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论文范文

首先，要进一步声明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所研究的乡土文学是与1950年代在意识形态统摄下所提出的所谓“农村题材创作”不同，我们是从文学史的角度，从学术性和学理性的视野去考察鲁迅先生所开创的“乡土文学”创作和理论，而非那种追逐政治时尚的“农村题材”创作和理论。

毋庸置疑，随着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迅猛发展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进程，城市化将越来越发达，大片的土地被高楼大厦的水泥森林所吞噬，商品时代和消费时代淹没了农耕文明的生活形态和意识形态。怎样看待百年来中国文学史每一个节点和关键作品呢？这是中国乡土文学中需要重新认识和发展的问题。感谢《创作与评论》编辑部让我主持这样一个栏目，有机会重新审视一些过去与当下值得深思的问题。

例如“有关乡土题材的‘非虚构’作为一种互文性的存在，以‘补白’和‘镜子’的形式让我们看到新世纪乡土文学的诸种病象。”但是也留下了许多值得深刻反思的学术空间。

百年来，文学史对乡土小说的许多定论是否可靠呢？“广为人知并广受褒奖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当铺前》”作为文学史中的代表作。与那些不被重视和冷落的《泥泞》、《小巫》、《水藻行》相比较，在人文内涵和艺术表现上究竟孰优孰劣？“对于理解茅盾三十年代的整体创作具有重要意义。”茅盾有许多不被大家所看好的乡土作品，恰恰验证了它们人性和艺术的生命力！不仅如此，像一直被人们忽略和遗忘的师陀为什么会在城市与乡土之间徘徊？他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哪些启迪？他的作品是否需要重新被纳入文学史的经典之中？同样，在年轻一代被边缘化的作家阿乙也创作着城市和乡土的灵魂徘徊，“都市与乡土成为他作品中不可分割的两面，对于乡土的书写和记忆贯穿于全部都市体验之中，隐蔽幽微的情感和思考脉络穿梭于都市和乡土之间。”像这样的作品能否进入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视野呢？所有这些，只是为大家推开了一扇百年乡土风景的思考窗口而已，以期望得到同仁们的指教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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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文；乡土文化；有机整合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各地区都蕴藏着自然、社会、人文等多种语文课程资源，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去努力开发、积极利用。”在教学中，语文教师要树立大语文的实践观念，引导学生关注本乡本土的人文资源，实现语文学科与乡土文化的有机整合，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综合性语文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丰富学生的语文积累，有意识地将乡土文化引入作文教学中。

一、探寻“历史渊源”，接受文化熏陶

在作文教学中，教师首先要引导学生建立乡土文化作文资源素材库，积累关于本乡本土的生活素材和历史文化素材，如用专门的素材本（或电子文档）记录自己的真实生活、家乡的见闻感受，收集历史文化知识、民俗传说等，引导学生做生活的有心人，关注社会和家乡的历史、现实与发展变化，尤其要了解和掌握家乡的历史文化背景、自然人文景观、民俗风情等。

同时，注重开展一些实践活动，如组织学生对家乡源远流长的历史进行探究和挖掘，引导学生通过调查、走访等方式，通过上网搜索、查阅书籍等途径收集到相关资料。在调查、采访过程中，学生俨然一个个小历史学家、小考古队员、小记者去深入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从而对家乡生发出更深厚的感情。

在此基础上，教师要找好乡土文化与作文教学的契合点，充分考虑作文课程与地方文化资源的有机整合，兼顾到作文教学中题材、内容、指导的需要，把地方文化和作文课程同步链接，更好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体验和人文的熏染。如品九龙茶、观看东江瀑布时，可以同步链接自然类习作，让学生描绘家乡的青山秀水；欣赏地道的采茶戏，聆听采茶歌时，可以介绍相关的民情风俗，让学生了解民俗文化等。

二、点击“风景名胜”，陶冶自然性情

在作文教学中，教师应想尽办法充分利用家乡不可多得的资源，来帮助学生积累生活素材，提升学生的感悟力，开阔其创作思维。

为了让学生拥有真实、丰富的材料，让他们对生活有更真实的体悟，教师可以组织“知我家乡，爱我家乡”活动，带领学生去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气息，品读历史古迹的韵味，从中得到感悟和启迪，以此开阔学生的创作视野，激活学生的创作思路，启发学生的创作灵感。学生提笔行文时，就能够文思如泉涌，多方面、多角度地反映家乡，表达自己对家乡的认识、理解和情感。因为有了真情实感，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在小作者的笔下，会更具灵性，更加生动。

同时，在作文教学中，教师还要引导学生认真阅读积累古往今来的诗篇佳作，组织学生认真阅读历代文人，如古代的文化名人等在家乡生活或游历时写下的名篇佳作，引导学生在阅读中撷取有价值的内容，借鉴其写作方法，在赏读中将自己心目中的家乡与诗词中的家乡相比较，领会诗作的优美意境，品味优美的语言，借鉴精妙的手法，提高自己的作文能力。

