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环境污染的防治对策范文

近年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PM2.5浓度居高不下，成为大气霾现象的重要诱因，三大区域重点城市每年出现灰霾污染的天数达到100天以上，其中以广州、南京、杭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城市的灰霾污染尤为严重，使各地公布的空气质量状况与群众感官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不仅发生在这三大区域，在成渝、山东半岛等城市群也时有发生，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而当前我国环境管理模式与管理能力存在一些不足，现阶段还不能在有效解决区域复合型污染问题上有更大作为。

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重点是区域的联合防控与联合治理、区域多污染物的协同控制与多污染源的综合治理、区域环境管理机制的创新与管理能力的提升。要统筹区域环境容量资源，优化经济结构与布局；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实施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深化与完善区域联防联控管理机制与手段；深化与完善区域联防联控管理机制与手段。

管理的不适应问题

一是以行政区划为主的管理方式不适应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要求。

按照我国原有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对当地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的措施以改善当地环境质量为目标，控制重点是当地污染源。但由于城市规模不断扩张、集中连片，污染物通过大气环流在城市间输送，造成区域内各城市大气污染高度关联，并导致污染物在输送过程中相互融合，形成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在这种形势下，依靠单个城市自身的力量、各自为政的控制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大气污染防治的要求，需要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建立以区域为单元的一体化控制模式。

二是以单一污染物为抓手的管理方式不适应复合型污染防治要求。

解决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既要控制一次污染物，又要控制二次污染物的前体物。颗粒物污染既要控制扬尘、烟尘、工业粉尘等一次污染物，又要控制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二氧化硫等二次颗粒物的前体物。“十一五”控制重点主要为二氧化硫和工业烟粉尘的单一污染物，这种管理模式已不适应解决复合型大气污染的要求。此外，对应单个污染物控制，“十一五”期间我国采取的是单一污染源治理模式，关注电厂等工业大点源的治理，对燃煤小锅炉污染、扬尘等面源以及机动车等移动源治理力度尚不够，也已不能适应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的要求。

三是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防治控制管理能力不足。

目前在国家层面尚无一部关于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政策法规。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与工业粉尘方面已形成完备的控制体系，但对区域复合型污染形成影响较大的挥发性有机物管理基础薄弱，不但排放基数不清，而且缺乏政策措施、行业标准与技术规范。区域复合型污染监测能力较弱，已有监测点位监测因子不全，无法满足对臭氧、PM2.5及其主要前体物和氧化中间体的监测需要。区域复合型污染防治科研能力滞后，对于臭氧和PM2.5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其成因、危害及控制等方面的研究也较为滞后。

区域联防联控重点

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依靠区域内地方政府间对区域整体利益达成的共识，以解决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为目标，运用组织和制度资源打破行政界限，让区域内城市共同规划和实施大气污染控制方案，互相监督，互相协调，以最终实现改善区域整体大气环境质量的目标。从这个概念出发，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重点可表述为以下3个方面:

一是区域的联合防控与联合治理。

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应坚持统一管理、整体推进的原则，以区域整体环境空气质量改善为目标，打破行政边界，进行统一规划，提出区域共同的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和政策措施要求。当然，需辩证看待这个“统一”。“统一”不是“同一”，而是要根据区域内不同城市的大气环境问题特征和未来发展需求，提出各自的环境目标和管理要求；根据其对区域大气环境污染的影响贡献，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污染治理能力，制定差异性任务要求与政策措施。对于被划分为核心控制区的城市，应从区域统筹的角度考虑，加大对区内已有大气污染源的整治力度，同时密切关注这些地区的新建项目，实施最严格环境准入制度，并强化能源的清洁利用。

二是区域多污染物的协同控制与多污染源的综合治理。

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在污染防治方向上，除要解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传统污染问题外，还要解决灰霾、光化学烟雾等新型环境问题，将臭氧、PM2.5物纳入空气质量评价指标，树立起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工作目标。因此，在控制因子方面，除总量控制污染物，还要纳入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有毒有害气体、温室气体等因子，实施多污染协同控制、常规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在污染控制行业方面，除了火电、钢铁外，还要对有色、石化、水泥、有机化工等重点行业，提出特别排放限值与具体的控制对策要求；在污染控制领域上，除传统工业领域外，还要突出机动车和扬尘污染防治，谋划能源清洁利用政策措施，开展煤炭总量控制和划分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三是区域环境管理机制创新与管理能力提升。

