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政策范文篇1

1战时农业政策及其在四川的实施

1938年，政府通过《抗战建国纲领》，1939年又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和第一次全国生产会议，这2次会议都重点讨论了大后方农业发展的问题，并对大后方的农业发展作出了全面规划，基本拟定了战时农业政策的框架。与此同时，四川省也先后制定了《四川省三年计划纲领》、《四川后方国防基本建设大纲》等相关政策。这些农业政策的制定，标志着大后方农业政策的基本形成，四川农业被纳入战时统制经济体系。概括而言，战时四川农业进行的开发建设，主要涵盖了农贷、农村金融网建设、战时合作运动、农业生产改良和新作物推广等。

1．1颁布《战时土地政策草案》为改变不合理的农村土地关系对生产发展的阻碍，1938年3月，政府颁布了《战时土地政策草案》，规定:“设土地利用指导机关、提高土地利用程度，改善农业生产技术;设垦务机关，调查私荒地，办理全国垦务;扶助和组织各种农村合作社;设土地银行，发行土地债券，活泼农村金融;整顿地籍，实行地价税，增价税，遗产税;奖励人民以土地呈现给政府，没收汉奸土地、征收利用不良土地，依法分给伤兵、难民等;优先让受伤阵亡将士家属，战区难民，无地贫农承垦公私荒地;地租不得超过地价的7%，并严禁任意撤佃、抗租”［3］。为贯彻上述关于发展农业的纲领，国民政府和四川省政府采取了下列主要措施:健全体制，改变对农业的多头管理，由经济部设置农林司主管农蚕林垦渔牧、农村经济及农村合作事业;开发农业资源，分片建立垦殖机构，开垦荒地，以增加生产;改良旧式农业经营，应用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改良种子，防治病虫害;发放农业贷款;改进农具，兴修水利等。

1．2完善后方金融网，加强农村金融机构建设1938年6月和1939年3月，国民政府分别在汉口和重庆召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金融会议，提出了增设内地金融机关，以完成金融网，扶助内地必需生产事业并扩大农村贷款等措施。1939年，四联总处制定了《完成西南、西北金融网方案》和《全国农业金融网敷设原则草案》，规定“以中国农民银行及中央合作金库为枢纽、各省分行、库为主干、各县区分行、库为执行支干”。1940年，四联总处又增设农业金融处，并组织了农业金融设计委员会，以调节各行间的农贷业务，初步自上而下地完成了农业金融机构的建设。在制定的农村金融机构建设计划中，四川是大后方的重点。1942年，大后方12个省共设立合作金库344个，其中贵州54库，广西43库，西康10库，云南7库［4］，而四川省一省即有120库。国民政府对四川农业的贷款的重视也超过其他省份，1940年2月，曾指出:“农贷须定中心地区，不可普遍一律，并以四川为首区”。据1940年4月的统计，四联总处下属各金融机关1940年在四川的农贷为:中国农民银行2941380元;中国银行2058213元;农本局2075139元;省合作金库8486144元，总计15560876元。同年5月，四川省主席又决定扩大四川省农贷为13660余万元［3］。而1940年四川大后方农贷总共不过21140．8万元，由此可见四川在大后方地位之重。

1．3改良农作物品质，推广农业技术民国初年，四川曾引进优良棉种进行推广，后因战乱而停办。至抗战前夕，又陆续有试验机构设置，如1935年前后成立了家畜保育所、蚕丝试验场、稻麦改进所等9个农业改进机构。但这些机构只能进行小规模的改良试验，没有进行过大范围的推广。1938年9月，四川合并原有的9个农事机构，成立了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和水稻、棉花、柑桔等8个专业农事试验场，并在各县设立农业推广所，提高耕作技术，推广科学种田。为统筹全国战时农业推广工作，国民政府于1938年5月成立了农产促进委员会，并以西南各省为其工作重心。该会于1939年在四川设立农业推广委员会，并协助设立县农业推广站。为增加战时农业生产，国民政府设立多处科学实验机构，对一些先进的农业品种进行试验、示范和推广。1938～1945年，这些研究机构曾对粮食、棉花、蚕桑、茶叶、甘蔗、畜种进行改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1938～1942年，国民政府对脱字、德字等优良棉种的推广已达4026．67km2。在四川，1938年优良棉种推广达到了36个县;1940年扩大为52个县;1941年又推广为59个县［4］;至1945年，全川已推广优良棉种合计468．146km2。1945年，推广优良防病虫害棉面积达151．40km2［5］，平均皮棉产量达到31．7kg，亩产平均增加18．8kg。川北推广2905小麦，1937年种植面积为1．53km2，1938年为15．93km2，1943年达366．67km2。至1943年，四川各种小麦良种推广累计达1066．67km2，约占冬作耕地面积的28%［6］。由于种子的增殖力强，扩散面宽，对四川农作物品质改良与增产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此外，国民政府还在四川推广了改良稻种、蚕种，引进国外甘蔗品种，实施肥料改造、农具改良、牲畜养殖等方面的改进。

