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脆弱性范文

中国是世界生态脆弱地区分布面积最大，生态脆弱性表现最明显的国家之一。近几十年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粗放式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脆弱区固有的人地矛盾进一步加剧，以土地退化为主要表征的生态与环境恶化趋势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严重影响了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如何合理评估土地可持续利用程度，进行有效的确管理，已成为国内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如不少学者分别针对生态脆弱的干旱绿洲地区［1-2］、农牧交错区［3-4］、喀斯特地区［5-6］、黄土高原地区［7-8］，以及滨海盐碱地区［9］开展了一系列土地可持续利用及评价研究。然而，这些研究更多的是评估单一生态脆弱类型区中某一个或几个县/市(以下统称县)的土地可持续利用性，缺乏针对中国不同类型生态脆弱区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综合评价和比较分析。该文拟以县域为研究单元，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主要生态脆弱区的分布和类型，建立一套适用于全国不同生态脆弱类型的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体系，评价、比较中国不同生态脆弱区的土地可持续利用程度，以期为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1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1.1生态脆弱区的范围选择参考我国学者对脆弱生态环境”、生态脆弱带”等的研究成果［10-11］，选择黄土高原区、北方农牧交错区、西北干旱风沙区、西南岩溶区和三江源区等五大生态脆弱区作为研究范围。研究区共包括329个县，土地面积超过国土的30%，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8.5%，大多属地广人稀地区(图1)。1.2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体系借鉴联合国FAO土地可持续管理评价框架［12］，以及傅伯杰等论及的生态-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方法［13］，采用层次分析法，选择18个指标，设置环境支持性、资源保护性、经济可行性和社会接受性等4个目标层，并应用专家打分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表1)。环境支持性体现生态脆弱区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本底水平和敏感性程度，反映作为生态脆弱表征的土地退化的动态变化，设置指标为x1森林覆盖率、土地退化强度(包括x2沙漠化/石漠化指数)(2005年沙漠/石漠化面积相对20世纪80年代末变化百分比)、x3盐碱化指数(2005年盐碱化面积相对20世纪80年代末的变化百分比)、x4土地侵蚀强度［14］、x5林地指数(2005年林地面积相对80年代末的变化百分比)和x6湿地指数(2005年湿地面积相对20世纪80年代末的变化百分比)等5个指标和x7自然成灾率(自然成灾面积/耕地面积)。资源保护性强调生态脆弱区环境资源的脆弱性和外界的扰动性，突出生态脆弱区耕地增加、草地减少以及超载过牧等土地利用特征对土地可持续利用性的压力，设置指标为x8超载过牧强度(牛羊总饲养的羊单位/草地面积)和x9耕地增加率(2005年耕地面积相对20世纪80年代末的变化百分比)。经济可行性主要表征经济因素对于土地利用的驱动作用，反映生态脆弱地区存在的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土地利用困局，尤其强调研究区农业生产的地位以及耕地所产生的综合效益和合理性，设置指标为x10农业产值占GDP比重、x11人均GDP以及农业现代化程度(包括有x12有效灌溉面积比例、x13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x14单位面积粮食产量、x15单位面积的农业产值和x16单位面积农机总动力等5个指标)。社会接受性则体现人口对土地利用的需求以及土地利用对于人口的容纳能力，突出人地关系的协调对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全面影响，设置指标为x17农民人均纯收入和x18人口自然增长率。1.3数据采集、处理和评价方法依据20世纪80年年末和2005年的全国土地利用图，应用ArcGIS9.2软件获得基于县统计的20世纪80年代末和2005年的研究区各县面积、沙漠化面积、石漠化面积、盐碱化面积、林地面积和湿地面积;依据中国1:100万土壤侵蚀图提取研究区各县的土壤侵蚀等级及面积。上述空间数据皆来自于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数据库。社会经济属性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数据库的分县农村统计数据，以及1991年、2006年《中国县社会经济统计年鉴》。采用加权求和法进行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的技术流程为:获得原始数据后，并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县为单位，标准化数值乘以相应的指标权重后再相加，即可得综合评价的数值。1.4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分级标准将研究区所有县的评价数值排序，数值愈高，表明其土地可持续利用性愈强，反之愈弱。应用相对界定法，根据评价频率分布确定临界值，将评价结果划分为弱度、较弱、中度、较强和强度共5个土地可持续利用性等级(表2)。并且，对部分重要指标进行可持续性分级。对具实际意义的指标主要考虑研究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异，对只有统计意义的指标主要根据其频率分布确定阈值，将这些评价值划分为弱度、较弱、中度和强度等4个等级(表3)。2结果及分析按照上述体系和标准计算，统计各分区不同土地可持续利用等级的县占各区总县数的比例，结果如图2。2.1环境支持性评价自然灾害频发、森林覆盖率低和土地退化严重均造成研究区较低的环境支持性。黄土高原区、西北干旱风沙区和农牧交错区的环境支持性较弱，较弱和弱度的土地可持续等级县分别有51个、32个和16个，各自占该区总县数的55.4%、49.2%和53.3%;三江源区和西南岩溶区中度、较强和强度可持续等级县比重分别达81.2%和78.4%，环境支持性相对较高。