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例(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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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新闻传播活动
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世界本质的描述、对世界存在方式的描述和教导主体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以抽象的方法概括了宏观世界。其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研究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宏观的哲学来解决具体的问题。这些哲学理论影响着新闻传播活动的一般规律、本质、性质,影响着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每一环:传者、内容、受众、效果。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
(一)物质论和认识论使新闻传播活动更贴近事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论中的物质、意识对新闻传播的源出做了恰当的解释。它决定了新闻活动的本质是物质,是客观的外部世界,是事实。新闻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这种反映的方式就是信息。
陆定一认为,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同时,新闻也是信息。一言以蔽之,新闻传播活动作为人类意识活动对物质的反映,要通过信息表现出来,表现的方式就是新闻报道。
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作为意识发出的主体,也是新闻报道的主体,新闻工作者在承认物质性的前提下,以事实为基础进行新闻报道,尽最大可能对现实世界进行还原,但是由于意识的主体的价值观、世界观具有多样性,所以对新闻报道的角度和方法会有不同,报道的题材和体裁也就不尽相同,这也从侧面要求记者对新闻事件要进行全面报道,在宽度上拓展、深度上挖掘,将不可避免的主观意愿通过编辑思路、版面设计展现出来,而不是对新闻事实的歪曲。
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作用,这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1]。新闻传播活动,是人们有明确目的和动机的社会行为,是人们认识外部世界和反映外部世界的意识活动,这种意识活动所产生的产物就是新闻作品,反映的对象就是客观的外部世界。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新闻传播史研究表明,新闻的本源是物质的,是客观事实。新闻报道中所要突出的不同的性质就是由事实决定的,而这些性质虽然不决定事实,但是对新闻选择却有一定的作用,它们决定事实在意识活动中的排列顺序、优先程度。另外,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也会影响事实的取舍。
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新闻事实经过一定的文字、画面、声音加工,就成为新闻报道,成为主体的观念成果。与物质论中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相同,不同的利益主体,可能对同一件事报道的侧重点并不相同:2008年奥运火炬在法国巴黎传递过程中遇袭,外媒的报道基本上集中于对我国火炬传递的抨击,而国内媒体则纷纷将报道热点聚焦在残疾人火炬手金晶誓死保卫火炬上,这反映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以及这两种制度之下不同的传媒体制。
同时,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新闻传播者生产出作品的同时,也就是生产出了接受这些作品的读者、观众、听众;再者,在生产过程中,又会有新的生产者加入,为新闻生产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培育更多的新闻传播者。另外,新闻工作者在接到任务去进行采访时,并不是毫无准备的,他们总会在实际工作之前,拟订详细或者简单的采访计划,对于特别重大的事件或者连续报道、深度报道,新闻工作团队又会更为周密地策划,然后根据前期的计划和设想去进行采访活动。
因此,从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原理来看,一方面要求新闻传播者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世界,坚持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另一方面要求客观社会为传播者提供更加自由、平等的传播环境,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
(二)运动论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
普遍联系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哲学基础。
人们最初的联系是物质联系,并没有上升到精神层面,人们的精神联系不是与生俱来的。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产品交换越来越频繁,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样的变化使人们认识到必须与周围的人们产生来往。所以只有当一个人“意识到必须和在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2]时候,人们之间的精神交往才得以出现。
但是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流动和传受不可能保持绝对的完整,传者和受者之间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平等。
矛盾的对立统一为新闻活动提供了发展动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和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矛盾双方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在斗争和统一中推动事物的前进与发展。
分析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发展的外在动力就是矛盾。至于其内部的几组矛盾,从操作层面上讲是新闻的真实性与及时性的矛盾和传者意图与读者发展之间的矛盾。就前者而言,新闻,所谓“新”就是要把握新闻的时间,特别是现今社会,网络媒体以速度见长,媒体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如果把握不好时间,就有可能被其他媒体抢占报道先机,开辟独家新闻,而本媒体手中的新闻就成了明日黄花。所以为了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新闻工作者就选择了缩短新闻采访时间和调研时间,更不会花时间和精力对一个事件做全面深入的报道,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新闻的失真和报道的不全面。
