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理解范文篇1

关键词: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金融约束;经济增长;金融创新

一、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西方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最早提出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都认为金融抑制妨碍了储蓄投资的形成,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从而阻碍了经济发展。他们提出的金融深化,其实质就是放弃政府对金融领域的过度干预和保护,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优化金融结构和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形成正的投资、就业、收入和结构优化效应,从而建立起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金融深化的基本政策是实行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现在被概括为3P自由化,即价格自由化、产品自由化、参与自由化。

但在实践中拉丁美洲南锥体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银行恐慌与倒闭,使人们对赞成金融自由化的一般论点产生怀疑。实际上,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导致东南亚以至整个世界的经济萎靡不振,无不与过度金融自由化有关,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主张日益受到怀疑与批评。此时作为金融自由化的对立理论——金融约束论由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但是通过透析该理论我们不难发现,金融约束实质上是在一国金融经济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程度而进行金融自由化的前期准备,因此这两个理论并不矛盾,它们都是金融深化的途径和手段,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

随后,雷蒙德·戈德史密斯在其《金融结构与发展》一书中明确提出了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并就评价金融深化的程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标:(1)货币化比率(M2/GDP);(2)金融相关率,是金融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3)金融资产的多样化,是社会融资方式变化发展的标志;(4)金融机构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是金融深化的另一特点,这是金融资产增长和金融市场扩大的主体;(5)金融资产发展的规范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金融深化理论已发展为一国的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约关系的理论。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深化所取得的成果

1.20多年来我国金融改革的成果。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成为指导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体制变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我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前进,在金融深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体表现如下:

(1)银行业建立了多元化的银行体系。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二级银行体制,形成了以4大国有银行,3家政策银行,20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的多元化的银行体系。

(2)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自1990年和1991年分别在上海和深圳建立了证券交易中心以来,中国的证券业形成了一定规模,特别是股票市场最为显着。从1993年~2000年我国上市股票数从217只增长到1099只,增长5倍多,而市价总额从3541.0亿元增长到41000.0亿元,增长11.6倍,上市公司数从183家发展到1025家,增长5.6倍。(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2001年)。

(3)外汇市场的改革。外汇市场1994年以后,中国实行了结售汇制,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1998年取消了外汇调剂市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统计,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3200亿(美元),2003年底估计达3500亿,可以说我国的外汇市场取得了重大成果,具备强大的抵御外汇风险和外债风险的能力。

(4)保险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中国保险市场以1949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成立为标志,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的保险业打破了中保的完全垄断,形成了国有、民营、外资共同竞争的局面。

(5)利率市场化。1996年开始逐步放开了部分利率,取消了同业拆借利率的最高限制,部分国债发行利率实行市场招标,公开市场操作的回购利率实行了市场招标。这些都表明利率朝市场化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为最终的基准利率市场化创造了条件。

(6)金融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至今中国已出台了各项金融业的相关金融法,如:《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保险公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等等。

以上只是重点说明,我国金融业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许多的成绩,如:我国金融的电子化、基金市场的迅速扩大等等。这些说明了我国的金融体系的雏形已形成,有些方面已向国际接轨,特别是金融机构的会计制度,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等。

2.中国金融深化程度的综合判断。

以上从各个方面粗略地说明我国金融改革的成效,但是我国金融深化的程度如何呢?我想以雷蒙德·戈德史密斯提出的有关指标来判断我国金融深化的综合程度。

从金融资产结构分析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生产总值与广义货币量M2均呈快速增长趋势,二者比值由1979年的0.361上升到1996年的1.121,平均每年上升4.2个百分点(见表1)。金融相关比率则从1979年的4.9%上升至1996年的81.6%,增长了15.6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4.26%(见表2)。这些充分反映了我国经济货币化与金融深化程度的明显加深。事实上,1996年我国金融深化程度已达到发达国家金融水平的一半以上,并初步迈入发达金融结构水平的行列。

三、对我国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及启示

对于金融体系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的理论联系,近几年西方的经济学者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他们的测试结果都认为经济水平与金融发展之间有着重要的相关性。1996年帕特里克为研究两者的因果关系也设计了一个有用的参考框架,提出了金融发展中“供给导向法”和“需求导向法”之间的区别。帕特里克的假设强调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因果关系,随后一些经济学家进行了实证研究,测试证明了帕特里克提出的一系列因果关系假设是正确。

