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的现代诗歌篇1

关键词：中国古代诗歌自然科学元素自然科学

在人类的童年时期，人类凭直觉认识到自己来源于神秘的自然，由于自身力量弱小，处处依赖自然，敬畏自然的巨大力量，对一些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产生惊悚和恐惧，从而对自然产生崇敬和膜拜。这些情感在中国古代的一些神话传说当中有很明显的反映，《诗经·十月之交》也有：“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不少文化学者对此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比如袁珂先生的《中国古代神话》、《中国神话史》，何新先生《诸神的起源》，朱狄先生的《原始文化研究》，等等。

随着人类自身力量的不断强大，对一些问题的不断质疑，对一些自然现象认识的不断深入，人类逐步认识到一些自然现象原来是自然事物运动的结果，是有其规律的，可以把握，甚至可以运用，于是人类不再害怕，逐步从一些自然现象中获得启发，领悟人生、社会的一些道理。

一

中国古代诗歌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除传递人文情怀、描绘历史景观、刻画社会风俗，还有不少自然科学元素。中国古代诗歌不但含有众多的自然科学元素，还包含了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气象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植物学、动物学，甚至建筑学等。

（一）中国古代诗歌涉及气象物候的内容特别丰富。

《诗经》的《豳风·七月》被认为是一首物候诗。其中一些诗句反映了各个月份的物候现象和农事活动。比如：二月份，“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三月份，“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杨”；四月份，“四月秀葽”；五月份，“五月鸣蜩”，“五月斯螽动股”；六月份，“六月莎鸡振羽”，“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份，“七月流火”，“七月鸣鹦”，“七月亨葵及菽”；八月份，“八月萑苇”，“八月载绩，载玄载黄”，“八月其获”，“八月剥枣”，“八月断壶”；九月份，“九月授衣”，“九月叔苴，采荼薪樗”，“九月筑场圃”，“九月肃霜”；十月份，“十月陨箨”，“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十月获稻”，“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十月涤场”，等等。

在唐宋诗词中，既有大量关于四时物候及天象的客观揭示，更有对雨雪风霜现象绘声绘色的生动描述。例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大林寺桃花》诗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首艺术性极高的诗同时又是一首典型的揭示物候现象的杰作。诗中第一二两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点出了在四月(阴历)的平原地区已是春季即将结束的“芳菲尽”时期，然而，在海拔约1400米高的庐山大林寺，却是“山寺桃花始盛开”的另一番初春盛景。而诗中第三四两句“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则含蓄地表明了，春天并未结束，在海拔很高的庐山上，则刚刚开始。这正是现代气候科学中早已揭示的气候随海拔高度而变化的自然气候规律的生动写照。现代气候学研究表明,气候受海拔高度的影响十分明显，其中最敏感的气候要素就是温度。由于气温随海拔高度的升高而降低，因而其相应的物候也随海拔高度的升高而延迟。在气候科学上这一规律往往又与气候（指平地上）随纬带升高而趋向寒冷的分布规律相一致。通常人们将气温随海拔高度升高而降低的速率称之为“气温的垂直梯度”，它不仅因山脉海拔高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还因不同季节而有所不同。

坡《有美堂暴雨》云：“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此诗概括而生动地描写了暴雨来临之际诗人正在浙江海边的一所房舍“有美堂”中所见到的一幕幕“浙东飞雨”过江的天气过程，真实写出暴雨来临前的一片天昏地暗的自然景象，十分传神生动。

（二）地理学的知识也出现在许多诗歌作品中。

例如，《诗经》叙述的“谷风”有两种，一是东风，是一种大中尺度的大气环流，春夏之期，和润的东风带来雨水，有利于谷物生长，《邶风·谷风》描述的“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就是这种风。另一种是中小尺度的大气环流，即山谷风，白天由山脚向山顶刮上山风，夜晚由山顶向山脚刮下山风，在一定的条件下，可造成强烈的区域性雷暴雨，《小雅·谷风》中描述的“习习谷风，维山崔嵬”就是这种风。

沈括在《梦溪笔谈·雁荡山》中说：“唐僧贯休为《诺矩罗赞》，有‘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蒙蒙’之句。”认为这首诗准确地揭示了雁荡山的地理、天气特点。

（三）植物学知识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大量出现，尤以《诗经》和《楚辞》为甚。

《诗经》里的植物学知识不胜枚举，现仅略举一二言之：《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茆。”这里的“茆”是莼菜，莼菜为睡莲科水生宿生草本植物，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蔬菜中的珍品，嫩茎叶可食用，还是抗癌症的佳品。