这是解决如何实现“联”的问题。如前所述,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需要统筹协调不同的利益主体,包括不同的行政区以及不同的部门,因此迫切需要机构、机制以及政策措施的创新,同时还要加大区域污染防治的能力建设。为此，应建立“五统一”的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统一协调”，即建立跨行政区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调组织机构，推进促进区域污染防治一体化的政策措施；“统一规划”，即打破城市行政区限制，以污染物扩散的空气流域为边界，制定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规划，提出统一的目标与任务要求；“统一监管”，即开展环境联合执法，统一区域环境执法尺度，建立跨界污染防治协调处理机制和区域性污染应急处理机制；“统一评估”，即建立联防联控工作评估考核体系，出台严格的空气质量管理奖惩措施；“统一监测”，即推动区域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建设，提高区域空气质量监测能力，重点加强酸雨、细颗粒物、臭氧等空气质量监测，并实现区域监测信息共享。

联防联控的具体任务

一是统筹区域环境容量资源,优化经济结构与布局。

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与单个城市大气污染防治的根本区别表现为，前者往往从改善区域整体大气环境质量的角度出发统筹分配区域环境容量资源。具体的做法为:根据区域内城市间污染传输关系、不同城市大气环境质量现状、环境承载力等因素，划分出对区域空气质量有重大影响的核心控制区，并以核心控制区作为关键约束，严格落实分类管理政策，促进区域产业、能源的发展与区域大气环境功能区划相协调。

根据上述防治思路，核心控制区应严格限制新建、扩建燃煤电厂、炼化、炼钢炼铁、水泥熟料等产能过剩、污染物排放量大的企业，对于实施上大压小的火电、钢铁、石化等建设项目，新建项目必须配套最先进的污染治理设施，满足特别排放限值的要求；同时提高其他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的环境准入门槛，按照“以新代老、增产减污、总量减少”的原则进行审批。

对于一般控制区，把总量指标作为审批项目环评的前置条件，对超过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建设项目。禁止在城市城区及其近郊新、改、扩建钢铁、有色、石化、水泥、化工等重污染企业，对城区内已建重污染企业也要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实施搬迁改造。

此外，大力推行天然气、低硫柴油、液化石油气、电等优质能源替代煤,实现优质能源供应和消费多元化。严格控制区域煤炭消费增长幅度,强化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工作，不断加大建成区中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所占的比重。采取多种措施，对供热排放进行有效控制。

二是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实施多污染物协同控制。

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围绕当前突出的光化学烟雾、灰霾等污染问题，根据总量减排与质量改善之间的响应关系，建立以空气质量改善为核心的总量控制方法，实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等多污染物协同减排，具体可从工业源、移动源与面源治理3个方面着手。

深化工业污染防治。全面推进二氧化硫减排，建立以电力、水泥为重点的工业氮氧化物防治体系，深化工业烟粉尘污染防治,以电力、水泥、钢铁、燃煤锅炉为重点深化工业烟粉尘污染治理，加强典型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污染防治。

全面加强机动车污染防治。适时实施新车排放标准,降低机动车排放强度,在机动车污染严重的城市试行机动车总量控制。继续推进汽车“以旧换新”工作，深化在用车管理，加快车用燃油清洁化进程。大力发展城际快速轨道交通系统，推广使用混合动力车和零排放的新能源汽车。

以扬尘为重点突出面源污染防治。区域内各城市成立由市政府牵头,联合环保、建设等部门组成的扬尘控制办公室。制定扬尘污染控制区达标评比和考核办法，开展扬尘污染控制区创建活动，加大扬尘污染控制区在城市建成区所占的比重。采取开展绿色施工工地创建等多种措施有效减少扬尘。

三是深化与完善区域联防联控管理机制与手段。

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实施还需破除传统环境管理体制机制的束缚，探索有利于联防联控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政策、新模式。

建立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具体包括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健全会商机制和通报制度,围绕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目标、任务以及区域内重大活动空气质量保障工作等,形成具体的解决方案。严格落实各城市治污责任,强化动态评估考核，对未按时完成规划任务且空气质量状况严重恶化的城市，严格控制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建立区域环境信息共享平台。

