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考古篇1

鹧鸪天酬孝峙①

[清]钱继章

发短髯长眉有棱,病容突兀怪于僧。霜侵雨打寻常事,仿佛终南石里藤。闲倚杖,戏临罾②。折腰久矣谢无能。熏风③未解池亭暑,捧出新词字字冰。

【作者简介】钱继章,字尔斐,号菊农,浙江嘉善人。明崇祯九年(1636)举人,明朝曾为官,入清不仕,撰有《菊农词》。

【注】①孝峙:王屋,字孝峙,浙江嘉善人,明末文学家。②罾:用竹竿做支架的方形渔网。③熏风:东南风。

上片刻画了词人怎样的自我形象?运用了什么手法?

解析:本题考查鉴赏诗词作品中的形象和表达技巧的能力。要分析词人的自我形象,可深入分析词的上片。这首词上片共四句话,前两句写词人头发很短,胡须很长,眉毛高耸,面带病容,颧骨凸起,比那光头垂眉、闭目参禅的和尚还要奇怪。三、四句写词人的心却仿佛终南山石缝中的一根青藤,一任严霜侵袭、暴雨击打,自己却等闲视之。由此不难看出词人容貌病态怪异,性格却坚韧不拔的形象。分析上片可知,词人刻画自我的外在形象时,运用了描写的手法;刻画自我的内在性格时,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

答案:容貌病态怪异,性格坚韧不拔。用描写刻画外貌,用比喻突出性格。

2.阅读下面这首唐诗,然后回答问题。

塞下曲

戎昱

北风凋白草,胡马日骎骎①。

夜后戍楼月,秋来边将心。

铁衣霜露重,战马岁年深。

自有卢龙塞②,烟尘飞至今。

【注】①骎骎(qīnqīn):马跑得很快。②卢龙塞:古地名。

请概括首联描写的“塞下”环境的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解析:本题分析景物描写所渲染的环境特别要注意“北风”“白草”和“胡马骎骎”等意象。

答案:特点:自然环境险恶,军情紧急。作用:营造了肃杀的氛围,渲染了边塞紧张的战争气氛,为边将的出场勾勒背景(答“是为边将出场作铺垫”也可)。

3.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题目。

满江红①

柳永

暮雨初收,长川②静,征帆夜落。临岛屿,蓼烟疏淡,苇风萧索。几许渔人飞短艇,尽载灯火归村落。遣行客、当此念回程,伤漂泊。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游宦区区成底事③?平生况有云泉约④。归去来,一曲仲宣⑤吟,从军乐。

【注】①词人中进士后,被授予睦州团练推官,此词为赴任途中所作。②长川,即下片词中的桐江。③成底事:一事无成。④云泉约:指退隐山水之间的约定。⑤仲宣:王粲,建安七子之一,有《从军行》五首。《乐府解题》曰:“《从军行》皆军旅苦辛之辞。”

这首词的上片写景很有特色,请简要赏析。

解析:赏析写景的特色当然要先明确景是什么,有什么特点,再据此分析作者是如何写景的。

答案:动静结合,以动衬静的特色。静景是傍晚雨停,桐江波静,舟船帆落,蓼草疏淡如烟等;动景是江上渔船飞、灯火闪烁等,这些动景更加衬托出环境的静寂。

课案训练

1.阅读下面一首宋诗,然后回答问题。

碧瓦

范成大

碧瓦楼前绣幕遮,赤栏桥外绿溪斜。

无风杨柳漫天絮,不雨棠梨满地花。

这首小诗写的是春日即景,写得井然有序,诗人依照怎样的顺序描写了哪些景物?

解析:这首诗通篇写景。第一、二句中的“碧瓦楼”“绣幕”“赤栏桥”是人文景物,以下“绿溪”“杨柳”“棠梨满地花”是自然景物。四句诗就是四幅画:绣幕遮掩的碧瓦楼,桥外斜横的绿溪,漫天飞絮的杨柳,落花满地的棠梨。有动有静,有声有色,花香水气,仿佛从画中溢出,给人身临其境之感。问中含有“怎样”“哪些”两个答题点。

答案:诗人是依照由近及远、由上到下的空间顺序写景的。近景有绣幕垂挂的碧瓦楼,远景有赤栏桥外横斜的清溪,空中有烟柳飞絮,地上则是棠梨落花。

2.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回答问题。

绝句

道潜

高岩有鸟不知名,欸语春风入户庭。

百舌黄鹂方用事,汝音虽好复谁听?