《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一位青年樵夫，钟情一位美丽的姑娘，却始终难遂心愿。情思缠绕，无以解脱，面对浩渺的江水，他唱出了这首动人的诗歌，倾吐了满怀惆怅的愁绪。把高大的灌木做了柴草，把绿绿的蒌蒿割倒了聚拢起来，把马儿用蒌蒿喂得饱饱的，以便能够有机会去接时刻记挂的人。作为菊科的蒌蒿，历来就是人们桌上的凉拌菜，苏轼诗里云：“竹外桃花两三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河豚肉里有毒，而蒌蒿则是除芦芽之外解河豚之毒的佳品。

涉及植物学知识堪与《诗经》媲美的是《楚辞》。《楚辞》，尤其是其中的《离骚》与植物学的关系，早就引起了人们的研究兴趣。台湾的潘富俊、吕胜由先生，“希望能在古典文学与植物科学间凿开一条双方沟通的管道”。他们将《楚辞》中的草木全部拍成照片，并配以专业性的植物学解说，编成《楚辞植物图鉴》一书（该书2002年由台湾猫头鹰出版社出版）。据他们研究，《楚辞》中写到大量的植物，按作品统计，《离骚》写了28种，《招魂》写了14种，《九歌》写了40种，《九章》写了17种，《天问》写了9种。

与植物有关，自然也就会与中药有关，据研究，现存的屈原诗中，与中药相关的19首，其中植物类药物多达50多种。对于《离骚》所述的中草药，早在宋代就有学者作了专门研究，堪为代表的是宋人吴仁杰所撰的《离骚草木疏》，共分四卷，载有草木55种。

限于篇幅，中国古代诗歌中所反映的其他诸如天文学、建筑学等科学领域的现象不再举例。

二

（一）自然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描述，正确的描述来自对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和大胆质疑，而质疑是科学的起点，不质疑，不去探索，科学就不能发展。

屈原是《诗经》以后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其代表作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的《楚辞》，他在《楚辞·天问》中提出四个问题。一问宇宙的起源；二问天体的形成；三问日月的运行；四问物质的结构。这些问题，经屈原一问，实际上都成了自然科学问题。

诗仙李白在《日出入行》中就对神的存在产生了质疑:“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他否定六龙的存在，认为太阳的运行，不是六条龙拉着在跑，那么作为龙的驾驭者羲和(太阳神)也就不存在了，“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在他看来，太阳“似”从地底下升起来。一个“似”字，用得十分精当。太阳“似”乎从地底来，而不是真正从地底下升起来。由此可见李白在这里已经脱离了天圆地方说，认识到宇宙间日、月、星辰一直在运动着，“其始与终古不息”。这一观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二）中国古代诗歌中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出现，证明了中国古代诗人是一个热爱观察、热爱思考、勇于质疑的群体。

因为毕竟是诗人，他们的观照最终还是落脚在艺术、人生和社会上，所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古代诗人总喜欢从他们所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上联想到艺术、人生和社会，悟出一些艺术和人生的道理，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理趣诗”，尤以宋代诗歌为甚。

如家喻户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火暂时将繁盛的草烧光了，但是来年春风一吹，它们又绽出了绿色的小芽，并长成了一望无际的绿草地。诗人发现了真理，并形象地写出了这个真理，是对小草顽强生命力的礼赞，是一首生命的颂歌，蕴涵有深刻的哲理。

南宋大理学家朱熹的《观书有感》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源头活水是池塘清澈的根本原因，这是一条自然规律，但是诗人这里却用“源头活水”来比喻学习，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取得日新月异的进步。它还给予我们更为深远的启示：源头活则池水深，根本固则枝叶荣，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根本源头上解决问题。“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这里，诗情和哲理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像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许浑的“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坡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无不在揭示自然科学原理的同时，参透人生和社会的某些哲理，而且浑然一体，了无穿凿的痕迹。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其实，她何尝又不是一个科学的国度，我们在生活当中从来就没有忽视科学的元素，然而事实是，中国近代以来在科学上确实落后于西方，其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还有待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袁珂.中国神话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2］何新.诸神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3］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4］余冠英.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植物的现代诗歌篇2

关键词：原型意象；湍荆皇蝠；白O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132（2016）34-0224-02

DOI：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34.130

《诗经》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后世的多数文学作品中使用的意象都可在《诗经》中找到原型。“‘原型’一词起于文学人类学，在每一个人的无意识深处都沉积着人类时代经验的记忆，就是集体无意识形成的‘原始心象’。”

《诗经》中有很多植物的意象，这些植物是先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自然景物，那么敏感多情的诗人便借助他们用以起兴或抒发自己的情感。随着时代的转变并历经几千年文化的沉淀，这些植物意象在人们的歌咏中散发出迷人的光彩。