自从1992年以来我国的经济每年平均保持8%的速度增长,金融发展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那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也存在这种相互激励、相互制约的关系呢?在这里我用实证分析来说明,选取了1979~2000年的有关数据(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1年)),以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以货币化比率(M2/GDP)来衡量金融深化的程度,将数据作因果关系(Granger)检验,结果如下:

用强制回归或逐步回归检验得出,因变量与所有自变量的关系均不显着,说明接受H假设,即经济增长不影响金融深化。

实证的结果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处于帕特里克提出的“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模式,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经济的增长并未反过来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尚未建立,我认为这与发展中国家处于经济转轨的特征是相符的。因此,我国要加快经济发展,加速金融深化,使之更有力的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帕特里克的“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模式,而最终实现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相互激励,相互制约关系,即金融深化的核心。

四、我国金融深化进程中仍存在的问题及其策略分析

尽管我国的金融深化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在进一步深化的进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这也是我国金融业进一步改革的“攻坚问题”,主要是:(1)金融资产结构的不合理;(2)银行存在大量不良资产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经济主体地位尚未建立;(3)金融市场的缺位问题和金融机构的结构不合理;(4)利率市场化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5)金融市场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执法的严格和监督机制有待完善;(6)股票市场的分割状态和存在大量非流通股;(7)外汇兑换自由化问题。这些都是我国进一步金融深化的“拦路虎”,要真正实现金融自由化,必须认真解决上述问题。

从前面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的纽带尚未建立,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均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对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策略提出自己的见解。我认为解决问题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金融深化的次序安排;二是中国金融深化所采取的方式和机制的合理性,在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融合的。按麦金农在《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一书中提出的最优次序,我将上述问题中的(1)、(2)、(3)、(4)(5)分为A类;(6)分为B类;(7)分为C类。A类问题是我们现阶段要解决的;B类在A类问题解决基础上和借助加入WTO的国际力量下逐步解决;最后解决C类问题。

首先,A类问题基本上是国内金融市场完善和自由化的问题。重点是银行改革、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利率市场化,涉及金融体制、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改革,因此我认为重点要引入金融创新机制,金融创新在解决上述问题上将产生一个综合效应。具体来说,一是进行金融制度创新,确保金融资产发展的规范化;二是进行金融市场的创新,优化金融资产内部结构;三是进行金融机构创新,提高我国货币化进程的质量;四是进行金融工具的创新,促进金融资产的多样化。

其次,B类问题,即股票市场的分割状态和存在大量非流通股。资本市场的分割主要指股票市场的A、B股问题;A、B不仅针对不同的投资对象,而且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权。解决的同股不同价的关键是A股和B股的并轨。就目前而言,我国的证券市场的发展已具一定规模,在此基础上主要借助加入WTO后的外资力量实现A股和B股的并轨。解决同股不同权的关键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流通。2002年,政府已经尝试将非流通股抛向资本市场,试验的结果是引起了股市的动荡,不得不暂停试点。这说明非流通股的减持并非一朝一夕事,而要循序渐进。我认为主要采取“转”的方式,如建立“公股减持基金”、“债转股”、“债转股基金”等等来实现非流通股的减持。

最后是C类问题,即外汇市场的自由化。我国的外汇市场的改革走的是渐进式的道路,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这种策略是正确。只有在国内实现金融自由化的前提下,才能尽量避免因外汇市场的开放对国内的金融业产生重大冲击。我国外汇市场的自由化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条件不成熟,是决不能贸然实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总之,中国金融深化的进程应当始终与其经济和金融市场化改革相适应,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不同的金融问题采取不同的方式和策略,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罗纳德·I·麦金农着.周庭煜等译.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理解范文篇2

【关键词】金融经济学；课程定位；内容设置

一、引言

金融学是学习和研究金融问题的学科，金融经济学（financialeconomics）则是金融学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作为微观金融基础理论课的金融经济学，不仅为微观金融相关课程提供分析方法、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也能够为学生提供有关微观金融运行逻辑和方法的训练。鉴于金融经济学所涉及内容在微观金融中对金融市场均衡及资产定价研究的方法论、逻辑思维和基本模型的重要性，在金融市场、证券投资和金融工程等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中，目前国内外大学均将《金融经济学》作为研究生的一门重要的主干课程进行设置，国外如麻省理工学院、加州伯克利大学、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等都非常重视此课程的教学。国内的一些重点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也在本科和研究生的培养中引进了《金融经济学》课程。