这首诗主要塑造了怎样的形象?请简要分析。

解析:本题的突破口是抓住鸟的生存环境和叫声,尤其是诗句的后两句,是鸟这个意象人格化及其所蕴涵的意义所在。“百舌黄鹂”善鸣“方用事”,在朝中受宠,专权用事,而“高岩有鸟”“复谁听”,受到排挤,无人欣赏。

答案:诗中主要塑造了一个不知名的高岩鸟形象。此鸟生活在高岩之中,鲜为人知,品种珍奇,叫声亲切诚挚,但飞入庭院之中,却不被人容纳,无人欣赏。

3.阅读下面这首唐诗,然后回答问题。

军城早秋

严武【注】

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

【注】严武(726-765):字季鹰,华阴(今属陕西)人。曾任成都尹、剑南节度使,广德二年(764)秋率兵西征,击败吐蕃军队七万多人。

诗的前两句描绘了什么样的景象?有什么寓意?

解析:诗的第一句“昨夜秋风入汉关”,看上去是写景,其实是颇有寓意的。我国西北和北部的少数民族的统治武装,常于秋高马肥的季节向内地进犯。“秋风入汉关”就意味着边境上的紧张时刻又来临了。“昨夜”二字,紧扣诗题“早秋”,如此及时地了解“秋风”,正反映了严武作为边关主将对时局的密切关注,对敌情的熟悉。第二句接着写诗人听到秋风的反应,这个反应是很有个性的,他立即注视西山,表现了主将的警觉、敏感,也暗示了他对时局所关注的具体内容。西山怎样呢?寒云低压,月色清冷,再加上一个“满”字,就把那阴沉肃穆的气氛写得更为浓重,这气氛正似风云突变的前兆,大战前的沉默。

答案:诗的前两句借助秋风、汉关、寒云、冷月、西山等意象,描绘出一幅初秋边关阴沉凝重的夜景。寓意边境局势的紧张

4.阅读下面一首宋词,完成后面的题目。

江城子

秦观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这首词的上阕描述了一个怎样的场景?表达出作者怎样的情感?

解析:这首词的上阕借景抒情,情与景紧密相连,分析时抓住景物意象和抒情语句就可以。

答案:这首词的上阕描述了往昔送别的场景,暮春时节,杨柳依依,行舟远去,江水空流,表达出作者送别时依依不舍、无限惆怅的情感。

5.阅读下面一首诗,然后回答问题。

西楼

曾巩

海浪如云去却回,北风吹起数声雷。

朱楼四面钩疏箔①,卧看千山急雨来。

【注】①钩疏箔:把帘子挂起。

诗的前两句描写了什么样的景象?分别是从什么角度来渲染这种景象的?

文物考古篇2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20世纪40—6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后一阶段)，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手段的文化历史研究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研究。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主)、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这两个更高层次的研究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包括食物、供给、聚落和维持战略)研究，使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研究。［14］在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当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考古学有关肖像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动物考古知识的应用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流派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适应性与系统平衡上，提倡生态学、进化论和辩证法相结合，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威廉•马夸特对肯塔基西部贝丘遗址采食者的研究就体现出动物遗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会学中程理论被引入到考古学后，在将其作为连接经验性考古学材料与高层次文化理论解释的桥梁的过程中，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了许多影响动物组合特征和条件的自然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应用到考古记录的解释中。在这个成功的中程理论应用研究范例中，动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没①。［18］综上所述，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动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在提高人类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在梳理了动物考古与考古学渊源关系的前提下，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新审视一下，有利于正确评价亚洲动物考古在整个世界动物考古领域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考古学发展息息相关，国际上动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阶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形成阶段、系统化阶段、综合化阶段。第一阶段或开始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动物考古工作的贡献主要在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和地层变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类的古老性，确定早期人类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并重建古环境。这些贡献主要建立在应用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法的进化论理论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处于全盛期，而动物材料并未被纳入考古学文化范畴当中。第二阶段或系统化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动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两个相关的目标，即了解动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以及认识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这就要将理论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学科的系统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如下两个概念的出现而产生:中程理论和用来检验生存对策的经济和生态学模式。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或综合化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展的历史时期动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开发出来的模型和预设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生态学和人类学理论特别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学议题，在动物考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适应、生存对策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充满了所谓新考古学的思考。［20］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逻辑推理方法由归纳转变为演绎。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亚洲动物考古的研究进展

(一)西亚的领先地位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西亚的动物考古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无论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本土的专家，都非常重视现代动物考古学理论的应用，这一地区的动物考古研究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在某种程度上赶上了国际同行的步伐。从表2的统计不难看出，大多数动物考古学文章致力于方法和理论的探讨(82%)。其中生存对策研究文章占较大比重(33．7%)，其他方面比重较低，如驯化(14．5%)、宗教(12．2%)，埋藏学(9．6%)。有少量古DNA的文章发表(6．0%)。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18．2%，较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3．6%，中等层次的成果占60．2%，基础性成果占18%，而且研究主题具有多样性特点。因此，与国际同行相比，西亚动物考古研究的主体处于中高等层次。