而对于传者与受者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是新闻自身的要求和读者的需求之间的矛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更加密切,随着联系的加强,逐渐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人们开始产生对信息的迫切需求,而新闻就是信息,因此,人们的需求成为不断产生不同类型新闻的推动力,新闻的发展要不断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人民的历史主人地位是新闻发展的动力。我国新闻战线“走改转”的第一点就是“走基层”,所谓“一头汗两腿泥”才能写出好新闻。[3]“三贴近”,具体来说是指新闻宣传要始终坚持正确导向,把体现上层的意志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不断改进宣传方法,提高引导水平,关注群众切身利益,联系群众身边实际,运用群众的语言,报道有实在内容、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做到入情入理、入脑入心,可亲、可敬、可信。“三贴近”成为新闻工作者了解群众思想和行动的一种有效途径和方法,新闻工作者在贴近群众、生活的时候,可以充分了解到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在基层的执行状况以及在执行过程中群众的切身体会,真正在报道中体现民意,了解群众的需要,提供适应群众需要的新闻作品。[4]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
马克思用抽象的宏观的理解解释了具体的历史阶段,抽象的理论在具体国家形式上的表现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新闻传播事业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属于观念形态。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规定了新闻事业的性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传媒性质是不同的,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相联系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又构成了经济基础,新闻事业的性质和功能就是由它们借以立身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我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全体人民的新闻事业,人民运用同时也监督新闻传媒机构。列宁关于党的报刊的任务和党的报刊的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的论述,就是我国规范新闻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以新闻战线的“走转改”活动为例。所谓“走转改”,就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新闻工作只有扎根基层一线,才能汲取养分、不断发展,从而使新闻从业人员克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由于此,客观、公正、真实、全面报道新闻,成为新闻传播的基本要求[5]。
结合上文中提到的矛盾的观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本身就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从新闻传播活动的机制层面来看,新闻传播机制涵盖了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个方面:从传者到受者,其中包括传播内容和传播手段。从传播内容上看,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沟通传者和受者关系的就是信息。信息的本质是世界构成的要素之一,是物质体现出来的表征,所以说,信息作为传播内容本身就是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各个矛盾事物及其每一个矛盾的侧面的公开披露。除此之外,观念、舆论作为新闻传受双方互相连接的纽带,也是运用新闻传播载体对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矛盾的反映。
对于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即传者和受者,新闻传播的每时每刻传播的信息数量都是不计其数的,有正面的信息,也有大量负面的信息,这时,就需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和情况,权衡利弊得失,对报道时机的快慢、报道量的大小、新闻处理的轻重进行决策,这实际上就是把关人的工作,本质上就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对矛盾关系的把握与运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结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分析一切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生产关系作为决定其他关系的原始关系。这样的方法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架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这个架构出发去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角色、特点和作用,并提出规范新闻传播活动的准则和制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并在新闻传播实践中不断检验既有规律,克服可能存在的片面性和不可操作性,将对新闻传播的认识不断深化,从而形成一门学科并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世飞.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史[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3).
[2]冯静.论辩证唯物主义的电视传播引导[J].新闻前哨,2001(10).
[3]黄小希.走基层,听民声,走向广阔天地,反映民情民意——全国新闻战线积极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EB/OL].news.xinhuanet.com/2011-08/18/c_121879778.htm.2011-08-18.