后来的文人，尤其是唐诗宋词的作者们，常常喜欢从《诗经》中吸取营养，使用这些意象的原型意义来表达情感，也有的文人由此发展了植物意象的原型界说，使这个具有原型意象本身的意象内涵更为丰富。笔者结合自己的理解，将《诗经》中一些植物意象列举如下，分析它们在后代文人作品中出现的含义极其演变。

一、湍

在《诗经》中，湍径啻指君子，且这个君子在不同的诗篇中所指又不尽相同，但都具备君子的基本特点和应有的良好美德。有的是将湍咀魑女子对情人或丈夫的称呼。如《诗经・召南・湍尽防锶章重复的“乐只君子，福履绥（将、成）之”，便是女子对丈夫的歌颂及对美好爱情的期待与祝愿。作者以湍酒鹦耍以葛藤蔓代指依附于男子的女子。《小雅・南有嘉鱼》：“南有湍荆甘瓠累之，君子有酒，嘉宾式燕绥之。”这首诗中，湍揪途咛逯傅氖且桓龊每偷闹魅耍实际上他也是个君子，正由于他的好客，许多“嘉宾”都自然而然地亲近他，依附他。由此而衍生的君子多是女子对丈夫的亲昵称谓，这在《诗经・王风・君子于役》的“君子于役，不知其期”、《郑风・风雨》的“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中可以体现出来。湍敬指君子也就有了原型意义。

晋潘岳的《寡妇赋》中有以下几句：

承庆云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

顾葛之蔓延兮，托微茎与湍尽

这首诗里面的湍臼导噬暇褪谴指君子，这个君子也就是女性口中的丈夫。潘岳还运用了《诗经・召南・湍尽分械闹参镆庀蟾鹚，以葛托身于湍纠幢扔髋子出嫁。

二、黍稷

黍稷本为两种农作物黍和稷，黍指现在的小米，稷指高粱。历来的文学作品都将二者合为一体，说明了二者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具有相通之处。除了展现先民们农业生产丰收景况的同时，也普遍含有一种悲凉的气氛。

《诗经・唐风・鸨羽》中的农民这样呼喊：“王事靡古，不能艺黍稷。”这表现出了行役人的哀叹，因行役不能归家耕种的苦痛。《豳风七月》里通过“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嫁，黍稷重c，禾麻菽麦”描绘出了农忙时节农民辛劳耕作的场景，成为那个时代农村社会的缩影。《七月》展示了农奴的生活状况，从多个侧面反映出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他们是在公田里播种，还有田官监督。所以，他们种植黍稷的过程既是自己辛勤劳作的过程，也是辛酸的遭受奴役和剥削的过程。

还有《小雅・鹿鸣之什・出车》的“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以黍稷暗示时间，说明征夫服役的时间之久，战争持续时间久对普通百姓带来的伤害，悲凉的诗境自此而生。

《王风・黍离》中的黍是“离离”状，即整齐生长的样子，全文叙写了黍从苗到穗再到实的过程，然而一派生机茁壮的景象由于战乱社会的动荡使得流落荒野的人看不到，内心顿生悲酸。由于这种触发因而《王风・黍离》中的黍离常用来寄托忧国之思，表达对故国颠覆、昔日盛景的追忆与留恋，于是有了“黍离”之悲的哀叹。

南宋姜夔的《扬州慢》是词人22岁初访扬州看到昔日繁华扬州惨遭洗劫、盛景不再所作。“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该句中的“黍离之悲”成为全词的一个重要情感线索，作者以哀婉的笔调描绘了扬州战后的萧条、残破，令人痛心。自此以后，“黍离之悲”便成为昔盛今衰、物是人非的代名词。

三、白O

白O是一种水草，即是今天的人们所熟知的浮萍。《诗经・召南・采O》中的“白O”代指即将出嫁的女子或者渴求意中人的女子。唐代诗人于鹄《江南意》中有句：“偶向江头采白O，还随女伴赛江神。”女子怀念外出的意中人，于是以白O作为自己情感的寄托。这是白O这个植物意象情感所指发生的细微变化，由代指女子进而指女子思念的丈夫或者情人，代指的也是与女性发生情感联系的一类人。

白O除了可以用以情感的起兴和代指女子外，还可以用来象征朋友友人间离别给主体带来的伤悲，成为文人们寄托情感的化身。

早在南朝梁柳珲《江南曲》中就有“汀州采白O，落日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该诗以白O起兴，暗寓思念，朋友离别的情谊昭然若揭。唐代刘长卿《饯别王十一南游》中有“谁见汀州上，相思愁白O”。还有他的《送李侍郎贬郴州》亦云：“忆想汀州畔，伤心向白O”。从题目“饯别”和“送”到诗中“白O”意象，看出是由朋友送别引起的愁思与伤心。