图3土壤侵蚀分级评价分布结合单项指标，2005年研究区自然成灾率达到15.5%，远高于全国10.8%的平均水平，黄土高原区和西南岩溶区分别高达20.2%和16.7%。森林覆盖率方面，生态脆弱区仅为8.1%，不及全国平均水平18.2%的一半，且分布不均，集中分布在西南岩溶区。土地退化方面，土地沙化/石漠化面积增加较快区域主要分布在农牧交错区和西南岩溶区:农牧交错区土由于该区垦殖和游牧方式交替，沙化面积15年间涨幅超过35%;西南岩溶区则普遍存在土地石漠化增加现象。需特别指出:黄土高原区是全国最为集中的水蚀剧烈区，水蚀极强度和剧烈的区域面积分别占全国的57%和72%，主要集中在陕、晋交界的榆林、吕梁和临汾地区，以及陕北与甘肃东部接壤的延安和庆阳地区。西北干旱风沙区是全国风蚀最为严重的地区，风蚀极强度和剧烈区域的面积分别占全国的61%和95%，严重侵蚀区域主要分布在该区西南部的新疆和田地区，以及该区东北部的内蒙古、甘肃接壤的阿拉善盟和张掖市。农牧交错区风蚀、水蚀分布也比较广泛，严重侵蚀区域主要分布在毛乌素沙地(图3)。#p#分页标题#e#2.2资源保护性评价超载过牧、过度农垦等粗放式的土地利用方式使生态脆弱区的土地资源承受巨大的压力。西北干旱风沙区和西南岩溶区资源保护性相对较低，弱度和较弱度可持续等级的县分别有31个和49个，各自占该县总数的47.7%和39.2%;其他3区资源保护性相对较好，强度、较强度等级县的比例接近或超过50%。西北干旱风沙区和黄土高原区15年间耕地面积增加比例超过20%的县分别有35个和30个。其中，西北干旱风沙区耕地急剧增长区主要分布在新疆喀什、和田和阿克苏地区，以及甘肃西北部的张掖市和酒泉市;黄土高原区其耕地增长比例更高达38%，耕地剧烈增长主要集中在该区北部地区，包括陕西北部、宁夏南部和甘肃东北部地区(图4)。15年来生态脆弱区畜牧业发展较快，超载过牧成为研究区普遍存在的问题。以1个羊单位/hm2草地作为理论载畜量，生态脆弱区超载过牧的县数比例达85%左右。其中，超载过牧现象在西南岩溶区和农牧交错区更为突出。西南岩溶区弱度和较弱可持续等级的比例达88.8%，分布广泛;农牧交错区弱度和较弱县比重也达到40.0%，主要分布在该区东北部的内蒙古前山丘陵区和毛乌素沙地北部地区。2.3经济可行性评价生态脆弱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大多远滞后于全国。三江源区和黄土高原区分别有弱度和较弱等级的县15个和46个，各自占该县总数的93.7%和50.0%，经济可行性相对较低;西北干旱风沙区、西南岩溶区和农牧交错区弱度和较弱等级县比例均低于30%，经济可行性相对较高。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方面，2005年全国平均水平为12.4%，而研究区高达18.3%，其中三江源区对农牧业的依赖严重，比重达57.9%。从人均GDP的角度，2005年研究区仅为3050元，低于全国平均值的县占83.8%。三江源区、黄土高原区和西南岩溶区弱度、较弱可持续性的县比重均超过60%;只有农牧交错区和西北干旱风沙区相对较好，人均GDP分别达到1.015万元和0.689万元。其中，三江源区人均GDP仅为1030元，发展水平较低的县主要分布在该区的中部和东部;黄土高原区则主要集中在该区的西部地区，包括甘肃东部、宁夏南部的广阔地区以及陕西和山西接壤的榆林市、吕梁市和临汾市;西北干旱风沙区则主要分布在新疆的喀什市和与和田市(图5)。2.4社会接受性评价人口的增长、生活的贫困导致对资源的粗放利用和过度消耗，进一步加剧生态与环境的恶化。三江源区和西南岩溶区的社会可接受性较低，其弱度和较弱等级的县达到13个和71个，比重分别达到81.2%和56.8%;黄土高原区弱度、较弱等级县的比重达40.2%，社会可接受性居中;而农牧交错区和西北干旱风沙区强度、较强度等级县各占分区总县数的76.7%和55.5%，社会可接受性相对较高。农民人均纯收入方面，生态脆弱区平均仅为2276元，低于全国平均值的县数占81%左右。据我们统计，生态脆弱区国家贫困县数量占到全国贫困县总数的52%，只有农牧交错区和西北干旱风沙区人均纯收入相对较高，分别达到3880元和3160元。2005年生态脆弱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51‰，略低于全国5.89‰的平均水平，但是三江源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却高达38.20‰，其可持续性弱度和较弱等级的县有12个，占分区的75.0%，人口增长的压力最大;西北干旱风沙区和西南岩溶区也达到8.55‰和7.10‰，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西北干旱风沙区人口集中分布在绿洲等狭小区域，人口增长较快的县主要分布在昆仑山北坡绿洲地区和该区北部地区(图6)。2.5综合评价综合评价结果表明，生态脆弱区的弱度、较弱可持续性等级的县在空间分布上较为分散，黄土高原区和三江源区的弱度、较弱可持续性等级的县分别有51和14个，所占分区总县数比例各为55.4%和87.5%，整体可持续性较低。西北风沙区和西南岩溶区弱度、较弱可持续性等级县比重分别为40.0%和33.6%，较强和强度县数比重为43.1%和38.4%，土地可持续性水平居中偏上。农牧交错区弱度、较弱等级县比重达30.0%，较强、强度县比重达43.3%，土地可持续性相对较高。弱度可持续性等级县主要分布如下:西北干旱风沙区为和田和喀什的昆仑山北坡绿洲地区;黄土高原区则在陕北与山西交界的丘陵沟壑地区，宁夏南部和甘肃交界的山区;农牧交错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前山黄土丘陵区;三江源地区主要分布在青海省中部三大江源头所在地区;西南岩溶区则分布较为分散，主要有高原盆地结合部的贵州西南与云南交界地区，贵州东南与广西交界的北回归线两侧的岩溶山原区(图7)。3结论生态脆弱区总体上生态与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明显的遏制，土地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较低，土地的承载能力、自然资源的供养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综合表明，黄土高原区和三江源区的弱度、较弱可持续性等级的县数比例各为55.4%和87.5%，整体可持续性相对较低;其余3区强度和较强可持续性等级的县比重均超过或接近40%，可持续性相对较高。从空间上，土地弱度可持续性的主要聚集区，包括新疆昆仑山北坡绿洲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宁夏南部山区、青海三江源区和贵州南部岩溶山区，在今后的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中需要人们重点关注。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范文篇2

