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范文1篇1

关键词:渐进决策;行政管理体制;政府机构改革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9-0086-02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30年伟大历程,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1982年开始大致每隔5年进行一次,经历了六次大的改革。整体上看,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的螺旋式上升的道路,与林德布洛姆提出的渐进决策模式相一致。因此,运用渐进决策理论研究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对进一步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理论概述

1.1理性决策模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策科学在西方学术界逐渐兴起,在政治和行政决策领域中产生最大影响的是理性决策理论。理性决策模型起源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这种模型下决策者面临的是一个既定的问题,选择决定的各种目的,价值或目标是明确的,而且可以依据不同目标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决策者有可供选择的两个以上的方案,面对着这些方案,通常在逐一选择的基础上,选取其中一个。决策者知道所有与具体问题有关的目标、信息,能辨别并有意义地评估所有选择,继而从所有可行方案中挑选出最好的一种。

然而社会现实不等于理论假设,理性决策模型的假设条件遭遇到诸多障碍。其原因不在于它的逻辑体系,而在于其前提解释有问题。因此它遭到了许多学者特别是查尔斯・林德布洛姆与赫伯特・西蒙的强烈批评。林德布洛姆指出:决策者并不是面对一个既定问题,而只是首先必须找出和说明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与看法。比如物价迅速上涨,需要对通货膨胀问题做出反应。

1.2渐进决策模型

为了跳出理性决策模式的框架,弥补其中的不足,美国政治学家和政策科学家林德布罗姆从另一个思维角度出发提出了渐进决策理论。林德布洛姆在1953年所著的《政治、经济及福利》中提出了“渐进主义”概念;在1959年发表与《公共行政评论》春季号的《“渐进调适”的科学》论文中,他又提出了“渐进调适的科学”的概念;1963年,林德布洛姆在《决策的策略》中讲其政策分析模型称为“断续渐进主义”;至此,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理论基本形成。

该模型的基本假定是,决策者的资源(时间、信息、金钱)有限、决策者能力有限、目标与手段的相对性、过去决策的正当性与当前决策的不可预测性、沉淀成本、政治上的可行性,所以,公共政策乃是过去政策的调整。认为,按部就班原则、积小变大原则和稳中求变原则是渐进决策模型需要遵循的三个基本原则。

渐进模型有其自身的特点:渐进模型要求决策者必须保留对以往政策的承诺。政策制定要以现行政策为基础,不能重打鼓另开张;渐进模型注重研究现行政策的缺陷。并不强调有所创新,也不是无所作为,只是注重对现行政策的修改与补充,以弥补现行政策的缺陷;渐进模型强调目标与方案之间的相互调适。不是一劳永逸,要注意反馈调节,在试探和摸索中前进。

2从渐进决策理论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2.1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采取渐进式改革的必然性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政治决策。选择的是渐进决策模式。

首先取决于我国的特殊国情。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此同时我国各地政府的行政水平极不平衡,行政观念差距大。因此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职能采取渐进模式,通过不断尝试来得到行政管理改革的最终成功。

其次,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困难与希望,关键是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推进改革,努力实现发展的目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能选择渐进决策模式。

再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渐进性。经济体制改革是基础,管理体制改革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对变化着的经济体制的主动调试。每一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都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进程为主要目的。同时,适应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管理体制、管理职能、管理机构和管理方式,也只有经过不断探索、实践,才能逐步建立起来,这也决定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只能选择渐进决策模式。

2.2渐进决策模型在我国改革中的运用解析

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乃至人民的生活方式都在不断发生急剧变化,因而对政府结构与运行模式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进而对我国行政机构的设置和管理方式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

(1)1982年政府机构改革,从“精兵简政”到“废除干部终身制”。

这次改革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变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当时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对应的是政府机构膨胀,人员繁多。于是这次改革主要是精简机构、裁减人员,最终提高机构的运行效率。但是改革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没有转变政府职能。

(2)1988年政府机构改革――从提出转变职能到开创“三定”局面。

这次改革是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其历史性的贡献是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这一命题。然而由于当时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这种机构改革仍然是为了适应当时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这就决定了当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政府机构必须进一步改革。

(3)1993年政府机构改革――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到政企分开。

中国政府宣布正式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首次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这次机构改革即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着重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并明确提出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

(4)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从建设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到大刀阔斧改革。

虽然1993年的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当时一切刚开始,不可能很快到位,成果有限。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机构设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1998年这次大刀阔斧的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由40个减少为29个,政府机构和人员得到大幅度的精简,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

(5)2003年政府机构改革――从进一步转变职能到提高政府管理水平。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政府机构还存在着一些不适应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这次改革主要在于抓住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另外以改革重点为突破口,完善政府机构设置也是这次改革重要内容。

(6)2008年政府机构改革――从大部制改革到注重民生的服务型政府色的构建。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五轮的政府机构改革,我国基本建成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但改革还缺乏政府职能切实转变的基础,改革对象大多集中于经济管理部门,对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关注不够。随着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国迎来了第六次行政体制改革。具体来说,目标着眼未来十年,改革将连续进行。内容彰显“以民为本”,建设服务型政府。大部制破题,探索之路渐进。回顾三十年来我国行政机构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伴随着失败而不断前进的过程。改革中对渐进决策模式的运用,首先体现在政府机构改革方法步骤的选择方面。改革不是一步到位,一次完成,而是分步到位,逐步推进。其次是在转变政府职能这一改革重点上,思路逐渐明朗化。每次政府机构改革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行政管理体制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而进行的,或者是破除旧的经济体制遗留的政府机构利益,或者是建立适应新政府职能的机构,或者是主要解决人员膨胀问题等。虽然改革在具体操作、细节上有反复,但改革大方向是正确的。

2.3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1)整体上继续推进渐进式改革,注意改革的连续性,适当拉大改革的周期。适当拉长改革周期,可以比较从容地通盘考虑行政机构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党群组织的机构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社会组织培育等一系列问题。这有利于改革的配套和深化、细化。同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相衔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沿着“十七大”确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解决好政府行政公开化、民主化、法制化。所以,我们应该以“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行程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理的行政管理体制”为指导,塑造公共服务型政府。

(2)坚定地以政府职能转变作为政府机构改革的基础,但要加强对转变政府职能工作和机构改革工作的分类、分层次指导。从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机构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于精简。十七大提出的大部门制改革应该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合理的大部门制关键不在于部门的合并增减,而是政府职能的有机整合和统一。需要指出的是,政府职能转变涉及到不同层次的政府,而对于不同层次政府的职能转变的具体要求是不同的。如今,中央的大部制改革已经成功进行,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显然不能一味遵循从上至下的“复制式”对口设置“桶式结构”,地方政府可以在与国务院结构设置相衔接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创新措施。所以在论及转变政府职能等问题的时候,要区分不同的政府层次,实事求是。

(3)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相互协调。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活动中,这两种模式应交替式地综合运用。我们可以局部采取激进式改革。首先,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其次,彻底改革地方各级政府行政机构,减少行政层次,同时严格控制现有编制,合理配置人员,从根本上解决机关效率地下的问题。再次,依法严厉打击、贪污腐化、徇情枉法等现象,依法对行政人员的腐败行为做出严厉的处罚。并对现行刑法进行必要的修订,以法律为武器,加大对典型的行败行为的量刑力度。

最后,我们应该知道,渐进决策模型毕竟只是一般层面上的模型概述,变化不定的社会形势很难完整而准确地嵌入到它的运行框架之中。渐进决策模型自身的缺憾也决定了它无法完全担负起前进过程中的所有重任。因此,要结合中国现实情境下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特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拥有清晰的指向和良好的规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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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夏海.渐进决策与中国政府机构改革[J].国家行政学院报,2000,(2).

[3]赵园园.中国增幅机构改革三十年之回顾与展望[J].福州党校学报,2008,(4).

[4]朱光磊,李利平.回顾与建议:政府机构改革三十年[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1).

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范文篇2

现在方向明确了，下一步怎么做？吴敬琏分析每一次改革的大推进都必须完成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确定改革的目标；第二件事，要制订重点改革的方案和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件事，要落实这些方案和规划，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现在首先要完成第二步，接下来推进第三步。

下面是吴敬琏先生的演讲全文。

一、中国要不要继续改革、还是转变方向，过去几年出现动摇

改革问题好像是十以来众所关心问题中的重中之重，今天我就跟大家交流一些我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讲两点，一是十的重大意义，就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我觉得十做了很多决定，这是十决定中最重要的一个。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对于改革是不是应该继续推进，还是应该转变方向，有7、8年，甚至10年的时间，社会上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议论，方向似乎发生了一些动摇。所以改革的步伐就慢下来了。十决定，我们要沿着70年代末期这条路线重新向前推进。所以第一个问题讲一讲十政治决定的意义，它是在什么背景下推出的。第二，十既然做了这个决定，我们应该做什么？眼前应该做什么？

先说第一个问题，十开完以后，社会上有很多议论，媒体上对十的意义也做了大量的解读。这些解读并不完全一样，比如说有的认为十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提出了2022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都要翻一番，就是这两个宏伟目标是最重要的。也有人说，十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了一个四化要求，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是以前没有这样提的，特别是其中的城镇化问题是新提出来的，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的从社会、思想、文化上面着眼，认为十报告里面讲了24个字的社会核心价值观，这里面涉及到国家一些争论的问题，比如说自由、民主等等，是不是属于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这次都包容在里边了，也是非常重要。

在我看来，这些当然都很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是十在中国到底往什么方向走的问题上作出了决策。这个决策就是要坚持上个世纪70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这样一个路线。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这是一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决定，我认为这件事情是重中之重。

所以就需要我们回忆一下十开会以前，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讨论，一些不同思想，不同方针，也就是十做出这个决定历史背景是什么。我们在座的有的年纪比较大，应该是比较熟悉，也有些比较年轻，不一定很清楚过去3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特别是在十前10年又有些什么变化，有些什么样的分析。

实际上，我刚才说十这个决定的重要性，完全是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讲，十前，在整个社会，包括执政党内部有很激烈的辩论。

70年代末期，就是结束以后，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是一个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那个时候逐渐就形成了共识，要通过改革开放来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中国要朝向一个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方向进行改革。到了1992年十四大就确定了中国的改革目标和社会主义民主，这个目标更加明确了。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在整个20世纪做了很多的工作，到了20世纪末期，就宣布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也就是说，大体上实现了从过去的计划经济，或者叫命令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了。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改革，促成了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度增长，到了2010年，中国不管是GDP，经济活动总量，还是进出口贸易总量，都分别超越了日本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二。但是我们这个市场经济的改革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我们的经济体系里还留存了很多过去旧体制的遗传，旧体制叫做计划经济。实际上，中国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多少有一点计划，以后就没有真正的通过计算，编制出一个计划能够执行。所以严格地说，它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但是有一点是一直保持的，就是用行政命令来分配资源。所以更准确说我们把它叫做命令经济。

命令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政府用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投资从哪里来，都是由行政命令指定的。而市场经济的特点呢？资源的配置基本上是由市场的价格来进行配置，而且这个市场体制也形成了一个兼容性的激励机制，就是鼓励那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人，通过给他们更高的报酬来鼓励他们为社会做出贡献。

虽然我们在一些重要的交易活动上都是通过市场来进行，但是改革资源配置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是原来命令经济中政府的力量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个旧体制的遗产仍然严重存在着，就是我们经济发展工作报告经常提到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总体来说是两个问题困扰着我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协调。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经济发展方式，或者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举步维艰。经济的增长有不同的模式，像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的投入资源，货币表现就是由投资来支持增长。这样一种增长方式，我们通常把它叫做粗放的增长方式，或者叫做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这种方式带来很多弊病，它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想要改变这种状况，特别是在“九五计划”，就是1995年制订的计划，决定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经济增长方式就是靠投入实现增长，转变到集约的增长方式，集约增长方式的主要特点就是靠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的。

