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定义范文篇1

一、科学主义评析

科学主义（Scietism），又称唯科学主义，是源于西方社会的一种独尊自然科学、贬低甚至否定非科学主题价值的信念或思想。它认为科学尤其自然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或唯一有价值的部分，极力主张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推广应用到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所有领域，并以此作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科学化的标志。

从历史上看，17世纪的哲学、科学和神学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科学还远远未达到消灭神学、“拯救”人类的高度。因此，源于培根的唯科学主义思想至多是一种倾向，而科学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是到19世纪初，由孔德及实证主义者完成的。孔德终生的宏愿就是统一科学，依仗自然科学改革社会关系和社会，极力鼓吹科学方法进入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所带来的好处。他这种摒弃形而上学、独尊科学的唯科学主义思想，对于20世纪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主的唯科学主义思想泛滥的直接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即20世纪初的科学经验主义（又叫统一科学运动），完全否认科学之间的根本差异，企图通过科学方法的综合来统一科学。唯科学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哲学上的典型代表就是逻辑实证主义。对他们来说，任何一个主题处于自然科学之外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亟待将它纳入科学来提高其地位，增强其生存能力。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科学技术和工业经济空前高速发展的时期，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与成功令人欢欣鼓舞，又令人陷入恐慌和沉思之中。科学主义受到了尖锐的批评。但是，在当时这些声音毕竟还是微弱的，实证主义思潮仍旧如日中天，科学思想模式仍企图统一天下。正如尼采所指出的，科学发展以乐观主义作为永恒真理，世界的一切皆可认知和穷究，以至乐观主义成了现代文化的根基，科学已在受到它的强烈的妄想的鼓舞下，毫不停留地奔赴它的界限。因此，到了20世纪60年代，哲学界里又出现了要求将哲学吸收进科学的呼声，国外学术界称之为新科学主义，他们主张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哲学可以归结为某一自然科学，诸如心理学、神经科学，以科学代替哲学。这样，唯科学主义又以一种自然主义的形态延续下来。

二、教育研究的科学主义倾向

正是由于这种对自然科学的崇拜和信仰，许多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者纷纷从自然科学那里套用概念，借鉴研究方法，以期提高自身科学化水平。教育学在其理论发展与建构过程中，历来与哲学、心理学关系密切并且深受其影响：一个是常作为其方法论的指导，一个是其科学化的基础。特别是作为教育理论科学化基础的心理学，首先移植了科学主义的这一思维方式，逐步迈上了科学化的道路，从而对教育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教育研究为了超越纯粹的哲学演绎和通俗的经验思辨，极力汲取自然科学实证研究方法，试图从形而上学的思辨研究转向实证研究，完成向经验科学的转变。因而，教育作为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可以效法自然科学，用分析、精确量化的实证研究范式来解释教育现象，确定教育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并预测未来。于是，量化、实验、观察、控制等研究取向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潮流，甚至成为衡量教育研究是否客观、科学的主要指标。有人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教育实验是教育科学的生命。”

教育研究在这种追求科学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矫枉过正，以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了科学主义的泥沼。它所持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教育活动的本质上，认为教育是类似于自然物的纯粹的客观存在，教育现象等同自然现象一样，是独立于研究者的。因此教育理论必须是中性的，教育科学研究与价值问题无涉，强调把所谓的价值问题还原为事实问题，教育活动是按一定的客观规律，在一定的内在秩序的支配下运行着，“教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对教育事实和规律进行准确无误的客观描述”。

2．在方法论上，基于上述的理论假设，主张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适应于一切科学，包括教育学。教育科学研究中力求纯粹的实证化和数量化，把教育的科学性看成自然科学的实证化和客观性，要求教育科学研究符合科学本身的逻辑，并试图通过测定量的变化，加以统计分析，来说明事物间的内部联系，找出客观规律。

3．在认识论上，认为教育研究认识的目的在于知识的获得，在于获得规律性的法则性的客观知识。崇尚经验证实和理性分析相结合，物理、数学等自然科学是知识的典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在事物内部确立起环环相扣的因果联系，并形成技术理论和操作性与原则，最终形成对教育活动的控制。

三、科学主义倾向的主要表现

由于近代数学和自然科学并不是首先从我国发展起来，并且由于我国固有文化教育传统的影响，我国教育研究工作中存在一个普遍的“先天不足”，极度缺乏具有科学精神的实证研究。因此，这种倾向在我国的特有历史背景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当前的教育研究中，科学主义倾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事实轻价值。科学主义通常主要关心客观存在的现象和现象关系，在它看来，只有对客观存在进行尽可能客观的观察和研究，才能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然而重要的是，教育中的问题总是与人相关的，教育问题的实质是人的问题。既然是人的问题，那么怎可能排斥价值呢？在一定意义上说，排斥了价值的教育研究必定是没有价值的研究。