关键词：气候变化；可持续生计；脆弱性指标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3-0010-07

一、引言

气候变化对干旱区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居民生计影响的争论使得研究气候变化与居民生计关系和影响因素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气候变化是一个复杂系统，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众多，特别是在干旱区，气候变化不仅影响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生态环境变化，更是导致干旱区居民生计脆弱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气候变化导致干旱地区农业过度生产、土地资源退化、生物多样性降低以及畜禽传染病的大面积流行，而过度依赖传统农业耕作方式、粗放型牧业生产、缺乏相关的灌溉设施则使这些区域居民生计更为贫困（Fields，2005）。Easterlinget.al（2007）和Canfalonierietal.（2007）等通过分析非洲干旱地区居民生计模式发现，气候变化对生计影响的特殊之处在于气候变化通过改变自然生境，改变着某个地区环境禀赋、外部社会经济环境，进而改变地区发展偏向，最终表现为对居民生计模式的影响。IPCC第四次工作报告（2007）汇集了多位学者在21世纪初所做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对典型干旱区生计脆弱性成因、可能性影响、气候变化控制机制以及解决气候贫民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路径和环境保护等全过程进行了分析探讨。

国际上对全球气候风险格局的初步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是气候风险的高风险区域（Dilleyetal.，2005）[1]。而涉及到我国生态安全、资源保护、农牧业健康发展、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以及边疆地区和谐稳定的干旱地区是我国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生态脆弱地区之一（塔西甫拉提・特依拜等，2000[2]），也是我国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二者在空间上有着明显的重叠特性（谭灵芝等，2012[3]）。控制气候变化对干旱区居民生计影响已经成为这些地区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居民脱贫的关键因素。因此，无论从深入推进干旱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还是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对干旱区居民生计脆弱性影响及其适应性对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研究基于新疆和宁夏两省1200户农户家庭调查，分析气候变化对干旱区家庭社会人口变化、生计策略、医疗健康、水资源、自然灾害及气候变异等方面的影响，并借助IPCC对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定义进行相应指标归并，深入理解干旱区居民气候变化与生计脆弱性之间的影响规律，进一步揭示推进干旱区居民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政策需求。本文后续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数据来源与方法；第三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最后是结论与讨论。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不同于以往生计分析是以划分五类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化资本、社会资本）为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而是通过对干旱区农户家庭的调查，进行生计因子筛选与指标分类，把所有相关生计因子指标按照IPCC的气候变化三个脆弱性因子：暴露、敏感性、适应能力进行生计脆弱性指标（LivelihoodVulnerabilityIndex，LVI）因子归并（表1，4），评估气候变化对干旱区居民生计的不同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适应性对策。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数据收集，有助于避免二手数据带来的指标选择和分析误差，且从微观尺度进行全球气候变化与居民生计的影响探寻，可以此分析和验证全球气候变化的微观现象；另一个优势是可降低对气候变化模型的依赖性[4]。事实上，气候变化对生计脆弱性影响评估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评估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生计模式的选择和实施等，并提出相应的适应性政策措施。但全球气候变化成因不同，还存在区域跨度大、气候背景复杂的情况。事实上，即使在一国内，也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气候变化在不同地区显示出不同的影响结果。因此，基于气候变化脆弱性基础上的生计分析及适应性政策，必须结合现有生计模式、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等进行判断。