但是从“九五计划”我们就知道得很清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靠经济体制的转变才能够实现。所以当时提出的口号叫做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的增长方式；另外一个转变就是要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后一个转变是前一个转变的关键。

在“九五计划”期间，这两个转变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并没有能够完成。转变过来会发现一些什么呢？首先就是资源会变得越来越短缺。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大量耗费资源，生产活动一方面会创造新的价值，另一方面一定会对环境造成污染。靠着粗放的增长方式，它就会使得这个环境的损害无法治愈，无法自己调节。于是环境就被破坏、生态的损害就会积累到一定程度，对空气污染积累到一定程度，中国三分之一左右大气就变成北京这个样了。

那么还有更深入的问题：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因为它是靠投资来实现增长的，投资在经济中的比重在不断地提高，而消费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这样就造成了大众不能够分享我们经济增长得来的好处，使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缓慢。进而言之，它就会造成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拉大等等这样一些社会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腐败，腐败的根源是什么？让我们有个分析，它的主要原因就是来自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造成了一种寻租的体制环境。因为旧体制遗产大量存在，所以这个行政的制度基础也普遍存在。80年代后期，通过所谓双轨制、倒买倒卖来寻租，就变成让群众十分不满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双轨并行，行政权力在经济活动中到处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于是寻租活动就越来越严重。如果说80年代，寻租活动主要是从价格的双轨制来的，那么到了21世纪，最重要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土地，土地中的问题是征收价格和政府的批租价格的巨大差价，这个差价总额据说有几十万亿，就是租金总额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太高，于是到处都可能产生饥饿的形态。所以腐败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当然腐败和垄断加在一起，对于我们收入分配中的贫富分化，也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这两个问题，就使得我们经济的矛盾不断被激化。

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不同的意见，应该怎么办呢？怎么来面对这些问题呢？一方面，中国的党政领导，在本世纪初已经认识到我们的体制存在很大问题，还存在很多旧体制的遗产，必须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定叫《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的背景就是，当时已经认识到我们在20世纪末期，宣布建立的市场经济初步框架，仍然存在很多缺陷，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去消除旧体制遗留下来的东西，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很可惜的是，这个决定的执行情况不好，现在回头看，要求进行的改革很缓慢，或者是完全没有动。

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本来已经决定了，但是进行了一半就停下来了，比如一些重要部门改革，电力部门的改革，本来要求厂网分开、竞价上网、输配分开、售电放开，国务院2002年批准了电力部门的改革方案，以上四项只做了一项，就是厂网分开，电网和发电厂分开了，这个分开起了很好的作用，可是其他各项都没有做。

另外一个铁道的改革，铁道改革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完全没有做。所以到这一次，决定撤销铁道部。在这以前，铁道部是一个超级的政企合一，不但行政和企业是合一的，而且有自己的“公检法”，就是说改革完全没有进行。

这个时候就有另外一种思想出来，把我们存在的各种各样问题都说成是由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甚至把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这样一些事情跟市场完全不能搭界的问题，都归于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思想，认为改革的方向错了，应该向另外一个方向改革，就是把市场放到政府的命令之下，强化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

这样一种偏向造成的后果就使得改革放慢，而旧体制留下来的遗产反倒扩大了，就造成一种怪圈，本来这个问题是因为改革不足造成的粗放发展方式和寻租腐败的盛行，现在提出一种办法，正好强化了粗放发展的基础。腐败本来是由于权力进入经济活动造成的，如果要用加强党政机关行政权力的办法来制止腐败，结果就使得寻租活动的基础更加扩大，那么就会使得腐败变得更加严重。

出现了腐败现象，就要用审批制来克服腐败现象。审批制本身就是寻租的制度基础，那就会使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变成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

二、到2011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开倒车不是出路，只有改革才是出路

2009、2010年，这时候社会矛盾变得非常激化，而开倒车的思想也可能达到最高程度。但2011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

从本世纪以来，关于到底应该走向哪一个方向的问题，有很多讨论、争论、辩论，真理也就越辩越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开历史的倒车不是出路，只有改革才是出路。当然这是一种思想上理论上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实际生活中的教育，使我们认识到用开倒车的办法解决眼前的问题，虽然短期可能取得某些成效，但从中长期来看，造成的后果很严重。

比如说温州高铁事故，高铁事故本身和整个铁路系统体制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件事情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不要走市场化道路的人们，常常把高铁建设取得的成绩看成是强政府下发展经济体制的一个突出表现。确实高铁取得了很显著、很亮丽的短期成绩，而且中国确实需要高铁建设。如果从短时期去看，应该是超级政企合一的铁道部做出的伟大成绩。但温州撞车事件，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人们会全面考虑这个问题。中国需要进行高铁建设，问题在于，用这样一个超级政企合一的体制，用命令经济的方式来进行建设，造成了很大的问题。第一是浪费，大概将近3万亿的债务不知落在谁的身上，因为这3万亿债务是不可能靠它本身赚回来的。另外就是里面的贪污非常严重。

有些地方用大量投资造成年均14%、15%的GDP，但这里出现了大量债务，主政的重庆是一个样本，当他的事情暴露以后，人们就会考虑，用这样一个体制，我们能不能够真正实现民富，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所以十开会前，人们有了更冷静的思考，到底中国向何处去，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新的变化。十做出的决定，就是在中国到底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坚持要走改革开放以来改革的道路。

十明确说，必须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从经济改革方面来说，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政治改革方面，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要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这是非常重要非常正确的。我们面临的这些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难题，都只有靠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制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才能够解决。所以我说它是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决定，我们大家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怎么保证十的决定能够落到实处。

三、中国下一步怎么做？要有一个超脱于利益的高层权威机构，在大众参与之下进行从上到下的所谓顶层设计

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只是重启改革的第一步，问题在于落实，关键在于落实，在于要解决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

我们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有两次大的推进：一次是1984年到1988年，就是80年代我们有一次大的推进；90年代又有一次大的推进。我去年年底出了一本书，叫《重启改革议程》，这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从这两轮改革推进来看，每一次改革的大推进都必须完成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确定改革的目标；第二件事，要制订重点改革的方案和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件事，要落实这些方案和规划，要克服阻力，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我们目前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做好第二步。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2013年提出了六项工作要求，其中第六项，是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点。这就是三步中间的第二步。

90年代的改革是在1992年十四大确定了改革目标，到了1993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制订了总体方案——《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决定》，规定了重点方面的改革方案，固定了它们之间的配合协调，整个是一个路线图。

需不需要设计新的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呢？我觉得中央决定要做这件事情，而且要求拿出这个总体方案路线图还是正确的。因为市场非常复杂，非常巨大，又是很精巧的一个系统，这个大系统中包含着许多子系统。像我们在改革初期以为的那样，当时有一种说法叫，无非就像过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战士们都自己打草鞋，打草鞋不需要设计，叫做草鞋无样，边打边像。

为什么我们在列宁经济时代搞建设的叫边设计边施工，这是不可能的，这么复杂的一个系统，你这样零零散散各自去设计，最后建立起的这个系统是无法互连互通、无法协调运行的。而且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追求，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总体规划，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设计往往是向自己的利益追寻，最后建立起来的体系就是一个大杂烩，无法正常运行。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超脱于利益的高层权威机构，在大众的支持参与之下来进行从上到下的所谓顶层设计，并且监督着规划着执行。

怎么来进行这个总体规划的制订呢？一方面要有中央直属机构的统筹，同时要有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实际上，从前几年开始，已经有许多研究机构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并且向中央提出关于改革的建议。

我想工作可以有这么两个基本线索：第一个线索，就是从问题入手分析，从现实的突出矛盾入手，找寻造成这些矛盾的体制性根源，然后确定需要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每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往往都是由许许多多、至少是若干个体制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通过从分析问题入手找到体制上的毛病，然后开出处方，进行改革，这是第一个线索。

比如收入差别扩大的问题，过去主要考虑了再分配方面，实际不只是这个，从初次分配我们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初次分配上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跟我们经济增长方式有关，就是我们主要靠投资来支撑经济的发展，所以投资比重越来越高，资本所有者的收入越来越高，资本所有者是谁呢？是中国，也可以是大企业，劳动者的收入所占的比重就会相对降低，这是我们收入差别不能缩小的一个基础。所以要改变收入差别扩大，不能光从再分配着手，还要从初次分配、从生产结构开始。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转变增长方式，能够使得我们的劳动者都成为有更多知识、有更多技术的劳动者，甚至成为专业人员，这个时候劳动占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就会提高。

比如政治改革问题，也可以从问题入手，找到它的体制性根源，再找到我们需要进行哪些改革。这是第一个线索。

第二个线索就是归类，按照体制领域归类，比如财政、金融、国企、市场等等，把从问题导向找出来的改革项目，按照体制的领域进行归类，列出清单以后进行梳理，制定出我们下一阶段改革的总体方案。

90年代改革用了一个概念，叫最小一揽子的改革方案，总体规划看起来是一个从最小一揽子做起的改革方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改革不单向突进，因为它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各部分之间有一个互动的关系要协调，所以不能单向突进，要配套改革，叫一揽子。我们现在问题非常多，不可能四面出击，在一个阶段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就要挑选出那些关系最紧密的改革项目，提出一个既是一揽子的、但它包含的内容都是最小的，这就是最小的一揽子。

这种方案一方面要全社会的参与，再有一个，中央直属统筹的机构把他编制出一个最小一揽子的总体方案，然后在中央会议上确认，以后再有一个大体的蓝图全面推出。

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范文

一、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高尚全同志从四个方面对和谐社会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和谐社会应该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进的社会；应该是城乡协调发展的社会；应该是各地区共同发展，共同提高的社会；应该是人与自然长期协调相处的社会。他同时指出了当前制约构建和谐社会的体制性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一是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商品化；二是要素市场化滞后；三是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中，在形成平衡资本与劳动的机制方面明显滞后，四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社会经济的转型不相适应；五是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不够健全和完善。

与会者一致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深化改革。马凯主任在讲话中提出，从推动体制创新、健全体制保障来讲，最重要的是，坚持“一项基本制度”、深化“五个方面改革”。坚持“一项基本制度”，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制度保障。深化“五个方面改革”，就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文化体制、就业社会保障体制和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正如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所指出，“改革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路

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针对经济社会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路，是中国体改研究会历届年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1．如何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认为，从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形势是好的，这可以从两方面说明：首先，从世界各国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衡量经济形势的几大指标来看，如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目前我国都控制在正常范围以内。其次，这次宏观调控没有导致经济大幅度下滑，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这一方面说明国内经济形势好，另一方面说明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和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尽管从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形势是好的。但是，经济社会中一些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仍然没有解决，杨启先把这些矛盾归纳为：首先，经济领域存在着三种明显的不协调。一是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严重不协调；二是速度与效益不协调；三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与资源环境条件明显不协调。其次，社会领域存在三个突出的矛盾。一是就业不足；二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三是高收人群与低收入人群之间收入差距太大。最后，从社会发展情况来看，存在着三种潜在风险：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道德风险。

与会者认为，杨启先同志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对经济社会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的分析是恰如其分的，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搞好五个统筹，实现经济协调、全面和可持续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包括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的改革。

2．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路。马凯同志从五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路：一是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二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政治保障。三是深化教育文化体制改革，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撑。四是深化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重要保障。五是逐步完善政府社会管理体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效的调控机制。

针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中国体改研究会名誉会长安志文在讲话中强调，当前要更加重视全社会的公平分配，防止分配关系的扭曲，使大多数人能分享发展的成果，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扩大的现象。要加快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政府的二次分配，要逐步向低收入者倾斜，尽可能地满足他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维护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应有权利，使他们也能过上小康生活，最终实现全面小康和社会和谐。