完善促进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一体化的政策措施。按照分区管理的要求，设立区域统一产业准入门槛和行业污染控制要求，制定统一的机动车监督管理要求，防止区域内污染转移。实施重大项目联合审批制度，将颗粒物与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纳入项目审批的前置条件。开展环境联合执法，统一区域环境执法尺度，建立区域性污染应急处理机制和跨界污染防治协调处理机制。完善环境经济政策，积极推进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使用和排污权交易工作，完善扬尘收费、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收费等有利于区域空气质量改善的机制。

水环境污染的防治对策范文

[论文摘要]水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水环境治理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以贵州红枫湖为例，在对水环境形式的分析研究后提出了运用政策法规，控制污染源等综合治理湖泊水环境的方法。

红枫湖地处贵州中部乌江主要支流猫跳河的上游，蓄水面积57.2km2，库容6.01亿m3，流域面积1551km2，为目前贵州高原最大的喀斯特人工湖泊。红枫湖肩负着饮用水、发电、农灌、养殖、防洪、调节气候、改善生态环境等多种功能，是贵阳市和周边人民最重要的生活饮用水及工农业用水水源。该湖水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库区周边工农业生产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

一、水环境形式及形成原因

（一）目前水环境形式严峻。从对红枫湖的考察分析可知，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水环境自净能力。废水排放主要有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废水中COD排放量超标。红枫湖周围有贵州有机化工总厂、贵州化肥厂等污染源，贵州有机化工总厂污水量为10万t/d，主要是有机污染物，COD为854mg/L，污水直接排入到红枫湖。贵州化肥厂污水排入红枫湖北湖，主要污染物为NH4-N，污水量为10万t/d。1996年至1997年年排NH4-N约为1400t。第二，水污染严重。氮、磷等营养类污染物未得到有效控制导致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第三，饮水安全受到威胁。红枫湖周边地区农村饮用水卫生合格率不高，很多农村人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第四，水生态失衡。湖泊退化是水环境恶化的重要表现，主要表现在湖泊面积的缩小；第五，水体污染、水资源短缺、严重缺乏生态用水和水生态失衡。这些对环境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二）成因分析。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湖泊水环境受到污染的原因之一。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城镇工业的发展，城镇工业的超量排放污水使很多湖泊水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排入湖泊内的污染物不断增加，而导致湖泊环境受到来得污染；人口数量的增加是湖泊水环境受到污染的另一原因。人口的增长，生活排污不能及时处理，导致湖泊水环境受到污染；农业的发展也是湖泊水环境受到污染的一个原因。农业的发展，农用化肥及农药的大量使用，使排入湖泊、水库的磷、氮、钾等营养物质增加，使湖泊富营养化严重；西部开发产生的城市化倾向也是水环境受到污染的原因，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下，西部工农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排污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方案的前提下，湖泊水环境受到污染便是不可避免的。

二、水环境污染防治的意义

（一）政治意义。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我国就环境保护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措施，政府在环保治理上充满了信心和决心。2000年底国务院“一控双达标”工作的完成，污水的集中处理将成为水污染治理的首要任务。

（二）经济发展意义。建立城市污水处理体系对改善城市水环境，保障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的城市污水处理行业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与产业发展前景，近年来，我国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城市污水治理工作十分重视，将其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基本建设保护领域中重点支持的产业之一，城市污水处理领域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

三、水环境治理

（一）制定相关法规和制度。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水污染防治法》，以后先后出现了《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供水节水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及《城市污水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等水污染防治的专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技术政策。贵州省也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了一系列防治水污染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标准。针对红枫湖治理而言，自1996年以来力度逐年加大，1997年，贵州省政府和贵阳市政府决定对红枫湖进行综合治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

（二）控制工业污染源。1997年，贵州省政府和贵阳市政府决定对红枫湖进行综合治理，对该湖泊产生的工业污染源的贵州有机化工总厂和贵州化肥厂采取关、停、并、转、改、治相结合的治理办法。综合治理后，贵州有机化工总厂、贵州化肥厂都实行达标排放，消减总磷46.35-67.5t/a，总氮90t/a，尤其是1999年实施了以削减氮、磷入湖排放量为目的的红枫湖综合治理一期工程后，红枫湖水环境质量有了质的变化，从而使红枫湖水质明显改善。