本文数据来源参考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样本调查数据控制方法，置信区间在95%之间。运用容量比例概率抽样方法，在每个调查地区选择20个行政村，每个村选取同样比率的家庭数。每个地区共选择600户家庭进行调查。对从调查地点得到的信息经参照相关材料进行分析，研究者得到自己的认识，把这些认识返回到当地居民，请他们评述，并结合统计数据、过去研究的文献、相关政策文件的汇总与分析等最后确定LVI的主要指标和次级指标（表1）。

调查问卷共发放1200份，收回1100份。我们的样本不能代表调查地区的总体，但基本包含了生计水平在不同层次的家庭。因此，对这些样本的分析结果至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LVI指标的测算：综合指数法

LVI共包括七个主要指标：社会人口状况，生计策略，社会网络，健康，食品，水，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异。每一个指标又由相应的次级指标构成（见表1，2）。

指标体系设计之后，进而要判断不同指标的权重。HallieEakin和LuisA.Bojórquez-Tapia（2008）认为，权重是对不同影响因子内在意义的判断，提出加权法作为一种更客观和符合复杂逻辑的方法，可使一些难以判断和模糊的内容清晰化[5]。因此LVI的测算可采取加权平均法，认为每一个次级指标对主要指标的贡献率都是一样的，即使每一个主要指标可能由不同数量的次级指标构成（Sullivanetal.，2002；UNDP，2007）。

为避免计算结果受变量量纲和数量级不同的影响，保证其客观性和科学性，在进行计算之前，必须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标准化公式为：

indexsdij=Sd-Sjmin/Sjmax-Sjmin（1）

式中，indexsdiji样本j指标的标准化值，Sd是d区域次级指标值，Sjmax为j指标的最大值，Sjmin为j指标的最小值。

标准化后，再利用公式（2）计算每一个主要指标值。

Md=∑ni=1indexsdi/n（2）

其中，Md是表示d地区的七个主要指标值（社会人口状况，Socio-DemographicProfile，SDP；生计策略，LivelihoodStrategies，LS；社会网络，SocialNetworks，SN；健康，Health（H）；食物，Food，F；水资源，Water，W；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异，NaturalDisasters&ClimateVariability，NDCV）。n是每一个主要指标中次级指标的个数。

一旦计算了每个地区七个主要指标的指标值，就可用公式（3）得出LVI值。

LVId=∑7i=1wMiMdi/■wMi（3）

亦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LVId=wSDPSDPd+wLSLSd+wSNSNAd+wHHd+FFwd+wWWd+wNDCNDCd/wSDP+wLS+wSN+wH+FF+wW+wNDC（4）

此处LVId表示d区的生计脆弱性指标值，是七个主要指标的平均值。每一个主要指标的权重wMi是由组成其的次级指标的个数决定，以期保证所有的次级组分对总的LVId贡献率一样（Sullivanetal.，2002）。在本文研究中，LVI的取值范围从0（脆弱性最弱）到0.5（脆弱性最强）。

（三）LVI指标值――基于IPCC的分析框架

指标选定之后，通过多指标分析，把所有的相关因子按照IPCC三个脆弱性因子：暴露、敏感性、适应能力与相应生计指标进行归并，比如评估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暴露，影响家庭适应能力的社会经济特征，以健康状态、食品、水资源等特征值判定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表4）。LVI-IPCC方法关注如何量化当前生计的强度、健康系统，以及社区能否迅速根据气候变化作出应对措施调整的能力等。

根据表（4）对应分类关系，依据以下公式进行IPCC指标的计算：

CFd=∑ni=1wMiMdi/∑ni=1wMi（5）

其中，CFd是d地区IPCC定义的三个因子（暴露、敏感性和适应能力）。一旦分别计算出这三个因子的指标值，即可用公式（6）综合三个因子的计算结果，形成LVI-IPCC的最终结果。

LVI-IPCCd=（ed-ad）*sd（6）

其中，LVI-IPCCd表示在IPCC分析框架下，d地区的LVI值，e是暴露程度得分，a是适应能力得分，s则是敏感性得分。我们定义LVI-IPCC的取值范围在-1到1之间。

