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价值篇1

一、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冯骥才说：“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民族文化包括两个部分——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精英文化主要是给我们力量、思想、精神，是一种父亲文化，民间文化是一种母体文化，给我们情感、血肉、特征、凝聚力、亲和力。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都是不可或缺的。”[3]中国民俗文化是产生并传承于中国民间的、世代相袭的文化事项，它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中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的民俗风情，获得丰富的民俗文化知识与语文基础知识，其中还充满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精神，使得它在陶冶学生情操、热爱本民族文化，传承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离骚》，屈原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理想，以及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在这首政治抒情诗中，楚辞风貌一展无余，而当时楚国的民俗风情也与文中的华美辞句和强烈的爱国情怀相得益彰。若在语文教学中能够适当讲解艾草幽兰、江离辟芷、申椒菌桂等具有楚文化代表的风物，穿插讲解后羿畋猎、凤皇（同“凰”）受冶、灵氛占卜等神话传说，同时结合端午节的来源、包粽子、赛龙舟等纪念屈原的传统活动，以及国家现在对传统民族节日的高度重视等，则不仅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课程内涵，还能加深学生对诗歌的理解和记忆，热爱本民族文化，引起学生强烈的爱国情怀，明辨是非，击浊扬清。

神话《女娲补天》收编在中国经典文化研读选修教材《中国民俗文化》中，其中强烈的“地母意识”、“灵石意识”以及“补天情结”，是我国古代先民们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并有意、无意地征服世界最具根本意义的精神成果，中华民族信仰上的共祖意识、政治上的国家意识、文化上的民族意识、情感上的认同意识、心理上的崇母意识等无不源于此。它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支撑，为民族凝聚和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强基石。

二、塑造和健全品行人格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2]可见，人文精神的培养是语文教育的题内之义，塑造学生健全良好的品行人格是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四中，饱含浓厚民间文化气息的鲁迅小说《药》具有典型的教育意义。该作品通过华老栓、夏瑜形象的描写，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脱离人民群众，革命不彻底的错误。小说中华老栓为救治身患肺痨重病的儿子买来人血馒头，鲜血还被别人当“药”吃，这些在当今社会人们是无法理解的。但是这与历史上的祭祀民俗是有着重要联系的。鲁迅在《狂人日记》及散文《范爱农》里都写到了清末革命者徐锡麟心肝被吃的事，也曾写到：“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注：“散胙”原指旧时祭祀仪式完成后，发给参加者祭祀用过的肉。）鲁迅把“散胙”引申为先驱者牺牲后，民众从精神、心理上对他们的利用。在小说中，人血馒头成为联接作品丰富内涵的审美物象，一个凝结着作品“张力结构”的艺术道具[4]。作品中塑造的麻木不仁、愚昧落后和不觉悟的冷眼“看客”，对于树立学生自尊、自爱、自强的人格品质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

三、形成和确立人生价值

民俗文化中蕴含着许多做人处世的哲学思想，如忠、孝、仁、义、信、和、敬、恩、序、别、助人为乐、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投桃报李等调节人际关系的道德礼俗规范，为学生建构精神文明提供无比丰富的资源。而“以人为本”、“自强不息”、“讲诚守信”、“为仁由己”、“礼仪天下”、“忠恕之道”、“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等传统观念为学生提供做人的道理、人生的意义及处世的准则，乃至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类命运的基本态度的形成都影响深远。

陶渊明《读山海经》：“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选修教材中，神话《刑天舞干戚》里的刑天那种不屈不挠、不服输的顽强战斗精神，在每个学子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刑天舞干戚”成为永不妥协的象征。《女娲补天》告诉学生，一个人应当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鲧禹治水》教育学生，坚持就是胜利，只有拥有执着的信念和前仆后继、不屈不饶的伟大斗争精神，才能获得成功；《羿射十日》启示学生，一个人要拥有过人的胆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才能为民除害，成为人民英雄。沈从文的《边城》，我们可以通过了解湘西对歌民俗及傩文化来解读；通过研究北京民俗文化来体会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通过把握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生活民俗、礼仪民俗、婚姻民俗及游艺民俗来感悟《诗经》等。这些优秀的中国民俗文化对促进学生形成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具有重要价值。

四、品味和鉴赏民俗文化

语文教育中，教师在引领学生阅读优秀的民俗文化作品时，往往通过品味语言，感受其思想、艺术魅力，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和审美力，使学生具有良好的现代汉语语感，提高学生对民俗文化语言的感受力。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一有汪曾祺的《胡同文化》。文章中，作者从琐碎的日常生活、风俗民情娓娓道出，向读者说起胡同文化——“大腌萝卜”、“虾米皮熬白菜”、“棒子面”等北京的风味吃食和剃头挑子的“唤头”，磨剪子磨刀的“惊闺”，算命的盲人吹短笛等风俗民情，再现了老北京深厚的民俗文化气息，表达出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胡同文化的热爱，以及对即将在现代文明大潮中没落的北京胡同的复杂而感伤的心情。

