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学的发展简史篇1

一、“文化线路”与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关系

1994年，在西班牙中央政府主导召开的马德里文化线路世界文化遗产专家会议过程中，参会者在围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相关研究问题展开讨论和表述实践的过程中，最早提及和阐释了关于“文化线路”的基本概念，并且在该次会议结束后具体形成的《专家报告》文本中明确引入了关于“文化线路”的有关理论表述，并且在此基础上具体针对“文化线路”的基本定义展开了全面且系统的分析。文献性研究资料梳理总结成果显示，也有部分学者将“文化线路”的最早形成时点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世界遗产报告”运动实践行为。从1972年开始，全世界范围内的多个国家接连签订和执行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98，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以官方主导的方式，建设了具备专门性工作职能的“文化线路国际科学委员会”（CIIC），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和彰显了“文化线路”学理概念，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实践领域所获取到的广泛接纳和确认，并且逐步发展演化为当前历史发展阶段背景下，世界文化保护事业领域的全新工作方向和全新工作范围。2001年，“文化线路国际科学委员会”（CIIC）组织编写并公开出版的独立著作《无形遗产与文化线路的多元性》一书，明确针对“文化线路”的基本理论学说、基本事业发展原则、基础性研究工作指导理念，以及相关性科学研究项目，展开了全面且系统的研究分析，为世界各国学者切实实现对“文化线路”相关问题基础性理论研究现状的全面认识，构筑和提供了充分的支持条件。在2002年12月4日制定生成并且通过的《马德里宣言》官方性指导文件，明确阐释了关于“文化线路”学理概念的官方性定义，并且在针对“文化线路”的基础性学理研究问题展开系统化分论述背景之下，明确阐释了关于“文化线路”问题的三个认知共识：第一，“文化线路”学理概念在具体发展演化过程中，全面且充分地揭示和彰显了文化遗产项目本身具备的、非物质的且极富生机的动态性属性表现特征，因而在根本性观念认知层次上，超越和突破了文化遗产项目原本具备的物质性内容层次；第二，“文化线路”通常会长期处于动态生成和极富生机的历史性发展演化背景下，其基础性的动态特质和历史文脉通常都会展现出较为完整的表现形式，且在未来发展演化过程中，将会不可避免地继续形成和展现出更多的文化要素；第三，在具体理解“文化线路”的基本内涵过程中，不应当将其单纯认定或者是理解为具备“线性特征”，或者是“非线性特征”的文化遗产项目形态。

二、关于中国苗族（蚩尤）的历史文化线路

遗传学的发展简史篇2

一、历史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含义和意义

历史文化遗产是千百年来人类活动的痕迹，蕴含着政治、经济、艺术、建筑、技术、社会活动和环境演变等大量的丰富的历史信息，然而在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中，文化遗迹历经破坏、重建、修复和改造，很多历史信息不断变化甚至丢失，成为当代人无法解读的“密码”，留下诸多无法弥补的遗憾。有鉴于此，中华民族素来即有记录历史的优良传统，从实物载体的木简、纸质文本的典藏到数字媒介的立体化记录，从传统的舞台展示、书本传播向3D动画、全景全息呈现方式发展，体现了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所谓历史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就是利用以计算机图形学、图像处理和虚拟现实技术为核心的综合信息技术，对历史文化遗产加以数字化建模、虚拟修复、辅助管理、数字展示，以互联网为平台，拓展文化遗产在虚拟空间中的时空延展性。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为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另一方面也前所未有地改变了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目前，世界各国为了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将文化遗产转换成数字化形态的技术革命正方兴未艾，文化遗产数字化也成为将民族文化遗产和资源转化为新兴文化产业的一个关键环节。与其他保护方式相比较，历史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和优势：首先，数字化方式可以使文化传统得以有效保护和展现。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可以使现代文化和人类学家能够描绘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图谱”，甚至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再现和复原久已失传的文化遗产。例如百多年前毁于英法联军之手的圆明园，这一久负盛名、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和国际影响力的遗址群，要想全方位实物复原，必将耗费巨额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需要克服众多的科学技术难题，但是如果采用数字化方式去呈现，就可以在不改变既定现状的前提下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得以网络化的复原。又如像敦煌莫高窟这样的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长期以来饱受“假日经济”游人过多、温湿度难以控制而导致壁画毁坏严重等困扰，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当地文物管理部门与美国梅隆基金会签订了协议，拟建立“数字化虚拟洞窟”，这一技术突破实现之后，无论何时何地何人都会足不出户在网路虚拟的现实中游览敦煌莫高窟而不必造成对实体文物的损坏。其次，数字化方式有助于多元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数字多媒体技术具有即时性、海量性、全球性和互动性的特点，利用网路的即时有效传播，可以在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遗产和资源永久保存的基础上，使得世界各国的人们都能平等共享。例如，中国多个省市博物馆、文化馆先后建立了以“360°环视扫描、虚实结合场景、三维空间虚拟”为特征的数字化全景式艺术体验平台，人们只要登陆相关网站，足不出户，就可以逛数字博物馆，看数字艺术展，倾听各种讲座，免费在线学习各类优秀教师讲授的精品课程，让普通市民随时都能在线欣赏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再次，数字化方式符合文物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传统方式的文化遗产保护中，实物修复与重建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砖瓦、陶瓷、金属等结构材料、装饰材料和某些专用材料，造成对自然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浪费，甚至会使地方财政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通过数字技术修复和还原文化遗产，虽然也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投入，但它不用消耗林木石材等自然环保资源，只需投入由电子计算机所承载的新兴网络信息技术，这种可持续的资源使用方式更符合中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社会发展原则，同时也代表着人类社会未来资源利用发展的走向。复次，文化遗产数字化可以使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文化与经济高度融合所催生的“文化经济”，不仅会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提升，而且还能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国民经济更加协调、健康和可持续快速发展。经过文化遗产与资源的数字化开发，即使民间文学、舞蹈、美术等“许多以往不被认为具有经济意义的文化形态，经由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所负载，进入经济学家和投资人的视野”，从而被赋予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价值；以往被认为处于经济生活“边缘”的文化事业机构，特别是一向依赖于公共资助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将可能被接入经济开发的中心地带。