CFn（A）适应能力==5×0.609+3×0.648+3×0.249/5+3+3=0.521（其他指标计算类似）

LVI-IPCCn=（en-an）×sn=（0.312-0.521）×0.353=_0.074（结果见表6）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LVI：宁夏及新疆

从表1，2分析结果看，总体而言，新疆社会人口脆弱性指标高于宁夏（SDPNingxia0.175；SDPXinjiang0.411）。其中，抚养比宁夏（1.13）和新疆（0.94）都较高。在新疆，家中大多数男性有6个月以上时间在外打工或者放牧，因此妇女是户主比例较高，但只有极少部分户主上过学。在宁夏，被调查家庭当家的妇女年龄为59.4±24.3岁，而新疆则为46.2±27.0岁。在新疆，超过22%的被调查家庭有三个及以上的孩子，53.3%的被调查家庭有两个孩子。而在宁夏，这个比例较低，分别为13%和32%。

在生计策略方面，新疆的生计脆弱性（0.297）较之宁夏（0.246）更为明显。在宁夏，被调查家庭其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的高于新疆（对农业依赖指数，宁夏为0.312；新疆为0.121），在新疆，更多的人会在非农季节采取更为多样化的生计模式，包括农作物种植、家庭养殖、自然资源采卖等。尽管有两项生计脆弱性指标宁夏更高，但三个指标平均后，总的生计脆弱性指标新疆更高。

社会网络指标两个地区都较小。在新疆，超过95%的被调查家庭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从未到政府部门寻求帮助，宁夏为92%。在新疆，过去一个月里，被调查家庭从亲戚朋友处的借贷频率较宁夏更高，也更愿意接受或者给予家人或朋友于帮助（借贷比：宁夏为0.340，新疆为0.353；给予―接受比：宁夏为0.013，新疆为0.076）。总体而言，在社会网络指标方面，宁夏的被调查家庭接受帮助或者外来援助能力不如新疆（分别为0.480和0.457）。

在宁夏，被调查家庭距离最近的健康服务设施（如社区医院、防疫站等）的平均时间为189.1±176.6，新疆则为1130.4±593.3分钟。新疆被调查家庭有传染病成员的比例（44.5%）高于宁夏（36%）。在过去的两周里，因为生病而失去工作的被调查家庭，宁夏（60.3%）远高于新疆（14.5%）。而宁夏被调查家庭抵御受乙肝等传染性疾病的能力更低（传染病防治指数宁夏和新疆分别为0.260、0.238）。综合所有的次级指标，宁夏（0.317）较之新疆（0.241）其健康或者医疗设施更为不足。

新疆被调查家庭平均每年要花8.8±3个月用于维持家庭日常食物的生产，宁夏为3.8±2.3个月。仅仅依靠农业生产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家庭比例，新疆（87%）小于宁夏（97.5%）。

新疆被调查家庭中种植的作物种类平均为4.3±1.4种，而宁夏为3.2±1.4。较之宁夏，新疆被调查家庭储存粮食和种子的比例更高（未储存粮食指数：宁夏为0.265；新疆为0.035；未储存种子指数：宁夏为0.085，新疆为0.045）。总的食物脆弱性指数宁夏（0.364）高于新疆（0.361）。

新疆（0.099）被调查家庭水资源的脆弱性指标也小于宁夏（0.370）。在宁夏，37%被调查家庭使用的天然水源，而在新疆，90%以上的被调查家庭有可利用的社区公共供水设施。宁夏被调查家庭平均储水48.5±28.1L，而新疆为145.8±132.0L。因此，在新疆，94%以上的被调查家庭每天有持续的水源供给，每天花费在取水的时间为25.7±16.8分钟。这两组数据在宁夏则为64%和60.7±55.5分钟。在新疆，仅有37%的家庭听说过为争夺水源而发生冲突的事件，在宁夏，则为95%。

过去10年，旱灾、洪水、风灾等自然灾害的平均发生次数、未收到灾害发生预报信息的家庭数和由于灾害有死亡或受伤成员的家庭比例的分析结果表明，这两个地区的自然灾害脆弱性指标值比较接近。但当把气候变化率指标和自然灾害指标综合之后，新疆（0.409）被调查家庭较之宁夏（0.312）更易受到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

总体而言，新疆的LVI（0.326）高于宁夏（0.316），说明其更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其脆弱性程度更高。主要指标的计算结果见蜘蛛网图1。图中心表示原点（0点，脆弱性最低），每单元增幅为0.1，最为最高值0.5（脆弱性最强）。图1说明，新疆在社会人口、生计策略等方面更为脆弱，而宁夏在健康、水资源等方面脆弱性更为显著。

（二）LVI-IPCC：宁夏和新疆

总体而言，宁夏和新疆两地的LVI-IPCC结果差异并不显著（LVI-IPCC：宁夏：-0.074；新疆：0.005）（表7）。但考虑到食物和水安全等，宁夏（0.353）较之新疆（0.233）对气候变化更为敏感。而根据人口、生计、社会网络等的调查分析结果，宁夏显示出更高的适应能力。总的LVI-IPCC结果表明，新疆被调查家庭较之宁夏更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脆弱性程度更高。以家庭单位为特征说明了不同区域主要因素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个结果可以使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明确防治气候变化威胁的适应性对策与措施的应对方向。