（三）控制农业污染源。贵州省政府和贵阳市政府在对红枫湖形成的农业污染源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长远的治理措施。一方面加强畜禽养殖的环境管理，扼制污染源，另一方面开展生态农业、生态示范区和环境优美小城镇建设从本质上削减农业污染源的排放；另外，通过开发有机食品、绿色食品等措施，加大了农村环境保护的力度，减少了污染源。

（四）红枫湖综合治理成效。1997年贵州省政府，贵阳市政府对红枫湖进行综合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效。2001－2002年与1996年在“治理前后的水化学成分浓度”、“治理前后的水体几种污染物浓度”和“治理前后浮游植物密度的变化”三方面数据对比中可以看出：综合治理后，污染物浓度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降低的幅度由大至小为CODmn>NO2-N>F>TN>NO3-N>TP，CODmn由水质V类值达到II类值，NO2-N由水质IV类值达到I类值，TN降低幅度较大；浮游植物发生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个体密度大幅度下降，治理后红枫湖的细胞密度在春夏秋冬四季分别为治理前的1.91%、0.59%、1.03%和0.84%；二是浮游植物的组成结构发生变化。实施治理后，红枫湖的种类数是治理前1.72倍（平均）。

四、结束语

净化湖泊水环境，加大湖泊水环境保护力度必须建立和完善湖泊水环境保护管理体系，建立和完善区域性水环境保护法规；开展宣传，提高公众对湖泊资源环境价值的认识；削减内外污染源，推行科学施肥及合理灌溉技术，保肥节水，减低氮肥和磷肥流失；采用生态工程，增大水体自净能力，美化水体景观。

参考文献：

[1]聂梅生，《中国城市水与废水的科研与开发.给水与废水处理国际会议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7月.

[2]梁小洁，张明时，王爱民等。《红枫湖、百花湖水源、污染源主要营养元素及污染物调查》，《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2期.

[3]张统，《CASS工艺处理小区污水及中水回用》，《给水排水》2001年7月.

水环境污染的防治对策范文篇3

一、闽江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决策的分析框架

（一）莫尔的经典“三圈”理论。“三圈”理论是由哈佛大学马克・莫尔教授在《创造公共价值：政府战略管理》（1995年）一书中最早提出的。该理论是关于领导者战略管理的一种分析工具，它以“价值”、“能力”和“支持”三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为框架，开展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进行相机分析。主要观点是：政府制定任何公共政策或实施战略计划时，必须坚持价值（V）、能力（C）与支持（S）三个因素相互统一的原则。

不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能包含着价值、能力和支持等“三圈”的不同组合。政策方案或计划项目只能是“愿景”，没有实施能力和公众支持，那只能梦想（梦想区V），有价值又有能力就可成为实现梦想之区（梦想实现区V+C）；缺乏公共价值只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属于别人的梦想（别人的梦想区S），甚至可能给公共利益带来严重损害（噩梦区C+S）；具备价值、能力和支持三个条件，那就可以放心去做（耐克区V+C+S），然而这只是一个理想状态，更多的公共决策是具有公共价值，但目前尚无能力或尚未得相关者支持，这就要求政府官员提升自身的领导力，开展工作创新，“将新的尚不欢迎的现实，呈现给个人、组织或整个社会，让他们认可，并成功地适应新的现实的过程”。[1]

（二）“三圈”理论适用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决策分析。与城市生活垃圾污染、工业点源污染相比，农业面源污染具有“点多、面广、源杂、分散隐蔽、不易监测、难以量化”等特点。欧美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的努力，工业点源污染才得到有效控制，目前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绝对主要污染物。1990年美国面源污染占污染总量的2/3，其中农业面源污染的贡献率为68%～83%，氮、磷营养元素是农业面源污染主要的污染物质。丹麦270条河流中94%的氮负荷、52%的磷负荷是来自于农业面源污染。[2]发达国家既有较强的政府执行能力，又有广泛的公众支持力度，它们通过采取立法、发展替代技术、实施补贴等政策措施以及生物工程技术手段，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机制，取得明显的治理效果，以美国为例，1990-2006年期间农业面源污染面积就减少了65%。[3]当然，由于受到各国（地区）政治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结构以及自然地理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决策面临着不同的价值、能力和支持等三圈的不同组合。近年来我国长江、珠江等大江大河流域以及福建省闽江、九龙江等区域性流域的农业面源污染日益突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虽然具有明显的公共价值，但它明显受制于地方政府有限的资源能力以及粮食安全、农民增收等现阶段更重要的民生需求，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面临着制度、技术等多个相互矛盾的制约因素。因此，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既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要求，又是区域环境管理中需要政府着力破解的重要课题。