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报道社会稳定创新路径
2008年以来,在、新疆连续爆发的“3·14”、“7·5”“7·18”、“4·23”等事件,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集体创伤,也是我国新闻传播的痛苦记忆。这种大小不等、性质恶劣的事件从发展趋势来看,似乎呈现出阶段性轮回发生的效应。对此,党和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事件解决在稳定压倒一切之中,也使社会向和谐发展。从社会科学和总结学理的角度去研究,人们不仅要问,为何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所反映的“”图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及其给其他民族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它对国家认同又带来怎样的影响?为何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新闻宣传与国家认同未成为当时我国社会关注的焦点?市场经济时期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与国家认同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新闻舆论如何引导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等相关认同走向国家认同?公民教育如何成为大众传播的常规教育、成为负载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本文根据发展传播学原理,总结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探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对国家形象传播与国家认同的创新路径,以资探讨社会进步和国家建设的正能量。正如阿特休尔所言,“确信新闻媒介具有团结而不是分裂的作用;确信新闻媒介是社会正义的工具和有益于社会变化的手段;并认为新闻媒介应是作者到读者、电台到听众的双向流通的工具”[1]。“目前的民族新闻传播,特别是舆论引导中的被动、口号标签化等落后方式,正是由于尚未找到国家传播战略、政策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之间的良好结合点所致,这正是给予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和责任”[2]。本文从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角度,探讨新闻报道对西北地区社会发展进行舆论引导的正向作用。
如何认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对国家形象和国家传播的作用,这是发展传播学的认知事理的核心,也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媒介作为国家宣传机构和国家财政补贴的传媒事业,应运用宣传机器,经常化地传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会使公民形成对祖国的亲近感和忠诚感。而公民对国家的亲近感和忠诚感作为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最高精神境界,自然需要以传媒宣传作为物质基础。但是,长期以来,这一基础并不牢固。其原因:一是我国的新闻传媒国家投入薄弱,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由于交通不便,投入就更弱。二是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紧跟临时性的宣传任务,一味地报道地方维稳,尤其是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压倒一切,而未注意意识形态领域为何维稳,维稳的目的何在,通过什么来维稳,因而新闻传播所起到的作用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究其实质,无论是汉族地区的社会稳定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都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的问题。其实,对西北地区人民群众而言,国家安全和国家认同才是解决社会稳定的根本问题。基于这一点,要求媒体要站在更高、更长远的角度来思考舆论引导的方向,从方法、策略上注意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真正做到帮忙而不添乱。而当前的新闻传播舆论引导、对少数民族地区报道,只是一种着眼于当下忙于“堵”的保守性思维,而不是一种着眼于“疏”的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认为,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先检视、反思政府的作为,反而认为是新闻报道惹的祸。这种思想恐怕在许多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当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对此,有学者呼吁政府改变维稳思维,建议“维稳先维权,维权即维稳”[3]。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对新闻媒体的综合功能认识不足,才使西部地区意识形态以及国家认同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的地、县级媒体,美其名曰让媒体走市场,实则放任其流,使媒体难以承担应有的教化功能和文化积存功能,形成广告养媒体(一些媒体无广告),媒体跟市场,市场不管导向,导向忽略国家利益等恶性循环的怪圈。如何认识这一问题,得从政治的角度对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说起。