宋代柳永的《玉蝴蝶》中有“水风轻、O花渐老；月露冷、梧叶飘黄”。这首词中“O花”与“冷月”“秋天飘落的梧桐叶”共同形成一种情感表达和氛围创造上的一致性：抒写词人怀念漂泊在外友人的心情。

白O这个植物意象的情感和文化内涵经文人们的多次使用，所指有细微变化，但都源于最早的《诗经》，是由此引申开且相互之间存在着联系，朋友情谊、恋人相思也成了白O在诗词作品中比较固定的原型意义，反映了人类的一种具有代表性、共通性的情感。

总有一些意象，在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积淀越来越深厚，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丰富，这离不开一代代文人的努力尝试和运用。《国风・{风・柏舟》中“彼两髦”的少年让人心仪，这也为诗中女主人公爱情坚贞不移提供了丰富的土壤；《邶风・柏舟》里有“我心匪鉴，不可以茹”“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这也是女子向男子表明恋爱的忠贞，同时又在告诫即将抛弃自己的丈夫以及最后被弃的种种痛苦和悲戚。那么，泛泛流水的柏舟也便成了爱情坚贞不渝的象征。后来的学者也由此而引申，多取柏“秀色有新故，英姿无暑寒”来喻人的品性高洁和坚贞。虽有文人的创新和新变，仍是从原始意象中衍生出来的，没有脱离意象原始的情感底蕴和风貌。

《小雅・棠棣》主要写的是宴饮时申述兄弟应该友爱和睦。后世常常以花萼、棠棣、孔怀比作兄弟之谊，即从《小雅・棠棣》而来。唐明皇与其兄弟十分友爱，便在宫中建花萼相庆之楼，还作了《n_颂》。除此以外，还有椒桂、桑叶、卷耳等植物意象，还有风雨、子衿一些地点成为后世文化名词的某种代称。

从原型意象来发掘意象内涵的传统和新变，既是我们追源溯流，回归文本，同时又丰富了意象的文化内涵，为我们古典诗词文学的阅读和鉴赏开辟了道路。

参考文献：

[1]方智范.语文教育与文学素养[M].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123-134.

[2]郑飞.从诗经看原型意象[M].研究者，2008（3）.

植物的现代诗歌篇3

论文摘要：建安是中国诗歌“本乎性情”的历史转关。曹植诗“千悲万恨”、“汹涌而发”，以其众多的数量、精湛的质量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徘徊游移，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品格，从此，中国诗歌便一头扎向抒情一路。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一大杰出贡献。

中国与西方诗歌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诗歌以言志抒情为主，西方诗歌以模仿叙事为主。中国诗歌发端于言志抒情，但其发展却长期依违于言志、缘事、缘情之间，左右摇摆，徘徊游移。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当在文学自觉的建安时期，又当以“建安之杰”(钟嵘《诗品·总论》)的曹植着力更勤，贡献最大。

作为中国诗歌艺术渊源的《诗经》，是以言志抒情为发端的，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的产物，“诗三百”除《生民》、《公刘》等所谓“民族史诗”及《七月》、《氓》等少数诗作有明显的叙事倾向外，其余皆“吟咏情性”(同上)。《楚辞》“忧愁幽思”(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也以抒情言志为主，但《楚辞》的叙事成分，较之《诗经》，则大有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自叙世系祖考，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以至上叩帝阍，下索佚女，便大量用“赋”的手法，“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具有明显的叙事化、散文化的倾向。《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体物叙事，排比铺陈。这种赋化倾向，越到后来越发突出，《渔父》中，“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日：‘子非三闻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卜居》中，“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日：‘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日：‘君将何以教之?”’《楚辞》明显的有一种由抒情而叙事，由诗而文的脱胎换骨的发展趋势，这预示着一种新文体“汉赋”在《楚辞》母体中的孕育和诞生。《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战城南》、《陌上桑》、《十五从军征》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如果说中国的叙事诗萌于《诗经》，长于《楚辞》，而《汉乐府》则是其成熟的标志。汉代文人诗一片荒凉，《古诗十九首》则代表了汉代文人诗的最高成就，它“深衷浅貌，短语长情”(陆时雍《古诗镜·总论》)，或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或抒写士子才人的失意苦闷，又转而以抒情为主。直到魏晋时期，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出，才标志着中国文学的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结束徘徊，明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现，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所以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有云：“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是由‘言志’到‘缘情’，而建安恰是从‘言志’到‘缘情’的历史转关。”④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且感情单一，大多限于男女离愁和士子失意两种，远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抗衡。更何况，《古诗十九首》等汉代诗人受汉乐府的熏染，也一定程度上“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如“今日良宴会，欢乐难俱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耱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虽穷作乐而意不平，抒情性很强，但仍然以一次朋友相聚为背景，叙写了聚会的场面、音乐及对音乐其“声”、其“响”、其“意”、其“真”的评述，仍有一定的叙事成分。另外，《青青陵上柏》、《西北有高楼》、《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涉江采芙蓉》、《驱车上东门》、《明月何皎皎》、《迢迢牵牛星》等大多数诗作，也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的某些特征。《古诗十九首》并非标准的抒情诗，仅以抒情为主罢了，仍带有由言志、缘事而抒情的过渡性特征。