安志文同志还从民主法治的角度提出，从长期看，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加快民主法制建设，使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互相促进。这是因为，不受法律规范的市场经济也可能走到邪路上去。另外，不受法律制约的政治权力也难以从根本上制止的腐败现象。

对当前重点推进改革的领域，与会者有两种思路。许多同志认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许多深层次问题的解决，都有待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和机构改革，因此，下一步应当把政府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重点。

有的同志提出了另外一种思路。杨启先同志认为，把政府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重点的提法是正确的，但是，现在要加快这方面的改革很困难。因为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直接涉及种种权力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不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难以到位。

因此，他认为当前的深化改革，最好先避开这个难点，改为以加快经济市场化进程，积极推进要素市场化；加强收入分配调节，逐步建立起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但是，他也强调，这决不意味可以放弃或忽视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而只是暂不作为改革的重点，以减轻改革前进的阻力。

三、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改革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按新自由主义设定的，一些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这种思潮的传播，使人们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产生模糊认识。因此，澄清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的改革，明确改革的大方向，坚定继续深化改革的信心，是与会者普遍关心的问题。

彭森同志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对中国改革的认识和评价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比如教条主义的问题。当然有西教条也有中教条，有形而上学的东西，比如一些简单化、模式化的评论，还有舆论方面的炒作包括一些功利化的误导。这对深化改革都是有害的，即使对单项改革的功过也不应该简单地予以否定。因为，改革是一个整体，同时改革又是一个过程，在探索的过程中，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往往会产生改革不到位，改革方案不落实，甚至出现失误的一些情况。这都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需要我们深刻地认识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客观地看待和分析。对改革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应该注意总结、给予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只有如此才能把握改革的理想目标与现实的距离，找到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对策。才能正确地引导社会舆论，为深化改革创造积极的氛围，通过改革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在谈到有人借批判新自由主义，批判改革，否定改革时，高尚全同志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学术性的问题，可以讨论也可以批判，但不要把改革批进去，更不要否定改革，否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又要防止假改革。有专家提出，我们现在要特别警惕利益集团主导下的改革。这种改革不是真正的改革。利益主导型的改革将使改革走形，失去改革原有的意义。一些人正是利用假改革带来的弊端，作为反对改革的借口。因此，我们既要积极推进改革，又要防止出现利益集团主导下的改革，还改革的本来面目。

高尚全同志在大会的总结性发言中提出，当前迫切的问题是要取得改革的共识。他表示，取得改革共识必须有三个底线：一是要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要坚持传统的、僵化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要坚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二是要坚持改革开放，而不是否定改革开放。三是要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作为出发点。他认为，“十一五”《建议》把改革放在重要的突出位置，这就为改革取得共识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四、关于推进要素市场化

与会者一致同意中国体改研究会课题组提供的主报告“推进要素市场化”中，对我国要素市场的现状所作的分析：当前社会中出现的大量不和谐现象，大多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滞后有关。

中国体改研究会课题组提供的报告同时指出，要素市场化滞后的深层原因是：政府以及依附于政府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凭借行政垄断权力获取巨大的潜在收益，尤其是这种潜在收益已经成为某些政府部门以及既得利益集团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与会专家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三个方面就要素市场化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1．关于土地市场。“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核心是利益问题。现在农村中发生的很多，包括农民的上访，多数是由土地纠纷引起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认为，当前土地市场的主要问题是权利主体不明确，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还有专家认为，农民对土地财产权利的实现，必须和农民民利的实现相结合，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认为，中国以强权为背景的划公为私和以强权为背景的划私为公是同时进行的，一方面权力侵害公民的私人财产，一方面权力也在侵害公民的集体财产。秦晖进一步指出，如果农民没有结社自由，所谓农民的集体很有可能是一种官办的集体，这种集体可能本身就是农民权利的剥夺者，而不是农民权利的捍卫者。

2．关于资本市场。在我国，资本市场尤其股票市场是伴随着经济体制转轨而产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以至于到现在为止，国内的资本市场到底要干什么，人们并不十分清楚。从本次论坛专家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对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仍然有较大分歧。

针对当前资本市场萎靡不振的状况，张少杰认为，目前中国资本市场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融资功能的逐步丧失，或者说资本市场在动员社会投资和居民储蓄方面的能力丧失，导致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在不断地下降，资本市场的资金供求关系比例失衡。

他认为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资本市场过度集中：一是市场结构过度集中。这是一个将大大小小的企业权益性融资和证券化转让的活动都集中在两个全国性证券交易市场的结构。二是管制体制的过度集中。这是一个将所有面向社会的融资活动和交易活动都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范围内的结构。三是权力构架的过度集中。这是一个将各种融资手段和融资工具的开发都纳入中央政府的审批范围之内的结构。他提出要重建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

到会的一些专家对张少杰同志所作的分析，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国务院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提出，要使中国资本市场得到真正的发展，首先应该恢复投资的功能。他认为，推动一个健康资本市场发展的动力并不是来自筹资，而是投资。像美国、香港这样的成熟市场，净筹资额是负值，筹资功能不仅是丧失，而且是负的，但它是一个成熟、健康的市场。真正驱动一个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是这个市场与其他的资产种类比较起来有它的投资价值，才会吸引居民、投资者把金融资本从其他的形式转移到股票市场上。中国股市筹资功能的丧失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投资和筹资的天平上，整个天平过分的倾向于筹资者，而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林义相提出，要通过改革，从体制上解决资本市场上的问题，在此之前，融资应该缓行。他认为，如果我们不改革，只一味的强调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在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存在严重的漏出机制的情况下，你给它资源越多，漏出越严重，造成的社会危害越大，因此融资应该缓行。他提出，要改革国内银行体制及其背后的金融体制、经济体制。股市不正常现象背后体现出的是整个体制的矛盾。改革股票市场的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而是改革整体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应设计一个整体的改革方案。

3.加快农民工社会管理制度改革。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屡屡受损害，成为影响城乡社会和谐的一个突出问题。研究会的报告认为，主要是歧视政策所造成，首先是就业政策的歧视，第二是社会保障的歧视，第三是教育培训的歧视。

农民工进入城市真正的障碍在什么地方？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不仅仅是户籍问题，非常重要的是户籍体现在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价格巨大的差距。

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范文篇4

关键词：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区域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11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034-03

区域政策是区域经济政策的简称，又称地区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区域政策的提出依据的基本思路是政府干预主义，致力于解决区域问题与协调区域利益矛盾。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催生了一个个特殊经济区，特殊经济区的发展又推动了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我国特殊经济区的最新表现形式。

一、我国区域经济政策演化

区域政策是根据区域差异而制定的以协调区域间关系和区域宏观运行机制的一系列政策之和，在宏观层次上影响着区域的发展。由于区域政策是一门动态性很强的学科，在不同的体制背景、不同的发展阶段下，会有不同的区域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态势，制定了不同的区域政策。从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转型，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型，从抑制城市化向快速发展城市化转型，从城市经济向城乡统筹转型，从区域优先向区域创新转型，这一系列区域政策的演进与发展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改革开发放后区域经济政策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向东倾斜、沿边沿江重点开发、协调发展、全方位改革试点4个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主要以大量优惠政策带动区域发展，后一阶段则需要“内源式”制度创新推动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方面齐头并进。其具体的划分可以通过表1体现。

二、我国特殊经济区建设

（一）特殊经济区的概念

特殊经济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特殊经济区一般指一定经济区域在某一方面或多方面有别于一般经济区；狭义的特殊经济区则指一个国家为达到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发展等目的，在其管辖范围内专门划定并实施特殊政策，形成有特殊功能的经济区域。在中国，狭义特殊经济区指深圳为代表的5个经济特区，广义特殊经济区则包括：经济特区、沿海沿边沿江开发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

（二）我国区域政策与特殊经济区的关系

区域政策具有两个不可分割的特征：第一，地区倾斜——即对选定地域单位予以利益补助，只有当各区域受到不同水平的政府支持的权利让与时，区域政策才存在。第二，区域政策的集中化——区域政策始终是一个“来自上面”的政策，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中央政府才持有的特权。这两个特点是中国区域政策的灵魂。改革开放之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制，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指向东部沿海地区，由中央政府对于沿海地区施以大量的优惠政策。随着重点发展区域的变化，中国区域经济政策也根据所选区域的特点和现状而动态变化。

伴随着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动态发展，特殊经济区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并且与改革开放政策体现出一种共时性特征。共时性的本意在于说明是非因果关系事件在时间上的神秘同步性，这里我们用来指特殊经济区发展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决策的同步性。特殊经济区在中国的发展，表现为与改革开放的静态共时性特征。从最早的经济特区，一直到现在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特殊经济区的设立和发展始终与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

中国的特殊经济区伴随着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一路发展至今，经历了东部优先发展、沿边沿江战略、区域协调发展几个阶段。现如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经济发展问题，而是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多方面问题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特殊经济区也发展出了新的形式，即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三、特殊经济区新形式——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改革开放30年，特殊经济区的发展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从最初经济特区自上而下“摸着石头过河”，率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到浦东新区建设时由中央政府直接宣布和推动的重大举措，再到如今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提出给予“先行先试”，渡让部分中央权力到地方政府，将改革范围延伸到经济领域以外，已经触及改革的“深水区”。可以说，改革已经到了最重要的阶段。

（一）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

1.设立原因。经过近3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成绩，“特区”也一直是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在如今特区的特殊政策淡化之后，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各方面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有了一个基本框架，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体制障碍逐渐体现出来，出现了新的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致使现在的改革不再具有明显的“红利性”，而且往往是出台一项政策如果使一部分人受益，就会使另一部分人受损。继续改革所面临的复杂性、艰巨性、风险性大大增强，因而对于改革的配套性、综合性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一种适应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及其与之对应的改革发展模式——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运而生。

2.设立目的。中国经济开始寻求在质上的转变，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力求综合地解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出现的复杂问题。每个试验区由于其位置和设立初衷的不同，都有各自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希望解决的问题。例如，上海浦东新区的发展目标是建立制度完善、运行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天津滨海新区的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增长；武汉都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是为了探索“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路径；成渝试验区的发展目标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厦门市是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义乌市是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温州市是金融改革试验区。而在各分区目标之上，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还有一个最终目标，通过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内形成一种制度自发创新的机制，制度空间内的参与主体通过权衡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决定有利的制度产生，取代原有的缺乏效率的制度，而克服改革过程中所存在的阻碍经济运行效率最大化的体制障碍，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内涵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一个全新的事物，还没有统一的界定。学术界认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含义应该是顺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内在要求，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国家所建立的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动力，以全方位或专题性改革试点为主要特征，对全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的试验区。”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第一，“国家层面”。将试验区上升到国家层面，基于试验区“先行先试”的自主制度创新权，通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对全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带动和示范”作用。第二，“综合配套改革层面”。指改革不再是若干分散的单项改革，而是综合配套改革、专题性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交互关系，以期实现多层面、立体式协调发展。第三，“试验区层面”。指综合配套改革的“先试、先行”，选出特定的经济区在社会经济与生活的各方面进行改革试验，通过“试验”积累经验，在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全面铺开，着眼于“制度创新”，以“立”为主，以全面制度体制建设的方式推进改革，即能减少风险，又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

（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以往经济特区的异同

1.二者相同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对以往改革的深化和进一步发展。它和以往经济特区都是通过改革试验来摸索进一步发展的经验，都是要解决一个在不清楚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将要遇到风险的情况下，如何通过逐步探索和“试错”来不断前进的问题，即如何“过河”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改革都是以具体国情为出发点的，这就决定了不管是以往的改革形式还是最新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其设立之前都没有完全可供借鉴的模板，都是采取选择一些试点城市或者区域进行“试错”，经过试点成功后再推广。

2.二者的差异。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或自身理性程度的提高，人们会不断提出对新制度的需求，以实现预期增加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不能使人们的需求满足时，就会发生制度变迁。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对以往改革模式的深化和反思，它们之间存在着六个方面的不同之处。