1.创新媒介管理规制:将西部地区媒介管理纳入生产力评价范畴,成为考量当地政府行政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准。
既然承认发展传播学所称的“新闻就是力量,或者更明确一点,为了取得权力、维护权力,就必须控制新闻传播工具”[4]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遵循的准则,那么新闻媒介参与社会意识形态并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就天经地义。具体说来,边境或跨界民族的社会经济问题,不单纯是经济建设或经济指标的问题,而是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维稳的问题。任何边境的政治信息的波动或军事信息的变化都会牵扯国际社会动向。因此,媒介信息变化是考验当地政府官员政治敏感度的重要标尺,也是检验当地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尺。这就需要创新边境地区媒介管理新规制,将媒介管理纳入生产力评价范畴,而不是仅仅作为意识形态的软指标评价信息波动对边境社会经济安全的影响。另外,针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而言,新闻传播不仅是少数民族生存的基本权利,而且也是检视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参照系。因此,根据西部地区社会动态的发展,拟定政府官员意识形态维稳评价体系,敦促官员将不确定因素如何创造性地消灭在平常中,而不应上报给上级如何解决,这样才能改变当地的社会发展。也许会有人对此有微义,认为小题大做,但是,对于像我国发展中国家而言,“尽管国际新闻界从他者立场理解我国媒介的宣传功能,并指出宣传概念的负面影响。但是,这种传播模式的成功实践证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所具有的组织功能借鉴组织传播与制度传播的力量,来宣传并推行各种国家发展方案,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5]。这说明对于边境媒介管理采取异于内地的政策会使边境拥有更多物质基础,促使媒介加强意识形态的宣传建设。
2.检视反思:新闻传播舆论引导的经验与教训,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发展作为国家舆论引导指向国家认同的最终目标。
检视、反思当前和长期以来不符合国际新闻传播习惯的陈规做法,创新符合国际惯例的报道少数民族新闻的新做法、新惯例,都值得我们慎思:如我们长期奉行的报喜不报忧、成就报道归于党的感恩意识的思维定势,从实际出发树立人民群众建设国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破解越宣传国际上就越不相信,国家形象就越受损的思维怪圈。如何跳出新闻传播报道少数民族成就的窠臼,回归新闻报道事实与意见两分离的新闻专业主义轨道,能否以检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适应国际惯例为标尺,来检验我国少数民族新闻报道的成就,我国少数民族成就动辄都要有感恩意识。毕竟国内自我宣传的影响力偏小。如何创新新闻与宣传融为一炉,宣传讲艺术新闻讲事实。同时,让少数民族人民群众都知晓,国家认同是衡量一个国家公民身份归属的重要尺度,国家越强盛,公民的幸福感就越强。新闻传播在公民教育中扮演主要角色,媒介发达,则公民教育发达。这是发达、发展中国家公民教育与社会良性发展的一条规律。
3.实行双语教育:以新闻传播使用的普通话和民语控制意识形态。
从小培养公民语言是一个民族记忆和文化的表征。阿特休尔说:“人们通过与他人相互交往而取得感受经验,这种交往的首要手段就是语言。那些掌握了语言的人也就控制了社会,他们也就能够将人类或者使其成为奴隶,或者让其获得自由。言语制造者是国家,是学校,是教堂,而它的传播者是新闻工作者。因此,谁控制了新闻媒介,谁就控制了意识形态,进而就控制了社会。”[5]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贵的精神财富,少数民族媒介直接起着传承记忆、传承文化的作用。即使现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媒介传播有困难,也应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提高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来认识。解放以来,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汉语教学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如今,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水平和汉族大学生相差无几,甚至处于同一水平。但是,少数民族的母语却略有倒退。笔者在伊犁、昭苏实地调查观察到,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在家庭说母语多,在学校大多说汉语,这样长期下去会使母语遗失,因此,国家有必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角度强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传播,在一定的场合鼓励提倡少数民族用母语传播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让少数民族和汉族都认识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同样是国家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应使其永久传承下去。
4.赋予优先报道权:率先报道国际重大事件和重大事务,提升少数民族新闻报道话语权。