二、高校本科开设《金融经济学》课程的必要性

虽然国内部分高校商学院、金融学院或经济学院已经开设了研究生阶段的金融经济学课程，但在本科阶段开设金融经济学的高校仍相对较少。为了使学生能够较为系统了解和掌握微观金融方面的研究进展和理论基础，非常有必要在金融学专业本科阶段开设《金融经济学》课程，具体有这样两个方面原因：

（一）顺应金融微观化趋势

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金融理论从对货币需求动机、货币需求函数等宏观抽象理论描述转向了实证化、微观化研究，其成果包括资产组合理论、金融衍生工具定价理论、风险管理技术等，使得金融业完成了从单纯为生产与流通服务的货币与信用，向为社会提供各种金融产品、各种金融服务的独立的现代金融产业的转化，业务范围涵盖了货币、信用、票据、证券、保险、信息咨询、家庭理财等多个领域，并且呈现出全球化、网络化和工程化趋势，产业地位迅速上升。

金融经济学是现代金融的理论核心，主要研究微观经济主体（个人与公司）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金融决策行为及其结果，是一门分析金融市场均衡机制的具有较强理论性的金融学专业基础课。金融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是无套利假设和一般经济均衡框架，所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在不确定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对金融资产定价，其核心理论包括资产定价基本定理、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理论、市场有效性理论、利率期限结构等都是这一框架中的组成部分。根据金融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其研究的核心内容是金融市场的均衡机制，除了研究传统的一般经济均衡框架（竞争均衡机制）外，金融经济学更注重研究无套利均衡机制，这是金融市场特有的均衡机制，因此《金融经济学》既包含一般均衡定价机制的内容，也包含金融市场的特殊均衡机制即无风险套利均衡机制的内容。因此，开设《金融经济学》课程顺应了这种微观化的金融发展方向。

（二）顺应我国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单一的精英型体系向大众型、精英型等多样化人才培养体系的转变，我国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就推出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此，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九所学校于1994年共同承担了《面向21世纪金融学系列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改革研究和实践》的教改项目。

2000年，复旦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又共同承担了《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在原有《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等宏观金融课程的基础上，增加投资学、金融中介学、公司财务学和金融工程等微观金融方面的课程，为学生搭建了全面的宏微观金融知识架构。而《金融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内容则较为系统和完整地总结了微观金融的理论基础。从总体研究框架来看，金融经济学是从个体效用最大化出发，通过对市场上的经济主体的最优化投融资行为以及资本市场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分析，考察跨期资源配置的一般制度安排方法和相应的效率问题。因此，对《金融经济学》课程的学习有助于金融专业本科生总体上了解和掌握现代微观金融体系的理论，同时，对基础理论内容的了解也有助于为今后学习和研究开拓思路和视角。

三、《金融经济学》的课程定位

（一）金融经济学与货币经济学的关系

以前在国内，经济金融学界常常将金融经济学与货币经济学相混淆。在西方金融学的教学体系中，金融经济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经济学包括资本市场理论、公司财务理论，以及研究方法方面的内容，如数理金融学、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而狭义的金融经济学则着重讨论金融市场的均衡建立机制，其核心是资产定价。所以，金融经济学提供的是金融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而货币经济学讨论货币、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侧重于比较宏观的层面，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

从更为广义的角度看，金融学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应该既包括金融经济学，也包括货币经济学。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1表示。

货币经济学讨论的核心问题是货币和信用的创造与控制，金融经济学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按时间和风险两个维度优化配置资源。国内原有金融学科的货币银行学，主要讲述的内容属于货币经济学，但如果把商业银行管理也算在内的话，就也含有金融经济学的内容。所有与金融有关的经济活动都需要银行系统提供流动性。所谓流动性，粗略地讲是指资产迅速地、低成本地转变成现金的能力。因此，金融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已有的研究成果还未能给出清晰的解释。