二、对黑龙江省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的若干思考

黑龙江省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边疆省份，历史文化资源极为丰富。诸多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为保护挖掘与利用创造了先决条件。2004年黑龙江省全面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全省重点少数民族及汉族文化遗产资源区域普查基础上，初步梳理出57项重点保护、挖掘与利用的资源，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进入旅游文化产业行列，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整体来看，黑龙江省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能力和水平尚处在初级阶段，保护形式单一。一是缺乏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责任意识。有些城市和地区，片面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文化建设，文化遗产的隐性价值和房地产开发的眼前利益相比，后者更符合相关部门的政绩需求，因此，只顾单纯的经济开发和规模的扩张，城市在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中，不切实际地进行大拆大建，忽视了对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特色的保护，其结果是导致有些历史文化名城面目全非，失去原有的文化韵味。二是开发形式较为单一。目前黑龙江省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主要途径是政府主导之下的旅游开发，不可否认的是历史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的确可以为旅游部门增加直接的收入，但是在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中除了旅游之外还应开辟多种途径，应该在保护的基础上，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增加，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必须结合起来，极端的采用政府主导开发或市场主导开发都是不可取的。为解决上述问题，可以以历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护和开发作为契机，带动黑龙江省的历史文化遗产和资源的保护能力和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首先，文化遗产数字化将激发黑龙江省旅游业发展的新机遇。开发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要综合考量旅游开发的历史、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地理位置、资源状况等主客观情况而灵活选择。目前来看，旅游业与信息产业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趋势，与旅游相关的各种网站也成为网络经济中“异军突起”的一支重要力量。黑龙江省也应抓住基于数字技术的“文化之旅”的网络商机：一方面，深入挖掘省内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并赋予其旅游开发的价值，继续推动传统意义上的旅游业的信息化发展，使出游感觉更加方便、舒适，费用也更加低廉；另一方面，在数字化信息网络技术的基础上，将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开发，建立虚拟旅游世界，彻底改变旅游服务模式，从根本上提高旅游活动质量。现实旅游业和新型旅游业的关系是：现实旅游依赖于虚拟旅游，虚拟旅游依赖于文化意义链接，文化是旅游业贯穿始终的关键环节，技术附着于文化，文化通过技术来体现。在虚拟旅游空间中，游客将旅游的对象物以及旅游活动本身与历史事件、文化观念联系起来，形成对于旅游吸引物的意义理解。这样的“旅游活动”与当代“素质教育”的基本主题有内在的联系，它能提高现代人的文化素养、还有助于人们形成现代文化眼光，从而对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其次，文化遗产数字化将激发现代教育发展的新机遇。目前，“数字化形象被认为是传播文化资源的第一步”，渗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技术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信息内容以及对信息内容的需求成为推动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研究结论，“教育产品是目前需求最大的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产品”，关于新型共享知识手段的大量创造都应围绕文化内容而展开，文化内容应该在信息构成中占有重要席位，因此“文化遗产数字化是实现上述教育发展新机遇的关键”。由于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在虚拟现实空间中再现真实的历史地理信息，并且能够与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的文字资料、文物图像实现“链接”，甚至辅以不同领域中专家学者的咨询与解说，传统的课堂教育与广义的文化信息资源实现普遍链接的条件已经具备，传统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界限将彻底打破。在数字技术教育产品市场需求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大量可接触和不可接触的文化遗产正在转化为最有价值的教育产业资源。因此黑龙江省也要加快教育产品信息化的发展步伐，通过多媒体、图像处理、虚拟现实等多种技术实现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使之成为“教育强省”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必须体现深刻的文化内涵。任何一项文化遗产数字化活动，都要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依靠人的灵感、创意和想象力，借助数字技术的手段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提升。黑龙江省已有部分数字化艺术馆、博物馆资源，内容单薄，有些仅能提供一些没有解说词的糟糕图片，或者只有一条解说词的一系列照片，因此淡化或模糊了文化内涵。因此，应用数字技术保护好中国的民族文化遗产，应在深入挖掘的基础上，全方位地展现文化本质和内涵，唯有如此，才能使人们为古老博大的中华文化所折服，才能激发和培育民族认同感，从而增强中华文化的社会凝聚力和创造力。