1．4力促垦殖，扩大耕地面积抗战前，四川农业经营方式极为落后，土地浪费相当严重。据抗战初期的调查，四川农村一半以上的农家有私荒。私荒用作坟地的约20%，约有一半以上用作长柴草。另外，四川农村有蓄冬水田的习惯，也大大降低了土地使用率。据当时的统计，四川有可开垦荒地6600多km2，西康则有260多km2。国民政府在资金、人才皆不足的条件下，为了进一步增加粮食生产，开展了垦殖运动。1939年5月，为有效组织垦荒，国民政府制订了《非常时期垦殖大纲》，设立垦务总局，大力提倡和组织开垦荒地。1938年6月，经济部又在《经济部关于战时农业建设方针的工作报告》中对移民垦荒作了具体规划。在中央政府的积极倡导下，四川省于1938年2月通过了《公共坟地地面种植杂粮规定》，规定在1～2个月内，各县市即将境内公共坟地尽数招佃垦种作物。同月又公布了《四川省督垦荒地大纲》，划通南巴、城口、万源和北川等11个区域内官荒为垦殖范围。1939年9、12月，四川省政府又先后制定了《荒地清理规则》和《四川省垦务委员会难民移垦实施方案》，对移垦难民、垦区、经费和垦殖指导等事宜作了具体规定。另外，西康省也于抗战以后设有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筹划进行宁属八县垦区。至1944年，在全国设立的153个公私垦殖机关中，四川即有53个，居第1位，垦民达24834人，仅次于陕西;同年，全川垦殖面积已达198．05km2［7］。除垦荒外，国民政府还竭力提倡以扩种冬季作物和夏季杂粮来增加生产，调整土地利用结构;规定减种烟草等非必需品，而改种战时必需的粮食作物;利用荒隙地、冬夏闲田来推广冬耕、双季稻、再生稻和间作连作制等。

1．5兴修水利抗战伊始，鉴于大后方水利工程年久失修的现状，国民政府为发展农业生产，保障战争需要，提出了兴修水利的主张。全国水利事业由经济部水利司管理，西部各省则在经济部农本局协助下成立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四川省后将其改为农田水利局)，以推进地方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1938年，经济部在《水利建设纲领》中提出西南、西北农田灌溉，应力谋发展，以足民食的指示;并提出以地方政府为主兴办水利工程;大型工程以旧有工程之重修为主;小型工程以奖励人民办理为主的方针。同时，四行局在贷款上也给予特别便利。1938～1943年，四川水利工程总计发放贷款37354万元［8］。在国民政府的大力扶植下，1939～1945年6月，四川共完成开渠工程26处，受益面积为253．33km2;筑坝工程233处，受益面积为73．33km2;把塘工程3876处，受益面积为106．67km2;其他工程13处，受益面积约6．67km2。总计受益面积约440．00km2，约占四川耕地总面积的0．7%［9］。以上是战时农业政策及其在四川实施的相关情况。从内容来看，战时农业政策涉及面很广，从土地垦殖、租佃关系、基础设施到育种改良，再到资金支持、合作社的大规模推广都作了详细规定，可见该方案齐备、完整、科学，可行性较高，是依据大后方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具有极强可操作性的农业发展方案。抗战期间，为保证战时农业政策的顺利实施，国民政府也确实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农业的发展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在抗战建国政策的指引下颁布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也部分的收到了相当的实效，四川农村经济在抗战期间一度具有良好的发展势头。