（2）重定量轻定性。认为定性的研究是一种不成熟的，甚至是“前科学”的研究方式。用模糊不清甚至歧异颇多的概念对事物进行定性的分析，并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对事物或现象及其关系用精确的数量加以确定，才是真正科学的。事实上，在教育中，大量的基本问题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靠单纯的定量方法或其它自然科学的方法就可以研究、解释或解决的，相当多的带有方向性的问题更不是数学或科学问题，而是哲学或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3）重技术轻原理。科学主义对有助于问题解决的技术、操作方案情有独钟，而对教育的基本原理则持一种冷漠甚至轻视的态度。他们看来，教育的基本原理与现实的教育间相距遥远，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是不切实际、无用的代名词。

总而言之，科学主义倾向最显而易见的局限性是，把教育研究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因而不加任何限定和区别地把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直接引入教育研究，并希望以此改造教育研究，实现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教育研究中重视事实忽视价值、注重定量轻视定性、重技术轻原理，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都表明了这种倾向。它的最终结果是造成教育教化功能的削弱和人文内涵的流失，从而影响教育宗旨和教育功能的全面实现。

四、反思与超越

科学主义对教育研究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也是比较持久的。一般说来，科学主义停留在实证经验的范围内，依靠严格定量和理性分析的方法较适合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是由自然界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但一旦完全移植到社会领域则有相当的局限性，甚至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社会现象具有不同于自然的特征。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的活动不但具有规律性，同时具有目的性。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不断进行价值选择和创造的实践过程，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因此，教育现象也有着自身的复杂性、独特性和模糊性，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教育研究。

首先，教育现象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人文现象，既包含着客观事实，又包含着价值和意义。教育事实是一种“价值事实”。它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它的每一部分脱离不了人类的文化、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实与价值的二重性植根于人的生存悖论之中。在从事教育研究的整个过程中，从问题的确立到结果的解释，研究者并非是只具有理性思维的机器，头脑中一片价值真空，而是始终在秉持着某种价值观念，同时在不断的选择和超越。教育活动包含着人类的历史经验，同时也包含着教育者、受教育者的个体经验，这种经验时时更新。对经验的变化和参与的描述很难达到数学化和精确化，把人的实践方式等同于自然的物理的运动方式，这只会掩盖人文现象的独特性。因此，纯粹地把教育现象等同于没有精神价值参与的自然界的事物变化现象进行研究，很难揭示教育现象的独特性和本质性。

其次，教育研究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本身是比物理运动、化学运动更为高级的运动形式，教育的情境是人创设、发展和参与的过程。人是教育实践的主体，人的主体意识在教育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的主体能动性、情绪情感、心理意志的不确定性、个体差异性及其对教育活动的介入，使教育现象愈加错综复杂、千变万化。因此，教育研究不能够像自然科学一样，在完全自然的状态下，通过操纵变量和自变量，控制无关因素，进行准确的归因和科学的解释。倘若一味强调，必将使教育学失去主体意识，失去固有的理性，失去自身学科的特点，变成与自然科学没有本质区别的单纯追求客观知识的理论，成为脱离人和人、人与事实的关系去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的规律。

最后，由于教育现象本身具有教育本质的不清晰性，不确定性，教育功能的相对性，教育内部联系的非线性，以及教育效果的主观性，必然呈现出现象的模糊性。它是一种必然现象表现出不精确性与自然现象表现出的倾向性和谐统一。因而接受这一现实将使我们对人文系统的特性有更深的了解，更有希望在教育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