作为建安诗歌的开创者或领袖似的人物曹操，现存诗2l首，皆为乐府，从艺术形式到艺术表现到语言风格，受《汉乐府》的影响极大。曹操的大量诗歌，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善哉行》、《却东西门行》、《谣俗辞》，等仍以事件为基本要素，多采用铺叙手法，其抒情也常常情附于事或“缘事而发”，句式也带有明显的散文化特征。如“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成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便真实地记叙了东汉末年关东各路军阀联合讨伐董卓的战争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明代钟惺《古诗归》卷七评曹操诗“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这“实录”二字，准确地揭示出曹操诗强烈的叙事特征。又如《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也大量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虽然，曹操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敖器之《诗评》)，慷慨悲歌，沉著雄放，以抒情为主，但总体上仍然没有完全突破中国诗歌徘徊于言志、缘事、缘情的大格局，更何况曹操诗数量太少，情感也较单一，多偏于悲壮粗豪一类。曹丕诗“工于言情”，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也谓曹丕诗“能移人情”。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谓曹丕“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并认为“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曹丕的转变主要表现之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②高度评价了曹丕对中国诗歌抒情化过程的独特贡献。而该书在谈到曹植时仅强调了曹植的“文采富艳”和“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只字未提曹植对中国抒情诗的贡献。诚然，曹丕诗情感性强，“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刘熙载《艺概》卷二)并且已基本突破汉乐府“缘事而发”的套路，与《古诗十九首》多选择“意象”，立象见义或“凿空乱道”(同上)，直抒胸臆的抒情手法一脉相承，如“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俺留寄它方?贱妾筏筏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燕歌行》)其中“秋风”凄寒、“草木”凋零、“白露寒霜”、“群雁南翔”，景为情设，立象见义，或“贱妾筏独”、“泪下沾衣”，则又放笔直抒，没有“缘事”而“凿空”抒写。但曹丕诗的“抒情”，一是情感也单一，偏于男女之情，特别是乱世之中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如《燕歌行》二首写居妇怀远；《杂诗》二首写游子思乡；《清河作》写新婚别怨；《陌上桑》写征夫行愁；《寡妇》伤寡妇筏独；《代刘勋出妻王氏作》二首哀弃妇凄苦；《钓竿》言男女求欢；《秋胡行·朝与佳人期》写佳人失约等等，这类诗约占曹丕诗歌的5o，是曹丕诗的主流及精华之所在；二是代人言情，曹丕诗中的男女风情、离愁别怨，多非曹丕自己的真实感受，也没有屈原似的“香草美人”的兴寄蕴籍，大多是沿袭《古诗十九首》的传统题材，代人言情罢了，这与中国抒情诗主要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不类。更何况占曹丕诗歌27的政治、军事题材诗，如《黎阳作》四首，《至广陵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煌煌京洛行》、《秋胡行·尧任舜禹》、《令诗》等，仍大量用赋的手法，铺叙直陈，更多继承的是汉人言志、缘事的传统，如“奉辞讨罪遐征，晨过黎山峻峥。东济黄河金营，北观故宅顿倾。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丛生。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惨霄零，彼桑梓兮伤情。”(《黎阳作诗》)“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以时”(《令诗》)与乃父曹操的政治、军事题材诗一样，“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散文化倾向很明显。因此，曹丕虽对中国诗歌抒情化的确立有一定贡献，但其诗歌创作仍带有从汉乐府、《十九首》及汉末文人诗脱胎而来的因袭，带有中国诗歌正在突破言志、缘事传统而走向抒情的转型性特征，并且曹丕诗的数量、质量也有限，与其弟曹植相比，更是相差有间。