二、闽江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决策的“三圈”组合

（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具有明显的公共价值。上世纪90年代以来，福建省农业产业结构逐步由过去“以粮为纲”的单一结构向农林牧副渔并举的多元结构转变，具体表现为种植业比重下降和养殖业比重上升、粮食比重下降和经济作物比重上升。1990年至2010年福建省“肉猪年出栏数”由766.46万头上升到1963.31万头，粮食种植面积由2745.92千公顷下降到1232.30千公顷，经济作物由同期的665.35千公顷上升到1038.59千公顷。[4]同期单位耕地面积化肥、农药和薄膜施用量以及畜禽污染物排放均大幅度增加。闽江上游的三明和南平两地市是福建省现代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规模化、集约化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和农民收入水平，同时加剧闽江流域面源污染程度。因此，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突出地表现为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问题。闽江畜禽养殖污染负荷约占全流域的60%，畜禽养殖废水的COD和氨氮排放量分别约为流域工业废水排放量的5.7倍和7.5倍；闽江下游福州市郊16种蔬菜的硝酸盐含量超标严重，已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规定上限的2.76倍。[5]农业面源污染所产生的化肥、农药、重金属残留物等有害物质一旦进入水体，会直接殃及水生生物，某些有毒物质还可能通过食物链的密集作用使处于食物链高位的人或畜中毒。可见农业面源污染不仅会加重流域水体的营养化，加快土壤退化，危及流域生态安全，而且影响着特色优势农产品外贸出口的竞争力，影响着消费市场的食品安全和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已刻不容缓，既是生态省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保护人民群众健康的大事。

（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执行能力有限。我国现行环境政策主要是针对工业点源治理而设计的，各级政府主要采用“命令―控制”性的行政手段、排污收费等约束性的经济手段和强制性的法律手段，向企业提出具体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或者命令其采用以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为目的的生产技术标准，从而达到直接或间接限制污染物排放，改善流域生态环境的目的。但是，这种“命令一强制”性的环境治理范式，往往针对的是那些具体的、可以用指标量化的环境问题以及点源污染，但对点多面广的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并不明显。当前地方政府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主要采取物理和生物防治等工程技术手段，相对忽视农民参与式激励性政策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在现行的碎片化行政体制下，地方政府不仅要鼓励农民参与面源污染防治，而且要处理部门间利益矛盾。农业污染防治工作涉及到环保、农业、畜牧、林业、国土、水利等多个部门，各部门职能交叉重叠、存在空白，缺乏统筹协调，难以监管到位；各个部门之间谁也无权命令或指挥、协调别的机构，部门间责任权利边界模糊导致经常出现沟通不畅、协作不力、相互推诿与扯皮的现象。县、乡（镇）、行政村基层环保能力十分薄弱，绝大部分乡（镇）和行政村没有专门的环保机构和队伍，农业污染“无人管、无力管”的现象普遍。

（三）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的农户支持度低。从农业微观经营角度看，农户经营行为短期化是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的直接根源。农民是理性的，“全世界的农民在处理成本、报酬和风险时是进行计算的经济人。在他们小的、个人的、分配资源的领域中，他们是微调企业家，调谐做得如此微妙以致许多专家未能看出他们如何有效率。”[6]农产品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个体农户在农产品销售中难于把握市场价格，只能采取以大量施放化肥农药和增加种植养殖面积及数量为主要手段，以追求产值最大化为直接目标；并在利用公共环境资源创造自身财富的同时，尽量地将生态环境治理成本外部化。随着福建省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演进，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386199”部队成为闽江上游南平、三明等地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力军。由于大多数农民文化素质和环保意识较低，没有掌握好正确的、环境友好型田间管理技术，在缺乏农业技术辅导的情况下，主要根据往年经验过度施放化肥农药，个体农民大量利用化肥和农药，既可以获得较高的产品和经营收益，又可以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减少劳作的艰辛。“高度依赖化肥农药”不仅是农民的理性选择，而且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7]