自然科学的定义范文

“科学主义”是一个贬义词，是指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一种思潮或运动。反对把自然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哲学家把他们所反对的看法称为“科学主义”（scientism），加以贬斥。但也有些不赞成科学“至高无上”的人不用这个贬义词，而恰当地把这种看法叫做认识论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和本体论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罗蒂的著作《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年）出版以后，基础主义成为众矢之的。人们纷纷把当代西方哲学的走入死胡同，归咎于笛卡尔首创的基础主义。笛卡尔的论点大致是这样：（一）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伦理的、美学的和神学的思想都将被科学的进步所排除。接受传统规范的唯一理由不过是，在我们在一切实践领域还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的限度内，按照传统规则和基于经验的作法来生活是慎重的。这一点最重要，以下各点可由此直接或间接地推演出来。（二）科学知识的确定性（certainty）在于它以主体中的明白清晰的观念为基础；这是知识的阿基米德点。（三）自然科学之所以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是由于科学方法的应用。它成了一切知识的标准和范例。（四）当一切知识都成为科学知识之日，就是一切人生问题（包括伦理道德问题）都得到解答之时。（五）所以科学是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20世纪的哲学家很少完全接受这些论点。他们首先否认科学是永恒真理，而认为它是猜测的知识（波普）或得到验证的假说（卡尔纳普）；科学的合理内容不过是经受住反复检验并且通过和其他竞争假说的比较才暂时被接受的（拉卡托斯）；只是整个科学可以说得到了证实，任何个别部分都可能被证伪，但通过内部调整，整个科学仍会被接受（奎因）。否定笛卡尔第一论点的哲学家往往也否定确定性论点；不过不少经验论者仍能以感觉经验的确定性代替理性直觉的确定性。至于否定科学知识可解答一切人生问题的人就更多了。但是，只要当代哲学家继续赞同笛卡尔的表象主义并且相信科学方法，他们就是认识论基础主义者，例如皮尔士、罗素、波普、卡尔纳普、拉卡托斯和奎因都是这样的基础主义者，因此他们的观点被反对派贬斥为科学主义。

人们用“科学主义”一词不仅要贬损认识论基础主义，也要贬损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因为自然主义者承认因果律可以说明一切自然、社会、文化现象和人的行动，简言之，一切都在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内。这样，“科学主义”一词实际上是对基础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贬称。那么什么是自然主义呢？

自然主义运动是一种形而上学思潮，它所坚持的是一种方法论的、而非本体论的一元论：这种方法论可以同各种本体论（二元论、唯心论、唯物论、有神论、无神论等等）一致。这样自然主义的特征在于否定有任何事物原则上存在于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外，主张自然界不单是一切自然对象（包括人）的总称，而且是一切自然过程的系统。就其提供科学说明而论，自然界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一切过程原则上都可能得到科学的说明。换言之，自然界的一切原则上是可理解的。理性就是贯彻始终地应用自然方法。自然界可理解的含义：自然界是规律性的，自然方法试图通过研究来确立自然规律。人作为自然对象，同其他自然对象一样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构成人的心智和社会生活的自然过程可用自然方法来研究，属于这种方法所发现的自然规律的范围。

一定时期关于世界的知识就是那一时期的科学知识。因为人们相信科学知识是通过严格地和连续不断地应用自然方法获得的。但是对于科学的任何学说仍可进行无穷的检验，因而任何学说都没有最终的确定性，并没有永恒真理。

“科学之外无知识”并不是说：人只通过科学研究同自然界打交道。体验世界有各种方式，但认知地同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是科学的。科学方法是唯一的认知方法。自然主义者并不认为只有科学对象是真实的；一切自然对象都同等地真实，科学的描述词汇并不能穷尽自然界的实在性。

整个地说，自然界无道德性，除开它的对象中间包括那具有价值并追求价值的人类这一点之外。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人类不能够约简为任何其他部分，但和其他部分一样，是可以应用自然方法来说明的。只有自然方法，而非某种道德直觉，可提供解释道德争论的钥匙。并且道德理论也同其他科学理论一样，可通过检验后果来决定理论的强弱或是否恰当。

在30—40年代，自然主义流行于美国，其主要代表为杜威、桑塔亚纳（Santayana）和科恩等。较近时期的代表人物则有纳格尔（E.Nagel）和胡克（S.Hook）。以后自然主义被分析经验论取而代之。但是它提出的“科学方法的连续性”问题，仍为当代争论的焦点。

总而言之，认识论的基础主义，不管是真理性的还是概率性的，本体论的自然主义，不管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都不自称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反对者对它们的贬称。

二、什么是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至少有两种涵义。在历史上人本主义是14世纪下半期发源于意大利并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和文学运动，它构成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要素。人本主义也指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看作万物的尺度，或以人性、人的有限性和人的利益为主题的任何哲学。

前者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基本方面，当时思想家从这一方面把人重新纳入自然和历史世界中去，并以这个观点来解释人。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造成17世纪科学革命的基本条件之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促使“科学主义”诞生的一个条件。17世纪以来的基础主义和19世纪末期以来的自然主义并不反对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历史上的人本主义运动是同超自然信仰和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相对立的。

撇开历史上的人本主义不谈，我们现在讨论当代的人本主义。

人们通常认为当代人本主义即是“主体哲学”（philosophyofthesubject）。由于哲学家对“主体”的理解并不一致，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多义的。