鉴赏民俗文化作品，需要有积极的鉴赏态度，注重审美体验，陶冶性情，涵养心灵。能感受形象，领悟作品的丰富内涵，努力探索作品中蕴涵的民族心理和时代精神，了解人类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并让学生学会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如，教学鲁迅的《祝福》，要求很好地解读民俗文化对于理解文章主题的重要价值。“祝福”是在旧社会江南一带农村过年时举行的隆重的年终大典。阔人家操办“福礼”，供于祖先和天神的牌位之前，点上香烛，意在祈求保佑。因此，“祝福”本身就是旧社会最富有特色的封建迷信活动，所以，在祝福时封建宗法思想和反动理学观念也表现得最为强烈。在鲁迅的作品中，民俗事象俯拾即是，有的成为联接作品丰富内涵的审美物象，如《药》中的人血馒头；有的成为开掘“本文”深度进向的一个活动背景，如“祝福”；有的则构成作者审美思考的艺术契机，如《风波》中的辫子；还有的成为沟通读者某些方面时代感触的文学媒体，如《长明灯》中的“长明灯”等。

再如《林黛玉进贾府》，作品一开始就笼罩着浓烈的梦幻色彩，从“女娲补天”的神话到“绛珠还泪”的传说，再到“太虚幻境”。宝黛虽结下“木石之盟”，但“还泪”之说预示着宝黛爱情的悲剧。作品通过描绘服饰、饮食、建筑等民俗文化以及省亲、回九、抓周、冲喜、斋戒等民俗现象，深刻揭示了封建大家族由盛而衰的演变。因此，品味与鉴赏文本中的民俗事象，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正确理解和把握文章主题的关键。正如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史学家丹纳所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5]

中国民俗文化赋予了语文教育丰富的内涵，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精神支柱[6]。通过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学习，有效地整合了课内外课程资源，把语文教育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使学生在受到优秀文化熏陶感染的同时，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学语文、用语文和享受语文。

参考文献

[1]（东汉）班固.汉书—王吉纪.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11.5.

[2]教育部.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3]陈孟云.利用民俗文化资源，丰富课程文化内涵——浅析民俗文化资源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价值.教学月刊（中学版），2004（6）.

[4]皇甫晓涛.鲁迅的民俗事象.枣庄师专学报，1997（1）.

民俗文化价值篇2

关键词民俗传统现代农村社会价值功能作用

〔中图分类号〕K8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4-0125-04

民俗是群体的文化生活，是人们相互认知、理解的文化指令，它引导和规范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民俗源远流长，与时俱进，是一种自发传承与自然习得的过程。民俗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囊括了更多社会事象，在现代生活话语中已成为一个正面社会概念，得到生活中更多人的肯定，是一种可以积极利用的社会文化资源。①中国对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起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运动和积极参与，在全国各省市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和评选，民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国家所珍视的公共文化，②特别是传统节日民俗受到重视，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等都已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规定为法定节日，成为建构新时代的文化价值体系的一部分。

在新农村建设中，建构农村和谐生活是政府“执政为民”的重要方式。民俗传统已成为民众普遍关注的对象，成为谈论和讨论的话题以及人们思考和探索的对象，得到学术精英和大众媒介的关注和传播，而具有了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

一

中国农村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外延多样，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地域的差异性，在本质上都属于农耕文化。它发生发展于农耕社会结构中，从古代到现代，很少发生严重的断裂和巨大的变革，社会生产方式和存在形态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农民以此认知和理解生活，构建观念世界。农民生活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社会伦理秩序中，遵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生活方式比较单一。农村社会相对封闭，比较稳定，农民的价值观有连续性和循环性，农民的社会价值体系也更保守，对传统文化的保存也就更多、更完整、更系统。

中国农民文化观念的特殊性通过各种生活表象体现出来，在历史中不断深化，体现出农民价值文化的独特性，血缘宗法观念、乡土人情、勤俭持家、消闲自得等生活认知模式，是华夏民族从生成到养成逐渐积累起来，是农村社会亘古不变的价值理念。不同地方的“家庭价值观”“家族主义”“乡土观念”等在日常生活中也略有差异，民谚“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人亲”等也包含了农民朴素的价值观。“回家看看”“拜祭祖先”“叶落归根”等观念根植于人们的骨髓之中等，凡此种种都沉淀了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精神。所谓中国人，不在于是否具有黄皮肤、黑头发，而在于是否具有中国文化的内在品格，体现一种文化根性。

传统文化强调和谐共进，将个人与社会，家与国统一起来，在遵循社会秩序的同时完善自我品格，以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历代先人各种“有意义的社会生活”在现代文明发掘中得到确认，就会成为民族特性的见证。在国际化背景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传统民俗的价值和作用发挥也越来越为世界所认可和接纳。中国人、中国结、唐装、汉服、中餐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一起走向世界。在追求现代化的社会运动中，各种民俗事象已成为人们感知和想象自身存在位置的有力依据。农村是民俗保存相对完整和系统的地方，它通过一套完整的仪式呈现出来，对不同个体来讲，能在民俗仪式中感受到一种社会身份的认同。一个地域的民俗能基本反映当地民众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和价值追求等。国家重视和保护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科学社会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民俗节日是社会文化设置的时间单位，它以历日和季节相互组成一套完整的循环系统，被赋予特殊的意义，穿插于日常生活，形成生命的自然节奏。这些特殊日子所具有的文化内涵，表现为人们相沿成习的各种活动，它不同于人们日常的历日，在于它所内蕴的特殊价值。这些民俗节日对普通民众的价值观有积极的引导性和规范性作用。

