接触这本书的，并被他的观点和论证所打动。

1883年，熊彼特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故有人又把熊彼特看作美籍捷克人）特利希镇的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1901－1906年就学于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乃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及门弟子。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威尔，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希法亭。后来转到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之一“奥地利学院”，今天这所学院仍然推崇资本主义的自由制度。此后他游学伦敦，就教于马歇尔；终生他高度推崇洛桑学派瓦尔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熊彼特曾执教于奥国的几个大学。1918年，他曾一度出任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1919年，他又短期出任由奥托·鲍威尔等人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参加组成的奥国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1921年，他弃仕从商，任民营比德曼银行行长，1924年银行破产，他的私人积蓄不得不受牵连而用于偿债。1925年，熊彼特又回到学术界，先应邀拟赴日本任大学客座教授，但不久改赴德国任波恩大学教授，直到1931年又短期访日讲学。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1950年初逝世。熊彼特迁美后，尽管深居简出，但仍积极从事学术活动：1937——1941年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1949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还会担任预先商定的即将成立的“国际经济学会”第一届会长。

从熊彼特的上述学历和经历可以看出，他一方面直接承袭了西方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衣钵；另一方面又与第二国际首脑人物、社会民主党人有过密切的关系。这些渊源，对于了解熊彼特的哲学观点、政治见解和经济学说的形成及其特点，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创新理论”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作为副标题，涉猎范围可谓极其广泛。但是书中最具特色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所提出的“创新理论”。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第二两章最为重要，从静止状态的“循环流转”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特别是第二章对经济发展，包括从“企业家”的特点和功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的涵义和作用，直到资本主义的产生，熊彼特都作了开创性的精辟的论述，既是理论上的探讨，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概述。第三、四、五各章则进一步分别阐述了信贷与资本，企业家利润，以及资本的利息。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创新理论”就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在书中，熊彼特首先用静态方法分析了“循环流转”，假定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所谓“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没有发展，企业总收入等于其总支出，生产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资本和利息。生产过程只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再生产过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即使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资本家照样能获得利润，掠取剩余价值。可是在这里，熊彼特却否认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所存在的剩余价值剥削及其转化形式利润和利息。

然后，熊彼特从“动态”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创新”和资本主义。他在这里通过引进“企业家”和“创新”而导出了资本主义。这些内容就是书中第二章所阐述的“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也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本体。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

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他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为“产业突变”。并说“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应特别予以注重。”所以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新组合”、“经济发展”，都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离开了这些，就没有资本主义。在这里，熊彼特虽然强调了生产技术革新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用了“变动”和“发展”的观点。

在熊彼特看来，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用以“把生产指往新方向”、“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不是具体商品的总和，而是可供企业家随时提用的支付手段，是企业家和商品世界之间的“桥梁”，其职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而提供必要的条件。

接着，熊彼特又分析了“企业家利润”及“利息”的产生。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只有在实现了“创新”的“发展”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才产生利润，才有资本和利息。这时，企业总收入超过其总支出；这种“余额”或剩余，就是“企业家利润”。在熊彼特看来，这是企业家由于实现了“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

应得的合理报酬”。

关于“利息”的形成，熊彼特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利息实质上来自“剩余价值”或“余额价值”。在正常的经济生活里，除了上述“余额”或“剩余”外，没有别的东西能产生利息。而这种“余额”或“剩余”，如前所述，乃来自“创新”所引起的“经济发展”。因此，在“循环流转”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没有“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利息。第二，“发展”带来的“余额”或“剩余”价值，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家利润；一类是同“发展”本身相联系的结果。显然，利息不能来自后者，因此，利息只有来自也必须来自“企业家利润”。利息便是从这种报酬中支付的，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第三，在一种通行“交换经济”也就是“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利息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种永久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利息理论上，熊彼特的“创新”和“制度”利息论则与他的老师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大相异趣。他们师生二人，也曾为这一问题有过多次为经济学界所注目的争论。姑不论两人的论点谁对谁错或两者皆错，这种争辩的精神却颇有可取之处。