如果把导源于笛卡尔的“我思”和康德的先验自我的哲学都看作人本主义，那么新康德主义便是人本主义的典型。我们不谈个别新康德主义者是否属于人本主义思潮中的哲学家，整个地说，新康德主义继承康德为科学、尤其自然科学（马堡学派）和文化科学（佛莱堡学派）奠立基础的纲领而努力，他们由以出发的自我是一般的、非经验的和非人格的，与人本主义者所强调的经验自我根本不同。并且新康德主义特别重视科学的价值，这恰恰是“科学主义”的特征，同强调个人价值的人本主义大异其趣。

其次，作为“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的一派，胡塞尔现象学也可以被称为人本主义。他同康德一样以自我为出发点，力求为科学知识奠立基础。不同的是，他求助于“本质直观”，以描述方式进行其构成客观性的工作。早期反心理学主义使他把逻辑结构看作“真理本身”。胡塞尔的“我思”有别于康德，不是非人格的，但客观性的先验奠基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主体或主体性，却需要多元的、主体间的、原子论般的奠基。难道这样的奠基学说是人本主义的？是的，要是我们把任何“主体哲学”当作人本主义的话。但是人本主义以人的首要性为特征，而胡塞尔则对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的“我”给予现象学“还原”（ruction）。他并不为人的要求作出哲学辩护，他关心的是要使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这样看来，唯心主义现象学不属于人本主义范畴。

第三，来源于现象学的“哲学人类学”的舍勒（M.Scheler）的反形式主义价值哲学强调人格是道德行动的中心，似乎同人本主义一致。但人格主义并不令人成为善和恶的尺度。有的人格主义者理解人格主义是人对于被还原为观念或事物层次作出经常性抗议并充分注视当代文化危机的哲学。人格主义旨趣的这种变化使它向人本主义方向靠近。但人格主义者仍然不甚重视个人定立其自身的能力，而更重视个人的善于容纳他人和向一个价值秩序的开放。所以人格主义还不是完全的人本主义。但流行于美国的人格主义或精神主义（spiritualism，以波士顿大学为中心）通常也被叫做人本主义。

第四，我们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找到了真正的、完全的人本主义。他的著作《有和无》是把现象学、存在哲学和人本主义冶于一炉的集中体现，是人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表现。存在主义者断定：“在人的世界、人的主体性世界之外并无其他世界。”存在主义作为典型的人本主义是同自然主义不相容的。

第五，狄尔泰及其后继者的方法论解释学强调社会、人文科学要求对文本（text）或社会历史现象的理解，和自然科学采用一般规律来说明所研究现象显然不同。理解和说明是两种不同的科学方法。但自然主义则坚持科学方法的连续性，包括人在内的一切自然对象与现象都可应用一般规律给予科学说明，认为这才会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这样，方法论解释学同自然主义是对立的。解释学在否认真理确定性这一点上也同认识论基础主义不相容。所以在整个哲学领域内，早期解释学可以说属于人本主义范畴，是同科学主义对立的。

三、反人本主义

大陆哲学，特别是法国哲学在60年代后期冒出反人本主义思潮，以关于为人本主义奠立基础问题的各种学说代替“主体哲学”。

在著名的德国社会学界的“方法论争论”（Methodenstreit）时期，认识论各派所提问题都以主体—客体的关系为要旨，意识“为客观性奠基”的工作即是这种关系。但海德格尔却指出：真正的基础研究是不能把这种关系作为根本的。基础研究是什么呢？是恢复现已遗忘的“存在”意义的研究。于是“我思”问题的地位降低了，被“存在是什么”问题所取代。当然这个问题是在我们自身之构成、亦即构成那在使用概念表达出存在的意义之前已领悟存在的人这个举动中先被察觉的，但我们之此—存在起初并不是意识到自己的经验主体；它不是笛卡尔、康德和胡塞尔的“我思”。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把它唤做“此在”—Dasein，不唤做“我”。它在存在中所属层次较之能知主体面对着所思客体的那个层次要低。这个问题海德格尔首先在《图像的时代》这篇论文中提出来，他说“我思故我在”不是一个超时间的或无预先假定的陈述。它是在一定时期作出的，那个时期科学自身作为一个可理解性模式正在出现，这个模式使我们在所构成表象中获得存在的东西（what—is）。这样，第一个预设便是客观化和表象过程，我们自称通过这个过程取得实在之充分知识乃是一个确定性经验，仅当在这样的客观性中寻找存在者时才出现科学知识的可能性。正是在客观性表象确实可靠的这个经验中我们成为主体。在笛卡尔那里，人成为第一个真正的主体、基础，同时也成为存在者本身所指向的中心。但此事之所以可能，仅仅因为世界已成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幅画像，一个形象。海德格尔指出，世界之成为一个形象和人之成为存在者中间的一个主体是同一回事，两个过程是缠在一起的：“世界愈益成为一个形象，人便愈益坚持自己是主体；世界愈益广泛和彻底地可作为被征服者被利用、愈益客观地呈现为对象，人便愈益主观起来，即愈益坚持己见，对世界的反思、世界的理论便愈益变成人的理论，变成人类学；无怪仅仅在世界成为一个形象的地方人本主义的影响日增。”〔1〕海德格尔还在《关于人本主义的书信》（1946年）中谴责任何停留于人这个存在者而不回溯到存在本身的哲学为欠缺基础的哲学。让我们弄清楚海德格尔的反人本主义。他要排除的显然不是对人作为最具价值的存在者的尊重，而是有些思想家要使这种尊重的伦理观附着于其上的主体形而上学。