二

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幸福指数明显增加，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现代社会转型期，农村大量劳动力转入城市，流动人口增加，社会治理难度加大。另外，市场经济的扩大，现代传媒的普及，多种社会价值观相互交织，农村社会矛盾变得越来越复杂，基层行政干预不断弱化，普通民众缺少身份认同等问题日渐严重。由温铁军提出的“三农问题”已深入人心，在他看来，中国历来没有纯粹“农业”问题，它包括了农民权益问题、农村治理问题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多数传统农业地区，非正式社会制度、非规范契约等仍是维系农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的重要文化基础。温铁军：《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9、35页。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农村的稳定性结构已悄然变化，年龄断层明显，农村伦理危机日趋严重，乡土人情关系淡漠，取而代之的是利益原则，社会道德普遍下降，个人主义和重利主义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由于国家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许多社会矛盾日渐浮出水面，伦理崩溃、封建迷信流行、信仰危机等普遍性问题不断发生，在本质上是新旧价值体系间的博弈。“三农问题”是重建农村社会性价值体系的一项系统工程，它的有效解决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特别是对推动农村社会的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星以“土地-治理-民情”的三重分析框架对“三农”问题给予新解释，分析了农村在土地经营变革、治理方式转型、农村民情结构等方面的喜与忧，应星：《“三农”问题新释――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三重分析框架》，《人文杂志》2014年第1期。对推进新农村建设做了很好探索。

另外一个现象是外出打工农民在逢年过节带回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外面城市的新价值观，和当地传统价值观之间容易发生冲突，造成了农村价值取向差异下多种矛盾间的相互交织。农村出现的子女虐待父母，迫使已经丧失了劳动力的父母衣食无着，逼迫父母致死的现象也屡有出现。陈柏峰：《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期。农村缺少统一的价值标准，社会约束力不强，传统孝义与善良在当前农村社会价值多元化背景下不断弱化，个人主义不因社会舆论的力量而有所收敛。另一方面，家里老人辛苦，但也倾向孩子外出打工，在提高经济收入的同时，能优化下一代的生活平台。随着城乡差距的不断缩小，国家农村政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等，农村社会在人口结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等方面又悄然变化，特别是在各种民俗节日事象中表现的更为充分，体现出传统优秀文化在引导和构建农村价值体系方面的积极作用，让常年在外漂泊的人有一种身份的认同和道德的回归。

春节即农历新年，“回家过年”就成了传统社会价值观发生作用的重要表现。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有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进行的家族祭祀和团拜，以及相互之间的访亲走友。这时候，一般民众能感受到自己作为社会道德共同体中的一份子，在履行这种民俗中体验到生命的归属，体悟到春节民俗对自己社会生命的重要性，它也是各种价值观相互交流对话的领域，在喜悦的氛围中能够相互提升和完善。清明节是一个以上坟祭祖为主的民俗节日。一般景象是在清明前若干天，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单位，集体提盒挑担去扫墓祭祖。在此过程中，普通民众能够在祭祖中体味生命中的感恩和奉献，特别是对已逝祖先所表现出的虔诚拜祭，而体悟珍爱生命、孝悌传家的真谛。清明节也是中华文化孝道的体现，是生命之流安身立命的基础，为了子孙延续和“光宗耀祖”的事业而具有了人生希望和奋斗的动力。折下柏枝，插在门上，分享祭品等礼俗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蕴，可以帮助人们凝聚生命力量，反思生命价值。中秋节被称为团圆节。一般是晚辈送长辈月饼，寓意居家团圆，在一年中有承上启下的功能。生命的完美不仅是躯体的康健，还有父母的慈爱和儿女的孝顺，兄弟姐妹的团圆等，它构建了生命完美的存在形态，表达了中国人的理想和希望。这三个节日都体现出中国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重视。贺雪峰认为关注有限生命与无限意义层面的价值，可以称为本体性价值，是关于人生存的最根本价值，是使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有了对人本体性价值的追求，人在生活中就有了纲。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3、19页。这样，人的生命感就会变得强烈而充满期待。

节日民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粹的集中展示，国家的节日民俗体系是反映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关系的重要指标。国家在节日制度中会考虑如何将民族文化融汇进去，以增强民族的认同机制。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的地域中，民俗节日表现出一脉相承的关系，在社会价值体系构建中具有恒定性和大众性特点，有利于推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价值观的现代建构。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家是一个专业组织，家的大小依着事业大小而决定。关注有限生命于无限意义层面的价值可以称为本体性价值，也就是关于人生存的意义，是人安生立命的基础，如此，人生才可以纲举目张。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25页。现代的年轻人认为农村社会已无法为他们提供事业发展的空间，选择外出务工可能为后展提供一个较好的平台，但对民俗传统的认可与遵循则是保证他们生命根性的基础。在村里居住和耕种的老人，由于经济条件和传统观念的原因，不愿放弃任何可以耕种的土地，甚至是别人无力耕种的土地，潜在的表达了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外出务工者在春节、清明和中秋节等节日的归来，也内在地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三