（二）金融经济学与金融学其他课程的关系

一般金融专业本科生阶段都开设了《公司财务》和《投资学》课程，这两门微观金融方面的专业课与《金融经济学》课程的内容存在一定的交叉，如涉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理论和利率期限结构等方面时，这三门课程均有一定篇幅的介绍。

《金融经济学》是其他微观金融课程的基础，微观金融课程体系的关系可以用图2来表示，《金融经济学》为后续的专业课程《投资学》和《公司财务》两个领域提供理论基础。

虽然《金融经济学》和金融专业其他相关课程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容重合部分，但作为专业基础课的《金融经济学》与《公司财务》、《投资学》等专业课程的区别仍然是十分明显的。

《公司财务》课程更为关注作为个体的公司财务方面的分析，这和会计类课程紧密联系，其内容与财务报表分析问题紧密结合，对于相关的基础理论往往只是简单介绍，其重点在于讲授如何通过计算最低资本成本，找到最优资本结构等内容，主要的理论基础是M-M定理。

《投资学》课程着重介绍和阐述个人、机构等经济主体的有限资源如何分配到诸如股票、国债、不动产等（金融）资产上，以获得合理的现金流量和风险收益率。其核心内容就是以效用最大化准则为指导，获得经济个体财富配置的最优均衡解。这就主要应用了金融经济学当中的投资组合理论，着重介绍有效市场假说和CAPM模型等，在教学中尤其关注实践过程中的具体操作方法，而这些实践内容的基础则正是金融经济学所包括的理论内容。

至于本科高年级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的《金融工程学》则尤为侧重对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设计方面的介绍和研究，而这一阶段的知识更是需要金融经济学方面的基础、方法和基本工具的支持才能较为顺利地接收和理解。

四、《金融经济学》的内容设置

总体上，金融经济学是一门研究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科学，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作为配置资源主要手段的市场机制是否还能完全引导不同的经济主体（个人、机构、企业和政府等）在参与金融活动中所做的决策。它在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内发展了金融理论的主要思想，并以此思想来观察金融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和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从中探索金融交易过程中所蕴含的经济学的普遍规律。

（一）《金融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金融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是无套利均衡分析方法。无套利均衡分析是现代金融学发展中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这一方法最早体现在Modigliani和Miller研究企业资本结构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成果中，是金融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对后来人们研究金融学问题提供了一项重要的研究工具和方法。该方法继承了经济学的一般经济均衡思想，并将其在金融领域中作了重大发展，使得现代金融学在研究方法上从传统的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经济学供求均衡分析并不能完全指导金融学研究中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由于金融产品近乎完全的可替代性，投资者往往并不用关注所谓的绝对市场均衡价格，而只是需要知道特定的资产价格之间是否存在合理的相对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到不存在套利机会的无套利相对价格。因此，在金融经济学具体内容的讲授过程中，要注意应用无套利思想和无套利分析方法，尤其是有关金融产品定价问题方面更是应该采用相对价格分析的无套利思想，为学生今后的学习和研究打好思想基础。

（二）《金融经济学》的教学内容设置

具体来说，金融经济学课程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现代微观金融中的均衡与套利、金融产品的风险和投资者的风险态度以及效用决策方法、单期风险配置和跨期风险配置、最优投资组合、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有效市场假说和期权定价模型等内容：还包括了以上理论所依托的金融市场均衡机制及定价方法等基础内容。

除此之外，在金融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应当增加一些前沿内容的讲授，比如行为金融。经典金融理论在“理性人”假设下研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MM理论与有效资本市场理论等。然而，基于“理性”框架下的研究常常受到各种行为异象的挑战，由此重构了现代金融的“有限理性”假说，使得基于“非理性”范式研究投资者行为决策的行为金融发挥了较强的解释作用。由于行为金融关注投资者和管理者的认知偏差和情绪偏好等非理对投资者资本配置行为和资本市场反应等方面的影响，拓展了现代金融领域的研究，因而，行为金融不仅应包含在金融经济学课程体系之中，而且由于其前沿性特征更应成为该课程的核心内容。