作者:朱子娟单位:齐齐哈尔大学

遗传学的发展简史篇3

关键词：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整合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内容复杂，有它的基本特点，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具有不同的类别，如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传统的手工艺技能、民间文学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表现出了社会性、多元性、活态性、民族性、本土性、整体性等多种特征。而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展示了独具特色的价值，其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传承价值一直是被人们认可，但随着近些年旅游业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体现了其重要的旅游价值，使人们在旅游过程中通过欣赏、参与体验进一步了解其文化、历史价值，也可以说旅游开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另一种保护方式。

一、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简介

河北历史上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河北文化资源丰富，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近年来才开始重视的。2002年6月7日，518项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省共39项入选。在全国居第四位。6月8日，河北省确定的13类130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公布。河北省绚丽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在这份名录中得到充实印证。虽然这些不能完全涵盖河北的整个文化遗产，但毫无疑问，在一定范围里它们是河北文化遗产最杰出和最典型的代表，构成了河北独具风味的深厚文化背景。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按地域主体分类遍布全省11个市30多个县区，其地域分布范围较广，但相对分散。按国家划定的表现形式主体分类，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也是种类丰富，涵盖了全部10个大类。河北省部级和省级的非物质遗产就有230项之多，民间文学类有9项，包括伯夷、叔齐的传说、契丹始祖传说、邯郸成语典故文化、孟姜女故事传说、牛郎织女传说等；民间美术类有12项，有武强木版年画、衡水内画、蔚县剪纸、丰宁满族剪纸、曲阳石雕、无极剪纸、白沟泥塑、八沟石雕工艺等；民间音乐类共34项，有丰宁满族吵子会、涉县寺庙音乐、任丘大鼓等；民间舞蹈类共35项，有昌黎地秧歌、井陉拉花、丰宁蝴蝶舞、曲周龙灯、二贵摔跤等；传统戏剧类共40项，有河北梆子、评剧、唐山皮影戏、定州秧歌戏、冀南皮影戏等；曲艺类共15项，有西河大鼓、燕山大板（三河市、平泉县）、木板大鼓、乐亭大鼓、西河大鼓、京东大鼓等；杂技与竞技类共24项，吴桥杂技、邢台梅花拳、杨氏太极拳、沧州武术等；传统手工技工艺类共41项，有著名的板城烧锅酒五甑酿造技艺、衡水老白干传统酿造技艺、刘伶醉酒酿造技艺、刘美烧鸡手工制作技艺、山庄老酒酿造技艺、直隶官府菜系烹饪技艺等；还有民俗类24项及传统医药类1项。如此之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样的旅游开发价值，但是不能泛泛开发，要与某些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开发，才能发挥其更大的价值。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整合开发原则

原真性保护原则。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社会文化背景，经过长时间的历史人文积淀形成的，具有特定的文化空间，在进行旅游开发时，一定要保持原真性保护原则。有些地方为了大肆开发旅游业，不顾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将其舞台化、不正当的演绎，单纯为了利益或开发而开发，不能体现非物质文化遗的真正价值，失去了其旅游开发的真正意义。

可持续利用原则。目前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也要注重可持续发展及可持续利用原则。在开发过程中，一定要注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载体、民族的和地方性的原生态文化环境以及遗产传承人，这样才可以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

利益均衡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不单纯是某个部门的工作，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配合共同完成，这样在开发过程中就会遇到各方利益不均衡的情况。所以在开发过程中不仅要照顾到某些部门的经济利益均衡，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传承人的利益、考虑旅游开发空间的环境效益及社会效益，要从全局及长远利益考虑，使所有的参与者及至全民族世代都是受益者。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策略

1.借助著名旅游景区整合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此种开发模式主要可以整合对旅游都吸引较小的遗产类型，如民间文学类、民间音乐类、民间舞蹈类和民俗类遗产，因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不强，单独进行旅游开发的难度较大，因此将其依托著名旅游景区，辅助开发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人们在旅游的同时可以顺便欣赏、了解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对此类遗产的认识。例如，契丹始祖传说、乾隆民间传说、丰宁满族吵子会、承德清音会等可依托著名的承德旅游景区进行开发表演；孟姜女传说可依托山海关及长城景区进行开发表演等。

2.借助产业及产业旅游整合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此种开发模式主要可以整合民间美术、传统手工艺类遗产。一些企业在生产加工此类遗产时，可以在美术品上附着产品文化简介、粘贴或内赠非物质文化遗产简介的标签等，如将蔚县剪纸、武强年画等做成小型产品或标签样式，在山庄老酒、板城烧锅酒、刘美烧鸡等外面贴上标签或盒内放置标签，小型工艺品等，并可以借助商场、超市等商家进行促销、采用包装内附简介或集标签等活动，通过促销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拓宽公众了解的渠道。还可以开展产业旅游的形式吸引游客观光、体验、学习。

3.借助非遗文粹园整合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此种开发模式可以整合各种类型的遗产资源。如建立一个非遗文粹园，将全部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园中，在园中按一定时间进行展示、展演、销售等活动。在园中不仅可以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如服装、道具等，还可以现场展演技艺，如表演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竞技、传统工艺技艺等精美的技艺，使人们在现场了解其全过程，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人们共同参与、亲身体验，人们可以亲自娱乐，或亲自参加传统工艺品制作，还可以品尝美味，同时开发单位还可以向人们进行产品销售，有人们亲身参与的宣传应该会收到不错的销售效果。