笛卡尔由“我思”推导出“我在”；事实上，“我在”隐藏于已立为最高主体的“我思”里。但“我在”不再是一个命题，它本身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的意义隐藏着，“我是谁”这一问题最初被掩埋在不确定代名词“一个人”（one）的出现之中，在直接的自我知识的自命不凡之中，甚至在反思意识的幻象之中。因此，“此在”的分析不停地带着警醒的疑惑态度，不停地发问：“谁在那里？”海德格尔问道：要是“把‘我’作为给定的起点，万一存在分析（existentialanalysis）陷入此在本身所设的圈套，即以它自身的假明显的和假直接的解释的形式出现的圈套，又怎么办？”〔2〕这种怀疑表明对“谁在那里”这一问题的答复不能具有证据的价值，却只有解释的价值。这个价值本身以怎样解释在那里的这个人同世界以及同他人的关系而定。海德格尔以这种方式破除人本主义，并非为了要破坏伦理和政治赖以确立的基础，而是为了它们在非人类学的土地上更深和更可靠地建立它们的基础。

在法国对人本主义的人类学基础还有另一种攻击，不是从本体论立场发动，而是涉及人文科学中流行的可理解性模式问题。

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相信适宜于人文科学的理解（understanding）模式同自然科学的说明（explanation）模式是对立的。因为我们所理解的首先是和原则上是以记号表达的他人心灵生活。这样，历史、社会学和语言学中含有的理解只能是我们在日常语言交际中的最初理解的扩充。因此理解是双重主观的，从一个主体到另一个主体。

现今由于语言学、心理分析和结构人类学的辉煌发展，另一种可理解性模式已在人文科学中占领主导地位。依照这种模式，理解不再和说明对立，对人类事实的掌握不再依靠自己或他人的意识。这是现在为哲学结构主义广泛采用的符号学模式（semiologicalmodel）。

符号学模式是对主体哲学的挑战，因为它从一个和主体的意向目的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意义问题。结构语言学有四个公设。第一个公设是语言和说话的分别；第二个公设是历时性从属于共时性的观点；第三个公设是把语言的实质（语音的和语义的）方面化简为形式的方面。语言被消除了内容，便不过是纯由它们之间的差异来下定义的记号系统。结构主义的任何假说的涵义，在第四个公设中确切地表明了：语言本质上是一个内部依赖关系的自动物（autonomousentity），即一个结构。〔3〕这最后一个公设可唤做记号系统封闭性公设，它概括了所有其他公设。这是向现象学提出最大挑战的公设。依照现象学，语言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媒介，我们用它或通过它使自己朝向实在；对事物有所讲谈，所说的一纵即逝，向它所说的东西流动；它超越自身并在一个指称事物的意向运动中确立自身。依照结构语言学，语言是自给自足的；它的一切差别都是内在的，而且它是先于说话主体的一个系统。这样我们就会明白符号学模式如何使某些哲学家开始走上蓄意反主观主义、反人本主义的方向了。语言自给自足，没有对象，它既不向它会指称的世界开放，也不向会给它注入活力、用它来谈世界的人开放；自我指向和世界指向同时不见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心理分析同语言学携起手来。它对主体哲学的攻击甚至更为激烈。它的矛头直指笛卡尔自信已给确定性找到牢靠的基础所在。弗洛伊德在构成整个意识场的意义景像下面深挖，暴露出那掩饰我们欲望的幻想与幻觉的作用。这样，说明以意识属性的暂时中止开场。它是不要求约简为意识而要意识被约简掉的反现象学。在他谈论“自我”、“本我”（Id）、“超我”的题目中，主体之被逐出又推进了一步。不仅自我的最深底层（Id）是无意识的，甚至最高层（超我）也是无意识的。换言之，无意识的特征不仅是被压抑的欲望具有的，而且是使来自社会权威（主要是双亲权威）的命令和规则深入我们内心的那个复杂过程本身具有的。