2战时农业政策对四川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四川素以天府之国著称，川西平原乃蜀之粮仓。但军阀的掠夺和封建地主的盘剥，致使农民破产，田园荒芜，生产凋敝。在封建的超经济剥削下，四川农民的构成发生显著变化。到1936年，佃农上升到50．5%，半自耕农为21．5%，自耕农下降到28．0%。广大四川农民债台高筑，据调查，当时四川每户自耕农一般每年负债234元，佃农每户负债更高达379元［10］。在该种情况下，农民连起码的生计都难以维持，就更谈不上经营管理的改善和生产力的提高，有的甚至无法进行再生产，只得流落他乡。据四川省建设厅报告称，战前四川的熟荒地已达933．33km2;即使在耕种之田上，亦产量极低，粮食平均亩产不到150kg;而棉花、布匹等甚至还需进口。国民政府实施战时农业政策后，四川的农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2．1粮食产量增加据许道夫的《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统计，1937年，四川粮食总产为14341．80千t，1938～1945年的粮食总产分别为20051．85、17116．10、13069．25、13954．05、15897．10、13230．75、17013．60、16808．95千t［11］。由此可看出，四川省粮食总产量与战前相比，有增加的年份占到5/8，8年粮食总产的平均水平较战前足足增加了12．38%。另据当时粮食部长徐堪统计，1941～1945年，全国通过田赋征实共得稻谷5524．47千t，征得小麦6358．33千t;通过征购所得稻谷为2565．89千t，小麦6358．28千t;通过征借所得稻谷为2575．73千t，小麦2439．61千t;谷麦总量达13005．70千t，与其他地区相比而言，四川出粮最多，其谷麦总量占全国总数的31．63%［12］。四川农民除了直接向国民政府纳粮外，还要交纳各地县级公粮和地方积谷，按规定从1942年起随田赋征实一起进行，准许收田赋征实数的30%;若再加上国民政府规定的15%的折耗，各种名目的摊派和“绅民献粮”等项，四川农民负担沉重，但由此也反映出四川的粮食产量确实比其他地方要高。

2．2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战前，四川的农村经济基本自给自足，即使有剩余的农产品也没有顺畅地流入市场的渠道。再加上四川交通闭塞，对外联系不便，所产的农产品也只能内销。国民政府西迁后，大力发展四川交通，完善农村市场，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农产品不但满足内销和抗战的需要，还建立了外销渠道，用农产品换外汇，支持战争。随着内迁工厂对农产原料需求的增加，四川农产原料价格普遍有所上涨，农村商品生产的利润也不断增加，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的积极性提高，农业中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比重有所扩大。1938～1945年的经济作物所占比重分别为15．9%、18．2%、25．4%、18．4%、15．1%、17．5%、18．0%、16．7%［13］。伴随着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四川经济作物产量在1940年达到最高值，其后几年虽有所衰减，但较战前有所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由于经济作物的发展，农村经济也一度活跃起来。大量的农产原料作为商品出售，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四川的棉花纤维粗短，不能完全适应机纺，所以相当一部分农民将本土棉进行手工纺织，四川农村手纺业得到很大发展。1939年经济部拟具计划，欲发动50万农户从事手工纺织，并选择射洪、三台、遂宁等5个县为棉纺织业基地。1939年8月，四川一省单绽手纺车手纺机就达15398架，1940年6月增至30280架，1941年又增至36297架，这种纺纱机的日产量大约相当于1．4个动力纺锤［14］。另据估计，1941～1943年，四川及广西所产的棉花中约有50%以上都被用于民间手工纺织。为保证军需，国民政府在民间收购部分棉纱和土布作为机器布的补充。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共在民间收购了棉花8万t，机布、土布700多万匹，另加上军需机关自行换的织布年约为200万匹左右，总数约在1300万匹以上［15］。1941年，大后方42家纱厂所产棉纱约可供织布560万匹，而四川一省的单绽手纺车所产棉纱即可供织布220万匹。若加上当时大力推广的“七七”纺机所纺之纱，四川农村中手纺纱的产量还会更高。另外，四川还有众多农民采取了赚取加工费的来料加工的方式，以此可见当时四川手纺织业之繁荣，也反映了商品经济对农村自然经济的渗透及四川农村经济兴旺的面貌。抗战时期四川农民还生产了大量的蚕丝、夏布、桐油和药材用于支援出口。四川蚕丝在1936年仅外销10．0万t，1940年时已激增至105．0万t，以后略有下降(1944年为47．5万t，1945年为30．0万t)，但仍明显高于战前［8］。不难看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增强了与国际、国内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市场上购入粮食、农具、种子和肥料;农民的产品，尤其是经济作物收获后，也绝大部分在市场上出售。四川的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比战前有所提高。