4.借助媒体整合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此种开发模式可以整合各种类型的遗产资源。首先，可以借助电视，拍一些纪录片，在省市台进行专题介绍民间传说、民俗、音乐、舞蹈、美术、传统技艺等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其历史、现状、表现形式等多方面的内容，加大宣传力度；还可以借助电视，编排一些动人的短片，优美动听的歌曲，做一段央视的广告进行播放，效果会大大不同，如现在央视播出的五粮液的广告，配以歌曲、短剧《香醉人间三千年》，使得五粮液广告家喻户晓。其次，可以借助网络，建设专题网站介绍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遗产的图片、简介、视频等资料全部放在网上，便于人们随时在网上查阅、了解、学习。此外，还可以借助报纸、杂志等媒体进行连载介绍。

5.借助名人效应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此种开发模式主要适合于商品类遗产。现在许多产品都借助名人效应，无论是日常用品、食品还是家具家电，甚至是药物，只要有名人做广告，产品的知名度就大大提高。如，板城烧锅酒的代言名人是杜雨露，衡水老白干的代言名人是胡军，其他商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扩大知名度，深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

当然，在具体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时候，要针对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特点进行准确、适度开发，确保开发的投入与效益的比例关系，也真诚地希望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实现其旅游价值，为人们所熟知。

参考文献：

[1]张捷．区域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类型及旅游业价值研究[J]．人文地理，1997(3)：20~24．

[2]巴兆祥．中国民俗旅游[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9）：244－246．

[3]刘茜．试用科学发展观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J]．西北民族研究，2005(2)：179~184．

[4]http://www.hebfwzwhyc.cn/。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遗传学的发展简史篇4

关键词：大数据；商丘非遗；创新保护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6-0159-02

一、引言

享誉海内外的三商之源・华商之都――商丘，是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商丘市地处河南省东部，苏鲁豫皖四省结合部，东与江苏省相望，北与山东省接壤，南与安徽省相连，为中国东引西进，通达南北的桥头堡，亚欧大陆桥中国段重要的中心城市，中原经济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市及对外开放前沿城市，中原经济区东部中心城市及经济、交通和工商业中心[1]。在《商丘市“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建设文化名市，增强发展的软实力和支撑力”[2]。尤其是商丘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在大数据时代，提出对商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保护已然迫在眉睫。

本文将商丘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大数据”背景下，探索怎样更好地满足游客主动参与的需求，多方面挖掘其文化内涵，提高旅游产品的层次，以此来增加游客的深层体验，为下一步完善商丘非物质文化传承与保护模式做出有益的探索。

二、大数据时代商丘非物质文化遗产效益分析

资料显示，商丘市现有部级项目3项，省级项目34项，市级项目134项，县级项目354项；部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两人，省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32人，市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99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429人。尤其是每年一度的“国际华商节”面向社会展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更新了人们对非遗的认识。从行政区域的分布来看，各县（市）区分布较为均衡，涉及14个小门类10个大的门类。从数量上看，商丘市非物质文化资源丰富，在各地普遍存在，但差异性较大，各具特色，不少项目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并带有鲜明的个性和地域特色。这些丰富的非物质遗产不仅是商丘人民智慧的结晶，更是商丘古老文化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中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推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能弘扬中原文化精神，更是传播文化的重要渠道。由于非物质文化变现形式多样，天然具有使用价值，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产业带动效益及发展效益。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一些非遗可以形成文化产业资本、发展成为文化产业，从而带来巨大经济收益。对于旅游目的地来说，还可以起到树立文化形象的作用，既能达到产生经济效益，又能反哺产生社会效益。

1.社会效益分析。大数据时代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保护，可以给地方经济注入强大的活力，不仅可以树立地方文化形象，提升旅游目的地品牌影响；还可以突破资源约束瓶颈，推动非物质文化可持续发展，对于传统技术和管理方法得到有效解决。商丘虞城县一个木兰传说，带动了无数个木兰产业链，木兰大鼓、木兰表演队等品牌树立了商丘良好的形象，增强了省内外商人对商丘的认同感，社会反响较好。

2.经济效益分析。大数据时代下，利用互联网平台实施非遗的创新保护，可以促进当地非物质文化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使非物质文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旅游行业人员协作共赢。例如商丘虞城县木兰纺织厂公司，搭载个非遗木兰传说，在建成的短短十几年，公司年产值已超过亿元，现已成为地方响当当的一个品牌，除了依赖自身过硬的品质外，其木兰文化的影响，也是其发展壮大的一个主要因素。商丘的民间传说――王亥传说，以“商祖王亥”为历史人物，开展的国际华商文化节在省内外影响深刻。“华商之都”已经是商丘的大品牌，对拉动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仅使城市知名度提高了，也促进了投资环境，无形中促进了商丘的经济增长。

3.产业带动效益分析。大数据时代下实施非遗的创新保护，可以实现对传统文化产业的智慧化改造与提升，促进非物质文化创意产业的高效发展，而且还可带动电子商务和旅游业的发展。例如发源于商丘柘城县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豫东大鼓，在当地很受群众的欢迎，是中原曲艺一绝，在2011年就被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几年，政府的重，使得非遗文化豫东大鼓保护较好，豫东大鼓作为柘城的一个支柱产业也在与旅游产业集合，依据表演艺术产业不断地带动商丘旅游业的发展，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产业的提升，更是促进地方经济，提高广大群众收入的措施。