再谈关于语言学和结构人类学的合作，这种方法论重新组合的哲学含义非常重大。要是各种文化现象都被当作符号系统，个人实际经验对于文化现象便像说话主体对于语言现象一样成为不相干的。“人类学把社会生活看做其一切方面有机地相联系的一个系统。……人类学家试图构造模型的时候，基本的动机总是要发现社会生活的一切表现所具有的共同形式。”〔4〕亲属系统在这方面是一个范例。像语言系统一样，它们是心智在无意识层次上设计出的，所以心智并不是心理主体或先验主体特有的东西。在语言、亲属系统和构成社会的其他一切符号系统中工作的心智是同其创造物合为一体的。它就是制度本身，它就是文化。这是客观知识可能性要付出的代价：思想已经在事物中，在社会事实中。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如果心是结构，并且结构是在事物中，为什么不说心是一物呢？“既然心也是物，此物的功能在于把其他事物的性质告诉我们。”〔5〕这样，你就会明白为何斯特劳斯能够这样说：“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把人来构成，而是使人消失。”〔6〕

自然科学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意识形态，理论误区，马克思主义

纵观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流变轨迹，无论是按照非理性主义的逻辑路线，还是按照科学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路线抛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话语，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即“贬义意识形态论”，即对意识形态作否定性的理解：或者将意识形态理解为在理性的旗帜下滋长极权主义的温床；或者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尖锐对立，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以终极的普遍观念的面貌出现的“虚假意识”，是掩蔽现实真理性，服务于特定阶级和政党利益的政治神话，是一套骗人的把戏；或者将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虚假意识三者等同起来并视之为西方自由世界的敌对思想观念。这一理论前提蕴含着三大需要予以澄明与辨正的理论误区。

一、理性的衰落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终结吗？

意识形态终结论者“贬义化意识形态”的逻辑路线之一就是沿着非理性主义的路线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现代性的重要维度，理解为理性的表现。正如贝尔指出：“在文化的视野里，意识形态是现代性的维度之一”。①而曾经对西方思想解放运动产生如此巨大作用的理性，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变得残忍和恐怖而失去了人性的光辉，“千年理性王国”成了南柯一梦。于是有人认为，随着理性的殒落，意识形态也必然要走向终结。这样的判断实际上是一种明显的误判。

从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演化史来看，从批判理性的角度推导出意识形态终结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第一，理性与意识形态并非是简单的“同一”，它们时而和谐，时而紧张，即使是维护理性的意识形态，也应当区别对待。当意识形态借维护理性之名，行掩盖社会真实、阻碍解放力量、歪曲社会矛盾之实的时候，这种意识形态就沦为了阻碍理性进步的观念，就应当予以终结，也必然走向终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确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弘扬工具理性的旗帜下，维护着一种新形式的控制和剥削，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这种意识形态从一种推动理性进步的力量变成了阻碍理性进步的力量，其终结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同时也是理性的承载者，意识形态就成了捍卫理性的武器，指引着人类实现解放的真正道路，这种意识形态就不能也不会终结。如马克思主义，它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又是代表历史理性的科学力量，尽管马克思主义一百次被宣布“终结”了，但它一百零一次又“复活”了。因此，将理性与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加以批判是不得要领的，它有如中国封建社会“诛连九族”式的法律制度。第二，自从德国历史主义哲学倡导真理的相对化就开始了对理性、进步和普遍真理信仰的攻击，这种攻击到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达到顶峰，其中许多理论家都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简化后的工具理性，从而试图抛弃意识形态概念。但这类批评从总体上来说仍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虽然他们在形式上反对和拒绝意识形态，但他们最终从后门把这个概念放了进来。”②因此，意识形态也并没有在这种批判中走向终结，相反，它在历史的时空中仍然顽强地演绎着自身的价值逻辑。第三，即使因为工具理性的运用，意识形态的实践在现实社会中引发了众多问题，也不能简单归结于理性与意识形态本身，而应当归于理性与意识形态的主体及其置身于其中的特定生产方式。因此，批判的矛头应当指向现实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理性与意识形态的本身。第四，攻击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历史主义哲学和非理性主义哲学本身也具有明显的先天性缺陷，这决定了它们无法掀起颠覆理性的狂澜巨浪。比如哲学上的历史主义认为，每个时代，每个统一的社会群体，每个民族和文化都被认为拥有自己的真理王国，从而将真理相对化，过高估计非理性因素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怀疑理性在历史和社会中的价值，由于真理具有话语特征，可以在不同的话语中构建自己的真理王国，而这些话语是无法比较的，这就在不同的机构、时代、民族、人群和国家之间划出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而非理性主义则将理性降格为权力的奴隶，服从于生存斗争中的非理性的欲望和冲动，社会生活被视为一种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欲望出于自己的目的而操纵理性，这样就将表达非理望的权力置于核心位置。非理性主义者相信人类无法避免歪曲的虚假的观念，正是因为无法避免，就应该加以利用来维持强大的核心权力，用来在生存斗争中取胜。因此，他们评判某一思想时主要是以这些思想是否对权力有用为标准，而不是根据它们的真理内涵。他们对理性的攻击都是批判理性的面具性，认为理性掩盖了统治和权力，有的常常把权力的使用美化为是必需的，如尼采、帕累托。这就不难理解尼采的“权力意志”、“超人哲学”为何成为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理论支持，而非理性主义的理论局限与现实危害也就不言自明了。