(二)南亚及东南亚的积极努力从对南亚和东南亚与动物考古相关文章的一般统计来看，高层次研究成果占20%，较高层次的成果占2．9%，中等层次的成果占50%，基础性成果占27．1%。中等层次研究中生存对策相关研究占较大比例，达到34．3%，研究主题涉及面较广，表现出较强的学术进步势头。总体上看，本区高等及较高层次研究略逊于西亚，研究水平要高于东北亚和北亚，处于中等略偏高的研究层次。

(三)北亚的保守性基础工作基于表2的综合数据可见，北亚动物考古工作的主体多涉及方法论和理论领域，调查与报告约占文章总数的1/3。在北亚所有的研究领域中将近35%的文章属于生存对策主题，其中近1/4与驯化有关。也就是说，将近72．6%的工作已经达到中等水准，但是基础研究所占比重较高(达27．4%)，而且缺少高层次研究。北亚动物考古研究成果涉及的主题与其所覆盖的空间地域和所经历的考古学文化变迁并不相符，涉及的主题比较有限，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总体上处于中等研究层次。

(四)东北亚的提升空间从表2中的数据不难看出，东北亚动物考古工作有一半以上处于基础性研究水准，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基本生物学信息(33．6%)以及基本鉴定过程(11．2%)的积累。在东北亚所有的研究领域中，1/3略强的工作与中等层次的研究密切相关。包括宗教宴飨、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在内的高层次研究成果仅占6．1%，较高层次的综述性研究占7．8%，而包括埋藏学、动物驯化、生存对策、环境学和适应行为时空分布在内的中等层次研究成果却占33．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础性研究成果足足占有52．6%。综上所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研究层次还很低，但是研究主题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却是本区动物考古活力和未来快速发展的预兆。总体上看，东北亚动物考古研究水平要低于除北亚外的亚洲其他地区，更不必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了，因此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五)亚洲动物考古的整体观察基于数百篇国内外动物考古文献资料进行的有关亚洲动物考古工作成果的简单统计分析似乎毫无意义，但事实上通过这种量化分析会使我们易于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做了什么，处于何等研究层次，进而意识到为了与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步伐保持一致，如何尽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囿于篇幅的限制，笔者无法将所有成果一一列出，只能抽选极少数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列入参考文献名录，在此深表歉意。上述统计表中所列数据，是建立在权威性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大样本量统计和分析基础上得到的，具有统计学意义。亚洲动物考古工作主要开始于20世纪晚期，但是大多数高水平的研究结果出自21世纪头十年。一般来讲，目前西亚动物考古已经进入全球动物考古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南亚和东南亚主体动物考古研究成果已经处于第二阶段，也有部分成果属于第三阶段的较高层次;北亚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整体上却还停留在第二阶段，其动物考古理论与实践水平都有待大幅度提高(参见表1、表2的数据)。学者们对于西亚、南亚、东南亚和北亚有关生存对策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在东北亚就这一主题的研究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这是达到更高研究层次的坚实基础。另外，东北亚在生物学和古代环境信息方面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积累，这为深入的动物考古研究搭建了很好的基础性平台。与亚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已经开展的工作相比，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就诸如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等高层次的研究还很不够。但是在亚洲(尤其是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开展的古DNA考古，在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如来自加拿大的杨冬亚等)和亚洲本土学者(如日本的奥村、石黑等)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骄人的进展，为深入开展更高层次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自然科学基础。

亚洲动物考古的未来之路

根据2010年8月23日至28日在巴黎召开的第11届国际动物考古会议的议题，结合上述有关动物考古研究层次的分析，可以将目前的主要研究议题归纳为下述几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这也是今后亚洲动物考古努力的重要参考。

(一)较高层次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与宗教活动相关的葬礼用牲动物研究，国家形成过程中动物资源的强化利用状况研究，就动物考古对人类社会探究所做贡献的综述性研究，鹿科动物、猪、马、牛、羊(绵羊和山羊)等对经济形态转型(如跨时代畜牧业转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影响和作用研究，动物考古的专业性研究，动物遗存所反映的人类社会地位研究等，是今后亚洲动物考古所涉及的较高层次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投入更多精力加以深入研究。

(二)中等层次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外来贸易与生物入侵研究，副产品开发研究(如副产品革命新标志、乳制品制法的发展等)，方法论研究(如形态测量与相似属种比较相关的动物资源管理水平研究、利用同位素和痕量元素生物地球化学的动物迁徙性研究、与现代人类起源研究相关的各个氧同位素阶段的人类狩猎行为多样性探究等)，古代人地关系研究(通过动物遗存开展的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度研究等)，与遗址形成过程密切相关的埋藏学新探索，与人类迁徙问题相关的岛屿动物地理考古研究，更新世至早期全新世旧大陆古人类的生存对策研究，动物和人类食性与人类行为和食物加工技术相关性的综合分析，动物资源获取方式研究，地貌景观、环境及其变化研究，生存对策研究等等。这些是今后应当加强研究的中等层次动物考古学问题。