中国是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模式，在一个相对分割的领域内，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模式有很大差异，农村农民和城市居民的价值观也有很大差异。中国城市在不同程度上已进入到现代社会行列之中。广大农村多停留在传统社会，它们的构建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以地域为界限的村落群体，叶子：《从减负到发展――中国三农问题剖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7页。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社会交通便捷之后，人们积极外出，交往逐渐频繁，外界的价值观随之进入农村社会。现代科技的发达，通讯设备的批量生产，电视、网络信息迅速传播，即使没有外出的农民也能了解和接受外面社会的价值观。因此，农村社会在一段时期内，将仍是多种价值观之间的博弈交融。

农民进入城市，在城市和农村间建立联系，会受到两种价值观的影响，旧观念不可能在短期内自然退出自己的精神世界，它需要让自己能融入城市社会生活，而新观念不可能很快被接受和消化，它需要一段时间来认知、接受或是抵制、反抗。生活的事实是，他们多会自觉或是不自觉地改变自己的观念，被城市或更为先进的价值观所同化而顺应历史发展。在城市和农村价值观的矛盾中，会让更多的农民感到困惑和无奈，在传统和现代之间难以做出真正的选择，更多是入乡随俗。

从民俗发展历程看，它在维系和构建民众价值观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近代中国人在追求独立自强的道路上，从对民俗的否定性批判，到改革开放以来对民俗的肯定性认知，使它从文化负担变为文化资源。民俗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珍视，它已成为人们感知、想象和确认自己社会身份的方式和依据。在追求现代化的社会运动中，作为广大农村的社会共同体，需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通过对未来社会民俗的憧憬，以感受和确认自己是时代的新人。在此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民俗的价值作用，对民俗的自觉认知和利用，是构建新农村农民社会价值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民俗事象的神圣性和严肃性，能够强化人的精神能力，唤起并高扬人的主体意识，推动普通民众共同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民俗不同于无所为的游戏活动，它有一套完整的结构形式，并将之演化为一种观念性的仪式动作和过程，借助某种符号形式，向人们表达一种功利性愿望，并期待这种活动能对民众的生活发生真正影响。民俗符号本身蕴涵着人类生命世界中的文化心理，它能有效缓解和建构民众生活中的精神信仰。

春节、清明节和中秋节作为中国传统民俗节日，它不是用以满足人的某一个别需要，而是用来调节人与人、人与祖先、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关系的一种途径和方式。卡西尔认为这种仪式“并不是用于实践目的，不是为了在日常生活的需要方面来帮助人。它被指定用于更高的目的，用于大胆而冒险的事业。”[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18页。社会转型时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博弈不可避免，在矛盾中融合，在新旧价值体系中不断调和。王先明认为革命与建设共生共存于乡村社会的建设，它的主导方向在于整体的社会建设，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历史。王先明：《历史转折与时代诉求》，《人文杂志》2014年第8期。在新农村建设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农村构建还需要时间，传统民俗所内蕴的价值观已深入人心，在价值观选择的十字路口，国家以传统民俗文化中的价值精神对农民的引导和重塑也就显得非常迫切。

四

美国现代社会问题专家英格尔斯在探索社会文明的现代化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们缺乏一种赋予那些文明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社会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文明制度的人，他们自己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真实性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在传统人的手中也将变成一堆废纸。[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页。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有美好的蓝图，有具体的配套设施，甚至已准备好了理想的管理技术，但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要分析农村的现状和农民的关注，培养新时期农民的社会心理，建构起农村社会价值体系的基本框架，让制度和社会在实践中逐渐结合，逐步建立起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制。

民俗文化价值篇3

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一种文化模式，反映了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地域的人群意愿，是联系传统和现实的重要纽带。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源，凝聚了一个民族的情感和行为特色，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理想和信仰。因此，民俗文化教育对于实现高中语文教学目标有着重要作用，高中语文教学中应该重视民俗文化教育。

一、利用教材中的民俗文化资源，提升语文课程的文化内涵

语文课程内容是由形式多样、经典生动、意义深刻的文学作品构成的，所以说民俗文化作品一直是语文课程重要的教学资源。通过对高中语文教材的深入挖掘，不难发现其包含了丰富的民俗文字资源，经典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俗文化的思想内涵，而且许多文学作品都是来自与民间，在民俗文化的历史沉淀中诞生的。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古典文学作品《诗经》，其根据西周时代民间文化采集而成，其内容反应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五百年的民俗文化风貌，根据所记载的民俗文化类型分成了《风》、《雅》、《颂》三大类。发展到汉朝，《诗经》更是成为当时文人学士必学的经典。再如唐宋的诗词以及元的戏剧、明清小说等许多都是有民俗文化登堂入室成为经典作品的。