“建安七子”中王粲、刘桢成就较高。王粲“遭乱流寓，自伤情多”，其诗多抒遭乱流寓之苦、怀才不遇之愁、思治思定之叹，但毕竟数量太少，现存诗2o首。刘桢诗“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情感豪雄飞壮，现存诗不足2o首。孔融、陈琳、阮璃、应埸、徐干存诗太少，不足论。总之“建安七子”抒情诗的成就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曹植现存诗96首，远远超出同时代诗人，并且“本乎性情”(丁晏《曹集铨评·陈思王诗钞原序》)，写理想，抒豪情，如“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虾鳝篇》)“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真是慷慨高歌不减乃父；写离愁，抒别怨，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七哀诗》)可谓“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曹植诗大大突破了其父“悲壮”、其兄“凄婉”的情感基调，达到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极大地拓展了诗歌情感的丰富性，如《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之凄婉、《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称子建“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也评价其诗“才思逸发，情态不穷”，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赞赏其诗“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感叹“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并且曹植的“千悲万恨”、“汹涌而发”，是真正个人化的，是作者自己刻骨铭心的真情实感，就是《美女篇》、《七哀诗》等抒写闺怨情愁的作品，也上承屈原“香草美人”的艺术精神，下开李白、杜甫所谓“南国佳人”、“燕赵秀色”的兴寄传统，以男女之情比君臣之义，以夫妻失欢喻君臣失和，寄寓着自己被无端压制、闲置而壮志难申的悲苦愁怨、抑郁愤激之情，与曹丕“贱妾畿畿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代人言情，无所寄寓，殊自不同，这才是中国抒情诗艺术发展的方向或主流。

曹植诗歌创作以曹丕登基为界(时年曹植29岁)，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实曹植前期诗与乃父乃兄差不多，仍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及《古诗十九首》向抒情过渡的某些特征，读曹植《白马篇》、《送应氏》、《赠王粲》、《赠徐干》等前期诗，这一点，不言而后明。曹丕登基以后，曹丕父子对曹植横加打击、迫害，不仅政治理想毁于一旦，并且还常有生命之虞，真是名为侯王，实为囚徒，这前后处境的迥然不同，一落千丈，激发出曹植的“千悲万恨”且“汹涌而后发”，将曹植的抒情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而曹丕自己，登基后忙于政务、军务，前期“工于言情”的特征反而被这些事务所缠而弱化，而言志、缘事的特征反而有所加强，曹丕的抒情诗基本上止于前期的水平，读曹丕后期的《令诗》、《黎阳作》四首、《至广陵于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等政治、军事题材诗，这一点，也显而易见。

植物的现代诗歌篇4

一、借助标题，可以把握诗歌的题材内容

1.即景抒情诗

（1）以四时早晚等时间名词为题。如《春晓》（孟浩然）、《钱塘湖春行》（白居易）、《早秋》（许浑）；（2）以自然景物、山川名胜为题。如《江雪》（柳宗元）、《月夜》（刘方平）、《滁州西涧》（韦应物）、《黄鹤楼》（崔颢）；（3）以“登”、“书”、“望”、“游”、“观”、“题”等词语为题。如《登鹳雀楼》（王之涣）、《书湖阴先生壁》（王安石）、《望庐山瀑布》（李白）。此类诗歌以写景作为主要内容，多借描写四时眼前之景来抒发作者当时特定的感情，借景抒情、融情于景、触景生情、情景交融是此类诗歌常用的表现手法。1997年高考诗歌《望洞庭》（刘禹锡）、《题君山》（雍陶），1998年高考诗歌《题李凝幽居》（贾岛），2007年江西卷的《金陵晚望金陵图》即属此类。

2.伤时感遇诗

用一个短语或句子，叙述诗人遇到的人或经历的事。如《江南逢李龟年》（杜甫）、《过故人庄》（孟浩然）、《喜见外弟又言别》（李益）、《枫桥夜泊》（张继）、《淮上喜会梁州故人》（韦应物）。此类诗歌以叙写诗人遇到的能触发某种心理活动和情感的人或事为主要内容，多采用融情于事的写法。2000年高考诗歌《约客》（赵师秀）、2002年《春夜洛城闻笛》（李白）、2007年辽宁卷《秋夜独坐》（王维）即是此类。

3.送别怀人诗

标题中往往有“送”、“寄”、“怀”、“忆”、“别”、“梦”等字眼。如《送元二使安西》（王维）、《夜雨寄北》（李商隐）、《天末怀李白》（杜甫）、《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孟效）、《留别王维》（孟浩然）、《梦微之》（白居易）。此类诗歌多以送别或怀念亲人、情人、友人为主要内容，抒写真挚的亲情、爱情、友情，表现对亲人、情人、友人的思念，有时也表现游子旅居的愁苦和孤寂。多采用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写法。2001年高考诗歌《赋得暮雨送李胄》(韦应物)、2007年山东卷《出关》（徐兰）即属此诗。