(三)基础性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按地域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如全新世非洲动物考古，环极地动物考古，新热带区动物考古新进展，旧大陆各时段动物群时空分布总结与研究，中东欧动物考古研究)，按动物类别进行的专题研究(如旧大陆的骆驼、古寄生虫、软体动物考古，猛犸绝灭的环境与人为因素研究，鹿科动物与社会)，数字化动物考古，实验动物考古等成为未来应进一步加强的基础性研究。其他常规的基础性研究包括畜牧业基础信息、信仰系统食物加工以及食谱和营养性疾病状况、文化交流等。上述相关的基础性研究的加强，将有利于亚洲动物考古水平的稳步提高。四、结语总体上看，亚洲动物考古的发展在时空两个方面都还表现出相当的不平衡;来自不同国家的同行之间通过共享数据库进行的交流还远落后于快速发展的动物考古的需要;动物遗存基本鉴定的训练以及国际整理语言的运用也显得很薄弱。目前高校中动物考古知识的教育与技能的训练还无法满足该领域未来发展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求。这些不利因素都制约着亚洲动物考古的健康发展。鉴于拥有农业起源和动物驯化发祥地的重要地位，亚洲就经济形态转型为主题的动物考古研究应当以综合研究范式的方式得到进一步加强。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层次，我们应当结合对来自考古背景的文化遗存的分析，充分利用生物学和古环境重建信息的积累(其中富有遗址形成过程的大量信息)。在埋藏学研究方面，文化层和自然地层应当同时加以考察，并尽量配合成系列的测年数据，以便于在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下，更好地了解从生存组合到发掘所获材料经历的变化过程。中亚和北亚是需要我们投入更多努力的区域。在这样广大的地区，亟待就更广泛的议题开展国际合作性动物考古研究。尤其是从晚更新世到早全新世人类生存对策转型以及马的驯化这些重大考古学问题的探究，就更仰仗于结合与周边地区的大量比较所开展的多学科、多遗址、跨区域、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动物考古研究。鹿科动物遗存广泛出现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很长时间里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古生态环境重建，还是狩猎经济的主要狩猎对象，都离不开对这类动物的深入研究。中国的鹿科动物遗存的深入研究，必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形态转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等高层次考古学问题的研究。

文物考古篇3

关键词：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

1发掘现场造成文物损坏的因素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许多文化，有物质文化也有精神文化。一直以来，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发掘与保护从未停止过，其中，考古就是一项文化保护活动。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古代文物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其破坏因素主要来自3个方面：一是光线，光对出土器物的影响客观存在，紫外线对出土文物的破坏和危害最为严重，而且紫外线还是发生光化学反应的主要因素；二是温湿度，温湿度对出土器物的影响很大，通常相对温度的变化会导致器物自身结构产生收缩现象，使得一些漆木器等文物表面产生裂纹等破坏；三是微生物，器物表面由于微生物、霉菌等原因可造成文物表面色泽发生变化，尤其是木制文物，木质成分容易与微生物的分泌物发生反应导致色变，从而破坏文物的本来品质。

2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重要性

正是由于文物原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暴露在一定的环境下容易受到损坏，所以更加需要形成文物保护的意识。文物保护是通过一定的技术辅助，尽量恢复文物本来面貌，以及延长文物使用期限的过程。之所以要重视文物保护，主要是因为文物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2.1文物的史料价值及其不可再生性文物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延续和承载，是民族精神家园的结晶，是今人与祖先对话的载体，堪属国之无价瑰宝。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是建设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是历史给予我们的神圣责任；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对于我国优秀文化的传承和继续、了解我国古代历史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文物由于其历史性决定了其具有不可再生性，因此文物保护显得格外重要，其主要内容包括考古发掘现场的文物抢救保护和实验室文物修复保护等，比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帛书，江西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简等这些都是不可再生的，如果做不好文物保护工作，对于以后研究先人的文化、生活习俗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2.2文物的考证校勘价值及其不可复原性在考古发掘现场，如果出土文物因抢救及时且得以科学的、有效的保护，大量珍贵的文物就能幸运地被保存下来，为后期的文物复修与考古研究提供科学、真实的资料。很多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物，是我们能够借以得知当时时代风貌和文化特征的第一手资料，且可以用来与传世文献相互校勘，考证版本，对于恢复古代文献的真实性具有重要意义。2.3文物的实物价值及其不可替代性考古发掘现场所发掘的所有文物，都具有唯一且不可替代的特点，比如发现的原始人头盖骨化石，就是任何化石都不能够替代的重要文物，它反映了几千年前原始人类的头型和骨骼特征，同时对于研究人类的演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其实物代表的是特定时期人的生命和灵魂，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就是对以后不可再生的文物资源的一种利用。总之，文物是不可再生的遗存，各类形形的文物，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文化信息与人文信息，无论是历史价值、艺术价值还是科学研究价值都是非常高的[1]。