（三）《金融经济学》的教学方式

鉴于金融经济学理论性与应用性并重的特点，在教学方式上应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一方面，教师在理论讲授过程中注意该课程和投资学、公司财务等各门课程知识点的融会贯通，尤其是在本科生阶段更应该着重于学生对现有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而不必过于强调学生的科研创新能色彩。另一方面，由于金融经济学涉及到一些金融风险识别和计量方面的内容，因此，在教学方法上，除了课堂的理论讲授和分析之外，还可以补充一些上机的实验课程，培养学生对相关计量软件的实践应用能力。通过实践课程和适当的金融计量应用教学可以提高课程讲授的趣味性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能够结合现实情况培养学生对现实问题的分析能力。

参考文献

[1]宋逢明.金融经济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孙伍琴.微观金融类课程整合及教学方法改革——以地方性大学金融学专业为例[J].宁波大学学报，2012（4）：1-4.

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理解范文篇3

关键词：农村金融；风险防范；风险化解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3―002904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7-01-08

注：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农村资金配置绩效评价与制度创新研究》(7060302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温涛(1975-)，男，重庆人，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美国SeattiePacificUniversityMBA，主要从事农村金融与技术经济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宏观方向性结论已经基本确定，一些基本政策也相应稳定下来(刘仁伍、吴竞择，2006)，农村金融自身运营也有所改善。然而，农村金融在具体组织与操作层面仍然存在十分严重的缺陷，尤其是农村金融风险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健康运行的一大障碍(吴晓灵，2006)，并进一步导致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能力难以得到有效提升。一方面，据央行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呆坏账为5000亿元，截至2004年，3万多家农村信用社的经营亏损面高达85％以上，全国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率仍高达30.3％，绝大多数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资产率都远远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多数在50％以上，最高的甚至高达80％以上，资本金严重不足。农村非正规金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但是，由于其长期受到政府的限制，始终处于“黑市”状态(张杰，2003)，呈现出非规范化发展的局面，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2001年的江苏省通州“标会”风暴，涉及金额3－5亿元左右，席卷了超过60％的家庭，使当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遭受严重的影响；2004年福建福安市发生“合会”大规模倒会，涉及会款7－8亿元，给当地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个别地区的民间借贷甚至对正规金融机构产生了挤出效应，干扰了国家金融的稳定运行和有效监管。另一方面，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县乡政府财力不足所引发的债务问题已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以重庆市大足县为例，2001年末县乡两级负债总额达53873万元，2002年增加债务6133万元，2003年又增加债务5234万元，债务总额达到65240万元，是当年财政收入的4．69倍，可用财力的1．89倍(王东京，2004)。此外，冉光和等2006年对重庆市33个乡镇的抽样调查表明，平均每个乡镇显性负债余额高达808．20万元；而且，地方政府通过控制当地金融机构转移政府债务所引发的农村金融风险积聚与扩散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林林总总，显示出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已经受到严重危害，农村金融自身的脆弱性正在不断地加剧，如果在这些问题不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农村金融、经济的安全运行将难以保障。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期，在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入世后面对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以及中央致力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解决“三农”问题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农村金融风险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和化解。

二、解决“增量”风险问题：完善风险防范机制

(一)中国农村金融风险微观约束机制的建设

1．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科学、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农村金融机构自我风险管理的强有力保障。第一，保证业务部门的相对独立和职责分工的明确，从而便于发生问题时能及时地暴露和得到解决，以达到内部控制制度所要求的双重控制和交叉检查的效果。第二，实行严格的授权和审批制约制度。对农村金融机构各业务部门的业务活动必须有严格的审批、授权制度，对越权、违规行为要进行严厉的处罚，对造成的损失也应追究当事人的责任。第三，建立独立的会计核算系统。会计部门是内部控制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因为其所搜集、掌握的资料都是具体业务活动的反应，同时也是决策的原始依据，因此会计部门能否真实、全面、及时地反馈信息对内部控制成功与否至关重要。第四，科学有效地收集和分析管理信息。现代农村金融机构必须借助于计算机及网络，及时地收集各个部门的信息，借助预警模型进行科学的分析为最终的决策提供依据。利用计算机和网络能降低一些人为因素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以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和效率。第五，建立有效的内部审计、稽核系统。通过内部的审计、稽核以及时了解金融机构的内部运行情况，发现是否存在违规、违法的操作，是确保金融组织安全、稳健运行的必要手段。