4.咏物诗

以动植物名称作为标题，如《在狱咏蝉》（骆宾王）、《蝉》（李商隐）、《鹧鸪》（郑谷）、《金钱花》（罗隐）。此类诗常以咏某一动植物来表示自己对生活、对人生的某种认识、理解和追求，一般采用托物言志、象征等手法。1994年高考所选元稹的诗歌《》、2007年北京卷《》、2007年重庆卷《海棠》（苏轼）和《牡丹花》（白居易）即是此类。

5.咏史怀古诗

（1）以历史人名为题。如《蜀相》（杜甫）、《贾生》（李商隐）、《西施咏》（王维）；（2）以遗址地名为题。如《石头城》（刘禹锡）、《赤壁》（杜牧）、《隋宫》（李商隐）；（3）有“怀”、“古”、“怀古”、“咏”等词语。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越中览古》（李白）、《咏怀古迹》（杜甫）。此类诗歌往往以历史遗迹、历史人物、历史事迹为题材，或抒发诗人对世事巨变、物是人非、国家兴亡的慨叹，或总结经验、告诫统治者吸取教训，或讴歌历史人物，表达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理想。多采用借古讽今、对比等手法。2007年湖北卷《华清宫》（吴融）和《过华清宫》（杜牧）、浙江卷《乌衣巷》（刘禹锡）即是此类。

其他如边塞诗、宫怨诗、田园诗、题画诗等，标题都有一定的语言标志，凭借这些语言标志都可以帮助我们从整体上对诗歌有一个初步的把握。

二、借助标题，可以体会诗歌的思想感情

1.有些标题明示诗歌的思想感情。例如：《书愤》（陆游）从标题看，“书愤”者，抒发胸中郁愤之情也。陆游时年六十有二，这分明是时不待我的年龄，然而诗人被黜，只能赋闲在乡，想那山河破碎，中原未收而“报国欲死无战场”，感于世事多艰，小人误国而“书生无地效孤忠”，于是，诗人郁愤之情便喷薄而出。再如2007年辽宁卷《秋夜独坐》（王维），借助标题可知本诗抒写的是悲哀孤独的心境。

2.有些标题暗示诗歌的思想感情。例如：唐代崔涂的《孤雁》，从标题可知，这是一首咏孤雁的诗，再结合诗句不难发现作者借此以喻自己孤栖忧虑的羁旅之情。再如2007年的安徽卷的词《醉落魄・咏鹰》（陈维崧），从题目中作者吟咏对象“鹰”可以猜测出，本词表达了猛气犹存、老当益壮的情怀。

三、借助标题，能够解读诗歌的表达技巧

《考试说明》对诗歌鉴赏的要求，鉴赏文学作品表达技巧。我们借助标题可以了解作品的表达技巧。

植物的现代诗歌篇5

【关键词】曹植诗歌叙事结构

明清时期的学者在研究曹植诗歌时就开始关注它的结构章法，如明许学夷《诗源辨体》、清沈德潜《说诗语》、清方东树《昭昧詹言》等，都对曹植诗歌的结构做了精彩评析。但由于中西文化语境的差异，导致中西文学批评传统也有所不同，前人对曹诗作出的结构点评，关注的是文体和文势的关系，而西方叙事学的叙事结构，是在语法结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关注的是叙事作品的更为抽象的共同规律。本章通过曹植诗赋的叙事结构分析，结合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尝试对曹植诗赋进行另一种解读。

一、对比式叙事结构

在曹植的大部分诗赋作品中，都存在着鲜明的对比现象。由于对比是把两种不同的事物或同一事物的正反两面进行比较，所以从空间上来说，对比一定会出现了两个位置的相对关系。从这方面来仔细区别，我们发现对比的运用在曹植诗赋的每篇作品中又是形态各异的。先看《种葛篇》：