纵观中国文学史，无不证明文学的基础层次就是民俗文化，即便是高雅文化也是需要建构在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否则就会失去价值。高中语文教材中的经典文学作品，究其根源都包含了民俗文化，如果语文教师忽略了民俗文化教育意义，只重视经典文学作品的“高贵典雅”，而不去深入挖掘作品所具有的民俗文化内涵，势必会导致经典文学作品的解读缺失，使得学生不能真正了解作品中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因此，高中语文教学中要重视挖掘教材中的民俗文化资源，从民俗文化的角度来审视文学作品，感受文学作品的“原汁原味”，培养学生通过民俗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来提高审美意识和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之情。通过对不同年代和地狱民俗文化的描写鉴赏，分析人物的艺术形象，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培养浓厚的人文气息。由于教材中的文学作品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所以只要教师深入挖掘这些作品所蕴含的民俗文化资源，就能有效地提升语文课程的文化内涵。

二、重视民俗文化的教学价值，提升高中语文的教学效率

首先，民俗文化是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构成了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是学生建构语文知识的重要来源。比如谚语、节日、李易制毒等等民俗文化知识都是语文教学的基础内容，合理地利用这些民俗文化的教学价值能够加强学生的阅读积累和文学底蕴，丰富学生的文化基础知识，从而提高语文教学效率，实现语文教学目的。在鲁迅的《祝福》教学中，会涉及到关于三从四德、三纲五常、“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以及古代“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在封建礼教制度下人们的思想被深深束缚，从而形成当时特点明显的民俗文化。这些民俗文化具有极深的教学价值，能帮助学生认识到封建礼教制度的弊端，体验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意义。

在《边城》教学中，文章提到了关于端午节的知识，端午节属于我国特色民俗文化，教师要利用传统节日的学习来为中学生传承民族文件夯实知识基础。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也包含了民俗文化。在《兰亭集序》中关于“癸丑”一词的讲解，学生了解到古古代的年月日表达方式，掌握一些古代计时方式，积累古代历法知识，这样都丰富学生的文学基础知识，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描述了古代以“右”为尊，加深对古代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无出其右”、“旁门左道”、这些成语都是古代文化的真实写照。可以说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包含了民俗文化资源，教师要利用这些多彩的民俗文化知识，发挥民俗文化的教育价值，帮助学生积累更多的语言、文字、历法、礼节等方面知识，拓展学生视野，增强学生对文章的接受和理解能力，拉近学生和社会生活的距离，丰富语文课堂教学，提升高中语文的教学效率。

三、引导学生甄别民俗文化，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

教育承担着弘扬您在文化的重任，同样作为中学生也需要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高中语文课程在高中所以学科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学好其他学科的基础和前提。所以，高中语文教学应该重视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而民俗文化则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由于民俗文化有着时代性和地域性，在不断地发生演变。而且，当期社会的民俗文化内容也是参差不齐的，不是所有的民俗文化都对社会有益。比如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恶俗陋习就应该坚决摒弃。因此，高中语文教学不仅要提高学生对民俗文化的认识和掌握，还需要引导学生学会甄别民俗文化，以此来弘扬优秀的民族精神，共建文明社会。

例如鲁迅在《祝福》中所描写的民俗文化，学生通过学习这篇课文认识到封建恶俗对整个社会以及人民群众的伤害，认识到祥林嫂真正死亡的原因。而鲁迅也是希望借助祥林嫂悲剧的描写来揭示当时恶劣的民俗文化，让人们从封建陋俗中醒过来。再如《边城》中关于端午节小城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纯美的民俗风情和人性的善良，有利于学生传承美好的民俗文化。另外，教师可以将高中语文教材中不同的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民俗文化内容进行对比，通过比较帮助学生加深对不同民俗文化的认识，提高甄别民俗文化的能力。这样才能帮助学生对民俗文化进行“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去丑留美”，将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发扬广大。

民俗文化价值篇4

【关键词】民俗摄影；文化价值；表现形式

民俗摄影以民俗文化为创作的土壤，用视觉的语言，真实地记录不同民俗文化的发展和现状。民俗摄影记录了人们的生活动态，更是历史文化的见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以及文化价值。因为民俗文化的独特性界定了民俗摄影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每个地区、每个民族、不同的时期的民俗文化都有其独特的韵味，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民俗摄影不是单纯地对于落后民族的发掘，而是揭示人类文化的多元性，融入了摄影师的人文关怀，通过视觉语言促进文化交流。

一、民俗摄影的文化价值

民俗摄影是向后人展示今天的文化现象的重要手段，民俗摄影的文化价值在于其植根于民俗文化的内涵，蕴含着历史文化的沉淀。民俗摄影不仅要求摄影师具有摄影的艺术角度，还需要其站在历史和人文的角度，观察民俗文化。