一是设置区域不同。试验区域的选择，既根据体制改革的需要，又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存在需要。试验区与以往的改革在区域安排上都不具有随机性，而是按照一定的条件和规则进行选取。改革初期资源和物质条件的限制，也为把失败的影响降至最低，初期经济特区位置没有选择在经济实力较强的区域，而是选择在了经济水平较低的、偏居一隅的地区。另外，发展外向型经济，特区就需要放在沿海地区。作为国家或区域新的经济增长极，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区域选择应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可以承受得住体制变革所带来的冲击和改革的成本，并且在全国或区域性的影响力和示范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综合优势，具有极强的区域创新能力，这就又要求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选址靠近或者直接位于科技实力雄厚的地区。

二是给予政策不同。经济特区之所以“特”，在于国家赋予了这些地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特殊的关税政策、所得税政策、外贸政策、金融政策、投资政策、土地使用政策、人员出入境政策、比较大的经济活动自等等。试验区与老经济特区相比较，其共同点都是在现有的基础上给予各种优惠政策，推动局部优先发展，而后带动区域发展的创新发展模式，但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没有获得中央给予的实体优惠政策。例如，中央对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采取了“三不”政策，即一分钱不给，一个项目没有，一条财税优惠政策没有，而与此同时赋予了“先行先试权”。赋予制度创新方面先试先行的优先权，使地方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乃至行政体制的探索中拥有更大的自。

三是设立背景不同。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国际化程度极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国民经济有序发展”，而与市场脱节的计划，常成为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扰乱因素。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国国际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和人民生活都大大提高，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单项式改革所引发的新的矛盾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成为了阻碍继续改革的社会矛盾。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区域差距、贫富差距、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约束、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等问题制约着经济的继续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正是针对上述问题进行分门别类试验及促进这些方面的改革，如探索“统筹城乡”的成渝试验区，探索“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试验区。

四是最终目的不同。我国最初设立经济特区的目的是希望凭借优惠的经济政策和鼓励措施来吸引境外投资者进入特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进一步带动中国经济，借此国家能够观察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并评估经济特区实验所带来的得失。而新特区设立的核心在于“综合配套改革”，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于改变多年以来形成的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关系、土地开发、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推进改革，形成相互配套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积累经验，为全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提供示范性和带动性作用。

五是发展初始条件不同。新中国成立后，实施了“优先发展内地”，向“三线”地区倾斜的区域政策。奠定了西部工业化的基础，但是基于政治导向的区域政策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问题，导致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边缘化和各大经济区封闭发展、重复投资及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问题。经济特区设立在当时较为落后的沿海地区，这就造成了特区设立之初面临着大量的问题，资金严重不足，基础设施几乎没有，国内质疑不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需要试点城市对于改革成本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又需要对所在区域甚至全国产生影响和示范作用。因此，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所选城市或区域都是具有极强经济实力，城市建设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地区，并且试验区可以说获得了自上而下的支持。

六是对周围地区的影响不同。经济特区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国家总体资源向特区内部的聚集，由此带来特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因此，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了其他地区的发展为代价，相对剥夺了其他地区的发展资源和机会。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发展的同时特别侧重区域协调和城乡一体化的概念，以不侵犯其他地区利益为原则，通过较强的辐射作用带动和影响周围地区共同发展，从而实现区域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宏伟目标。

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范文篇5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搞了30年，其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存在的问题都是举世无双的。

有学者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已基本结束，余下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也有学者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半截子工程”，远没有结束。我倾向后一种意见。

如果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定义，那就是经济组织及其规则的改革。概括地说，是经济的组织改革、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

从经济的组织改革看，“国企”公司化的初始改革基本完成(除铁路外)，但科教文卫等领域的“公司化”改革则远没有到位，许多应当公司化(企业化)的科教文卫产业仍然“依附”于行政，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仍然相当严重，市场化程度较低。

从价格改革看，消费品价格改革基本到位，99％已经放开，但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的价格改革则没有完结，用百分比表示，有人估计不到50％。直观地看，金融市场价格、矿产资源价格、土地价格、人力资本市场价格并没有完全放开，自由汇率、自由利率、自由土地价格、自由劳动力价格并没有形成。

从产权改革看，农民的土地产权，国有资源的产权(包括国企产权)，甚至民企的产权、人力资本等的产权界定、交易和保护规则都极不完善，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正由于要素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的不到位，貌似与东亚模式相近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除了与东亚模式相同的问题之外，还带有本身特有的问题，如城乡隔离发展的两极分化，产业结构畸形化和低端化，过分依赖外资外贸，本土产业薄弱、内需严重不足等。

有数据表明，在同样阶段的工业化进程中，东亚模式国家和地区人均收入的两极差异是4－7倍，中国则是14倍以上，也有人估计是25倍，甚至是50倍。按30年工业化计算，中国人均GDP约3000美元，东亚国家和地区普遍达到人均6000美元以上。反过来说，这也许是许多灰色或黑色收入没有计入GDP而人为“流失”和流向境外的结果。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远没有结束，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搞了30年经改，仍然处于“半截子工程”状态?为什么产权改革滞后于价格改革?

经体改革要走出困境，

必须加快政体改革

相比经改，政改的滞后是不争的事实。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政改从结构改革转向技术性的数量调整，在党政结构基本不动的条件下，以经济建设和GDP为中心的市场化改革，是不同于西方原生市场经济模式乃至东亚市场经济模式的中国模式，被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约束条件(或外生变量)是法治与民主；东亚国家(日本、韩国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约束条件也是与一定法治相联系的开明专制或日“威权政治”。由于有了一定的法治和有限度的言论、集会、新闻等自由，在一定的阶段上，威权政治成为建设和推动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于“无产阶级全面”，即“全能政府”的国家垄断资源体制的松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也曾试图从后“集权政治”转向“威权政治”，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开放一定的言论自由、对话渠道、民主协商和法治等，为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提供政治条件，但被突如其来的事件所改变，演变成单兵独进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无讽刺的是，政治权力与市场联姻，“诸侯经济”的相互竞争，替代了“标准”的产权改革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动力。放权和分权也包含各级政府在干预和主导经济时的趋利化以及对国有资源的争夺。政府的公司化或趋利化倾向，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寻租腐败、造假枉法、环境恶化、资源破坏、产业低端化和两极分化等负面问题，同时滞延了产权制度和要素价格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受制于政治稳定的“大局”，无法大刀阔斧的进行，如目前国企的党委(党组)负责制，甚至落后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的“一长制”。可悲的是，经济繁荣时期没有改革动力，不想改；经济出现问题或衰退时有改革需求，但怕出问题又不敢改。从这个角度看，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能深化的困局，实际根子在政治上。经济体制改革要走出困境，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领域的改革配合经济体制改革。

重要的是阶段目标的设立，而不是终极目标的想象

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左派”和“”都不会否认但两者对未来改革方向和路径的认识却大相径庭。撇开“左派”不论，自由主义“”间也有分歧。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期盼从“民主”入手，推动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社会变革”，经济(市场)自由主义则希望以进一步私有化(民有)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从理论上看，这似乎都有道理，方向也是对的，但现实中却过于“极端”，无法操作。改革是一个过程，有许多节点。渐进改革就要通过“理论”将这些节点串联起来，并在实践中逐个解决，而不是毕全功于一役。如从“后全能国家”走向民主，首先，至少应有一个与一定法治相联系的“开明专制”或“威权政治”的节点或阶段，有限度的言论自由和相对的司法独立是必须的。而从“国有”走向“民有”至少需要一连串的产权重组和改制环节等。此外，不是所有的公有产权都必须私有化(民有)，至少有相当部分的公有产权是无法通过私有化来解决的。如果我们将每一个“节点”视为一个阶段性改革目标，众多节点就构成了社会民主法治的最终目标。因此，对改革来说重要的是阶段目标的设立，而不是终极目标的想象。要围绕阶段性目标，启动相联系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我认为，下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与要素市场化相联系的产权改革，围绕产权改革建立初级阶段的法治、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最终，随着改革的深入走向。这里试以农民土地产权和国企产权改革为例。

可以认为，中国问题是农村问题，农村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说到底就是土地问题。包产到户使农民重新获得了除非农用地处置权(流通权)之外的农用地基本权益。但土地农用与非农用的级差租金巨大，城市化将使这种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民是否应享有土地使用的“城市化”带来的级差收益?这是土地问题的关键。按照东亚模式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农民应当分享土地的非农使用收益。比如我国台湾省农民拥有土地的完整产权，享有非农用和农用产生的收益，只不过在处置土地“变性”时要遵守城乡总体规划，并在流转时交纳土地增值税和部分“基础设施配套”费用(不用出钱，以土地折算)。给农民完整的产权应当是改革的方

向。至于农民的土地产权采取股份制、合作制还是个体制，应由农民自己表决，而不是由政府包办。

如果我们确定改革的方向是把土地产权“完整”的还给农民，那就可以在实践中制定改革路线图，分阶段分步骤的实现目标。就像当年生产资料市场化是从计划管制走向以物易物的“串换”、经过双轨制，再走向完全的市场交易一样，土地还权也可分阶段实施。首先允许非农建设指标“交易”以及农地置换，在国家土地计划指标的笼子里搞改革，然后突破计划管制，进入双轨制，允许农民宅基地的自由买卖，最后是全部非农地(城市规划允许范围内)与农用地一样的自由流通。土地产权变革不仅使包括农民在内的整个社会受益，同时对缩小城乡差别，消除城乡隔离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也具有极大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将启动以公共财政为基础的政治体制改革，政府再无须通过土地的“先征后卖”方式筹集城市建设资金，农民出售土地应缴纳的增值税和基础设施分摊费将成为城市扩容的资金来源。农民转为市民，享有监督政府征税和开支的纳税人权益，这不正是的起点吗?

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范文篇6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范围内出现诸多新的情况，使得原本的经济学理论不能够对现实形成较为明确的指导，在国内专家学者的努力之下，将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到我国，对我国在发展中遇到的实际经济问题进行必要的解读，使其能够为我国的发展起到较为明确的指导作用。

一、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制度之后，我国的社会情况开始发生较大变化，各种现实问题使得我国需要面对诸多新的情况，原本存在的制度经济学已经不能对现实问题进行必要的解读，使得我国需要引进新的理论对现实情况进行必要的解析。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学术界开始从西方寻找相应的理论针对现实情况进行必要的解读，许多外国相关文献被翻译成中国文字在中国开始传播并发挥现实作用[1]。从此，其开始被用来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当中遇到的各种难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各个高校开始出现新制度经济学专业课程，促使其在我国经济学理论当中的地位得到提高，其本身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2]。

其在我国的推广时间有限，但是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利用相关理论应对现实问题却愈加深入。现实调查证明，与改革有关的论著都会引用其观点进行论述，此种情况在我国改革理论当中随处可见。与国内相比，国外虽然也对此进行研究，但是并未在西方世界获得不可替代的地位。专家学者针对此种情况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的各种现实情况最适合新制度经济学发挥作用。我国的实际情况能够完全符合其理论的阐述内容。

二、新制度经济学应用于中国改革必要性

针对当前中国的现实状况进行研究可知，我国所处的社会形态较为特殊，经济体制方面发生重大变革，各种现实问题开始对我国造成较为强烈的冲击。原本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已经无法对中国发生的变化进行有效解读，各种现实状况都要求必须引进新的理论对现实情况进行必要的解释。在对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进行研究之后发现，其能够对我国的现实情况进行较为有效的解读，在各种改革实践当中发挥出重要的现实作用。