2．建立健全有效的农村金融风险管理体系。金融机构对于风险动态监测与防范的任何一个步骤都离不开组织管理工作，组织管理体系是风险防范机制有效运行的支柱，它涉及部门协调、人事安排、权责划分等制度性安排，保障风险动态监测的及时、准确和全面。目前对金融机构的风险动态监测与防范相适应的组织管理体系有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垂直系统。这种监测方式的组织形式及风险警报的传递都是一个垂直系统，工作次序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两种。垂直系统的特点是运行简单快捷(当所监测对象不复杂和相关因素不多时)，但由于这种系统一般只能应对一个信号系列，因此采用这种系统就不能同时控制较多监测对象和领域。二是横向系统。一般这是以政府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为监测中心所采取的方式，监测对象可以沿着水平同时展开而面向许多不同的监测。横向系统与被监管的金融机构密切配合，可以保证风险信息的传递在时间上的及时性、在实施上的可操作性、在总体上的完整性，构成高效率的组织体系。三是交叉系统。为保证相对成熟的农村金融机构能在更复杂的环境和条件下追逐更高的风险和资本利差，可以采用既有垂直系统又有横向系统的监测体系。尽管采用这种方式的监测体系在适用方面较为复杂，但可以根据不同监测对象和领域采用最适合的一种方式，做到既能保证监测的及时和快捷，又能保证监测的广泛和完整性。总之，农村金融机构必须根据自身情况构建对自己最有效的风险组织管理体系，同时充分发挥自身预警体系的监控作用。

(二)中国农村金融风险宏观调控机制的建设

1．建立与农村金融业信息化状况相适应的预警信息系统。农村金融风险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是数据信息，因而必须建立灵敏的预警信息系统，其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通过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与业务系统终端的联网，建立安全高效的信息采集、传递、分析系统，为实时、动态、全面、持续的风险管理奠定基础。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前提下，使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与业务系

统终端联网，实现风险管理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评价、预警以及建议方案等生成自动化、传输网络化，尽量减少人工操作，以确保风险管理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在此基础上，监管人员结合非量化信息，针对计算机生成结果进行深入分析，运用VaR模型和加压测试(StressTesting)模型对金融机构的各类业务风险、临界范围和现实风险进行检验对比，评价金融机构在一定风险程度下的承受能力。农村金融预警信息系统有两个主要用途：一是判断区域农村金融体系的风险变动趋势。利用预警模型，可以对农村金融体系的风险走势进行科学判断，对区域内农村金融体系未来健康状况进行预测。二是标识高风险农村金融机构，以进一步加强监管。金融监管当局在对各农村金融机构的风险进行测量并做出风险评估报告的基础上，要及时向有关金融机构及其整个体系发出风险警告，提醒各金融机构予以高度警惕，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控制和防范。

2．逐步缔造健全的农村社会信用体系。良好的农村信用文化和诚信的社会环境不但是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也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所必需的。在一个不讲诚信的社会中，由“道德风险”演变成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要远大于一个以诚信为本的社会。健全的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可以屏蔽农村金融运行中的道德风险给农村金融带来的冲击。从当前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来看，农村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应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加强农村信用的法制建设。通过健全经济立法和金融立法，对于恶意违约的失信者和破坏金融信用关系的经济部门或个人，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要加大对已判决信用案件的执行力度，确保法院的判决能够及时执行，全面树立法律威严。要使法律制度能够真正维护社会信用关系，保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逐步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良好金融环境。其次，要完善农村经济主体的信用制度。作为农村经济主体的农户、乡镇企业和乡村政府的信用状况对农村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的控制至关重要，因此，要推动建立全国农村统一的乡镇企业和农户信用代码、信用征集、信用评价、信用担保、失信惩戒制度。在守信奖励方面，给予信用等级高的乡镇企业和农户较高的信用额度和更为优惠的存贷款利率，在失信惩戒方面，使失信者求贷无门，建立有法律依据的“黑名单”，将失信者行为公布于众。再次，加快农村信用评估系统的建设?农村信用评估系统设计的基本思路是：在各地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下，在信用社内成立专门行使信用管理职能的机构负责管理，并负责与当地其他有关部门(税务局、公安局、财政局、电信局、工商局、商业银行以及其他乡镇有关部门等等)联系，获取农户和乡镇企业的相关资料，建立农村经济主体的信用数据库。各地区农村信用社建立的信用数据库汇总在一起，就可形成全国的农村信用数据库。整个系统的结构框架如图2所示。农户或乡镇企业申请贷款时，信用社的工作人员调用信用数据库的资料，利用评估模型，只需要输入待评估的农户或乡镇企业的相关指标参数，就可以输出该农户或乡镇企业的信用等级，然后再将其信用信息给信贷部门，以便于其决策，信贷部门所获得的信息通过外部的监督管理机构再反馈到信用数据库，可以进一步提高数据库资料的准确性。