二、意识形态与科学是根本对立的吗？

对意识形态的定性理解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几乎从“意识形态”概念降生之日起就已经出现，其后几乎任何意识形态理论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回答这一问题，尽管他们的逻辑路线与所依据的经验事实各不相同。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科学”一词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在物质生产的需要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二是指科学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三是指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四是指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科学”这四个方面的含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体现。从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高度关注自然科学及其技术成果，并把它看作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积极的力量，但是，他们从未把自然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自然科学既然是要客观、正确地反映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它和意识形态必然是对立的，尤其是和那种以扭曲的、颠倒的方式反映现实世界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更是水火不容。但是，即使是自然科学也包含着与意识形态的“同一”性，这种“同一”主要体现为：第一，自然科学与包括哲学意识形式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自然科学的每一次划时代意义的进步都是对各种虚假意识形态形式的批判与否定，并引起意识形态的革命，使意识形态越来越趋近于科学；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中的哲学意识形式又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起着方法论指导的作用，当这种意识形式是“科学”、“进步”的时候，它就会引起自然科学研究的巨大进步，反之，则将自然科学的研究引入歧途。第二，人是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主体，而人是一个社会的存在物，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接受者、传播者、创造者，他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所使用的语言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意识形态的引导。因此，马克思认为，撇开人类自身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史，就无法理解自然科学史，反之亦然。第三，自然科学的本身虽然不是意识形态，但自然科学研究课题的确定、解释、运用都受意识形态的支配与影响，无不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从意识形态与科学历史观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常常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对立，这种对立主要指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从现实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是与一切历史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相对立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一切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则是一种颠倒地、歪曲地反映社会现实的虚假意识形态。但是，当唯物史观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时，这种科学的历史观也就转化为意识形态，但那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当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尚处于潜伏状态时，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还能以比较公正的态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在一些局部的重要的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科学见解，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在总体上它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制约，因而这种政治经济学又承载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时它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但是，当它把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看作是最后的最好的形式，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规律看作永恒的自然规律时，它就蜕变成为一种彻底的虚假的意识形态，而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对立起来，其局部的科学性也丧失殆尽。要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拯救出政治经济学，使之成为真正的彻底的科学，就必须创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这一任务是马克思自己完成的，他通过发现剩余价值规律，科学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种彻底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承载者的政治经济学构成了真正的总体的对立。但当这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成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承载者时，它又实现了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意识形态来看，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这两个基本前提出发创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是科学，它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俘虏的形形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是对立的。这种共产主义学说超越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狭隘眼界而成为了科学，它打破了其他形形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所编织的意识形态幻想，主张通过现实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当这种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指导无产阶级为实现人类解放而斗争时，它又转化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通过分析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在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基本结论：第一，对于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不能抽象地考察，必须首先对“意识形态”与“科学”、“同一”与“对立”赋予特定的指称。讲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是具体的历史的对立，讲意识形态与科学的统一，也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者正是抽象地把意识形态与科学简单对立起来，从而沿着不同的理论路线来贬义化意识形态，推演出“意识形态终结”的命题。第二，意识形态与科学是两个不同质的概念，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甚至相互转化，实际上存在着意识形态科学化与科学意识形态化两个方面，某些科学可以是意识形态或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某些意识形态也可以是科学。第三，某些意识形态当它刚刚产生时也许具有科学性，包含着某些科学的见解，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它有可能丧失其科学性而沦为纯粹虚假的意识形态，而某些作为科学而产生的理论与学说在其产生之时也许只是一门科学，不具备意识形态的特征，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科学理论与学说有可能成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与科学时而统一，时而分立，必须要动态地用发展的观点来考察。第四，从是否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来看，意识形态有“真实意识”与“虚假意识”之分，意识形态并不必然是“虚假意识”，科学也有“真科学”与“假科学”之分，“真实意识”与“真科学”在一定条件下是统一的，而“虚假意识”与“假科学”往往是“同路人”，“真科学”与“虚假意识”是根本对立的，“真实意识”与“假科学”也往往是不相容的。意识形态是“真实”还是“虚假”关键看它是否以先进阶级作为其承载者，是否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否能一以贯之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是“真”还是“假”关键看它是否能发现事实、尊重事实、发现规律、尊重规律。总之，在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只有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考察，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才能走出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者形而上学地贬义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误区。