回顾中国的改革历程，学术界的很多学者都认为我国的改革进程始于农村。上世纪70年代末，与土地有关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我国广大农村实施，与经济体制有关的改革正式开启[3]。针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其本身所具备的现实性质决定其具有整体性，涉及到制度内容的各个方面变动。当时，我国的经济基础相对较为薄弱，文化方面也难以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在经济建设中如何寻找有效的理论作为支撑，成为我国推动改革进程的关键。面对新的形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已经无法发挥现实作用，只能够从西方新兴起的经济理论中寻找[4]。实际上，中国的改革需考虑的现实问题相对较为复杂，使得理论界的专家学者面对严峻形势。改革开放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也促进了我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当我国专家学者开始了解外国文化的时候，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实状况相契合使得专家们开始对其进行重视[5]。于是，学者们开始针对其内容进行必要的解读，开始在其原有理论的基础之上发展许多适合中国当前现实的新内容。这不但促进了中国改革理论向前推进，也对改革的现实情况起到较为明确的新作用。针对上述内容分析可知，新制度经济学并非是专家学者一味在理论方面“求新”，而是中国改革的现实状况确实对其需求具有迫切性。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改革的促进

当前，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认为是我国改革的初始。这项改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随后便使得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让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管理，使原有的经济理论得到较为明显的丰富。回顾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我国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对我国的发展造成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此项改革使得我国的农业发展焕发新的生机，原本存在的弊端已经得到较为妥善的处理。针对我国改革历程进行分析可知，其充满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新旧理论之间的矛盾对我国的现实情况造成重大影响。不仅是农业，其他领域的经济改革也出现诸多新的问题，使得我国的现实情况出现较为明确的阻碍。我国的学者为了应对这个问题，从科学角度出发，应用新型的制度经济学解释我国的改革进程中遭遇的各种现实问题，针对当前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可知，知识创新已经成为推动改革进程的重要辅助力量。

世界范围内存在的理论相对较多，各种制度之前出现的矛盾成为各国发展关注的重点问题。根据当前形势可以将新制度经济学运用到目前的新问题之中。因为，当前改革进程仍在持续，改革进程当中存在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仍然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产权制度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本身内容是否得到明确确认、保护程度是否能够符合现实要求，会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在农村进行征地的过程中，发生的冲突事件都与产权之间存在重要关联。农民本身的地位使得此种悲剧时常发生，这就是产权制度不够完善的结果。明确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虽然与其有关的改革仍然在持续，但是其能够发挥的现实作用仍然有限。

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改革的重点，自改革开放以来，此进程便不断持续，但是其本身存在的弊端仍然无法得到较为明确的解决。事实证明，其在运行的过程中会造成市场混乱，对非国营企业的利益造成较为严重的损害。其具备的特权使得社会公平问题受到挑战，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此类问题对我国的专家学者以及改革人士造成较为严重的困扰，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能够对这些问题进行必要的解读。改革进程无法向前推进是一个难题，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此种情况是由制度变迁形成平衡造成。这种状况与既得利益集团存在重要关联，要想进行改革便要协调各方利益，必要的时候也要对某些方面的利益集团进行打破，让改革能够得到真正深化。针对此方面而言，改革的进程便是各方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虽然必然存在阻碍，但是仍然需要持续向前推进。

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范文篇7

一、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根据我国已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进一步发展和改革面临一系列新矛盾、新任务的形势，我们党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导方针，标志着改革开放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党的十七大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坚持改革开放有机地融为一体，为新时期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深刻认识“新时期”，正确把握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我国发展与改革关系的一系列新特征，是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也为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这些体制机制障碍既有体制转轨不彻底，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基础原因，但新的矛盾又并不完全由于“市场取向”不够这一原因，产生了复杂的表现形式。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趋突出，我国经济在迈上新台阶后，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充分考虑上述问题对体制机制的要求，拓宽改革攻坚的层面，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二是改革开放推动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小康水平，成就伟大，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出现拉大趋势，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在减少的同时仍有相当数量，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城市发展迅猛、农村相对发展滞后，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任务艰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统筹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显然，深化改革要更加重视民生领域的制度创新，重视各种利益关系的统筹兼顾和利益关系调整的制度建设。

三是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协调配套的诸多新课题，医疗、教育、文化、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运行体制存在大量的改革任务。

我国进入新时期所呈现出的新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基础上的新矛盾，是生产力和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历史台阶后的新挑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在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体制改革所依据的客观情势在总体上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作为30年改革所集中针对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复存在，但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又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很多配套性、协调性制度，不可能在以“转轨”任务最集中的改革进程中得到同步解决。因此，转轨取得初步成功后，解决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的一系列配套性协调性问题，就必然成为改革中更加重要的内容，成为新时期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方向。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以建立科学发展观体制保障为重要内容，也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方针的改革。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次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标志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本来就是改革开放实践所呼唤的。党的十七大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把改革开放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机统一，实际上明确了新时期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基本方向，为我们解决进入新时期面临的深层矛盾，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与继续深化市场取向改革这两个方面，统一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经历从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的转折。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标志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性转折。完善体制是继续完成“市场取向”为基础的“完善”，也包括更广泛和深刻的新内涵。既要“更大程度地”、也要“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实现市场配置资源，已经成为深化改革的重心所在。解决“更好”的问题，就是“完善”的问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必然包括更好地解决宏观调控与市场基础的互动问题，更好地解决城乡、区域之间改革发展协调性问题，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与重视民生的配套性问题；更好地在体制上解决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市场机制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我国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还带有很大的初兴特点，市场机制本身也不可避免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通过“完善”体制，可以有效抑制其自发性和盲目性，更好解决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更好解决经济社会协调、城乡协调、区域协调问题，更好地解决一系列制度建设问题。从根本上说，实现新时期又好又快发展，还是要靠改革开放为动力。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与连续进行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是互动的关系，并不是也不能代替市场取向的系列改革。市场取向，体现经济体制改革继往开来的连续性。坚持改革开放方向，决不能离开市场配置资源这一贯通改革开放过程的体制性基础。建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要着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有利于实现协调统筹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和注重民生为重点的多方面制度创新。这些向纵深领域推进的改革是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进行的，与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协调进行的。仅靠市场机制，固然不可能自发实现科学发展，还要解决一系列制度建设，但离开了市场配置资

源的基础性作用，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科学发展。经过30年不懈努力，我国虽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这一基础性领域的改革并没有完成，一些重要环节仍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一些重点领域的改革仍然需要以更大的决心来推进。已经实现市场机制的部位，进一步完善的任务也十分艰巨。例如健全和改善宏观调控、完善各类微观主体现代产权制度、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深化生产要素市场的培育、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打破市场封锁等等。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的推进，必须与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相协调，而不能离开这一取向。这就体现了新时期改革向深度广度拓展的时代特征，体现了经济体制改革历程是承继的、连续的，又是适应发展新时期向深度广度的拓展。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的推进，在市场取向改革基础上拓展和强调的新内容很丰富，其中，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系最密切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要更加重视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二是形成推进新型工业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三是建立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四是形成以自律协调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以下对四个层面分别做一些简要分析。

二、更加重视市场基础上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

新时期深化改革要着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体现以人为本的出发点，体现发展观、市场观与价值观的统一。这一问题，是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提出的，也要在市场取向改革基础上得到解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具有活力、动力与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势，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市场机制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带有利益即期性，如果不能驾驭其“自发作用”，将会对社会效益与公平正义价值产生冲击，这在市场经济形成初期和工业化加速期相交汇的阶段，可能助推经济、社会各种矛盾问题的产生积累。为此，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必须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基础上，高度重视弥补市场缺陷的制度建设，重视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既要保障效率，又要重视公平，当前需要更加注重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建设。最重要的是重视分配、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制度建设，重视公共服务行业社会效益的制度建设，更加注重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协调。

围绕“重民生”为重点深化改革，是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相交汇的改革，也是新时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民生领域的体制都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紧密关联的，不可能离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来解决民生问题。解决民生问题要靠发展，但在特定条件下，发展并不一定能自动解决民生问题。从根本说，解决民生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公平正义，要靠继续深化改革。在这方面的改革，不仅仅是以提高效率，加快发展作为改革的直接目的，而是要把公平公正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深化改革中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就业制度创新、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医疗卫生改革、教育文化体制创新、安居工程建设、直到加强各方面的公共服务等方面，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是新时期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要重视初次分配也要有公平观，综合处理好再次分配调节与初次分配制度的关系。再次分配是收入调节的主要领域，是以公平性调节为原则的，当然调节的深度以不损害效益机制为限，我国目前仍有进一步加大调节力度的余地。在我国现阶段，完全依赖再次分配调节是难以覆盖社会各方面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与完善，是伴随整个工业化进程的一个艰巨任务，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全国城乡范围到位的保障调节。在这个历史阶段，分配体制的改革必须重视初次分配领域的调节。实际上，群众对分配意见的直接感受也主要来自于初次分配领域。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提高劳动在社会收入中的比重，这一论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初次分配领域还是要确保效率优先，这很重要，只有可以促进劳动效率的体制，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体制。但初次分配也必须注重公平，要以制度形式规范收入差距。提高劳动在社会收入中的比重，实际上就是要正确处理好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和按劳分配的协调，要考虑分类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包括农民工最低工资制度。增加农民收入始终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关注点，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与农业、农民补贴，同时，适时研究农产品价格调控体制，稳定农资产品价格，合理调控农产品价格。

要高度重视就业制度创新。就业既是经济层面的事，也是社会层面、人文层面的事，体现社会的价值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从我国当前劳动力巨大压力的实际考虑，如果就业问题解决不好，仅靠扩大社会保障制度和再分配调节就难以支撑社会和谐与公平。在我国现阶段，发展既应当是可持续的发展，也应当是有利于带动就业的发展。就业问题既是长期压力，也是经济发展的当前现实压力，决不能因其长期性而忽视当前。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是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经济社会转型的特定问题，不能仅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指标，而应当有发展战略选择和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要大力支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要作为我国现阶段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真正解决不利于中小企业、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这是带动就业增长的主要领域。促进就业还要研究新思路。对产业工人、包括进城务工者，要严格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双休日，加强劳动保护；对某些产业，包括内外资，可否根据产业特征给予劳动力数量的适当外在调控。该破产、该下岗、该裁员的当然还要进行，这是市场经济规律，但国家应当扶持对下岗失业人员进行职业培训教育、转业培训。就内外需就业结构看，我国在就业压力下，农民工的超低工资支持了超常规的低价格出口的持续增长，维持了扩大农民工队伍就业状态，但这部分就业的过低收入水平不能形成为相当的国内需求，制约了与经济增长相应的国内需求增长，反过来也会制约内需性就业增长，这是需要与扩大内需一并深入研究的。

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新时期改革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对社会保障制度重视不够，突出体现在政府性资金直接投资项目数额偏大，而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缺口又很大。今后确实要进一步提高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转移支付和财政支持。另一种倾向是脱离现阶段实际，对社会保障寄予脱离现阶段可能的期望，提出一些不可能在现阶段实现的口号，这同样是有害的。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几个核心问题是，一是尽可能扩大覆盖面。特别要更加重视城市低收入和低就业家庭，更加关注农村社保体系的启动建设。二是对养老医疗保障加大统筹体系建设。首先要提高统筹层次，养老统筹到省，医疗至少到市。其次要加快探索人口迁移所必需的社保转移，中央政府要在社保转移方面加强协调支持和监督力度。三要逐步增加财政投入。这里的投入并不能对应产出，而是政府的公共责

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

三、形成推进新型工业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从总体上摆脱贫困、解决温饱，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面向未来，深化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经从推进生存型发展的需要为主转变为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加速发展为主的新阶段。其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必须在体制上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关键问题。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推动了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但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面临很多矛盾。不解决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我国在人口多、资源不足情况下，就不能顺利地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进程。进一步深化改革，要着力于解决自主创新、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体制问题。对此，我国已经启动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设，出台了促进自主创新的系列政策，并正在加快解决涉及主体功能区建设的体制机制问题。我国的工业化、信息化是在政府引导、市场驱动下发展的，也是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展的，大量体制性机制性问题需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这是我国发展阶段的基础特征决定的。