解放以来,西部地区成为国民经济社会建设的重镇。新时期以来,西部地区国民经济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得到极大的改善,尤其是文化领域的基础设施得到普遍性的提高。在物质文化建设中,以国家广电网村村通、农家书屋建设为契机,借助国家文化产业大发展之东风,新闻传播的物质基础设施大有改善,国家给西部培养的人才大有提高,加之,西部物质资源丰富、矿产储备量大,是国民经济和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因此,新闻报道理应成为报道国际社会重大事件和重大事务的优先权。在国际传播领域,只有获得优先权,才能获得话语权,这已是国际传播的通则。当然,国家在城镇化、信息化建设中,给农村投入甚广,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广播、电视、网络村村通工程,农村信息化建设和农民媒介素养教育大为提高。近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实施的“农家书屋”建设,不仅给农村人提供了读好书、好读书的场所,而且还成为公民讨论公共事务、谈论国家大事的场所。这些都应成为优先报道社会主义新农村、新气象、新风貌的现实基础,也为优先报道权提供了机遇。如今,农村已经显露出公民利用农家书屋等场所议论国家大事、商讨村民事务及纠纷的场所,农村似乎也慢慢借助农家书屋成为公共领域的集散地。因此,报纸、广播电视和农家书屋要充分发挥媒介协调社会和传播文化之长,将国家认同利用各种故事、图片展、影像等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给受众,尤其是西北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受众,让其知晓民族是国家之根,国家是民族之本。只要国家富强,民族才能不受欺凌,只有国家富强,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这些都与媒介承载公民教育有机联系在一起,这里舆论引导起着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1]赫伯特·阿尔休特:《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7月第版第174页。
[2]周德仓:《提升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现实话语权》,《新闻论坛》,2013年第1期第20页。
[3]清华大学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实现长治久安》,《领导者》2010年第4月总第33期。
[4][美]J.赫百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6页。
[5]孙聚成:《信息力——新闻传播与国家发展》,人民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22页。
[30][美]J.赫百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174页。
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文篇3
传播心理学是一门结合传播学与心理学的综合类学科,而其创立者正是因为看到了在众多传播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受众群体的心理具有可追寻性,从而建立了此门学科,也为如何准确地进行新闻传播工作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为了更好地利用传播心理学对目前社会中新闻传播环节的误读现象进行阐析,本文将首先介绍传播心理学的一些主要研究内容。
(一)研究传播活动对心理因素的影响
在整体传播心理学的研究过程中,对于传播活动对于心理发展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传播心理学看来,传播工作者在通过对传播心理学学科知识进行研究讨论之后,设计出能够切实引导大众心理发展的具有实质心理引导性质的活动节目。而这是因为在相关心理研究中表明,当人们接受到来自于外界具有暗示引导作用的信息时,人们的内心将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其心理层面也会出现一些与传播者所预期设定相符的变化内容。总体上,整体传播活动对于人心理的影响是从行为、态度以及认知这三方面进行的。也就是说,传播心理学所提供的理论依据将为传播工作者提供项目设计方向,使例如新闻消息等相关传播内容从影响人的行为、态度、认知来进一步影响人群的心理变化、发展。例如观众在电视机前看到了一则关于中国传统美德的新闻,那么在新闻的正确指引之下,这位观众可能会学着从生活行为做起,在自己的个人言行中融入中国传统美德,而他的整体认知态度也将随之向其靠拢,从本质上逐渐成为一名坚守,并且弘扬中国传统美德的社会公民。
(二)研究心理因素对传播活动的影响
相对地来说,传播心理学不仅仅是一门研究传播活动对于心理因素影响的学科,同时也是一门研究心理因素对于传播活动影响的学科。由于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人们对于同一现象所产生的心理变化往往是不同的,因而对于传播者来说,如何针对不同人群的心理特征来设计传播过程将对整个传播活动的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对于电视节目的传播过程中,女性观众比较倾向于家庭伦理剧,而男性观众则更喜欢观看战争剧情,因而针对这一心理层面的不同特点,电视节目的编导可以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节目设计。也就是说,通过对于群体心理因素的把握,传播者往往能够在传播活动正式开展之前就能估计到整体传播信息的主要接受群体以及其群体心理的主要特征。在实际新闻报道的环节中,考虑到各国民众的生活习性上的差异,新闻传播者也往往加以区别化报道,以生活习性迥异的美国民众和中国民众为例,有关新闻在这两个国家进行报道时,其具体的报道方式就有很大的不同。具体地说,在对美国民众进行报道时,往往采用更为直接的方式,而对中国民众则实施具有渐入性的指引性报告。这种新闻报告中的区别化对待就是对于传播心理学的一种典型应用,但是无论是在何种形式之下,新闻报道者都必须要保持其新闻内容的真实性,而不能作出具有过度修饰性的报道。