三、马克思主义等于意识形态吗？

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一个重大的理论误区就是将马克思主义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甚至将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之间划等号，最后按照主义与扩张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需要抛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兼有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取向。马克思主义兼具意识形态和科学学术的双重取向使马克思主义既要以服务于当下政治需要为旨归，又要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学术活动的内在规律行事，这就必然导致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科学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身份”的矛盾与紧张。要消除这种矛盾与紧张，有力地批判意识形态终结论者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意识形态的错误，就必须弄清三个方面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是科学，在什么意义上是意识形态，在什么情况下这两者是对立的，又在什么情况下是逻辑统一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在批判以往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作为科学而产生的，是一种“非意识形态的意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一方面体现在它的客观性，即客观地阐明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从而使人文科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具有统一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作为科学而诞生，还由于马克思引入了科学的实践观，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满足于自省和玄思，不是止步于抽象的理论思辨，而是把对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本文”，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门关于人的生存实践的科学。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性、实践性，使之有一个有着严格规定的知识系统，包含着某些经得起时间与空间考验的科学内容、科学方法和排斥一切“意话的空话”的主观动机，所以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作为科学而诞生的，是与一切虚假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尽管他也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肯定意识形态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是他从来没有把无产阶级意识、共产主义意识称之为意识形态，也没有把自己的学说称之为意识形态。

其次，马克思主义虽然作为科学而诞生，但是它同时暗含着成为意识形态的可能性，随着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为现实实践，这种可能性就转化成了现实性。第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首先是一个存在论的概念，从存在论的角度看，人是意识形态的存在物，意识形态不是认识的结果，而是认识的前提。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揭示人类生存的状况并谋求改变这种生存状况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客观上为无产阶级确立了这样一个认识和改变世界的前提。第二，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被定格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指一种为特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对现有的或构想中的社会制度与统治秩序进行解释、辩护或批判、改造的思想理论体系。当某一阶级从被统治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时，代表这一阶级的思想理论体系也就成了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本是一个中性的判断，但是由于任何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都与现实政治相联系，因此，当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思想理论武器时，它就现实地承担起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角色与使命。阿尔都塞认为，“哲学是政治在一定领域、面对一定现实，以一定方式的继续。哲学在理论领域，或者确切说，同政治一起展现政治；反过来，哲学在政治中，同从事阶级斗争的阶级一起展现科学性。”③这个看法无疑是很有见地的。第三，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列宁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对立，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与资产阶级斗争中的政治作用，这时马克思所指称的“非意识形态的意识”与列宁所指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实践功能上就具有了完全一致的含义。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与以往那种歪曲反映现实社会关系，否定或掩蔽现实社会矛盾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因为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是以实现阶级消灭、国家消亡为历史使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人类根本利益的体现。因此，它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其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第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身份与“意识形态”身份的统一是有条件的。当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后，如果不与时俱进地从现实实践中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营养，而是形而上学地将其钦定为封闭的正统的信仰体系，确立霸权话语地位，使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思想真实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成为仅仅是服务于阶级斗争的政治装饰品，那么，其科学性就将被，最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曾受到马克思激烈批判的“虚假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其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就是尖锐对立的。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始终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境界，始终能代表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良性互动，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创新理论，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就能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得到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必须是真实反映现实的科学，在实践中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又必须在现实中体现其科学性，这就是克服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的关键，也是在理论和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身份的正确定位。

注释：

①〔美〕丹尼尔•贝尔，著.张国清,译.意识形态的终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