党的十七大提出，新时期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着力解决两个关键性问题，即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个关键问题在新时期是一体互动的。一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目标，要着力实现二者的统一；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有其自身特定的内容，但关键问题还是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如果仅仅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采取一些权宜管理措施，那很容易走上行政手段主导的老路，从长远看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要建立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重点是要重视市场的约束机制建设。市场本身具有两个方面的机制：激励导向机制、约束限制机制。两个机制都健全，才能构成完整的市场机制，才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我们不能把市场机制仅理解为激励机制，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市场约束机制的建设，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宏观调控要起作用，没有市场约束机制就起不了作用，除非只用行政手段，那还有什么宏观调控?过去我们花费了很多的行政力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然不理想，问题在于体制、机制的角度研究不够。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使经济管理与市场机制相适应。例如资源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未形成、投资管理体制不完善、财税体制不健全等重要问题，要成为新时期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要加强市场主体自身的各项改革，强化市场主体内在约束机制。市场本身就有约束机制，但还要通过市场主体的内在约束机制的健全才可以实现。还要规范市场主体的外部约束，加强市场秩序与市场监管、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市场信息体系建设，正确发挥市场机制的约束作用。

政府“经济调节”也要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力求形成具有制度属性的经济调节机制。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制约日趋突出等，这些问题确实不能够完全由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自动解决，这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中也是做不到的，必须健全符合需要的经济调节制度。实际中，对部分高耗能行业投资过热、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等方面的调控办法更多地采用了行政手段，这也是基于当前制度不健全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但我们应当努力建立基于市场调节，又不放任市场的经济调节机制。所谓带有制度属性的经济调节，即直接利用市场机制作用，对某些重要环节按产业导向意图设置制度性调节机制。一要探讨建立资源产权制度。解决资源浪费无节制问题，税费的办法、处罚的办法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事倍功半。根本的基础还是要建立资源产权制度，使资源形成产权约束。我国的矿产资源、城市土地资源归国家所有，这是我们能够建立资源产权约束的制度基础。二是要尽可能在市场基础上设置经济调节的制度性节点。减排要探讨设立排污费用制度，排污必须列入企业成本，探讨建立排污权交易；节能也可以设置相应的制度，例如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要建立有效的价格分摊制度等等；促进节约利用土地，仅靠计划、项目、处罚也是不行的，关键是要规范土地市场，特别是对农村土地要建立与市场经济接轨的使用和流转办法。

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

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方面，工业化已经推动并形成强大的城镇化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二元经济经济结构体制没有相应转变，城镇化又大大落后于工业化。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公布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56157万，占总人口的42.99％，其中包括进城务工农民，如果减去1.5亿经常性进城务工农民，城镇非农业人口比重变为30％。这一数据距离我国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总产值已达到88.3％的工业化参照数据相差甚远。可以说，我国工业化进程已经极大地开拓了城镇化空间，但城镇化的潜力并没有顺畅地释放出来，我们已经到了必须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阶段。二元经济结构是―个生产力发展阶段问题，也是―个体制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要在发展中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历史进程。

进入新时期以后，统筹城乡发展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环节，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城乡关系已经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农民进城务工已形成巨大的规模，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城乡关系已经到了发生巨大变革的前夜，很多问题亟待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放在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要位置。

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必然要求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而城乡二元结构也只能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逐步消除，这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辩证关系。也就是说，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延续，是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发展阶段的产物，它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不可能通过某项体制变革来即刻改变。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而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步伐已经滞后，在部分地区的农村，已经与城市经济密切交融，但在土地、落户等重要体制上，已经制约了进一步发展。从人口构成看，如果只看三次产业产值，我国第一产业早已在GDP的15％以下，似乎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而我国就业人口大部分仍是农业人口，城市的工业产值在相当程度上是农民工创造的，但这部分工业对城镇化作用较小。这种情况给我们带来城乡统筹发展的复杂局

面。在工业化进程中，城乡二元分治的体制会抵消我们提高农民收入的种种愿望和努力，阻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逐步缩小。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现金收入之比逐年扩大，1985年为1.8倍，2007年扩大到3.32倍。近年我国一直着力于提高农民收入，但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未能改变。这些说明，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进程必须逐步展开。既要反对不顾生产发展条件，把改变二元结构和城乡关系理想化，也要看到，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到了经济发展和体制创新互动的阶段。有的体制已经具备了先行先试、局部展开的要求和条件。只有深化改革，适时出台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措施，城乡协调、工业化城镇化协调才能步入良性轨道。

要稳定和完善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包括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发展要融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也必须得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要通过改革建立农村集体经济适应城乡一体化、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探索适应市场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当然，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涉及面很广，必须在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前提下进行探索，把握好稳定和改革的关系。

农村生产方式也已经蕴含深刻变革。有条件的地方正在促进适度土地规模化经营。没有适度的土地规模经营，就不可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不可能解放已经离土的农民，也就不可能解决我国城镇化进程滞后的很多矛盾。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从“有条件的地方”起步。目前看，“有条件的地方”最主要是大城市周边城乡结合部。在推进土地规模经营过程中，需要解决农民的权利保障、农民离土的权利置换、并逐步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这就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奠定了重要基础。

已经到了必须高度重视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阶段。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的大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已经难以孤立运行于农村经济社会形态了，这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问题之一，已到了非重视制度创新不可的时候。包括农民承包土地流转、农户宅基地确权与农民进城后的流转问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如何流转问题。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确实要保护耕地总量、保护农民利益，同时也要在逐步破解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相衔接方面积极探索，促进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要实现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转化身份的制度建设。基本内容是建立城乡能够对接的身份转化制度。只有让进城务工农民逐步转为真正意义的市民，与原有土地关系脱钩，才能实质性地缓解农村人地紧张关系、提高耕种效益，改善在乡农民生产条件，实现城乡共赢。转化身份的制度不可能一步到位，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实施。农民工问题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将长期存在，但身份转化的工作也应当逐步推进。

要有一个统筹协调的城市化、城镇化管理机制。目前部门之间协调性较差，多元目标之间缺少统筹。例如空间布局问题，应当统筹我国主导各类空间布局的规划和法律体系的研究，是否可以规划生产力布局的主体功能区设计为主导，加入城镇化布局的考虑，统筹协调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规划、城乡建设规划之间的关系。新农村建设也要在农村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模式统筹考虑，与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制度安排予以统筹协调。

五、形成以自律协调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要把社会自律、基层自治机制的形成放到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位置。这一任务在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触及，但并未提高到战略性、全局性改革任务的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新形势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必要把自律协调的社会运行机制的改革创新放到重要战略位置。

力求形成社会自律协调、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这既是社会体制，也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从经济体制看，如果不能有效形成社会自律协调、基层群众自治的机制，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就必然会过多地依靠行政力量。依靠行政手段，最终也就难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公民，在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运行中，也必然存在大量需要依靠一定机制及时解决化解的矛盾，各种利益群体产生后，也必然要求有序及时的利益协调机制，在法制的基础上由社会自身调节矛盾利益。可以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一定阶段后，发展社会自律协调机制、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就是必然的选择。

形成以自律协调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基础。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了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体制转轨，进一步完善这个体制，当然需要政府改革的配套，宏观调控的配套等等，但这并不够，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社会自律协调机制的形成。可以说，没有社会自律协调机制，就不能顺畅实现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使很多本应在市场基础上由社会自律协调解决的问题维系于政府的干预，也必然不能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一重要改革领域，可能是比政府行政体制更具有基础性的改革。不要以为社会自律协调机制只存在于社会领域，它的基础实际上在经济领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比如现在推出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要实现“四个分开”，“四个分开”显然是必要的，但实际操作在政府和中介组织的关系上缺少更为基础的前提，就是把社会自律协调机制摆上更前置的位置。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角度来说，政府要把应该由社会中介组织协调解决的事项移交给中介组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在于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是否已经具备条件，需要实现政事分开的中介组织目前是什么性质。可以说，社会自律协调机制没有改革到位，行政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到位的。

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范文篇8

中等城市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于1987年5月在芜湖市召开，会议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会议着重讨论了中等城市的特征和它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讨论认为，中等城市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一个“中”字上，要全面地认识中等城市，充分发挥它的比较优势，探索它特有的发展规律。对今后研究会开展研讨活动，会议强调要紧紧贴近城市改革与发展的实际，要把市长们面临、思考的问题作为研究会研讨的课题，要不回避现实经济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地组织研讨，共商对策。

十九年来，研究会先后在常州、九江、宝鸡、温州、攀枝花、汉中、荆沙、新乡、苏州、黄山、天水、十堰、桂林召开了13次年会、8次中等城市经济专题研讨会，分别围绕当年城市经济发展与改革的重大问题组织研讨，并多次举办征文、参观考察、小型研讨会、课题研究等活动。

在桂林召开的最近的一届理事会――第五届理事会上，会议的研讨主题围绕“民营经济与商会”展开。讨论认为，会议不久前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以往只提出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大家认为这是在十六大基础上的很大突破和创新，这个突破必将促进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只有民营经济发展了才有能力去和公有经济相互融合，平等竞争，才能积极参与国有股的转让与重组，形成股份制形式的混合经济。会议进一步对民营经济的现状，如何营造发展民营经济良好外部环境，商会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讨论。

在黄山举办的2004城市发展研讨会上又着重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融入大都市经济圈；二是市不管县后将会出现和需要应对哪些新情况、新问题？与会同志对“市管县”体制的改革十分关心，讨论热烈，认为“市管县”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产物，十多年来它的确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存在着问题和缺陷，主要是：“市管县”体制增加了行政环节，从而降低了管理效率，提高了管理成本。同时，“市管县”体制不但没有摆脱城市的行政羁绊，反而强化了城市的行政管理职能，这与改革的市场取向是相悖的。它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弱化城市的行政管理功能，强化经济功能，从“行政区经济”转变为“经济区经济”，不再依靠行政隶属关系，而是通过经济手段促进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和配置，协调城乡共同发展。

2005年9月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上，以我国第一个进行综合改革试点的中等城市――常州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常州当年的改革翔实反映了我国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和成功经验，并在会上首发了汤永安的著作《地区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议座谈了现阶段改革的新形势、新问题，认为一个重要特征是改革面临着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更为复杂的利益关系，带来许多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座谈认为这不应归咎于改革本身，恰恰相反，是因为改革的不到位所造成的，当前改革有必要对改革的目标和重点重新加以思考。改革的目标应该从单纯的GDP经济增长转变为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使改革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并使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成果，促进社会的稳定。改革的重点应该从经济体制改革转为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

研究会19年来的活动，紧紧抓住改革这个主题，以其理论观点上的鲜明性、超前性，为改革扫除观念障碍，在推动中等城市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研究会紧紧贴近中等城市改革与发展的现实，对现实经济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是回避，而是积极地组织研讨，共商对策，因而激起了城市领导同志的理论兴趣和参与活动的极大热忱，新华社为此播发了专稿：《市长们在敲理论界大门》。

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范文篇9

关键词:制度变迁;路径选择;改革战略?

制度变迁是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从一种制度方式向另一种制度方式变迁过程中的路径选择与整体设计问题,仍是制度经济理论中的薄弱环节。中国改革开放已历时30余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国的制度变迁(改革)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值得研究总结。毋庸置疑,决定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因素很多,但这里面最值得人们总结的是中国改革所采取的战略。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改革战略。?