民俗摄影的文化价值从纵向看，反映了历史文化，是丰富和了解民俗文化的重要资源。民俗摄影的纵向文化价值在于其时间的积累性。同一地区的不同时间的民俗摄影记录，是该地区的民俗文化发展的真实记录。在100多年前，许多著名的民俗摄影师拍摄了大量记录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生活实态的照片，从长辫子的男子到已经剪去长发，穿上西装的男子，从穿着布衣裹着三寸金莲的女子到身穿时尚旗袍的女子。这些照片都是我国晚清和民国的过渡时期的真实写照，真实地反映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

民俗摄影的文化价值从横向看，用形象文化语言，促进了人们对于不同地区的民俗文化的了解，促进了不同地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俗文化交流。文字有时无法充分描绘出不同民俗活动的画面，而图像是更有视觉冲击力和影响力的形象性的语言。

在对濒临灭绝的民俗文化的进行拍摄时，摄影师植根于民俗文化的内涵，通过查询各方面的资料，有目的地挖掘濒临消失的民俗文化的事物和景象。真实地记录濒临灭绝的民俗文化，同时引起人们对于濒临灭绝的民俗文化的关注。

二、民俗摄影的表现形式

第一，民俗专题报道

民俗专题报道是最为吸引读者眼球和最具说服力的民俗摄影的表现形式。民俗专题摄影是指围绕某一个民俗题材，拍摄一系列的专题图片。在对于民俗题材的深入分析和挖掘的基础上，通过一组图片并且配合较为全面的文字分析，对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民族的民俗文化进行阐述。

民俗专题报道这种民族摄影的表现形式，能够给予读者强烈的视觉刺激。因此，要求摄影师对于该民俗专题有着深刻的了解和全面的认识，能够准确把握整个民俗活动的完整过程。同时，需要抓住专题的每个阶段的精彩瞬间，并且注重每个照片之间的联系性。

如意大利摄影师MatteoBertolino在2010年6月所拍摄《艾玛拉人的元旦》，通过展现玻利维亚最大的西班牙裔族群――艾玛拉人的元旦一天的特殊的节日活动，向读者展示了艾玛拉人的独特民俗文化。艾玛拉人是与6月21日庆祝他们的元旦的。他们在南半球的冬至日，也是全年最冷最短的晚上等待，迎接第一缕的阳光，之后将祭品和饮品洒于大地，表示对大地的感激和膜拜之情。

第二，民俗纪实摄影

民俗纪实摄影是民俗摄影常用的手法。摄影师从多个角度、多个方位，针对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一区域或民族的生活进行跟踪性、纪实性的拍摄。这种手法是民俗摄影中最为简单也是最为常见的表现形式，其更倾向于记录民俗文化，而没有过多地进行处理。

例如我国摄影师侯德江拍摄的《图瓦人村落》，所拍摄的图瓦人居住于我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喀纳斯河谷，该地冬季漫长，风雪严寒，使图瓦人与外界相隔离，木柴、牛羊肉、爬犁等等都是取之当地，并适用于当地的生活来源与经验。而《图瓦人村落》通过一系列写实性的图片，展现了图瓦人的民风民俗。

亦如我国摄影师佟博拍摄的《北极圈里的萨米人》，通过组合式的图片，反映了萨米人的建筑、交通工具、日常生活、饮食等特点，展现了萨米人的生活现状。过去的萨米人是游牧民族，现在的萨米人已经更多地开展农业活动了。

第三，民俗艺术摄影

民俗艺术摄影是以艺术的手段反映民俗的题材的摄影手段。这种摄影形式结合了民俗摄影和艺术摄影，提升了民俗摄影的艺术鉴赏价值。这种的表现形式，是追求艺术效果和民俗内涵的统一，此形式常常以单幅图片的形式出现。

例如由我国民俗摄影师汪唱和拍摄的作品《热土》，就是通过艺术的手段表现陕北人民的热情豪放的性格。

第四，民俗微观表现

这种表现形式与民俗专题式摄影类似，常常作为纪实摄影的补充。民俗微观表现能够缩小民俗专题摄影的专题，做到更为精确具体。可以更好地从民俗文化的细微方面表现出民俗文化的特点。

摄影动人之处在于视觉的震撼以及图像所透露出的情感。而民俗摄影对于文化的关怀，对于生命的关爱，是其魅力所在。民俗摄影作品是各个民族的民俗文化的真实写照，其题材众多，包涵民俗的人物生活、节日庆祝、服饰、建筑等等，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和学术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关注和记录旧民俗的同时，也应关注新文化下产生的新民俗，让民俗摄影根据时代气息。

【参考文献】

[1]阿勒达哈甫.浅谈民俗摄影的特性[J].中国民族，2011（4）.

[2]陈晓梦.如何利用民俗摄影发扬民族文化的研究与探讨[J].大众文，2011（12）.

[3]范铮.民俗、摄影与摄影家――论在民俗摄影观念下三者的关系[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0（2）.