三、闽江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决策导向

（一）提升全社会对环境治理的价值认同和支持。早在2000多年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农业面源污染加剧的思想根源是政府和农民的环境观念淡薄，政府部门没有把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工作重点，存在着“重经济轻环保”、“重城市轻农村”、“先污染后治理”、“放任自然消减”的思想；农民环保意识普遍较差，责任感不强，粗放经营和随意排污等生产生活方式短时期内难以改变。党的十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强调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并把生态环境纳入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范畴。提高政府的执行能力，增加农民自主参与的力度，加强环境保护宣传，提升全社会对环境治理的价值认同和支持。从政府的角度看，需要由经济增长型政府逐步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由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观以及官员考核体系转变为注重绿色GDP、公共服务和民生改善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紧紧围绕“建设生态文明”战略目标，充分认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在区域节能减排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提到政府环境治理的重要议事日程。从农民的角度，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对面源污染危害的认识，引导农户树立现代农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理念，探索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农业的发展路子。同时扩大公民对农村环境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大家共同减少污染，关爱家园。

（二）提升政府面源污染防治的能力。

1.加快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立法。当前我国缺乏从源头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限定性生产技术标准，缺少针对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的环境经济政策；原则性规定多，配套性细则规定少，可操作性不强，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以流域为单元进行立法，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基于福建水系的相对独立性，建议制定《福建省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条例》，加快建立健全农业生态环境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农业环保执法监督监察机制，并尽快制定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及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实施方案。

2.完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组织体系。增加县级环境监察执法人员的编制，确保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在条件允许的乡镇先试点设立环保机构，争取用3年的时间，所有乡镇全部设立环保站，从根本上扭转农村环保“缺胳膊少腿”的状况。在农村“六大员”基础上设立环保员，加强农村环保宣传、环境监督等执行力。

3.设立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区。在目前环境治理的组织资源能力有限的条件下，遴选若干个条件较好的区域，设立省、市和县不同层次的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区，是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围绕农田化肥农药减施、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和规模化养殖污染物资源化利用等领域推广综合防治技术。实行奖励和补助相结合的投入方式，加大“以奖代补”、“以奖促治”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运用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农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采取多种方式，发动个体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自愿筹资筹劳，参与面源污染防治。探索建立村民环境自治机制，通过村规民约等方式起到相互监督、相互约束的作用。

（三）建立农户参与式治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利益相关者激励相容机制是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关键环节。中央政府的规制缺失、地方政府的GDP偏好、个体农户的驱利性和第三部门发育的滞后性，使得流域面源污染成为个体理性选择所造成的“集体行动的困境”。流域面源污染有效治理将取决于能否通过创新性的思维方式加强利益相关者互惠基础上的互动，建立相互间激励相容机制，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实现多元主体信任合作机制。这就要求政府不仅仅要采取强制手段，包括严禁销售高毒高残留农药、对被列入“双禁”的“两高”农药全面清出市场，在农业生产上禁止使用等，同时更要建立以经济激励导向的鼓励性政策，引导农户由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参与、由政府单边治理向政府企业和农户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治理转变、由以强制为主的政策导向转变为激励为主政策导向，由以末端治理为主转变为农业生产全过程治理，建立起政府引导、农户自主参与的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机制。政府环境政策的效果和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目标的顺利实现，取决于农户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接受意愿。以无偿技术援助、有机肥价格补贴和尾水标准等三项政策为例，农户对无偿技术援助政策的接受意愿最大，尾水标准政策的接受意愿最低。因此，以提高化肥利用率为特征的无偿技术援助政策，既能从源头减少化肥施用量的政策目标，又能降低农业经营成本，有效地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的结局，是未来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设计的首要选择。[8]政府提供无偿技术援助等以激励为导向的政策措施，使得农户在最大化个人利益的驱动下，愿意采取有利于环境政策目标实现的经济行为，最终使农户在达到个人目标的同时也实现了环境政策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曹俊德“三”理论的核心思想及决策方法论意义[J].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1）.

[2][3]卞辑部.美国如何治理农业面源污染[J].北京：北京农业2009（1）：50.

[4]根据1990-2011年福建省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5]邱孝煊，黄东风，蔡顺香.福州蔬菜污染及污染源调查和治理研究[J].福建农业学报2009，15（1）：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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