四、结论与讨论

（一）LVI结果对新疆和宁夏的实际意义

干旱区农业生产是以水定地，特别是大旱年份，径流量的减少会直接造成农牧业大范围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即水资源对干旱区农户生计影响最为显著。调查发现，近年来，新疆南部地区农户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建立集中供水点、提供清洁用水、增加灌溉设备、在上下游间建立水资源分配协商机制等，逐渐减轻干旱和风灾等极端气候灾害对生产生活的影响，这些应对措施都可能降低了水资源指标的脆弱性分值。因此，在干旱区，建立较为完善的水利设施，包括灌溉和清洁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干旱区居民在水资源利用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在新疆，被调查家庭每年需多花5个月的时间为家庭增加食物供给，但更多的家庭习惯于储存种粮和其他一些加强粮食供给的应对措施，比如作物种类的多样化，选择更为高产和节水的品种等。因此，尽管宁夏的调查结果没有显示出其粮食供给的不安全性，但其相关指标脆弱性分值却更高。也说明，提倡储存粮食和种子、多元化种植都有助于提高粮食作物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新疆，54%的被调查农户在农作物收割之后，主要是在冬季，会从事非农生产。在被调查样本里，因为缺少资金、农业生产的低收益、时间限制或者对从事农业生产报酬的低满意度，30%的家庭并没有增加农业生产附加值的行为。但尽管如此，其生计策略脆弱性指标仍然很高。根据调查，在新疆于田县，除了在绿洲―荒漠交错带，因为信息不畅或交通不便，鲜有人外出打工和从事兼业，其余被调查区域超过70%的青壮年男子都在外打工或从事兼业。但受限于贫穷、偏僻、民族文化的隔阂和语言交流的障碍，这些农户的就业渠道极为狭窄，多只能在城市从事简单且收入较低的体力劳动，对家庭收入的增长贡献有效。这些地区却因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离开，也降低了整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谭灵芝等，2012[3]）。因此，外出打工人数越多的地区，其脆弱性指标越高。

尽管新疆被调查家庭到最近的健康服务设施时间更长，且传染病传染频率更高，但在宁夏，更多的被调查者患乙肝的时间更长，也并没有更多的治疗和防御措施。由于新疆很多被调查家庭中男性很多都在外打工，所以在过去两周，因为生病而失去工作的家庭，宁夏比例更高。疾病可以影响家庭成员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机会，对家庭收入的负面影响明显。因此，在宁夏，通过提高婴儿乙肝疫苗注射率，宣传乙肝对身体的危害，加强防治，可以降低因为疾病导致的收入降低，提高应对疾病的能力，降低脆弱性指标。

利用借贷必和援助比（接受援助与给予援助）衡量某个家庭在需要资金支持以及实物援助时对朋友和家人的依赖程度[6]。在新疆的调查发现，女性当家的家庭其借贷比和援助比更高。主要源于近年来，于田县农村大量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就业，农村多剩下妇孺和老人，妇女除需照顾家庭之外，也肩负农业生产的责任。因此，更多的女性需彼此协作，以应对频繁发生的各种极端自然灾害对生产生活的影响，维护整个家庭和社区的正常运转。

此外，调查者发现，在新疆地区，几代同堂的大家庭比较多，即使分家，彼此也距离不远。而宁夏则以小家庭为主。这种家庭结构可能也是影响家庭成员如何判断各种援助的原因之一，只是我们没有对其直接衡量。社区网络、家庭之间的高度信任对于降低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影响非常重要（Thomasetal.，2005）。在干旱区，由于村落较为疏离，现代化传播工具普及率低。加之与外界隔离的生活环境，农户间较城市和其他地区交往更为频密，对一些可能造成地区经济社会损失的信息也愿意彼此交流，并容易互相影响，形成某种共识。一些应对措施通常会在一个大家庭开始使用，如果有效，就会在亲戚朋友和邻居间传播开来，进而可能成为整个社区共同实施的方法或遵守的规范。因此，社会网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户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及气候变化适应性的选择行为。只是，这种社会特征难以像粮食安全、健康等指标一样进行量化（用指标衡量）。社会网络在LVI指标的计算中贡献率不高，也可能与我们选取的指标并未完全反应当地的民族习惯、地方特点有关。在后续的研究中，可能需要综合更多的文献和社会调查对社会网络与干旱区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最后，尽管宁夏被调查家庭反映，在过去10年，自然灾害发生的绝对数更高，但在新疆南部最高气温月平均数和最低气温月平均数变化幅度最大，月平均降水量也高于宁夏，导致新疆NDCV得分很高。早期预警系统和社区防灾计划有助于社区应对极端灾害事件。重视季节性气象事件的预报工作，比如春天易出现风灾、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减少对农业生产的破坏。通过当地的农业协会、农业合作社组织帮助农民合理安排耕种时间、耕作计划，加强水资源分配管理，避免干旱缺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为简便起见，我们对自然灾害进行分组。选择十年之内的灾害发生情况进行调查，主要是考虑人们对灾害的记忆时长（Fowler，2002）。这个问题也非常容易产生记忆偏倚，如果家庭成员难以忍受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非常容易夸大自然灾害发生的频度和强度。如果能获得区域层面的自然灾害数据，那么对自然灾害暴露评价结果就更为精确。连续性的时间数据和自然灾害的强度数据都对NDCV的计算结果有影响。本研究的一个局限在于，我们仅对2001-2010年的降雨量和温度的数据进行分析，时间跨度较短，而气候变化对生计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如果能采用更长跨度的数据可能更为准确。