三、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

在本书最后第六章中，熊彼特运用他的“创新理论”分析了商业周期的形成和特点。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出现，不是象人们按照“概率论的一般原理”所预料的那样连续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之上，而是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有时“群聚”（即“成组”或“成群”），有时稀疏，这样就产生了“商业循环”或“商业周期”。同时，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因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有大小、长短之分，这就形成了周期的升降起伏波动。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到1926年《经济发展理论》德文修订再版时为止，熊彼特尚未发展到“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当时他的心目中所考虑的，主要也还是为期大约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也就是仍为单一的商业周期理论。不过，熊彼特当时已经表现出对他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不甚满意的情绪。他在本书第六章“商业周期”的开头就写道：“关于危机的理论，更正确地说，关于经济重复变动的理论，甚至还不象已经阐述了的关于企业家功能、信用、资本、货币市场、利润和利息等理论那样，有一个对主题比较令人满意的表述。”他又写道：“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只是一个骨架；我自己所许诺的彻底研究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计划，象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一段长的时期。”直到1939年，熊彼特的英文两大卷，共1100余页的《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简称为《商业周期理论》）一书，才在美国出版问世；完成了他的颇具特色的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但是还必须指出，在此以前，也就是本世纪30年代初期，熊彼特对于商业周期理论已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构造端倪。尽管在1934年3月本书英译本出版时，他并未对第六章作任何改动，但在一年之后即1935年5月，他却在美国《经济统计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的主要轮廓，这可以说是后来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的雏形。为了让读者对商业周期理论有一个基本了解，《经济发展理论》的编译者将熊彼特的“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译成中文，作为本书的“附录”一同发表。读者如果将“附录”和第六章结合起来阅读，就可以获得熊彼特“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的概貌。

从附录“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可以看出，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是综合了前人的论点、加上自己的见解而融贯形成的。他首次提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长、中、短“三种周期”的理论。

第一种是经济“长周期”，或“长波”，又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由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首先提出，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每一个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在这里，熊彼特沿袭了康德拉季耶夫的说法，把近百余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进一步分为三个“长波”，而且用“创新理论”作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

“长波”i——从大约1783年到1842年，是所谓“产业革命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专指第一次“产业革命”。

“长波”ii——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蒸汽和钢铁时代”。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到的蒸汽是与上一时期的技术发明有连贯性的。

“长波”ili——从1897年到二十世纪20年代末首次提出“长波”理论为止（当时这个“长波”尚未最后结束），是所谓“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

第二种周期就是通常所说的平均大约9年到10年的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又称“尤格拉周期”，由法国的克莱门·尤格拉于1860年提出。在三种周期中，这一种是提出最早的。

第三种是平均大约40个月（将近三年半）的所谓“短周期”或“短波”，又称“基钦周期”，由美国的约瑟夫·基钦于1923年提出。

熊彼特还宣称，上述几种周期并存而且相互交织的情况，正好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因为在他看来，从历史统计资料表现出来的这种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新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联。概言之，一个“长波”大约包括有六个“中程周期”，而一个中程周期大约包含有三个“短波”。熊彼特本人也认识到，除了“长波”外，很难就“中程周期”，更不能就“短波”，具体地指出某一个周期的上升波动是和某一种工业的发展或某一种生产技术的革新有关联的。

熊彼特的关于商业周期的思想观点和各个周期的具体内容，在1939年出版的他的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一书里，有更加广泛的描绘和详尽的发挥。

四、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他的“创新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熊彼特非常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并把这种“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因而认为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既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更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看法颇有其可取之处。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就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来就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革命的最活跃的因素。这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即使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仍然应该是这样。

第二，在分析中熊彼特极力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作用。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熊彼特还非常强调和重视“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也是不多见的。

西方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说过：“现代正统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系统理论分析中，从不试图分析［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这点可说已成定论。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熊彼特，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在这方面离开传统标准的一个突出代表。”特别是传统的庸俗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而他们所说的“经济发展”，

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等在数量上的逐渐变迁。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则在于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以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两者结合起来。

斯威齐接着又指出：“熊彼特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概括地指出两者的相似之处以后，他又说“对于熊彼特理论的简要概述足以表明，对于他，如同对于马克思一样，都把生产方法的变更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但是斯威齐立即又着重指出：“尽管熊彼特的上述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相类似之处——对于这一点熊彼特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理论上的差别。例如，在熊彼特那里，就没有‘产业后备军’的分析；他对劳资关系的分析和处理，亦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熊彼特自己在本书中也说，他的结构只涉及马克思研究范围的一小部分。