二、新闻误读现象所引起的社会影响
由新闻误读而引起的对于社会民众的负面影响是多种多样的,而总结地说,新闻误读所造成的消极性影响主要体现于新闻接受者的认知层面、行为以及态度方面。首先,根据社会心理的观点,公众传播新闻将会对受众群体的认知层面造成心理暗示,也就是说新闻工作者可以通过传播一定的新闻内容来指引民众的认知思维方式。在多数新闻播报工作的开展环节,可以说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特定的新闻事件使受众人群的心理认知产生其预计的变化。因而当新闻误读现象出现的时候,民众的认知心理往往也可能得到不正确方向的引导。例如在国际新闻的传播中,倘若国际上对于我国某一具体事件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新闻误读情况,那么将可能影响国际人民对于我国的认知情况。以事件为例,假如国家新闻报道中,世界人民对于事情的真相产生了读解偏差,那么将可能误以为是日本方面的国家土地资源,而我国则是在进行恶意的侵踏,而这些则都是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的。其次是新闻误读现象对于受众群体行为及态度方面的负面影响。以犯罪报道类新闻为例,部分青少年在心智尚未发育成熟阶段期,倘若其对于电视报纸中所报道的犯罪新闻进行了偏差性的解读,认为新闻报道中的犯罪人员的犯罪行为是一种具有英雄气慨的英勇行为,那么这种误读现象将会造成青少年树立起不正确的价值观,并且也可能引起青少年盲目的行为模仿,可以说一些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就是由于其本人对于犯罪事件的错误理解所引起的。因而为了对青少年等群体树立起更高的社会价值观,新闻播报者必须要对其播报事件的真实性负责,并要阐明其新闻重点,避免不正当的表述措辞,以免引起青少年群体的误解。
三、从传播心理学角度对新闻误读现象进行原因分析
(一)新闻信息中“噪音”过多
此处所说的新闻信息中的“噪音”,是指新闻传播者在就某一事件进行具体传播报道的过程中,添油加醋地附加了过多不必要性要素,而这些不必要因素即成为了新闻信息报道中的“噪音”。但是新闻工作者之所以进行这种额外添加行为,却也是由于社会大众方面所造成的原因。在目前的社会新闻传播过程中,研究者发现错误的信息有的时候反而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这是因为从传播心理学上进行分析,错误信息恰好能够使人们的不良情绪得到很好的发泄。例如在一些新闻报道中,其所附加的照片内容可能与实际播报消息并不相符,是传播者为了加深受众者对于此条新闻内容的认识与印象而故意设定的,譬如在对城管殴打事件进行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可能事情的真相只是城管对于市民不法行为的严厉批评,但是相关新闻传播着为了更好地引起受众者共鸣,使该条新闻得到最大范围内的传播,可能会故意将新闻配图扭曲,使人们所接受的是一个残暴的城管与一个受难市民之间的故事。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民众对于城管的不良情绪得到了很好的发泄,但是这种本质上的报道失真却对构建良好的城管形象造成了极大的阻力。
(二)新闻媒介之间缺乏统一性
随着媒体科技的不断发展,在对新闻事件进行报道的过程中,新闻传播者所能利用的媒介类型是各种各样的,电视、报纸、电台以及网络都是常用的新闻传播媒介。根据传播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在不同的媒介传播之下,受众者对于同一新闻事件的反响程度是不同的。例如对于新时代的年轻一代来说,他们所熟悉与接收的新闻传播媒介已然倾向于网络媒体,而对于老一辈的传统知识分子来说,报纸新闻则是他们更为青睐的传播媒介。正是因为人们对于不同媒介的认识不同,所以如果同一事件在各类媒介中得以报道之后,人们对于此事件的理解的分析往往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就小月月事件来说,在同一家庭中,年轻一辈从网络视频中得知该新闻事件之后,可能会将理解重点放在对于冷漠路人的批判,而老一辈则可能从报纸上得知新闻之后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对于幼儿安全的保护问题中。从新闻播报的本质来看,新闻工作者是为了让广大民众对于现实社会中日常所发生的点点滴滴具有更为详细的了解,而各种各样的媒介更是为了拓宽受众范围而产生的。但是当各种新闻传播媒介之间的认知缺乏统一时,当同一事件对于不同人群的信息传播重点出现较大偏差时,新闻工作者往往难以达到最初的传播目的。
(三)受众群体的主观信念在作祟
尽管熟话说,流言止于智者,可是在现实的新闻传播环节中,当与实质新闻消息出现严重偏差的流言,在人与人之间得以广泛传播之后,却往往难以得到有效的制止,而难道这是因为目前社会中缺乏智者吗?本文认为,这是因为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当新闻传播工作中受众群体出现认知偏差之后,即便新闻传播中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公开的纠正、澄清工作,但是由于民众作为个体其先入为主的观念,在网友及报纸浏览者在得知新闻事件之后,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得出其主观性的结论,而这一结论是难以再通过外界的信息更正发生改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流言总是难以得到制止,甚至其传播者的态度总是信誓旦旦的原因。当一条新闻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时,每一个新闻转述者都会以坚信自己认知的态度进行进一步的新闻传播,因为他们不愿意进行自我否定,他们始终以捍卫自己认知的态度进行传播。而这时这种来自于广大民众的主观信念在作祟,使得新闻传播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误读现象得以发生,甚至说这些误读现象都是部分新闻转播人员故意而为之的。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