三、大数据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保护的实现平台

1.非遗信息化建设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将信息化定义为：“利用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通过对信息资源的有效开发与合理利用，促进全社会范围内的信息共享和知识传播，从而推动全杜会的经济发展。”此外，马费成将信息化定义为：“由于信息、信息技术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取代的巨大作用，无论政府还是各行各业都在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技术，充分巧发信息资源，提高自身的效能和效率，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信息化。”[3]由此可见，信息化已经影响到各行各业的发展，对非遗的创新保护引入信息化管理，建立数字资源库是势在必行的。

2.非遗信息化数据资源库建设内容。建立数字资源库首先就是对商丘十大类中各个非遗项目进行信息采集。例如分类采集基本信息：传统美术种类繁多，有剪纸、刺绣、刻瓷、石刻、木雕、泥塑、面人、玉雕等；商丘民间舞蹈多取材于历史传说、民间故事和风土人情等，受本地区的社会历史生活、风俗习惯、文化传统、自然环境和豫东人倔强、敦厚、诚实、善良性格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传统音乐在商丘可分为劳动号子、小调、灯歌、宗教歌曲、小卖歌等。商丘的戏剧表现出“四多”：剧种多、演出团体多、剧目多、著名演员多；民间戏曲有豫剧（豫东调）、四平调、柳琴戏、越调、二夹弦、大平调、花鼓丁香、花鼓戏等；曲艺在商丘分为坠子、豫东琴书、豫东大鼓、永城大铙、永城琵琶词、永城清音、三弦、评书、快书、道情、莲花落、数来宝、对口词、莺歌柳等；传统技艺展览项目为张弓酒传统酿造工艺、刘腾龙毛笔传统制作技艺、王氏坠胡制作工艺、豫东虎头鞋虎头帽制作技艺、老土布传统制作技艺、孟氏仿古玉雕等。

基本信息采集完还要细化每个非遗项目的详细信息。包含每个项目的项目简况、文化精髓、代表作品、历史典故传说、工艺、项目传承人简介（从艺经历、传承成果展示等）。

四、商丘非遗数字资源的整合创新

信息化的数据库建设中，应对非遗项目进行数字摄影、录像、录音，利用VR技术创作3D虚拟动画，为数字资源的加工整合提供基础，从而创新保护商丘非物质文化遗产。针对商丘非遗的类型，地方特色可以选择不同的数字化保护方式，简单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民间文学的创新保护。商丘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主要是以口头传说为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基本都是口口世代相传。在大数据环境下，实现民间文学的保护必须改变传统的传播方式，既要考虑下一代接收知识的渠道，还应站在更高的高度上，将传统的文化精髓融入互联网的传播是非遗传承的较好举措。可以以民间传说故事为创作背景，根据故事情节设定不同的场景，运用动漫方式呈现动画片，让更多的观众了解非遗项目，感受非遗文化魅力。例如，动画片《花木兰》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花木兰的传播方式令我们耳目一新，商丘其他的民间文学王亥传说、白云寺传说也可以制作动漫的方式加大传播渠道，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精髓代代相传。

2.表演艺术类非遗的创新保护。商丘市非遗类别中有传统舞蹈、音贰⑶艺、戏剧等形式，这类非遗的创新保护对其表现形式的创新要求更强烈。本身表演艺术类的非遗受众群体较为广泛，利用互联网传播平台，既可以完整地呈现艺术的形式，又是保护非遗传承手段的重要载体。在不改变原有艺术文化的形式下，让原故事情节或场景更加形象，或制作成网络流行的艺术形式，或简单穿插流行词语，或制作网络视频。总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展现给观众，从而达到对表演艺术类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3.传统手工艺的创新保护。机械化时代下，手工制作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传统手工的非遗产品更是香饽饽。现代人工作节奏快，有些人虽没有富裕时间度假，但还是有零碎时间的。我们可以让传承人将传统手工艺制作成教学视频或展示平台，通过网络教学，吸引更多的人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制作。实现传统手工艺的创新保护，必须重视手工艺传承人。可以开一些网络手工坊，感兴趣的游客既可以现场观摩学习手工制作的全过程，也可以不受时空局限性利用网络观看传承人手把手地教授制作工艺。当然，如果游客能上传自己的手工作品，参与评比制作，那么会吸引更多的手工爱好者学习传统手工艺的文化，从而实现传统手工艺的非遗保护与传播。

4.传统医药类非遗的创新保护。中医中药是中国三大国粹之一，针灸也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商丘非遗中杨氏针灸、雷火神针等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尤其是近几年来国内健康养生游、中医保健游较为热门。对传统医药类非遗实施创新保护，可以级那个传统的医药，如刘氏正骨膏、付氏膏药等医药的制作流程，与之相关的历史故事或传说改成3D动漫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医中药；同时也可以将针灸形式制作成网络小游戏，通过让游客积极参与互动从中了解更多的传统医学知识。

参考文献：

[1]刘同般.探析中原经济区视野下河南豫东地区文化传承创新存在问题及对策[J].大江周刊，2012，（7）：37-38.