一、“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期改革战略?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近30年的成功、挫折、曲折和反复,大多数人盼望能走出一条新路。邓小平用“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形象的说法,对初期改革战略做了精辟注解。中国改革首先发生在农村,且以包田到户这种形式出现。土地是一种比较单一和固定的生产资料,和每家每户劳动力相结合,就能构成一个基本生产单位,全国所有农户大同小异,人类历史上几千年基本上都是如此做的。包田到户这种农民打心里想做的事情可以说是世间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包田到户和大集体相比,不仅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还会给农民自由(这一点过去大多数人在分析农村改革的动力时似乎忽略了这一点)。所以,这种既容易改革又符合人性的改革,一旦时机成熟就自然“忽如一夜春风吹,遍地改革悄然来”。?

今天,人们再回过头审视当初的农村改革,除了惊叹它的历史影响外,还一定要看到它对以后中国其它改革所做的铺垫作用,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改革的推开奠定了良好基础。如果农村还继续实行大集体制度,中国不会有几亿富余劳动力流向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担当起当代中国工业化的重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深化农村改革,这显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统筹城乡改革为举措,深化农村改革的又一个突破。?

二、“先易后难”改革战略?

人们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还能发现一个改革原则,这就是先易后难的改革次序选择原则。中国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比,农村改革相对容易,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可以给城市改革提供一些经验,如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的企业承包经营制就是其表现,而且稳住了农村这一头,城市改革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会有吃下了定心丸的感觉。?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城市改革,首先要解决城市待业青年就业问题,个体户就是最早形式的“体制外改革”产物。中国城市真正大面积改革是从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及扩大企业经营自开始的,这一改革在初期阶段比较成功,曾极大地调动了城镇企业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了曾经困扰人们多时的双轨制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在国有企业全面推开了以承包制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标志的改革,但双轨制问题未有解决。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抓大放小”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在1992年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以后,双轨制体制问题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迎刃而解。?

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脉络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城市经济改革很长一个阶段里,改革是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改变经济管理体制这类相对容易的浅表层次上进行的,如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实行企业承包经营制等。这些改革相对容易,其改革阻力和引发的社会振荡也相对较小,不容易出大问题。真正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如所有制调整与改革问题,特别是公有制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由于在意识形态方面极易引起社会争论,因此在改革实践中慎之又慎,甚至一拖在拖。实际上这类改革是在经历了十几年“转换经营机制”后,发现产权改革是饶不过去的,才不得不进行推进的。如1992年以后进行“抓大放小”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就触动到产权这类深层次改革问题。这也就是所谓改革难度越来越大,“骨头越来越难啃”。总之,从“机制”性改革到“制度”性变迁的选择和转换,正是中国先易后难改革次序选择战略的具体体现。这一改革战略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并且这一改革战略在以后中国多方面改革中普遍得以实行。?

三、空间布局上的非平衡演进战略?

如果没有当初创立深圳经济特区,很难想象今日中国改革会是个什么样子。深圳特区被称为中国改革的摇篮,随后有珠海特区、汕头特区、厦门特区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各地建立起各式各样的开发区,其中上海浦东新区是最成功的典型。特区包括开发区,在中国30年改革进程中是浓彩重抹的一笔,今天回过头看经济特区包括开发区的建设历史,可以肯定地说,它决不亚于当初的农村(包田到户)改革,它对促进中国经济腾飞功不可没。?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并没有把握,因为这是全人类的一项崭新事业。经济特区的首要意义在于它是一块改革试验田,建立特区搞改革试验,如果成功了可以起示范推广作用,如果失败了就可以把它关掉,这显然是一个正确而可行的改革策略。经济特区和后来的开发区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它日后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孵化器。中国先后搞过沿海开放区的建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环渤海区建设等,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呈现从东部到西部、从南部到北部的梯度推进态势;与此同时,各地又以城镇为中心,兴建开发区,以此向周边地区辐射。如此空间布局上的“雁阵式”(非平衡)改革和发展战略,已被事实证明对促进中国的转型和发展是非常成功的。现展经济学中有许多关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理论,这些理论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就是缺乏实用性,都没有理论见之于实践的具体途径。相反,中国筹划改革试验区(经济特区)的方案,区域布局方案,不仅具远见卓识,而且极具操作性。?

与创办经济特区构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中国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思想。几千年来,中国人向来“不患寡,而患不均”。新中国成立近30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再强化人们的平均思想,如“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改革开放打破这一教条需要智慧、勇气和胆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适当拉开差距,可以使先富起来的人(地区)起示范作用,以此极大地刺激更多的人发家致富,从而使潜藏在人们心底的致富动机和社会能量,以排山倒海之势释放出来。所以,改革开放战略太切合中国实际了。创设改革试验区,规划空间布局的梯度推进,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等,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高深理论,然而这些政策完全可以达到那些现展理论要达到的目的。仅就于此,人们不得不佩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睿智与伟大。?

四、以开放促发展促变化战略?

近些年,人们在总结中国改革战略时认识到,实行对外开放也是一项改革战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汲取近现代史教训后做出的一个大胆尝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使中国从总体上融入世界经济,走出去引进来不仅可以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资源,实现资源更高层次的最佳配置,而且能直接利用当今世界的先进技术(跨越技术发展的多个阶段),从而实现超越式的发展,这一点是解释中国为何在如此短时间里实现经济起飞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另外,以开放促改革也是中国30年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一条重要经验。〖jp+1〗中国改革一开始大多是由内在需要推动的,即所谓“内生性”机制,但也有一些改革是借助外部力量推动的,有人称它是经济改革的“倒逼”机制。比如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过程中以及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许多方面的改革是被迫要求“按国际规则办事”而逼出来的。据统计,为了加入世贸组织,为了与国际接轨,中国共修订了3000多部法律法规。可以说加入wto,中国的改革开放才算真正由政策性开放阶段转入制度化开放阶段。对外开放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改革意识,有助于拓展改革思路,有助于借鉴并吸收其它经济转轨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对外开放后,人们会明显感受传统体制与国际社会经济运行规则的巨大落差,一方面认识国外先进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根本属性;另一方面进一步认识中国旧体制的弊端,进而提高改革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所以,开放使人们打开了眼界,开放使人们杨长避短,开放使人们从“拿来主义”中受益,开放使人们拥有了世界市场,开放“督促”人们进步。?

五、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邓小平同志讲:“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叫革命性的变革。”[2]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那么改革是要对中国社会进行一场深刻变革,把握改革基本方向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中国在改革中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改革的根本方向搞错了,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对改革加以定性,这不仅是一个根本战略问题,而且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在中国进行的第一次革命,最终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预言,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解放生产力。然而,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因此,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等,即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方针,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成为第二次革命(或改革)的基本性质。?

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社会剧变,共产党纷纷下台、国家“颜色”发生改变,导致社会陷入混乱、经济长期陷入停滞的历史后果看,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是极富远见的。正是这一改革战略使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事实已雄辩地证明,中国的改革之路不仅走对了,而且也已给世界树立了一个新的成功榜样。?

六、愈改愈清晰的市场取向改革战略?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目标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确立这一目标并不是一番风顺的,可以说相当曲折,并有诸多争论。但是,在最终确立这一改革目标之前,似乎有一点自始至终未发生太大偏离,这就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坚持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改革取向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伴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进程,对中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有不同说法:(1)1992年中央文件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2)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的提法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3)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的提法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9年中央文件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5)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的提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回顾历史进程,随着人们对计划经济种种弊端的反思,理论界讨论得最热烈的话题是商品经济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商品经济不是想取消就能取消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须搞商品经济,而且只有搞商品经济,才能较好地发展生产力。这场争论当时尽管很激烈,但最终还是以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形式,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了“统一声音”的定调。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模式,这一提法应该说与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运行模式上基本一致。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3]由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目标模式选择上终于有了最后的定论,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也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把市场对经济生活的调节称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4],凭着直觉揭示了市场的巨大力量之所在。今天,人们对市场及市场机制的认识显然比那时深刻得多。首先,市场机制具有强大的动力激励机制。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产生这种激励机制,因为它抹杀了个体的物质利益之所在,使人们只能被动地执行国家指令而从事生产和经营。市场经济承认每个人的物质利益及创造,能够使整个社会的生产能量充分地激发出来。其次,市场机制具有高效的信息传递功能。在计划经济下,信息传递是纵向的,环节多、速度慢、成本高,并且易出现扭曲和失真。在市场经济下,信息主要是在各经济主体之间横向传递,其距离短且及时,不易失真。由于价格是经济活动的晴雨表,生产者和消费者根据价格变化,就能及时安排自己的生产和消费。第三,市场机制能保证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计划经济下,生产要素具有凝滞性,常常出现“货到地头死”现象,特别是在价格固定情况下,资源配置仅仅是一种“技术性”安排,即实物性分配。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充分流动,价格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使资源得到真正最优配置。?

七、独具特色的渐进式改革战略?

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改革过程的渐进性,这一特征几乎得到全世界的公认,中外许多专家及政府官员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认定它是导致中国成功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之所以选择渐进式改革方式,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改革的探索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参照,在实践中走一步看一步就自然成为改革的必然选择。第二,改革的艰巨性。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各地区、各行业参差不齐,要让全国的改革“齐步走”,不仅不合适而且根本办不到。由于改革涉及整个旧体制的重新调整,不仅要进行农村改革,而且要进行城市改革;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只有一步一步突破,一步一步改革才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做法。第三,考虑社会稳定问题。改革一般会涉及利益调整,为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必须尽可能减少改革带来的震荡和矛盾,使多数人从改革中受益。因此,渐进式改革战略就成为最现实的选择。总之,渐进式改革之路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特色,渐进式改革之路从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今天,也许中国要庆幸没有走前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道路,但也不应忘记中国改革开放的任务尚未完成,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大胆推进新的改革。?

整体推进配套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必须遵守的一条基本规则。如果把改革的局部推进称作是不平衡战略,把改革的配套进行称作是平衡战略,那么从总体上平衡战略和不平衡战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平衡战略要以不平衡战略为突破口,不平衡战略要以平衡战略为依归,二者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如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调整(“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分税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外贸外汇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如此大规模改革的同时进行,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只能是配套改革的要求。此外,配套改革还表现在除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中国还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教育科技体制改革、文化卫生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国防安全体制体制改革等,这同样是配套改革之所在。因此,改革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较大成功,就是较好地把握了改革的辩证法原则,这一原则至今仍然是指导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则。?

八、改革、发展、稳定三原则的战略?

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原则,分析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应明确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改革的目的。通过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源源不竭的活力,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应是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协调进步,惟其这样,经济改革才能深化,经济发展才有意义,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收益。如果说经济和社会综合协调发展是对发展理解的横向拓展,那么可持续发展则是对发展理解的纵向拓展。当前,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显然这将进一步丰富发展的涵义。?

应明确稳定是改革的保证,改革必须以稳定为前提。没有稳定,改革就无从谈起,发展就更谈不上。稳定,首先是政治上的稳定。要保持政治上的稳定,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不断克服来自“左”和“右”的干扰,并保持领导核心的平稳过渡,以及有关基本政策的连续性。稳定,其次是经济上的稳定。经济稳定主要是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就业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等都丝毫不能大意。更何况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完善,在经济全球化如此复杂的背景下,保持经济的稳定性,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仅意义重大,而且难度相当高。所以,稳定要保障社会稳定,改革越是深入越是要重视社会稳定问题。?

观察今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应忽视两个前提事实: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为日后进行经济改革奠定了一定物质基础;二是在改革开放前30年里,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探索,没有这一时期的成功、挫折、失败和反复,就难有日后中国毅然决然地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如果不看到这些,人们的判断将有失公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2-255.?

[2]邓小平.邓小平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5.?