民俗文化价值篇5

一、山西民俗文化传承产业化的时代背景和价值选择

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认为:“民俗文化指一个国家和民族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可见，该文化类型源于生活并在生活中不断传布和演变，展示着民众的生活百态和生存智慧，已成为传承文化成果的重要方式。在全球化、网络化的现代开放型社会，有效保护与传承民俗文化并使之顺应市场经济潮流，需要紧扣时代强音，遵循价值前提。

(一)“互联网+”行动计划与文化领域的深度融合为应对信息时代的发展形势，国务院于2000年《互联网内容服务管理办法》对互联网实行宽松的市场准入政策，允许私营企业经营互联网和其他增值电信服务业务。在其后的十多年里，网络业迅猛发展如雨后春笋，影响着社会生活方式，促进着生产的革命性变革。2015年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旨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促进互联网和传统行业的融合，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从而形成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基于此，互联网与文化领域的深度融合迫在眉睫。山西民俗文化传承和保护方式单一，至今仍以原生态的传统形式为主。近年来，在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下，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民俗文化传承依然不够理想。布点广泛却规模较小、影响较弱，难以发挥集聚效应。在“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发展契机之下，应加快促进网络与文化紧密融合，以科技和网络为依托，在市场经济浪潮之中引导山西民俗文化传承的产业化。

(二)山西民俗文化产业化的价值选择文化产品区别于其他各类产品的显著特征是其具有双重属性，即意识形态属性和价值属性。新中国建立以来，政府在不同时期对文化价值的引导有所不同:改革开放前文化部门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只注重文化价值而忽视商品价值，文化产品高度意识形态化;改革开放后我国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政策，但对文化领域仍然只讲特殊性而使文化产品存于市场规律之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加入WTO带来的变革压力，政府于2003年提出文化体制改革，指出了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倡导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的并重，为文化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随后的十多年间，全国上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却逐渐将价值天平从意识形态属性偏移到商品属性，追求文化产业在GDP中创造产值的多少，过分注重文化产品带来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文化价值，给文化产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文化价值危机。因此，在山西民俗文化传承的产业化过程中，首先需明确其产品的文化价值，在发展过程中要强调文化和艺术作为发展核心的重要性，注重满足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民众的审美素养。同时，要防止过度逐利使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覆盖其文化价值，从而形成民俗文化过度产业化的“伪民俗”现象。总的来说，要在保持和发扬民俗文化之文化价值的基础上以经济价值的实现为途径进一步发扬其文化价值。

二、山西民俗文化传承产业化的主要问题

山西长期以来形成了以煤炭资源为支撑的“资源文化”，相较之下忽略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针对文化发展的政策规划时效性较差，绝大多数未真正落实，可操作性不强。随着近年来山西文化强省战略的实施，相关文化产业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民俗文化传承的产业化发展总体规模较小、创新动力与能力不足、文化产业发展不均衡，仍处于较低发展水平。

(一)民俗文化网络传播较为薄弱近年来，网络化冲击着众多传统行业，也悄然改变着文化营销传播。新媒体的发展促进了自媒体的出现，传播渠道及话语方式更趋开放自由，人人都能在第一时间进行信息传播。在此背景下，运用网络平台进行文化传播对民俗文化传承的产业化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山西民俗文化资源内容丰富、底蕴深厚，近些年政府和企业共同加强文化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区域知名度，但因其宣传力度不大、宣传模式单一导致民俗文化在全国范围的认知不均。一方面，文化营销观念落后。受传统观念影响，众多民俗文化传承主体固守“好酒不怕巷子深”的被动引入思想，主动宣传的积极性较弱，少量的广告宣传多局限在当地及周边的一定地域中，缺乏跨文化传播意识。特别是一些稀有且传统的民俗文化，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甚至面临失传之境，民俗文化“走出去”显得异常艰难。另一方面，文化营销方式单一。山西民俗文化传承产业化过程中的营销途径多见于产品广告，而其中以山西境内的广告牌及电视广告居多，而利用新媒体等网络媒介呈现的广告较少，传播范围小，网络营销较为薄弱。

(二)民俗文化与网络科技融合不紧密总体而言，山西民俗文化资源内容丰富但科技含量不高，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运用较少从而导致一系列问题。第一，民俗文化产品创新性较弱。文化产业的核心价值在于创造力的发挥，文化产业的发展应当依靠创作者充满个性与自由的创造力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文化消费市场的需求［2］。山西民俗文化产品多为流传至今的传统型产品，而在以科技为依托的创意时代，固守传统本身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需求，民俗文化产品走出去的步履缓慢而艰难。第二，民俗文化同质化现象严重。在山西分布广泛的民俗文化资源中，已开发出的民俗文化产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模仿与趋同现象，自身特色不明显。如构成山西晋中大院文化的诸多大院，就存在创新不足的同质性问题，在文化内涵与形象塑造中缺乏本质性差异，形成消费者“游一处而知全貌”的消费观念，导致吸引力不足。第三，缺少与相关产业的共同促进。在网络科技飞速发展的背景之下，众多产业可以此为依托相互融合形成影响更为广泛的产业群体，而目前山西民俗文化产业仍以独自发展为主，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不紧密，因此取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均不理想。