农村经济政策范文

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仍有待提高。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作为农村经济发展核心的农村金融势必在某些方面存在问题。本文将从已有文献对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关系的研究成果出发，探究促进我国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政策，为相关部门的政策出台提供借鉴。

现阶段，我国很多地区仍存在较为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农村经济，统筹城乡发展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纵观近期文献，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金融的发展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但这种关系表现得并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阻滞给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威胁。

一、相关关系原因分析

（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退出农村金融市场

从2000年开始，在我国农村，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相继撤出县级及县级以下地区。从而导致农村金融供应机构以及资金供应出现严重缺口，与当时农村经济机制改革产生重大矛盾，随着矛盾的日益尖锐，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积重难返的威胁。

（二）缺乏良好的农村金融环境

现阶段农村经济的发展缺乏良好的农村金融运行环境：一是我国目前的农村金融机构还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二是缺乏有效的宏观政策支持；三是缺乏对农村进行教育、医疗、法律等公共产品充分供应；四是应加强农村社会保险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三）农村非正规金融行业冲击金融市场

在农村，私人借贷极为普遍，构成了农村借贷的主要方面。农户的支出比例从大到小依次为教育、生活、医疗和生产，当入不敷出时，农户往往更倾向于通过私人借贷的方式获得资金。有数据显示，农户从正规金融获得的借款占全部借款的比重不到1/3。这主要是因为通过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获得借款非常困难。调查显示，农民借贷的问题并不在于利率的高低，而是根本借不到钱。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显然有其必要性，但问题是非正规金融游离于法律之外，可能蕴含着极大的风险。

（四）存款保险体系不健全

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因素，增强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防止挤兑危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现行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缺乏相关的存款保险制度，从而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二、政策建议

（一）改革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外部支持环境

现有农村金融监管力量，分别来自于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各省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往往出现职责上的分工问题，或者造成监管漏洞，监管不到位，或者监管过度。因此应该加强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

农村金融改革同时需要一个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一是需要相应的法律和制度支持，我国目前的农村金融机构还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二是需要相关准备金管理，再贷款利率等方面的宏观政策的支持；三是需要对农村进行教育、医疗、法律等公共产品充分供应，促进农村商业金融服务的改善；四是加强农村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

（二）推进农村金融改革与城市金融协调发展

金融改革始于城市，这就造成了农村金融改革与城市金融改革脱节。农村金融改革落后于城市金融，农村金融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变化。农村经济和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带来了农村金融需求的变化。经济发展的过程在逐渐地削弱二元结构特征，城乡统筹、缩小城乡差距也成为政府现阶段经济工作的重心。池小萍在“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的互动式发展”一文中提到，与城市金融相比，农村金融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服务地域的广阔性而导致经营管理难度较大，而使以利润为导向的金融机构望而却步。因此，应注意农村金融系统改革与城市金融系统改革推进的协调性。

（三）完善我国农村存款保险制度

鉴于我国目前存在的良莠不齐的农村信用环境，设置强制投保可以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并且强化准入机制，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将经营效益差的信用单位排出农村金融市场，确保农民的财产安全。

（四）注重农村金融的多元化发展，实现小额信贷组织创新。

虽然非正规农村金融市场充斥了正规农村金融市场，但我们不能否认非正规农村金融市场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同性质市场的存在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竞争环境。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双方会不约而同地改善经营模式，加强管理，而最终获益者为广大农民，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保障。

例如，进行以利润为导向、成本收益平衡、运行效率高的小额信贷组织创新，通过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利率的方法从多个渠道减少对捐赠的依赖。

（五）区别化对待，满足不同地区的农村建设要求

我国不同地区农村的经济状况、耕作环境、教育水平等方面差异显著，因此出台政策应区别化对待，切勿“一刀切”。比如，将农村信用合作社按照行政区的等级划分，逐层削减规模，使农村信用合作社真正的深入农村，切实为农民解决问题。这样，既可以节省农民办理事务的成本，又能提高合作社的工作效率，从而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六）完善金融所有制结构，加快资金回流

有数据显示，农村建设常出现资金运用不合理的情况。因此可规定对资金运用达不到规定比例的，要求其增加信贷资金投入，或者减少存款，或者自动退出农村存款市场。加快资金的回流，为农村的建设提供充分的资金流支持。

参考文献

[1]周霆，邓焕民.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论[M].中国财经出版社，2005.