遗传学的发展简史篇5

【关键词】社会意识；历史继承性；社会遗传性；作用

马克思曾说过“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只要有人存在，意识一直就是产物”。辨明社会意识是人们的精神方面，通过自己的发展机制进而反应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历史继承性及社会遗传性，前者在批判中继承，并在继承中创造；后者是依附在人的生物机体上的社会信息及能力，并通过符号、图像及文字等将其记录下来，在长时间内得到发展创造，应充分认识到社会意识是由生物遗传及社会遗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社会意识种类、结构层次、性质及传承

社会意识的种类可分为群体意识及个人意识。历史继承性可影响到群体意识，其研究是静态研究，研究内容包括社会意识现象、现状及其结果；而社会遗传性可影响到个人意识，其研究属于动态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社会意识的形成原因及其发展前景。尤其在社会意识的发展中，在这一期间产生了较多的社会分工，并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转变，使得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间产生矛盾，而这种矛盾又通过社会意识反应出来。若从这一方面来讲，社会意识的历史继承性及社会遗传性之间相互作用，进而促进社会意识的发展。

社会意识的结构层次可分为高层次与低层次。高层次主要是指社会意识形式，主要包括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即道德、哲学、宗教、思想、自然科学、语言学及心理学等。社会意识形式主要受到历史继承性的影响，具有主动性及选择性。而低层次则主要是针对社会心理，即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形成的心理状态，包括职业心理、时代心理、个人心理及其民族心理，若追求更细方面，则表现为习惯、意愿及其情感等，主要支配着人们的日常行动。社会心理主要受到社会遗传性的影响，具有非选择性及被动性。在某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社会遗传性早就多种社会心理，由于历史继承性具有选择新，可培育多种社会意识形态，并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社会生活及个人意识。

社会意识的性质可分为积极意识、消极意识。由于社会意识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柔软性及不确定性，导致在发展中继承优秀的东西，而抛弃落后的东西。而在社会意识的传承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影响通过生理遗传而表现出来。若从个人意识的观点来看，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生物遗传中所持有的不同性格及能力。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是相对独立的，导致在发展过程中，目的是创新发展，但也存在一定弊端。

社会意识的传承主要是通过习育及教育来共同完成的，在历史继承性表现出有目的及有意识的教育，而在社会遗传性上则表现出无意识的习育。无论是教育或习育，都得到认同，在社会意识的传承中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有意识的教育则是依靠学校教师、父母及社会等强加给人们的，而无意识教育则是受到父母素质的影响、学校及社会风气的熏陶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意识。这种无意识的教育伴随着人们终身，对人们语言、性格及道德的形成占有重要地位。习育与教育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矛盾是社会不可避免的矛盾，实现两者的统一是意识形态最为理想的境界。

二、民族、国家发展中社会意识的历史继承性与社会遗传性的影响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应，对历史继承性及社会遗传性进行研究，可确保民族及国家的独立性。外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曾说“人们应根据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尤其在全球化的时代，更应从自己与别人的不同确定身份。若从这一角度来讲，世界个各国的依赖性逐渐得到加强，且民族社会意识也得到相应增强。社会意识中的身份认同及识别对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安全起着重要应该能个。可认为身份认同源于继承，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持有的抽象物体，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人的本质来源于其社会性，而身份的识别则源于遗传性，遗传包括两大方面，即社会遗传及生物遗传。其中社会遗传主要是对一个民族、国家及个人的心理、品格形成及其思维方式造成一定影响；而生物遗传则是对一个民族、国家及个人的整体外形及能力造成影响。因此，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身份识别分别来源于社会遗传性、历史继承性。正是社会意识的历史继承性及社会遗传性才决定了这个民族、国家的发展方向。最后，研究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意识应保证在社会遗传的基础之上，并在社会遗传的基础上进行构建。尤其是当前全球化经济师弟啊，只有不断选择、创新自己思维能力及实践能力，才能够不断发展自己。对于一个民族及一个国家而言，同时需要有意识、有目的及有计划的进行教育，并利用多种方式将其付诸于每一个人们身上，扩大经验主体，使每一位个体都能够享受到亲身体验的过程，使意识形态具有实效性及实用性。

三、结语

社会意识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内容，其中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因此，研究社会意识的历史继承性及社会遗传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社会意识的种类、结构层次、性质及传承进行了分析，并对历史继承性及社会遗传性对民族及国家的重要作用进行相关探讨，旨在对社会意识的特性有更深入的了解。

参考文献

[1]吴澌.恩格斯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思想及现实启迪[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3，36（5）.