（二）LVI-IPCC对宁夏和新疆的意义

新疆被调查家庭的适应能力分数较低，反映出该地区社会人口不均衡：高离婚率、高生育率。但是该地区一些好的适应性措施，如粮食储备方式、饮用水的集中供给等，降低了总的LVI-IPCC值。尽管这些措施可能只在很小的范围内降低气候变化的影响。虽然宁夏被调查家庭没有采取同样的适应性措施，但其人口压力较之新疆偏小，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较高，没有过多的人口竞争压力，以及以小家庭为主的社会模式，宁夏在将来可能更容易采取灵活的适应性措施。

（三）本研究方法的优势及局限性

LVI-IPCC以家庭为单位收集数据，进行次级指标选择和计算。此方法不易受研究尺度和空间范围的影响。此外，LVI-IPCC可以被用来评估某个项目或者政策，利用替代性指标值，希望能够重新计算整体的脆弱性指数。例如，如果水资源管理部门希望通过干预措施减少到社区主要水源取水的时间，那么目标取水时间就应该包含进去，并重新计算新LVI-IPCC值，而通过比较新旧LVI-IPCC值，可评估适应性政策效果。LVI-IPCC方法关注如何量化当前生计的强度、健康系统，以及社区能否迅速根据气候变化作出应对措施调整的能力。

而LVI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其所设定的各种指标和指数可能使复杂的现实过于简单化，因为次级指标通过均值化计算得到上一级指标值，就掩盖了研究群体间的差异。此外，次级指标的选择及其赋值的范围多是基于规范化的判断，而非实证研究结果。例如，对一些指标的争论，如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数量的变化是否真的会影响社区应对气候变化脆弱性的能力。本研究选取的次级指标，是在充分考虑我们所调查社区的数据可得性基础上进行的，但是否适合其他人群和地区仍值得商榷。

参考文献：

[1]DilleyM，ChenRS，DeichmannU，etal.NaturalDisasterHotspots：AGlobalRiskAnalysis[R].WashingtonDC：HazardManagementUnit，WorldBank，2005.

[2]塔西甫拉提.特依拜，等.干旱区环境演变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23-27.

[3]谭灵芝，王国友.气候变化对干旱区家庭生计脆弱性影响的空间分析――以新疆于田绿洲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2012，（2）：67-78.

[4]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M].TheWorldBank，Washington，DC.2007：234.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范文

关键词吉林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生态环保必要性发展策略

吉林省西部地区地处松嫩平原，属世界三大盐碱土主要分布区之一，是吉林省内生态环境破坏最严重、最脆弱的地区，不仅严重威胁吉林西部的可持续发展，对松辽平原区的黑土带也有极端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为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在吉林省西部地区发展生态环保型经济就十分必要。

一、吉林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一）土地“三化”严重

（1）土地盐碱化。调查显示，20世纪50年代，吉林西部地区的盐碱地面积约为7.2万公顷，到90年代时已上升至11.4万公顷，在40年内增加了4万多公顷，特别是重度盐碱化土地的占比上升了16.8个百分点。[1]目前，土地盐碱化不同程度地以每年1.4公里的速度向东部蔓延。

（2）草原退化。历史数据显示，该地区的草原面积已经从1956年的200多万公顷下降至目前的100万公顷，平均每年减少1.9万公顷，诗歌中描绘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画面已再难以见到。不仅草原面积在逐年缩减，草原质量也在不断下降，每公顷草原的产草量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1500千克至3000千克锐减到目前的450千克至600千克，且退化草场的面积占总草场面积的60%以上，草场的经济价值已基本丧失，长此以往必将后患无穷。[2]

（3）土地沙化。该地区土地沙化的程度在整体上已得到一定的控制，而局部地区仍呈继续恶化的发展趋势。该地区目前的沙地面积约为68万公顷，三北防护林的体系建立使森林的覆盖率有所增加，并初步显现涵养水源和防风固沙的效果，流动型沙丘和半流动型沙丘得到基本固定，但是局地仍呈不断恶化的趋势。