[2]薛红，赖景生.基于城乡统筹视角下重庆市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相关关系分析[J].管理学家.2009（04）.

[3]彭艺，彭紫云.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以中部地区为例[J].理论探讨.2010（04）.

农村经济政策范文

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要确保粮食供求平衡和价格稳定，确保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加快农村改革的步伐。

一、虽然2004年粮食大幅度增产，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并没有明显提高。粮食调控政策应该把握好两点：既要重视切实保护和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也要高度重视防止粮价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

2004年粮食总产量4695亿公斤，比上年增产388亿公斤，增长9．0％，扭转了1999年以来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粮食单产308公斤／亩，比上年增长6．6％。粮食单产和当年粮食增产量均创历史最高水平。粮食增产幅度这么大，与气候因素有直接关系，更得益于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扶持政策。2004年旱涝灾害呈“点状、散发”，未形成大的区域性灾害，总的受灾程度也较轻。1990年以来平均每年旱灾面积为4．12亿亩2003年为3．73亿亩2004年为2．18亿亩1990年以来平均每年涝灾面积为2．25亿亩2003年为3．05亿亩2004年为1．16亿亩。2004对粮食生产的支持政策力度之大是多年来不曾有过的。2004年粮食工作中的一条重要经验是，面对粮食价格的全面上涨，决策部门没有人为打压粮价，而是顺应了市场供求规律的要求，理性地对待粮价上涨。

目前国内粮食总需求大约在9700多亿斤，每年约增长0．8％，这是各个方面比较接近的看法。只要今年粮食产量能达到9300－－9500亿斤，加上大豆进口和适当进口一部分小麦，完全可以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实现粮食总产量达到9300－－9500亿斤的目标，取决于气候条件是否有利，也取决于对粮食生产的支持政策能不能保持稳定、并不断完善和强化。实现这样的目标虽然有难度，但只要调控政策得当，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次粮食价格上涨以后，能在目前的高价位上维持多久？会不会只维持23年的时间？这是当前农民和粮食主产区最为担忧的一个问题。从过去10年的情况看，1993年底至1996年粮价经历了3年的上涨，1997年至2003年又经历了近7年的下跌和持续低迷。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粮食价格出现一定幅度的波动是难免的，但一定要防止这次粮食价格上涨23年后，又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今后23年内粮价下跌的可能性要远大于粮价上涨的可能性。如果出现粮价大幅度的回落，整个农业和农村工作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2005年我国粮食政策的基本趋向是：

1、稳定粮食播种面积。这是稳定和增加粮食产量的基本保证。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为14．91亿亩。2004年农业部的估计是15．3亿亩，增长4000万亩。今年要争取恢复到15．5亿亩。

2、稳定和完善对粮食生产的各种扶持政策。继续对种量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农业税的减免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用于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的资金会进一步增加。最低收购价的政策仍继续保留。从国内外的经验看，最低收购价或最低保护价政策虽有必要，但政策成本往往较高，即使采取这项政策，也要把握好力度，最低收购价的水平要合理确定。要集中财力确保对主产区短缺的重点粮食品种的价格保护。

3、加大中央财政对粮食主产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支持力度。农村税费改革前，每年中央加地方的农田水利投资为200亿元左右，其中中央占1／3，而每年农民自筹资金就达200亿元左右。高峰时每年冬春农民投工可达到80亿100亿个工日，最近几年，农民投工这一块已经大大下降，现在已降到50亿个工日，今后还会继续下降。逐步取消“两工”后，如何保证农田水利建设有稳定的资金渠道，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对于农民直接受益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在切实加强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前提下，可以允许投工投劳。全国有60多万个村庄，在短期内把农村各种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都纳入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是不现实的。引导农民自觉自愿投工投劳，参与各种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政策课题。在实践中如何把握好有关政策界限，需要严格控制标准、严格规范，防止重新加重农民负担。对于受益对象范围较大的农村公共工程，必须纳入各级财政的支持范围，不能再重新恢复农村义务工制度，对参与工程建设的农民必须给予合理的报酬。要大幅度增加中央财政用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投资，主要用于支持粮食主产省份改善生产条件。