(三)缺乏引领市场的文化品牌和企业山西民俗文化资源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其历史文化积淀居于全国前列。然而除了素有“天下第一醋”的山西老陈醋及近年来依托影视宣传发展迅猛的大院文化以外，其余民俗文化知名品牌较少。一些传统优势品种如晋南木版年画、河津琉璃、介休陶瓷、太谷秧歌等，仅在有限区域内被部分人知晓，在国内的知名度不高，产业化发展滞后，个别品种和传统技艺甚至面临失传的危险。山西民俗文化品牌在全国驰名商标中所占比例与可挖掘的文化资源严重不符，品牌带动文化发展的作用不明显，民俗文化品牌价值偏低，含金量不高。原因主要是民俗文化品牌意识不强，其品牌创建意识、宣传意识、经营意识淡薄，导致发展动力不足。同时，大部分国企经营体制目前虽在形式上和法理上基本完成转企改制，但实际并未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国际文化，导致缺乏顺应市场发展的龙头企业。中小企业生存空间小，产业集中度不高，文化企业多而散，小而弱。可见，目前山西民俗文化产业化的市场主体骨干企业缺乏、小微企业不足且知名度较低，严重影响其产业化进程及市场竞争力。

三、网络时代山西民俗文化传承产业化的对策思考

(一)明确政府职能，引导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服务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不同发展方向日渐明晰，从2008年全国博物馆、纪念馆的免费开放到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与此同时，政府作为文化发展的引领者需要进一步明确其职能。文化产业的性质不同于服务大众、旨在满足和提高公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公共文化事业，旨在取得社会效益的基础上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因此，其职能也不同于公共文化体系的构建，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政府职能应主要体现为宏观政策的制定及主客体关系的协调及监督［3］。重点是政府的有限参与，主要表现为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民间企业及公民个人应以互动、合作、协商的模式参与发展过程，充分发挥市场调控作用，努力实现多元主体的平等对话，从而在权利制衡及利益博弈过程中达成共同利益，促进民俗文化传承的产业化发展。

(二)利用网络媒介，打造民俗文化营销平台民俗文化网络营销不应仅为建立在新媒体平台之上简单的产品信息传输，而是将文化内涵及产品传播融化为网络的思维和精神从而进行网络式再造，呈现出新型的民俗文化网络营销策略与模式。第一，找准市场定位。文化艺术生产不同于一般物品的生产，所谓“一千个观众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艺术接受因个人差异而表现出多样性。因此在民俗文化产业化营销的第一阶段，必须通过新媒体等网络平台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结合消费者的需求形态及需求品味，了解山西民俗文化资源的市场认知度及发展潜力，为不同文化资源及文化产品选择最易被受众所接受的营销模式。第二，传播方式多样化。在民俗文化产业化传播中，应采用多样化的宣传手段，综合应用互联网、手机媒介、电影电视等传播平台，充分发挥自媒体时代民众作为重要传播者的角色，将网络营销传播贯穿于传播主体、传播方式及传播客体等各个传播环节，借助网络的巨大能量点燃消费者的参与热情。第三，内容传播情感化。从“铅与火”到“光与电”再到“数与网”，传播媒介的飞速发展使得网络时代已不乏传播平台的构建，在大数据思维的网络世界中，内容即信息［4］。为了广泛提高山西民俗文化资源及文化产品的普遍认知度，给有限的产品信息附加生动的心理情感可使之更易于被消费者所接受。如近年来的产品广告微电影化，在短时间内寓情于物，将文化营销倾注感情，从而更易达到传播目的。

(三)以科技促创新，形成民俗文化产业链发达国家在文化管理中很少采用“文化产业”一词，而多用CreativeIndustry(创意产业)表达中国文化产业范畴，其文化保护及开发与科技发展密不可分。从文化科技到互联网+，科技与文化结合日益紧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推动着文化发展形式的多元化［5］。在民俗文化传承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积极借助新技术、高科技推进文化创意生产的现代化和数字化，在保持文化价值真实性的前提之下，将高科技转化为艺术创新能力，丰富艺术创作和艺术表达。依托现代科技打造山西民俗文化产业链是当前山西民俗文化产业化的重要路径。一方面，要借助高科技及网络技术将民俗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有机结合，使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文化旅游业、动漫业、出版业、游戏业等产业发展相互促进，形成富涵创意的规模化、互惠型产业链，使民俗文化产业由单一型发展转变为一点融多面的网络型发展，传播主体及传播渠道进而呈现多样化。另一方面，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将民俗文化静态产品及动态产品相结合，使单一感官体验变为融情感、视觉、听觉、触觉于一体的综合共鸣，提升民俗文化静态产品的客观性。例如，由乌金山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耗时两年打造的大型山水实景剧《轮回乌金山》，于2015年7月27日在乌金山欢乐谷正式上演，该剧目内容融入了山西晋剧和左权小花戏元素，将本土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舞台表演艺术完美结合，使民俗产品动静结合，有力推动了当地旅游产业发展及文化品位提升。因此，在科技及网络支撑下打造山西民俗文化产业链，有利于产生集聚效应从而扩大民俗文化知名度，在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同时节约文化产业建设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