3．强化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联动关系。在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和合理调整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农村金融业整体发展与农村金融企业个体自身发展之间，农村金融企业和其他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共生与共存的关系，二者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没有二者之间的相互协调关系，或者缺乏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农村金融外部环境风险的防范与控制都难以实现。因此，农村金融的宏观调控必须建立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联动机制，保障农村金融给予农村其他产业发展充分的支持。农村金融业与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整体与个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整个农村金融业的经济利益有赖于单个企业利益的实现，但是整个农村金融业的经济利益目标并不总是等同于所有企业利益的总和，有可能出现个别企业的经济利益与整个农村金融业的利益目标不相符合，这时农村金融管理部门必须进行有效调控，做到既有利于激励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使企业以整个农村金融业的经济利益为重。农村金融企业之间是平等竞争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各自的利润目标，它们在客户、市场、服务和技术上展开全面竞争，农村金融风险的宏观调控机制要能够合理调节金融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使它们的竞争在合法、有序的轨道上进行，不让恶性竞争的状况在农村金融内部出现。

三、解决“存量”风险问题：建设风险化解机制

(一)建立农村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处置的长效机制

1．农村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处置要设置专门机构并进行专业运作。从其他国家处置不良资产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知道，国外银行业不良资产重组的主体有三个，即政府、银行和第三方。但是无论以哪一方为主进行资产重组，都设立了专门机构，采取不同商业银行正常业务手段的特殊的手段来实现对不良资产的重组。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一是不良资产的规模十分庞大，金融体系内部正常的呆账核销或者未来的盈利已经不能化解这些不良资产；二是由于分业经营的限制、专业人员的缺乏，金融机构处理不良资产总是遇到种种限制和困难。中国农村金融的不良资产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在对付国有商业银行资产保全、呆坏账冲销等问题上已经是力有未逮，因此，构建专门机构处置农村金融不良债权是一种必然选择。

2．现阶段农村金融不良债权重组要建立以政府资源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模式。金融资产剥离和重组总是涉及大量的资金流入和损失的承担。从各国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经验和作法看，政府资源是一个主渠道，政府是大量资金的提供者和损失的承担者，而其他资源，如银行自身资源、新的投资者等相对处于次要地位。同时，中国农村金融的现实情况表明，其不良资产的形成总是与政府的经济政策导向有关系，许多情况下，不良资产的形成就是这种导向或计划指令的结果。当然，在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重组的过程中，金融机构本身未来盈利也可以冲销一部分不良资产，但大凡重组，都是金融机构本身的能力解决不了问题时才进行的。如果没有财政的支持，农村金融大规模的资产重组根本不可能实施。

3．农村金融不良债权处置要做到立法支持，政策配套、制度创新的结合。所有国家金融不良资产处置的经验和教训证明，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立法支持、政策配套和制度创新非常重要。立法支持是处置能否成功的重要保障，政策配套和制度创新是处置顺利实施的基础。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剥离和重组是一项系统工程。对外部环境同样要求有相应的立法支持，以确立专业处置机构的法律地位和具有的权力上相应的配套政策，以便有效顺利地剥离和处置不良资产；还要有制度