4、建立对粮食主产区的补偿机制。目前的粮食风险基金是中央给一块，地方政府掏一块。粮食调出省将粮食调往粮食主销区时，实际上将粮食风险基金的一部分补给了粮食调入省份，这样就形成了“穷省”补贴“富省”的现象。在过去粮食多时，粮食主产区感到吃亏。这种反常的补贴严重打击了粮食主产地区的生产积极性。粮食安全不仅仅是粮食主产区的事，更是粮食调入省份的事，不能让经济相对落后的粮食主产区来承担这个责任。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具体设想是：适当降低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中地方财政的自筹比例；从经济发达省份根据其粮食调入量或占用的耕地数量，收取补偿金给中央财政，形成粮食安全基金；将土地出让金的一部分归集到中央作为粮食安全基金的来源，中央财政根据粮食调出省份粮食调出的数量给予适当补贴。

5、协调好粮食进出口政策与国内粮食政策，防止出现“逆向调节”，并弱化我国进口粮食的“大国效应”。从以往经验看，出现过国内粮食供给相对平衡的时候却大量进口，国内粮食减产供应紧张的时候又大量出口的现象。要统一协调粮食内外贸政策，提高粮食进出口的运作效率，防止粮食的进出口方向与国内的供需实际严重脱节，减少“逆向调节”。2005年玉米出口可适当扩大。限制玉米出口的政策会打压国内玉米价格，有可能造成“卖粮难”。2004年进口的小麦全部用于补充国家小麦库存，在小麦丰收后，2005年仍然要控制好小麦进口的数量和节奏。过去的经验表明，一旦出口国形成中国缺粮的预期，我国进口粮食时，将会刺激国际市场粮价上涨。中国进口粮食确实产生了“大国效应”。要进一步改革粮食进口体制，掌握好进口时机，弱化“大国效应”。

二、2005年农产品价格已经没有继续大幅上涨的空间，粮食增产幅度也不可能像去年那么大。因此，农民增收的压力会很大。要更加重视“节本增收”、“优化农业结构增收”和“改善农民就业增收”。

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实际增长6．8％，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农业增收比重超过非农业，粮食主产区增收速度超过非主产区，种粮农民收入增速超过非种粮农民。2004年中央财政支农力度之大是多年来不曾有过的，但从总体上来看，财政政策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远比不上粮食涨价和外出打工。2004年农民主要是靠“涨价增收”和“增产增收”。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农民增收困难。必须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力争实现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一）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农村消费品价格的上涨。

2004年肥料价格约上涨了20％。各项财政政策性因素的直接增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被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抵消掉了。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控制农业生资价格的过快上涨是2005年一个重要政策课题。2004年对化肥生产和进口厂家的财政补贴（7亿元）基本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2005年政策要有所调整，这笔资金用来直接补贴农民效果会更好。2005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3．9％，其中，城市上涨3．3％，农村上涨4．8％。农民购买力低，但农村物价上涨却高于城市，是不正常的。农村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日用消费品，不合格率高、假冒伪劣问题较为严重，销售渠道混乱，严重危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一些地方行政管理乱收费的现象，加重交易双方负担。连锁、超市、配送经营等现代物流方式在农村发展还非常落后。要规范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管理，净化市场环境，建立有效的农业生产资料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农村日用工业消费品市场要以扩大连锁经营、重点加强便民设施建设为主，建立适合农村特点的商品消费品分销渠道，发展销售制等营销方式，方便农村居民消费，提高农村市场的运作效率。

（二）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粮食供给不能指望过度依靠国际市场，尤其是口粮，粮食自给率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可承受的水平上。在我国，确保粮食安全应包括三项具体目标：一是保护和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基本自给水平；二是通过进出口调剂、库存吞吐，最大限度地保证粮食市场供求平衡；三是保障特殊群体的食品安全。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与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推动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仍是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主线。根据我国农业资源利用和农产品供求的现状，应在继续发展种植业的同时，加快林业和畜牧水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在大农业中的比重。加快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力优化农业区域布局，推动优势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形成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加大对初级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积极发展农产品的现代流通方式，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施一体化经营。按照“发挥比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实现市场多元化”的战略思路，扩大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力争成为世界农产品贸易强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