3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措施[2]

3.1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应遵循的原则第一，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要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下进行。所谓“不改变文物原状”，在考古专业、历史文物保护工作中是基本原则之一。具体就是指，不改变现场发掘出来的文物的原貌，包括该文物发掘时的形状、结构、材料、颜色。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通过历史文物原有的形态及其制作工艺，结合所处时代背景，尽可能的去还原、去反映当时的文化特征。第二，加强对文物发掘现场原貌的保护。在考古发掘现场，不仅只有文物，包括现场内的各种东西，以及所处的环境，尽量少干扰[3]。如此一来，可确保文物现场可再处理，有助于对文物现场进行取样，方便后续文物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第三，选择适宜的现场文物保护所使用的材料。前面已经提到了，历史文物最大的特征就是不可再生，因此，为了保护好考古发掘现场，确保文物不被破坏，在选择文物保护材料方面，也需要具备这样一种功能，即与文物保存等同的特殊材料。首先，选择的材料要具备长期耐久性；其次，选择的材料性能要佳。3.2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基本步骤关于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一般包括以下5个阶段。第一阶段，前期调查工作[4]。在考古现场文物发掘的过程中，应当事先对遗址进行调查、勘探。包括该区域内及周边的环境，通过查阅当地的人文、历史资料，了解一些与之相关的历史信息，并对文物埋藏的环境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的主要内容应涉及温度、湿度、空气状况，这对于整个考古方案的进行以及时间进度的合理掌控至关重要。第二阶段，调查研究后，制订可行的方案。根据所掌握的各方面信息，分析其可能存在的问题，讨论后制订有针对性的保护方案。此外，还需要准备为保护方案顺利开展实施而必要的设备、材料。第三阶段，建立临时库房。在考古发掘现场，通常情况下，考古发掘前期能够发现的有价值的历史文物并不是很多，很多时候多是一些杂物遗物，当然，对于这类遗迹遗物无须过多浪费时间，这一段时间非常宝贵，应当尽快在考古发掘现场附近地带建立临床库房。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即将发掘出土的历史文物，根据所掌握的各类信息，事先建立一个相对易控的环境空间。第四阶段，历史文物的现场提取。文物的提取非常关键，也是整个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最复杂的一个环节。因为文物在出土时，处理条件比较简陋，所处环节也不容易控制，虽然文物提取只是将其送往临时库房保存，但提取及微环境控制的过程非常关键和复杂，要求也相对较高。例如，表面清理、加固等。第五阶段，对临时库房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将文物科学包装起来。包装的目的是为了运输途中免受不必要的损坏，尽可能将每一个文物保持在最佳状态，也就是能够反映整个文物所处历史及人文面貌的工艺状态。因此，对于文物的包装及相应的设计非常关键，应尽可能为其提供一个相对密闭且稳定的环境，以相对合理的方式、科学的手段，让文物从临时库房运抵实验室的一段时间内，减缓空气环境的变化可能对文物造成的侵蚀。3.3加强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对策第一，湿度控制。在考古发掘现场要严格控制文物出土时的含水率，防止因周围环境温湿度的变化太快而损害文物。目前国内大多采用干燥剂来控制，一般使用的干燥剂有硅胶。第二，密封处理。文物大多都在地下埋藏了上百年甚至几千年，地下的温度湿度等环境与地面差距很大，如果出土后直接暴露在开放的大气环境中，大气中的水分、温度、湿度、阳光等都会直接对文物产生极大的破坏性影响，所以文物出土后一定要密封处理，避免文物与大气直接接触，氧化。第三，避光保护。可见光中的紫外线对于文物的色泽等有着很大的影响[5]，所以文物出土后要进行遮光保护，可以采用黑色塑料袋进行包装保护。

4总结

文物保护工作关系到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瑰宝的保护和对古代历史的研究工作，所以我们要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从考古发掘的现场开始进行保护，为更好地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生活提供物质保障。

参考文献

[1]陈庚龄.论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与科学意义[J].丝绸之路,2011(14):113-117.

[2]王允丽.考古发掘过程中保护文物的应急措施[J].文物科技研究,2004(6):166-171.

[3]杨璐,黄建华.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技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32-45.

[4]张宏彦.中国考古学十八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72-75.