（二）农业水利基础设施不完善，对自然灾害的防御能力差

20世纪50年代修建了不少排涝、防洪和抗旱的水利工程设施，但年代久远。由于当时设计水平、施工技术、材料设备有限，工程不配套、质量低等缺陷在所难免，尤其是调控型的骨干水源工程少，应对小旱小雨不成问题，如遇大旱大雨就显得力不从心，干旱和洪涝的发生几率均比较大。由松原市连续50年气象资料的分析得出，春、夏、秋三季的干旱发生几率分别为98%、69%和75%，夏旱和夏涝的危害尤其严重。旱涝灾害是农业生产的大敌。1997年的夏旱造成松原市38万公顷的农田绝收，占全市旱田种植面积的一半以上；1998年发生的嫩江及支流特大洪水造成3.7万公顷农田绝收。[3]

（三）农业产业结构不平衡，系统整体的产出功能偏低

目前该地区的农业结构还不够合理，种植结构比较单一，经济作物所占比例较少，整个生态经济的系统产出功能偏低，农民收入不高、生活不富裕，地区经济发展缓慢。

二、吉林省西部地区发展生态环保型经济的必要性

从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在吉林省西部地区发展生态环保型经济十分必要，理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发展生态环保型经济是从根本上解决该区生态环境脆弱问题的必经之路

生态环境脆弱从根源上讲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生态环境本身脆弱与不合理的人类活动相叠加。要将社会、经济和环境综合起来考虑并加以统筹分析，从系统、全局的角度研究农业经济和农业生态的发展问题，不能将种植业和养殖业、生态和经济分开孤立、单面地研究，否则顾此失彼、局部得利而整体受损的现象将必然发生。只有统筹规划、全面安排和综合治理才能建立系统、高效的产业结构，才能为提高人民生活和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和环境保障，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坚持走生态环保性经济的发展道路。[4]

（二）发展生态环保型经济是新形势下和未来社会的发展要求

新形势下，项目建设、生产技术、生活消费都越来越注重绿色环保。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市场开放、关税降低，农业产品必须符合环保标准才能买卖，名、特、优和绿色产品才能融进世界经济的主流市场。而吉林西部地区的农产品质次价高，不能占领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效益，也就谈不上农民增收和经济振兴。坚持走生态环保型经济有助于名、特、优和绿色产品的大力发展，解决农产品难销的问题，使农业生产形成结构和功能决定于市场和效益的良性循环模式。

（三）发展生态环保型经济是建设生态型省市的需要

吉林省人民政府在1999年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部署，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发展目光，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发展战略。2000年吉林省被国务院批准为生态省建设试点，机遇难得，发展生态环保型经济是抢抓机遇的重要举措。

三、发展策略

（一）对草场的“三化”问题进行综合治理

对开垦过度的草场实行稳步推进的退耕还草；按照草场的承受和自我修复能力将养殖过度的牲畜数量进行合理削减，并不断优化畜群组合、调整牲畜品种；做好人工草场的建设以及退化草场的更新复壮。[5]

（二）加大水利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因为水利设施与农业产量息息相关，提高灌溉、防洪、排涝和抗旱的能力至关重要。第一，注重大江大河治理，如将嫩江防洪堤的防洪标准由20年一遇提高为50年一遇。第二，抓好大型灌区的改、扩建及续配套工程建设，保障水田的灌溉需求得以充分满足。第三，抓紧对病险水库进行除险加固，加快滞洪区的建设，提高排涝和泄洪能力，改善水源条件并对湿地进行有效保护。第四，建设完善旱地的节水灌溉设施。优化水能规划，计划性地实施机井配套工程，增设地面输水和喷灌设备。第五，加大对过境江河水源的利用程度，增加有效灌溉面积。

（三）逐步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大力发展

针对市场需求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主导产业逐渐形成明显的区域特色和生产优势。种植业的调整应从地区实际出发，保持水稻的种植面积、减少玉米的种植面积、增加小麦及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将传统的二元机构（粮食和经济作物）变为三元结构（粮食、经济和饲料作物）；畜牧业的调整应注重改善粗放经营和掠夺式的盲目放牧方式，合理提高舍饲程度，实现集约化的生产经营模式；水产结构调整应以高效的生态型养殖为重点，并且以养为主，销售和加工兼顾，水产品附加值将有效提高。

四、结语

在吉林省西部地区发展生态环保型经济具有极端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具有紧迫性和长期性，也是实现吉林省西部地区乃至全省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刘桂环，董锁成，彭唬.吉林省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区农业发展模式探讨[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6，14（1）：215-219.

[2]李恩泽，石玉山.论吉林西部发展生态环保型经济的必要性[J].中国农业资源与规划，2002，23（2）：33-36.

[3]王明全，王金达，刘景双，顾康康.吉林省西部生态支撑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耦合[J].应用生态学报，2009，20（1）：170-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