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范文篇10

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推崇。中国也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模仿，甚至直接“移植”。很显然这种制度的模仿和移植，可以大大减少新体制设计和建设的成本。但由于中国与苏联历史、客观自然因素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把出生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直接用于中国，则会可能出现诸多不适应的症状，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并对该体制不断地进行修正以适应中国的国情。从国民经济学课程建设发展历程来看，中国最早的《国民经济计划学》教材就是源自对苏联教材的直接模仿，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不断更新，其课程名称先后以《国民经济管理概论》和《计划经济学》出现，直至发展演变成为今天的《国民经济学》，这显示出国民经济学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中国化”和“本土化”的特征。

二、逻辑必然：国民经济学在当前我国的存在

当前，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革不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由政府主导下的以构建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渐进性改革，这也是国民经济学在当前中国存在的逻辑必然。

（一）逻辑起点：我国正在进行一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所实行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改革，因此，在经济改革进程中政府行为显得非常重要。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的定位以及行为方式直接影响着经济改革的进程和效率。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行为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界定：

1．政府“越位”问题的解决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体制惯性，政府在诸多方面还对经济还存在强大干预，这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如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生产管得过多过死，每年政府对国有企业大量的亏损补贴及政策优惠，对其进行扶持，极不利于市场竞争的形成；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为大力发展经济，亲自参与招商引资，将本属于竞争性领域的商业行为纳入政府职责范围之中。这种政府“越位”行为屡见不鲜，极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越位”行为正是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健全的表现，解决政府“越位”行为是还原市场的过程。因此，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及时解决政府“越位”问题。政府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恰当的方式退出市场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难题，这也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2．政府“缺位”问题的解决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以及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等因素所造成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在这些方面提供相应的服务。但目前来来看，中国政府在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职能并没有到位。如中国政府对垄断企业的垄断行为规制不利，垄断企业的价格同盟、价格歧视、供应不足、低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同时政府在提供经济制度等公共物品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如对于经济改制中出现的急切需要解决的职工劳动权益保障、经济改革中存在的寻租问题等，都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规制。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必须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因此，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正确解决政府“缺位”问题。需要寻找合适的方式，令政府有效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是中国当前情况下需要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必要性：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性与长期性

与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市场化改革不同，中国采用的是市场化改革是渐进性改革，这决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是一个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国家，也不同于基于“华盛顿共识”的苏联、东欧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性改革（又被称为“北京共识”）。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地进行探寻，对国民经济运行客观规律的研究，更应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总结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性特征决定了国民经济学学科以及该专业的研究生在目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三、国民经济学学科研究发展内容展望

通过以上的分析，结合中国现实和该学科的发展历史情况，未来国民经济学研究可能将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展开：

（一）宏观调控与政策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混合经济依然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要提供者，宏观经济计划和管理依然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从目前来看，中国金融体系尚不完善，而财政手段运用也不熟练，计划仍是目前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工具。此处的计划已不是原先意义上的计划（高度集权的政治手段），而变为类似管理学意义上的指导性计划和政策性计划。因此，政府要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中政府调控的成熟理论与经验，更要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提出符合国情的主张，同时深入研究各个宏观经济政策和调控手段的组合与协同问题。

（二）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

战略与规划原本是“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的核心方向，现在仍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国民经济学与财政学、金融学相比显得更为宏观。在未来经济发展中，中国政府依然会重视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以规划的方式指导经济的发展。因此，国民经济学应着重突出市场经济中的国家战略和规划基础理论研究，开展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与规划涉及的重大项目课题的研究，比如，城镇化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等。

（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范文1篇11

改革是贯穿全会精神的红线和最鲜明的主题词

中国崛起的历程告诉我们，改革就是生产力，改革决定了中国的命运。2万多字的《决定》，有137次提到改革，从“改革”一词的频率上可以看出，改革是《决定》最鲜明的主题词。事实上，35年来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正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从精神价值的积累和传承来看，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基于新的历史起点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全面深化改革，可以说是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对症下药，充分显示了党的政治智慧和极大的勇气，凸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改革决心。全会紧紧围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社会管理，涵盖了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难题和挑战，《决定》对谁来改、怎么改、改什么、目标如何做出了规划，不仅向中国人民，也向世界明确展示了改革的未来路线图和时间表，改革的力度、广度和深度空前。

就改革的力度而言，全会对改革做了总动员和总部署。既规划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又明确了改革的时间表，指出到2022年，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就改革的广度而言，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是单方面某个领域的改革，而是“五位一体”加上军队国防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等领域的总体改革，旨在把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和现代化伟大工程统一起来；就改革的深度来讲，是在利益矛盾交织的深水区里搞改革，触及的都是发展中积累的“硬骨头”，是在改革攻坚期必须破除的瓶颈和利益藩篱，是利益关系的深度调整，其复杂性空前，其产生的影响必将深远。《决定》指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尽管改革由问题倒逼推动，但对我党而言却是自觉的，是党的使命和科学执政理念的自觉，这种自觉使我党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拐点时刻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

改革的自觉体现为明确的改革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清晰的改革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具有感召力的改革价值诉求：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经过35年的不断深入，当前的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继续深化改革需要立体推进、多力并举。如“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就不单纯是生态领域，而是一种全面性的改革。在横向上，生态文明体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生态文明建设自身，有利于经济改革全面出击、齐头并进，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短板”。在纵向上，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而且可避免因返工“补课”迟滞改革进程。其关联性还表现在国际上有利于增强话语权和提升设置议题的能力，重视生态保护有利于与世界发展接轨，这不仅有利于突破“工业文明高墙”的制约瓶颈，而且在溢出效应上还惠及左邻右舍，有利于营造和平共赢的周边环境。35年来，我党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决定》的基本精神与核心要义

《决定》是纲领性文件，不是具体操作规范，我们必须把握和领会其基本精神与核心要义。《决定》坚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有力地回应了社会上普遍关切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深刻剖析了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未来走向，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汇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反映了社会呼声、社会诉求、社会期盼，凝聚了全党全社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

《决定》落实了党的十报告中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任务，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思路，向全党部署改革的各项任务并提出重大举措。其核心要义是明确了改革的价值坐标和评价标准，旨在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凝聚共识，在改革发展中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制度建设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只有把改革成果落实到制度上，发展才有可持续的基础，《决定》中183次提到制度。改革主要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来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说明中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只有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才能建设廉洁政治，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全会在制度建设上的最大亮点是，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党第一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施政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执行能力的体现，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了党的治国理政的新方略，旨在实现党、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制度的完善，进而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所谓治理现代化就是在国家治理中更加科学、更加民主，同时也要更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可以说，这是全会最重要的理论创新之处，它标志着我国现代化管理水平和发展程度的提高。《决定》的核心要义还体现在改革的出发点是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使改革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增进人民的福祉，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本质要求，也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价值诉求。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改革才能获得最广泛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在改革中找准利益固化的突破点。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中长期的追求目标，现实中存在的诸多不良现象是发展中的问题，也要在发展中解决。因此，全面深化改革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不动摇，既要通过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也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把蛋糕分好。改革社会发展中不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的体制机制，更好地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益，使人民更公平地享受发展的成果，但绝不是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个或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现实条件下，怎样冲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阻力是改革的关键，这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建立一个统筹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层次权威性协调机制和工作机构，进行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中央提出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稳”就是要统筹考虑、全面论证、科学决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改革和党的建设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难深入下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基于各领域在发展中的关联度越来越高，任何改革都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就不能再单纯地摸着石头过河，而要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因此，全会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以保证改革的设计、协调、推进和监督每一个环节的落实，确保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改革顺利推进和各项改革任务落实。这表明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组合拳”的方式来改变此前改革“单兵突进”的局面，以统筹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改革，协调各方力量形成推进改革的合力。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决定》在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决定》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轴，来牵引其他领域的改革，对改革提出了新要求。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6个紧紧围绕”分别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等领域的改革主线，反映各领域改革的基本理念。领会全会的基本精神，既要牢牢把握总任务，又要明确重点。在《决定》中经济出现了74次，提到市场81次。《决定》提出的15项改革任务，6个是经济，生态文明体制也与经济密切相关。可以说，经济改革占了所有改革任务的近一半。全会从六方面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出部署，对社会普遍关注的难点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举措。

《决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为深化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全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体现了党对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定位的新认知，进一步明晰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标志着我党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反映了党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发展经济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在资源配置中市场和政府各司其责，“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这种新的认识必将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巨大推动作用，这是全会的又一巨大理论突破。

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危险因素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0-01

目前我国处于市场经济改革攻坚阶段，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经过实践不断的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和实践经验的缺乏，使得市场经济体制给我过得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一些潜在的而且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通货膨胀问题、收入差距继续增大问题、经济市场秩序问题以及企业职工失职问题。通过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分析，让更多的民众去了解市场经济体制，并且通过详细的了解使得人们能够认识并接受市场经济体制的观念，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攻坚提供保障。

一、市场经济改革与通货膨胀问题

1.通货膨胀及其现状。通货膨胀（Inflation）指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供远小于求）。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生活通货膨胀现象一直存在，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全国消费品膨胀指数约为13%，其中大中型城市远远高于此值。这样的现状严重影响着我国人们正常的生活消费观念。

2.通货膨胀的产生原因。面对于这样的现状，我国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研究通货膨胀的产生原因及其根本问题所在。经研究分析，部分专家学者们认为，市场经济改革是造成目前经济生活通货膨胀的原因，总所周知，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明显上涨的市场物价导致货币贬值；有钱无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在商品市场上我们不能通过货币直接进行物品交易，而只能是凭票供应，在政府的干预下有计划有限制的进行物品供应，这就是一种隐性的通货膨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掩盖了通货膨胀现象。然而目前的市场经济改革体制只是将隐性的通货膨胀问题明显化，根据市场商品价格的规律让人们意识到通货膨胀的存在，并且通过根据市场需求将不合理的商品价格进行有效的合理化调整。

3.市场经济改革是为了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市场经济改革是将市场的通货膨胀现象表现于人们面前，通过人们对于商品价格的承受范围，调节商品的价格，满足我国正在处于的经济高速发展的需求，并且防止通货膨胀给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市场带来冲击。通过人们需求的宏观调控从而调整商品市场价格，为全面的市场经济改革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

二、市场经济改革与两极分化问题

在计划经济的大环境中，我们实行完全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目的是为了能够让人们大众收支平衡做到共同富裕。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变以及分配制度的改革，使得计划经济制度下的完全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不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求。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体制占据主体，社会成员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收支差距不断拉大。这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基本规律也是个人劳动价值的体现。在发展我国经济的过程中，完全的平均分配原则只能让我们更加的贫穷，只有我国的经济得以告诉的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使得我国富强。这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

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两极分化趋势日益明显，部分人认为这是市场经济改革产生的弊端，是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体制的表现，是脱离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的标志。很多认为此人担忧。

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跟共同发展，基本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共存的分配方式。这是目前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制度和分配原则，其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人们的积极性和合理竞争意识，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改革不会导致两极分化。其原因为：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方式既能限制通过膨胀又能体现多劳多得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市场经济改革中存在的激烈竞争的环境杜绝了部分人不劳而获的思想，促进了人们的积极性和自我价值的体现。通过积极劳动获得的自我价值的认可能够使得人们提高自身的经济水平；市场经济改革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现富代后富，在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

三、市场经济改革和市场秩序问题

目前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为了能够尽快的适应当前的经济体制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部分人采用不正当的手段，例如，政企不分、权钱交易和区域垄断等等。这些现象明显是想通过当前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经济制度的漏洞而谋取利益，这样的现象是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的问题所在，必须通过有效的手段将其消除。

当我们沉下心来进行反思，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于市场经济的改革。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市场经济改革不只是为了满足我国的经济需求也是我国经济与世界接轨的需要，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经之路。之所以会出现上诉问题是因为我国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十分复杂，在转变期间市场改革机制软化；企业行为改革不够彻底；市场经济制度缺乏规范；政府宏观调控不到位最终导致市场秩序问题的出现。

另外，市场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技术经济的改革，将原有的人工产业转变为高机械化、智能化产业，而这其中导致部分人事业是避免不了的。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效率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只有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实际应用到企业产品生产过程，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才能使得我国的经济不断高速发展。

四、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