遗传学的发展简史篇6

关键词：有形文化遗产汉译英河北省

有形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载体和历史传承，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众多的有形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展示国家形象，提升影响力和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然而，有形文化遗产汉英翻译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显现，译文质量不容乐观，或多或少影响了这些宝贵的传统文化对外推广和传播效率。河北省有形文化遗产数量丰富，仅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达88处之多，总体数量居全国第一，对这些有形文化遗产的旅游文本英译现状进行全面调查、深入研究，重点掌握其汉英翻译的普遍状态、一般质量、译文水平、主要问题并探讨成因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经认真筛选本文确定了河北省内10处国际影响力较大的有形文化遗产，重点对其进行了代表性研究，并结合有形文化遗产的独特特质，提出了有形文化遗产文本的汉译英策略，明确了若干处理技巧，为传统文化的国际推广和旅游翻译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现状调研情况

（一）研究路线

本次调查选定的有形文化遗产资源共计10处，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内容涵盖了有形文化遗产所涉及的诸多方面。一是皇家文化，代表资源有避暑山庄、直隶总督署；二是宗教文化，代表资源有开元寺、清西陵、中山靖王墓；三是遗址文化，包括赵王城遗址，秦行宫遗址；四是革命历史文化，代表资源有山海关、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课题组按照类别对上述有形文化遗产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深入调查，取得了这些文物单位的英文简介文本、指示标牌、主要景点介绍等。同时就这些有形文化遗产的英译对100名国际访客进行了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对这些有形文化遗产英译材料的认可程度及困惑之处，征求意见或建议。课题组对基础数据进行了分类整理并从语言视角、语用技巧和文化表达方面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记录，认真分析并予以总结。

（二）问题归纳：

通过分类归纳统计，课题组共发现六类问题，总计90个，分别是应翻未翻，蹩脚英语，文化误读，错误拼写，语法失当，用词不准。具体情况及国际访客耐受度调查统计详见下表。

问题类型及所占比例国际访客耐受度（总计100人）

（三）问题剖析

问卷数据显示，10处有形文化遗产的英译中，存在各类错误达90个，平均每处9个，这表明有形文化遗产的汉英翻译中普遍存在较多问题，亟需改进，其中应该翻译但未翻译的总计9个，占问题总数的10%，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有形文化遗产所涉及的历史朝代缺少明确的注释，二是有形文化遗产涉及的历史人物仅标注名字，缺少背景介绍，令一些国际访客摸不到头脑，三是对独具特色的文学格式，如对联或楹联，应译未译。应翻未翻给95%的国际访客带来了理解障碍。蹩脚英语和文化误读两类问题总计达36个，占到问题总量的40%，这足以说明有形文化遗产的英译中对文化的关怀普遍缺失。根据国际访客耐受度调查，90%的人对蹩脚英语存在一定程度的理解困境，由文化误读造成理解困境的人则多达95%。语法、拼写、用词等方面的问题总计45个，占50%，此类问题产生的根本不在于翻译水平高低，主要原因是打印和校核中粗心大意，不够认真，一旦严格审查，绝对能够避免，根据国际访客的耐受程度，75%的受访对象认为此类问题并未产生理解上的困难。

综上所述，有形文化遗产的汉英翻译应该在校核过程中多注意语法、用词、拼写等方面的问题，而在翻译过程中则要集中在文化信息的准确传递，力求做到准确、传神，为实现该目标，需进一步剖析文化因素造成的翻译困境。

二、有形文化遗产汉英翻译中的文化困境

有形文化遗产翻译中的文化困境主要源于其漫长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中所蕴含的丰富内涵。王佐良曾说过，“译者的辛勤劳动使得一国文化遗产为全世界人民所用，他们做出的文化比较更加细致、深入。译者处理的是个别词，但是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语言文字是文化的传播载体，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历史发展的不同、和社会习俗的多样性，往往两种语言会在词汇上产生非一致性对应和重合的现象，造成语义共鸣发生困难，不可避免的引起语义缺失和语义偏离，从而产生了文化差异引起词汇缺失以及文化冲突引起词汇矛盾的现象。本次调查中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对联应翻未翻的现象，根源便在于语义共鸣发生困难产生的文化困境，例如，在保定直隶总督署有一副大堂楹柱联，上联是“视民如伤，冀地苍生皆吾子，下联配“修己以敬，燕赵精英是我师。”此联乃曾国藩所提，寥寥数字，一代爱国总督亲民、礼贤的鲜明形象廓然而出，文字简练优美，但翻译起来却难度极高，最后只得作罢，实属无奈之举。又如在直隶总督署简介中关于“公生明”的翻译，汉语为“南向刻有北宋书法家黄庭坚所写的‘公生明’三个大字，意为公正方能明察事体之本末，即所谓公生明，偏生暗。”

英译文本为，“Onit’ssouthernsidetherearetheseChinesecharactersmeaning“justicebringslight”afamouscalligrapheroftheSongDynastyasanexhortationtoofficials.”，译文将“公生明”的“明”直译为明亮的明：light，这显然不符合公生明，偏生暗的内在含义，属于典型的文化误读，结合其文化寓意，应译为“justicebringstruth”较接近其欲传达的信息。