文物考古篇4

关键词：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中华人民共和文物保护法》中规定各级预算应保证文物工作的经费。另外，作为资金使用效率管理与评价的一种有效方式，绩效评价被不断地应用在各财政专项资金之上。正是基于此，本文重在探讨如何通过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更有效地开展针对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工作。

一、构建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依据

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确定评价依据。课题小组在经过资料分析和此类项目的实际评价之后，总结认为在设计评价指标时需要考虑不同层面的规定和要求，比如部级、省级和市级。一般而言国家层面的规定比较全、但比较泛，可以作为指标设定的指导，但不能作为直接依据。而省级的规定和要求相对来说就比较具体，操作性也更强一些，可以作为指标设定的直接依据。至于市级若制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则这些可以作为最直接的参考和依据。

二、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分值比例设定的依据

绩效评价指标分值比例的设定直接关系到被评价对象的评价结果，同时也关系到对项目实施绩效评价目的的实现。在当下这个阶段，课题组认为绩效评价更多的作用在于以评促建。同时鉴于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项目的具体特性，建议在设定评价指标分值比例时需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绩效评价考核的重点在于专项业务的完成情况，以及项目实施所发挥出来的作用和效益，因而在指标设置上目标完成类指标和效益完成类指标的分值需要设定地较高。同时考虑到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项目效益量化衡量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建议适当降低效益类指标的分值。

（二）考虑到影响项目实施效果的效益的先决条件在于管理。因而需要加大对于管理，包括组织管理和财务管理的分值设定。以便通过绩效评价能够更好地发现项目实施在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和不足，以引起项目管理人员的注意，从而完善管理制度，加大管理的力度以真正实现以评促建的目的，引导并促使专项资金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参考指标体系（见上页表1）

参考文献：

[1]肖玲.浅析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研究[J].新经济，2015（17）.

[2]曹靖，尉京红.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质量控制：缺陷分析与对策思考[J].财会研究，2013（05）.

文物考古篇5

吐蕃考古始终是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霍巍的《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首先从考古学的角度阐释了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的关系，然后回顾了吐蕃考古的学术史，并对近年来吐蕃考古的新材料所带来的新问题及其研究前景也作了学术展望。对吐蕃金银器的考述，是关注的一个焦点。如霍巍的《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许新国的《都兰出土舍利容器———镀金银棺考》、阿米•海勒的《拉萨大昭寺藏银瓶———吐蕃帝国(7世纪至9世纪)银器及服饰考察》(杨清凡译)瑏瑣是这方面的成果。其他，谢继胜对川藏青藏交界地带现今公布的9世纪前后吐蕃时期的摩崖造像及其古藏文题记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著录考释，并就各处造像之间在构图、题材、图像特征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分析［1］。霍巍撰文则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两方面考察、分析了大昭寺吐蕃木雕的艺术风格与源流，认为大昭寺的总体木构建筑融合有南亚和中原唐文化的不同文化因素，是吐蕃对外文化交流的有力物证［2］(P．43－48)。陈庆英、马丽华等解读在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认为此碑是当地民众为现证菩提节而举行供佛法会和祈愿功德回向于赞普王室而竖立的，对研究巴尔蒂斯坦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吐蕃王朝时期的佛教活动具有重要价值。［3］(P．96－102)重要著述有《青藏铁路段田野考古报告》［4］(P．212)和《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5］(P．332)两部专题性考古报告集。其中，前者是2003～2004年青藏铁路段沿线考古调查中所发现36处文物点的系统资料及其初步研究成果，具有较系统的资料性，对于认识高原古代文化和区域性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其内容详细地记录了此次青藏铁路考古调查的工作方法与过程，并在“结语”部分对此次考古发现的资料进行了研究分析。后者较为全面、系统地披露皮央•东嘎遗址的考古资料，主要涉及皮央•东嘎遗址的地理环境与遗址概况、历史背景与考古工作简况、石窟遗迹、石窟壁画、佛寺与建筑遗迹、佛塔遗迹等内容。该报告还以附录的形式发表了各相关领域专家的专题研究成果，以期对西部地区古代文明研究提供科学的资料。同时，报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编写者对这处古遗址若干学术问题的初步认识。

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的发展趋势和主要任务

自20世纪中叶以来，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由西方学者掌控到中国学者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由“地表”采集到“地下”发掘，由对远古社会的茫然到基本建立起由史前社会到历史时期的文化序列，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并取得了一大批优秀成果，为下一阶段开展科学研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经过60年的建设和发展，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在田野调查、发掘资料、培养和锻炼人才队伍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考古学界和藏学界的热切关注，并初步形成藏学领域的一个独特的研究方面。

(一)发展趋向

综上发展历程来看，今后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在如下方面可能还会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向:

一是研究方法上，趋向多学科联合协作。文明史的有些疑难问题，并不是靠考古学本身就能解决的。考古学也有其本身的缺陷和不足，这就要求其必须借鉴其他学科的长处，借鉴现代科学技术的优势。正如汤惠生在考察青藏高原旧石器时所言:“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古老性、人类移居的时间及其过程、文化渊源、文化的适应等问题，不是仅靠考古便可解决的，21世纪以后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地结合了地质学、分子生物学、高科技断代、古气候与古环境学等相关学科，从而形成了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趋势。这种跨学科研究不仅极大地改变和修正了我们对青藏高原旧石器的传统认识，而且也向我们揭示了越来越多有关旧石器时代人类在青藏高藏彝走廊31原移居和生活的信息。正是因为这种跨学科研究的趋势，青藏高原史前研究的独特性和必要性日益突出。”［6］(P．100)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跨学科趋势，在最近几年的中国藏学和考古学研究中是有实例可寻的。如《通史》(恰白•次旦平措等，2004)、《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宿白，1996)、《考古艺术》(柴焕波，2002)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著名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在其代表作《通史》中注重“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将地下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结合起来重构古史，开拓了史学理论与实践的新理路，对于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构建史前文明史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借鉴。［7］(P．10－13)著名考古学家宿白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注重从考古学的角度去考察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背景，尽可能准确地复原其始建、修葺、扩建、重建等不同的年代及布局演变，最后建立起各地区佛寺的分期序列。正是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其“第一次严肃对待和解决了寺院的建筑分期问题，进而为一切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年代学方面的依据和参照的标尺”，称其为“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瑏瑤也正是由于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结合，我们这个时代涌现出了一系列的考古边缘学科，如科技考古学、人类考古学、历史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考古文化学等等。随着研究的快速发展和推进，这种跨学科协作的模式将会在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得以逐步推广和完善。

二是学科队伍上，趋向藏汉民族人员协合组队。60年间，藏区文物考古事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蜕变过程。60年间，藏区文物考古工作既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又积累了丰富的人才工作经验。概言之，从第一次全区文物普查(1984—1985)开始，文物普查中就采取了由区外考古专业人员与区内业务干部群众联合组队的方式。如此组队，使得藏汉民族工作人员得到优势互补，既可发挥区外人员较强的业务素质和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的优势，又可充分利用区内广大藏族干部群众吃苦耐劳，熟悉民风民俗，语言交流通畅，适应高原环境的本地优势，给予进藏工作的区外汉族专业人员生活上、工作上的多方面帮助与关怀，确保文物考古、调查、普查工作得以顺利完成。这种模式为后来的文物普查、考察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在第二、三次全区文物普查工作中都得到借鉴和沿袭。就工作历程的回顾来看，参与文物考古工作的内地学者主要来自北京、陕西、四川、湖南、南京等地。瑏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为藏族地区在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培养了一大批藏族文物考古专门人才。他们在文物普查、考察工作中，与区外进藏工作的汉族业务人员紧密团结，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结成了深厚的情谊。藏族考古工作人员更堆在回顾考古工作时说:“建国以来，考古工作，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以70年代末昌都卡若遗址发现和发掘为界线。前三十年的成果，主要是内地同志做的。后二十年，主要是自己做的———因为有了一支自己的考古专业队伍，这支队伍绝大多数是藏族同志。可以不夸张地说，后二十年的工作成果占全部考古工作的90%以上。后二十年来考古工作的成果的取得，还得到了内地许多省市同行们的支持和帮助，是和内地，藏族和汉族(亦包括其他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从卡若遗址的发掘，到万里高原的文物普查，从大批吐蕃墓地的发现，到古格王国遗址的考察，大家在同一个碗里抓糌粑，同在一个坑里搞发掘，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瑏瑦据此可知，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藏族同志已经在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承担起了主力军的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我们亦可窥见在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藏汉民族工作人员团结协作感情之一斑。

三是发展空间上，趋向开放化和国际化。当代的中国，是一个逐步走向开放化、走向国际化的国家。对于中国的学术而言亦是如此，再没有闭门造车的可能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祖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悠久文明，中亚草原的游牧文化，西亚河谷的农业传统，南亚热带沃土上孕育出来的思想意识，使这一地区()的历史，在本身固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复合的性质;并且在不同时代由于感受的外来影响有所不同，风格亦迥然相异。从文化上来说，可以说是亚洲古文明的荟萃之地。对总体文化的研究，就不是一个局部地区的问题，而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国际性。”［8］童恩正的上述论述与图齐在谈及考古时说法不谋而合:“不是一个与世界其他地区完全隔绝的孤岛，而是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地，是印度、喜马拉雅地区、汉地、伊朗及中亚发挥各自影响的地区。”瑏瑧我们由此可知，从藏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来看，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复合性和开放性。这就要求我们从事的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必须立足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藏区的文物考古工作必须要结合南亚、中亚的考古工作。近些年，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步伐。青海都兰吐蕃墓群中大量中亚、西亚织锦的出土，陈庆英、马丽华等(2010)对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的解读等等，已经让我们切实地认识到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立足，立足国内，开拓学术视野，走向开放化、国际化的重要性。由四川大学、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共同主办的“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在这方面做出的开拓和尝试，自2002—2009年已成功举办四届，成为中国藏区文物考古学界与国外同仁经验交流的重要平台。四是研究手段上，趋向现代化和科技化。关于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或将现代科技手段积极引入考古学研究的问题，是现代考古学的一大发展趋势。现代科技手段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学科，学界称之为“科技考古学”。不管这样的称谓是否成熟可行，但从中足以看出现代科学技术之于考古学科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了。“一个学科总是在与别的学科相比较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又是在与别的学科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