关于熊彼特和马克思的渊源问题，熊彼特的夫人伊丽莎白曾经写道：“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这正是熊彼特本人和他所论述的十大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诞生的一年。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共同之点，那就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在他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里，熊彼特试图提出‘关于经济变迁不单是决定于推动经济制度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各种外在因素的纯粹经济理论’。在这一著作的日文版的绪言里，他说：‘读者可能会立刻明了的一点，’我在开始时是不清楚的，即这一概念和这一目的（指熊彼特自己的）是和构成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基础的概念和目的完全相同的。”实际上，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在任何其他方面，他只是采用或修改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命题；但是被放在次要的黑格尔背景里的经济发展概念，却完全是马克思的创见。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折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他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我们认为，在这一重大的共同点上，熊彼特很可能于无形中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但毕竟由于世界观和立场不同，因而用伊丽莎白·熊彼特的话来说，就引向极不相同的结果：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辩护人。”（斯威齐语）

我们暂且不论熊彼特是如何受到马克思学说观点的影响，也不论他所受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创新理论”中的上述几个观点，如强调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方法变革的观点，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观点，强调企业家创新功能的观点，无疑仍然是正确的。这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实际上，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是他的“创新理论”的一种运用；是他综合了以前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根据对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而得出的长短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以“创新”作为中心线索，从而形成的长、中、短“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原是来自实际资料的一种分析概括，因而可以提供我们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和经济运行过程的参考。

新经济发展特点范文篇3

对政治经济学从学好用好到必修课的系列论述，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运行显著地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的轨道，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新情况新问题愈加凸显。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成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临的重大课题。2014年7月，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提出了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新要求。强调学好用好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这里提到的各级党委和政府经济发展规律能力和水平这样一些关键词表明，是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论述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2015年11月，在规划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关口，在主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的重要论断，从必修课意义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强调指出：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的这些论述，是制定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指向。

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修课，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理论指导意义的肯定。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必修课，在根本上也就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必修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经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发展的理论形态，具有显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思想特色。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时，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创之作。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调研中，毛泽东同志提出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确定了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和方向。他提出：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指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进行第二次结合过程中，《论十大关系》和之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的一些独创性观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毛泽东同志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了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从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根本原则上，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正确道路确定和战略思想制定上的作用和意义作了深刻阐释。

1984年，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转折时期，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一《决定》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是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的印象。这一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同志认为：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从治国理政的新高度，从进行第二次结合历史进程中，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新成就及其必修课的作用和意义作了重要论述。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历史地，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其起源和延伸上，就是以中国实际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联系起来为基础的，也是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的。在战略思想意义上，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以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的探索为主题和导向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这也是提出必修课思想的历史根据和理论基础。

2016年7月，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再次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从经济新常态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指导实践到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从加强研究和探索到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求上，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高度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则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质和思想特色。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原则，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施的重要目标和重大课题

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的重要思想，其中最为要紧的重大原则就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对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做出多方面的论述。从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意义上，他提到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经济社会发展整体关系上，他提出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从治国理政的战略全局上，他提出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关于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的思想，充满着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深刻意蕴。

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治国理政的高度阐释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系列重要讲话的聚焦点和着力点，也成为他丰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立足点和生长点。强调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对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当代意义做出新的判断;他强调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使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成为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在新常态经济大逻辑中，提出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思想;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探索中，他又提出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的思想。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体制运行方式的总体整体的结合上，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研究的视界，丰富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也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改革目标模式时就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已经成为最近2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遵循，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程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具创新性的理论观点;而市场经济体制如何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

这一结合起来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背景下，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与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结合，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结合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在这一结合起来的问题上，公有制经济也好，非公有制经济也好，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矛盾和问题，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但是，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最不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

二是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在这一问题上，同样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强调的辩证法两点论，关键就在于要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这一定位，是以中国的经济事实和经济改革实践为依据的，是对这一实践经验的理性提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题的重要呈现，是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发展，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基础

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相连、结为一体的思想特色。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凸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根本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强调：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本立场，深化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核心观点。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理念，这就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新发展理念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的第一动力内在要求必要条件必由之路和本质要求这五个方面紧密相连、相互着力，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一整体统一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统一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统一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五大发展理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的新的回答，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础。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开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整体研究的视野，深化了治国理政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整体理论上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系统理论中强调，要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我们的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的新阐释，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