有形文化遗产文化因素造成的翻译困境另一方面还源于语篇风格和修辞风格的差异。中华文化大多喜好寓情于景、借物表志，讲究神似胜于形似，说事言理，语言文字简练俊美，体现在语言运用上就产生了辞藻华丽，情感丰沛，声律对仗、音韵和美的独特气质，在有形文化遗产中上述特征尤为突出。同时，由于受中庸哲学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华美学观念里非常注重美感的平衡，不但大量运用对仗这一文学辞格，还非常习惯四字词组的使用，反观西方文化则大相径庭，反映在语言的表达形式和风格上，不可避免的造成了英语表达注重形式、注重写实、注重理性的鲜明特色，形成了其句式的独特风格，比如架构整齐、表达直观、注重逻辑、简洁直观等。上述行文和修辞差异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翻译困境的复杂成因。例如在避暑山庄有一段介绍，中文是“步入大殿，四根巨型的进门柱上，有清咸丰帝的御笔亲题：南侧为“九陌红尘飞不到，十洲清风晚来多”；北侧为“七宝庄严开玉镜，万年福寿护金欧”。上悬的匾额是慈禧太后亲笔题写的“大圆宝镜”。对应的英文则译为：“Walkingintothehall，visitorswillseeonthefourhugepillarshandwritingbyEmperorXianfengofQingDynastyandhighaboveishorizontalinscribedboardhandwritingbyEmpressDowagerCixi.”由于语篇层面上行文风格和修辞风格的独特表述，英译文本中只能省略了在汉语表述中最为传神达意的两幅对联。

三、有形文化遗产汉英翻译的策略

明确了有形文化遗产翻译中的文化困扰因素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针对性提出翻译策略和方案技巧。现代翻译学理论提出，文化遗产翻译文本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向国际游客准确而高效的进行内容介绍，信息传达，让这些群体能够迅速的读懂、理解、印象深刻、喜闻乐见，翻译本身应该变成默默传递文化的使者，要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以国际受众为导向，翻译时要坚持文化取向，重点突出译文的国际化。所谓坚持文化取向就是要尽可能的保留自身的文化气息，尽量广泛地进行推广，因为国际访客来访的根本目的是要了解中华文化，而翻译的本质就是要推动文化交流。所谓重点突出译文的国际化，即指翻译过程中，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有国际化的视野，要从国际受众的角度，对原文信息进行优化表达，让国际受众易读易懂。总之，翻译要将传神性和易受性作为根本的指导原则。

基于上述分析，一般可以采用下述三种处理方法。

1.加法与减法并重。作为有形文化遗产，一方面其自身具有一定的欣赏价值，更重要的是其所承载的丰富文化底蕴和内涵决定了它们特殊的欣赏价值和历史意义。对于这些文化背景，必须要运用加法，增补背景的描述，否则一般国际访客很难准确领会和理解。增补就是为了要达到便于读者理解的目的，需要适当添加一些必要的背景常识。例如，对有形文化遗产涉及到的有关历史文化内容，重要事件的时代、人物的生卒、身份及其历史地位等，运用加法，或字、或词、或句，对相关背景略加注解，便能实现令人理解容易的目标。比如秦始皇，便可译为：QinShihuang，thefirstemperorinChinesehistorywhounifiedChinain221B.C.

在有形文化遗产的翻译中，减法有时也是十分必要的处理方法。减法顾名思义就是对中文资料中弱化理解或者是冗余的信息进行删减。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说事言物多喜欢引用名人名言或诗词歌赋加以强化，国内受众读了也许会印象较深，并可能获得一些人生的思考，但对于国际访客来说有时却是画蛇添足，甚至越看越不明白，不如删去反而明明白白、一目了然。另一方面有形文化遗产中往往存在着数量不菲的诗词、对联，传神达意，妙不可言，但如果确是某些原因，翻译过来会使译文显得累赘臃肿，乃至背离原意，平添理解上的困惑，破坏国际访客们的兴趣，影响信息的有效传达，只好删去不译。

2.音译与意译相辅。完全音译也是有形文化遗产翻译的一种方法，它主要适用于行政区划名称的翻译，比如城市、县城、乡镇、村庄等，秦皇岛一般直译为Qinhuangdao，但对于某些有形文化遗产的名称采用音译加意译更为准确明了，如南海口关可译为Nanhaikoupass（passofthesouthsea），注释的内容对原文的字面意思进一步作出了说明。对于某些有形文化遗产意译是非常必要的，意译是指对翻译对象的字面意思进行创造性和忠实性的解释，在确保没有破坏原文传递信息的前提下，对文中某些与译语习惯冲突的词句、语序重新改造优化，令其更好地为受众所接受。一般景点名称翻译中多采用这样的方法。一方面可以令国际访客很快的建立起音与义的联系，掌握汉语名称蕴含的意思，另一方面也能让他们得知这些名称的来龙去脉，增加趣味性。

3.类比与转译互融。为使国际访客迅速的对有形文化遗产产生兴趣，也可以采用类比的方式，拉近受众与文化的距离，增加亲近感。在有形文化遗产的翻译过程中，可以把相关的内容转化为国际认可度高的同类内容，巧妙贴切的借助受众认可的表达方式和形象进行翻译，以求等效。这种类比转译的方法也称为文化替换，即在找不到文化对等词的时候，借用译语文化中同类的俗语、典故等，出奇制胜。这样可以达到传神、传意、传情的效果，让受众在自己熟悉的文化基础上迅速的理解异国文化，既增加亲切感又便于交流理解。

四、结论

以上结合河北省有形文化遗产调查情况，分析了有形文化遗产翻译中存在的的文化困扰，探讨了有形文化遗产汉英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原则和技巧，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我国有形文化遗产的翻译工作必定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参考文献：

[1]许钧.简论翻译过程的实际体验与理论探索[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4）.

[2]卢红梅.华夏文化与汉英翻译[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3]王晓玲.译者素养与旅游英语翻译[J].唐山学院学报，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