任何学科都不能离开现代科学发展的总轨道，而从事某一学科研究的学者也不能没有现代科学的素养。这既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包括理论、方法，也包括技术手段。正是因为有这一背景，考古学研究中才会有系统论的应用，有经济考古学、社会考古学、民族考古学、人口考古学;还有考古埋藏学、地质考古学、生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实验考古学、计量考古学等等新的分支的出现。”［9］(P．12－13)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行考古研究，可以在同样的资料中提取更多的更为精确的历史信息，可以促使考古学研究向更宽广的范围和更深入的层次发展。现在，电子全站仪、差分卫星定位系统、三维激光扫描仪、数字摄影测量、航空遥感、卫星遥感等技术综合运用，完全能够满足田野考古工作中提取各种信息的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文物考古工作已经开始使用现代科技手段。比如，我国考古学工作者近些年利用GPS、GIS、卫星与航空照片等先进的图像技术手段与地面实地勘测相结合，较为准确地核实了琼结吐蕃王陵数目及其各自的方位关系，并绘制了陵区分布图。［10］李涛等人则采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1927年版的“雪冈”、1936年版的“新雪冈”和1949年版的“雪阿”三个品种的藏铜币做了表面成分分析研究，确定了其不同年代的材质及含量。［11］随着科学研究和发掘工作的开展，将来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将会越来越多地使用现代科技手段。

(二)主要任务

经过60年的发展，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由于起步晚、底子薄、成果少等原因，仍然还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不足。从藏区文物考古发展的历程来看，目前至少有如下几项工作值得我们去做:

一是构建完整系统的史前文化谱系。“人类的史迹留存人间或地面上下的并不是多量的，并且全是支离破碎的。将它们一点一点地聚集起来，是考古学家所做的第一步功夫。他们的第二步功夫，就是把这些支离破碎的事实连缀起来。”瑏瑩藏区文物考古经过60年的发展，在文物调查、遗址发掘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大批文物实物资料。这也就是上面讲的“第一步功夫”。而“第二步功夫”，就是将藏族史前文明中这些琐碎的资料和事实连缀起来，加强分析和综合研究。综观60年藏区文物考古历程，主要是倾向于积累资料，而少于综合性研究。目前，反映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的综合性著作还很缺乏，侯石柱的《考古大纲》(1991)、霍巍的《墓葬制度史》(1995)、宿白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1996)可以算作在这方面做出的尝试，但构建较为清晰的考古文明史依然有一定难度。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要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做好文献本身的辨伪存真与考古学文化遗存之间的相互对应工作，解决关于史前文明的一些关键问题，逐步解开史前文明之谜，构建系统完整的史前史。将考古资料上升到理论高度，还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这需要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不断地努力。

二是探索和建设藏区文物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理论方法的建设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中国考古学已近百年，正在逐步经历着成熟之后的变革性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考古学界普遍比较重视田野考古的基本理论和方藏彝走廊33法，包括地层学、标型学、年代学等理论问题。这主要是由当时热烈的田野考古工作所决定的。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展开和深入，考古学界的理论研究更加活跃起来，注意力由田野考古理论开始转移到整个考古学发展的理论和框架。对于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来说，在考古学一般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创立考古的具体理论与方法，将是21世纪历史赋予中国考古学者的神圣使命。的历史、文化和宗教是富有特色的，自然环境也是富有特色的。在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边疆民族地区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加强理论方法的建设，也必然要考虑其特殊性。藏区文物考古理论和方法的建设，就是要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特点的文物考古理论与方法。

三是加强文物考古遗迹的保护与规划。综观60年的发展历程，藏区文物考古取得了一大批文物实物资料，发现和发掘了一些重要遗存遗迹。与此同时，这也给藏区文物考古遗迹的保护保存提出了严峻挑战。加强考古遗迹的保护保存，是为主的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童恩正教授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加强地面、地下文物的保护，加强调查和发掘工作的规划。”瑐瑠但是，这项工作长期以来一直进展缓慢。2002年10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自治区文物局为制订《卡若遗址保护规划》，再次联合组队对卡若遗址进行了探查确认，并在1978、1979年两次发掘区的东、西、南三面以及遗址西侧(现昌都地区粮食局库区)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瑐瑡这次发掘，直接为卡若遗址的保护规划提供了借鉴，同时也给其他文物遗迹的保护工作积累了经验。在今后的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加强文物遗迹的保护与规划将是一项重要任务。做好这项工作，一方面是做好规划，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以及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系;另一方面是要加大资金的投入，确保资金运用到文物考古遗迹的保护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