创新，以改变目前体制和运作不适应不良资产剥离和处置的方面，推动和促进不良资产剥离和处置工作。

(二)健全农村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

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是解决农村金融风险问题的重要手段。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的产权利益主体的多层次，造成了其管理上的多头管理与缺位管理并存，同时也带来了农村金融内部运营风险问题的产生。当农村金融机构经营状况较好时，各利益主体竞相争夺其利益；而当经营困难时，各利益主体就会相互推诿。对于利益主体中的各级政府和监管当局――中国人民银行，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与成熟，他们对农村金融的干预和利益索取应逐步降低，并将最终消失。目前的关键是农村金融机构内部人控制问题，如何将产权制度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达到有机统，既能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又能实施有效的监督，这便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其难解之处在于，无论是作为地方政府还是行业主管部门(人民银行)都不能做到让经营者获得权益与其承担的责任密切相关，经营者不可能完全拥有金融机构的控制权。虽然完全的控制权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经营者的积极性，但这时的农村金融机构就不再是集体性质的企业，而成为经营者所有的企业了。从发展趋势看，要想使农村金融机构健康发展，应按产权制度的要求，建立真正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机构成员间相互制衡的关系。从当前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情况来看，重新构建社员大会(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主任的法人治理结构已势在必行。具体实施的程序则应包括：社员大会选举理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理事会聘主任；社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是决策机构，主任是执行者，监事会监督理事会和主任的工作，各权力层次独立行使职权，不得兼任，各负其责，无论是社员大会、理事会还是监事会都不能于预主任的日常工作。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各级地方政府要像对待一般企业一样对待农村金融机构，让其拥有充分的自，不得任意干预其活动，更不能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转嫁债务风险。人民银行作为业务监管部门不能越位，监管不是分管，也不是主管，不能干预农村金融机构的日常工作。

(三)构造地方金融与经济健康成长的协调机制

构造地方金融与经济健康成长的协调机制是当前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化解区域性农村金融风险的关键所在。而构造这一协调机制的基础在于制度创新。一方面要致力于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制度本身的创新。农村经济制度创新的基本框架应当包括创新产权制度和农村经营制度、创新粮食流通和科技投入体制、创新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农村财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经济制度创新的运作，应主要通过市场化、产业化运作，夯实农村经济实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并逐步在农村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化解县乡政府债务风险。根据各地区的情况，“公司+农户”、“商社+农户”、“集团+农户”等是可选择的运作模式。另一方面要结合农村经济的具体情况展开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创新农村金融制度是解除农村经济发展中金融约束的根本手段，也是化解农村金融风险的重要措施。从目前来看，创新农村金融制度，首先应放松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进入管制。取消对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的制度歧视，允许民间资本以掺股形式开办农村商业银行，减少国有资本的参股比例；引导民间金融机构建立规范科学的内部管理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加强对民间金融机构的金融监管，使之成长为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现代金融企业。其次要大力培育和扶持中小农村金融机构。给予中小农村金融机构更多的税收优惠，适当降低中小农村金融机构注册资本限制，给予中小农村金融机构必要的开业辅导；建立中小农村金融机构风险救援机制，为处于经营困境的中小农村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拓宽中小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渠道，充分发挥中小农村金融机构的地缘优势，控制中小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发放的资信调查成本。逐步全面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扩大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自，减少对农村金融机构不必要的利率管制。在当前分业垂直监管体制下，地方政府要加强银行、保险、证券监管部门以及农村经济管理部门、财政、税务、工商和相关法律部门的协调，防止出现监管真空；实现农村经济发展战略与农村金融政策的有效对接；依靠制度建设规范农村金融监管行为。再次要成立专门为龙头企业服务的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为乡镇企业中的龙头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协助龙头企业改善财务结构和生产设施；建立开放式的农业投资基金，该类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农业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债券、商业本票以及农村金融机构所发行的各种票据，增强农业上市公司和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流动性。成立专业的农业证券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对于龙头企业上市发行股票和债券给予适当优惠，允许龙头企业以设备抵押的方式发行抵押债券，鼓励龙头企业以商业本票等金融工具进行融资；放松对金融性租赁融资的限制，鼓励龙头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以设备租赁的方式进行融资合作。建立农业风险投资银行，投资和辅导知识密集型的农业科技企业，扩大二板市场容量，为农业风险资本提供赢利和退出的市场通道。总之，在制度创新基础上实现各地农村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才能真正有效化解农村金融的外部环境风险，从而提升农村金融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作用。

参考文献：

[1]吴晓灵，农村金融要适度竞争[N]，国际金融报，2006-03-23．

[2]张杰，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温涛，王煜宇，政府主导的农业信贷、财政支农模式的经济效应――基于中国1952―2002年的经验验证[J].中国农村经济,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