与君初婚时，结发恩义深。欢爱在枕席，宿夕同衣衾。窃慕棠棣篇，好乐如琴瑟。行年将晚莫，佳人怀异心。恩纪旷不接，我情遂抑沉。

这里对比两面的位置是非常直观的，像两片对生的树叶。再看《弃妇诗》：

石榴植前庭，绿叶摇缥青。丹华灼烈烈，璀采有光荣。光荣晔流离，可以戏淑灵。有鸟飞来集，拊翼以悲鸣。悲鸣夫何为，丹华实不成。

这里对比两面的位置是有过渡的，就像两片互生的树叶。

《美女篇》共三十句，前面二十八句在外貌、形态、众人的评价等方面极力铺叙这位美女那举世无双的美，直到最后才以“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两句作结。这里对比的位置比较隐蔽，字面上看不出有对比的意思，但从情感的角度上看，就是一组明显的对比了――“美女”白天的骄傲和夜晚的孤寂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就游仙诗而言，在诗歌文本内几乎找不到对比的因素，但我们只要将作者的现实生活和这些游仙诗对照阅读，就会惊奇地发现这又是一组强烈的对比――现实生活的诸多束缚和仙界里的极度自由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提醒读者，阅读此类诗歌时，有必要从抽象的时空中看到两面的联系，从而作出准确判断。

在文学理论上，对比是一种修辞手法，用来强化抒情话语的表现力。具体到叙事学领域，对比作为叙事作品的结构方式，早已突破原来的修辞限制，而具有了一种全新的内涵。

二、层波逆澜式叙事结构

所谓“层波逆澜”结构形式，指的是作者在叙事抒情时，不是一马平川式的平铺直叙，而是采用左旋右折、逆流回波方式，使作品展现层波荡漾、迤逦摇曳之态。这在中国古代文学评论中往往称为“那辗”法。“所谓‘那辗’，乃是玩‘双陆’博戏的方法，‘那’是搓挪，‘辗’是辗开，也有反复和转移之意，用于叙事顺序就是层层展开、挪动、推移，形成精细的层次感。”

曹植诗赋叙事中采用此类结构形式的作品较多，先看《赠丁仪》：

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凝霜依玉除，清风飘飞阁。朝云不归山，霖雨成川泽。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思慕延陵子，宝剑非所惜。子其宁尔心，亲交义不薄。

这首诗歌是赠友诗，从写景开始，描述初秋的天气，庭树状况，还有“凝霜”、“清风”、“朝云”、“霖雨”，这一大段的景物描写似乎都和友情没有关系。随后叙述阴雨连绵的季节，农夫颗粒无收的现状，和诗歌题目也没有关联；接下来显得更“离谱”，叙写一种“富者忘贫，贵者忘贱”的社会现象，简直有点离题之嫌。不料在结尾处，作者笔锋一转――“子其宁尔心，亲交义不薄”，以亲交之义作结，把诗歌拉回到主题。至此，回过头来看前面的叙述，才明白作者描述那么多看似无关的内容，其实是对友人的劝慰，告诉他在这多事之秋、世道变迁的特殊时期，应安心处世，切勿急躁，自己对他的情谊也非常深厚。由此可以看出，诗歌极尽腾挪转折、逆流回波之妙，读来令人赞赏。

再看《白马篇》。诗歌开头便是“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腾空出现一白马和一少年，读者正感突兀之际，作者再回旋一笔，详细介绍少年的身世、个性和武艺之高超。至此，在读者头脑中似乎已经形成了这个幽并少年矫捷狭义的形象，但作者再荡开一笔，叙写边城紧急、胡虏入侵的战况，由此引出少年不顾妻与子，“捐躯赴国难”的英勇壮举。此时，一个勇武爱国少年形象完整的呈现于读者面前，而这种“先声夺人，徐述原委”的叙述结构，无疑是匠心独运的。

三、勾连式叙事结构

这是一种衔头结尾式的结构形式，这种叙事结构在曹植诗歌中有突出的表现，其中《赠白马王彪》便是很好的例子。这首诗除首章外，其余各章都是首尾相互勾连：

《赠白马王彪》其二结尾“我马玄以黄”其三开头“玄黄犹能进”，结尾“揽辔止踟蹰”其四开头“踟蹰亦何留”，结尾“抚心长太息”其五开头“太息将何为”，结尾“咄令心悲”其六开头“心悲动我神”，结尾“能不怀苦辛”其七开头“苦辛何虑思”，结尾“援笔从此辞”。

此诗共七章，每章都有各自的主旨，作者利用勾连式结构将各章串联起来，使之形成统一的整体。另外，诗歌首章开头叙述道：“谒帝承明庐，逝将归旧疆”，最后一章结尾说：“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这就把诗歌的开头和结尾连接了起来，由此形成一个链环状的勾连式结构。由于此种结构中的链环可长可短，所以它是组织大型诗篇很好的结构形式。

除此之外，曹植诗歌中的勾连式结构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即采用设问的形式勾连上下文。此类形式对于转换诗歌话题，开启诗歌新境界往往能起到很好的作用，试举数例如下：

悲鸣夫何为？丹华实不成。（《弃妇诗》）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白马篇》）

借问叹者谁？言是荡子妻。（《七哀诗》）

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美女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