三、研究“丰富物产”，激发朴素乡情

乡土文化论文范文篇3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乡土文学是20世纪世界文学中较为普遍的文学现象。而在台湾地区，“五四”以后亦曾诞生了受大陆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乡土文学，并于70年代成为文学主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台湾乡土文学在诸多方面对于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及其文学意蕴和艺术品格的塑造，都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然而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境遇，台湾乡土文学发展的道路崎岖坎坷，一路风雨一路歌，先后经历了日据时的萌芽发生期、1945年光复后至70年代前的萎缩困顿期、70年代到80年代的蓬勃旺盛期。

20世纪20年代中期，台湾新文学作为民族觉醒的一环，脱胎于台湾反抗运动史的文化抗争。这一时期的台湾，历史上属于严酷的日据时期，最突出的矛盾是两个民族之间同化与反抗同化、殖民化与抵御殖民化的斗争；加之在这一片落后的农业园地，传统的封建结构、道德观念体系未被任何东西触动，台湾人民陷于殖民统治封建压迫的双重痛苦之中，广大的台湾知识分子开始寻求社会文化发展的新道路。中华民族忧国忧民的精神传统，大陆“五四”运动的感召，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投入了实际的抗日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又运用文学作为武器开辟了反帝反封建的第二条战线。台湾新的“为人生”的文学的发生，是台湾民族化文学的发生，更是台湾乡土文学的发生。新文学的奠基者们――赖和、杨云萍、杨守愚、杨逵等最初的乡土之作构成了台湾新文学的源头。在民族主义、人道主义两大思想的引导下，台湾乡土文学一经诞生，就具有尖锐的抗议精神和抵抗色彩，“对民族战士寄以英雄般的歌颂，对弱小百姓抱以深沉的人道同情，对殖民者和帮凶给予愤怒的批判和讽刺。”社会历史背景造就了早期乡土文学的鲜明特征：它是直面现实、寄托血泪的；它是关怀乡土、争取解放的；它是追求全体民众的集体意愿而未抒发小知识分子一人之痛的。因此，它主要以思想和内容取胜。

30年代初，由于客观形势和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投身文学运动的人士越来越多，作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就在这时候，不少作家喊出了“到民间去”，“到农村去”的口号，努力促使文艺群众化，走文学大众化的路线，“使思想、文艺浸透于一般民众的心田”，创造真正属于台湾所需要的文艺。最早提倡乡土文学的黄石辉于1930年8月16日发表了《怎么不提倡乡土文学》一文，指出只有提倡和建设乡土文学才能真正产生广大劳苦群众的文艺，他呼吁“用台湾话做文，用台湾话写小说，用台湾话做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1931年7月24日，他又发表了《再谈乡土文学》，从语言文字的形式方面论述乡土文学。黄石辉的文艺主张是积极的，但却显得过于狭隘和片面，为此遭到一部分作家的反对，引起了一场关于乡土文学的论争，时间长达两年多，这就是著名的3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此次论争虽然偏向于文学的语言形式问题，但它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从文化角度上对民族意识与地方色彩的强调，以一个极具现代性的思考，把乡土文学与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方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乡土文学由此也构成了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主体。赖和、杨逵、吴浊流、朱点人、王诗琅等人地乡土作品，代表了当时乡土文学的最高成就。

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由于历史原因而导致了乡土文学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失语状态，不仅创作数量上大为减少，而且有些已经有所成就的作家放弃了乡土文学的写作，这种现象几乎持续到60年代。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50年代“文学”的流行，60年代现代派文学成为主流文学等等，乡土文学因而受到限制。但是，乡土文学确实是“压不扁的玫瑰花”，虽然从总体上来说数量骤减，但仍然有人在为台湾的乡土文学默默耕耘着。这一时期的重要乡土作家钟理和写出了长篇《笠山农场》；吴浊流完成了长篇《亚细亚的孤儿》；钟肇政创作了《浊流三部曲》等，这些作品都是视野开阔、具有历史的纵深感、浓郁的乡土风味的成功之作。

60年代，现代派文学成为台湾文学主流，乡土文学在这一时期处于潜伏之态。然而新的乡土作家也在悄悄中成长，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王拓等新一代作家以其独特的笔法引人瞩目，构成了一个数量极为可观的乡土作家群，形成了乡土文学创作的新高潮。他们的创作不仅表现了乡土文学的发展潜力，又透露出乡土文学从题材内容到叙述视角、艺术形式的悄悄的变化，为以后的乡土文学走向艺术的较高层次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70年代乡土文学的崛起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70年代的台湾，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社会的动荡，民族回归取代西化成为社会主潮，乡土文学对此立刻作出积极的反应，迎来了自己繁荣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创作以其时代特殊性牵涉到台湾社会的众多层面，引起了台湾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最终于1977―1978年引发了一场乡土文学论战。这场声势浩大的论战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心理、两种文学主张的一次总交锋，已经蕴育潜伏多年。它首先表现为“官方”对“在野”的围剿，譬如将乡土文学说成是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乡土作家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以便将乡土文学纳入“赤化”的文学予以剿灭；其次，它表现为坚持爱国主义、民族意识、继承“五四”传统，发展现实主义还是逃避现实、极端个人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观念的对峙；再次，它表现为追随西方文化和坚持民族文化立场的大搏斗。论战最终以乡土派的胜利而结束，而这次论战也对乡土文学的创作影响深远，“它无疑把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传统接续起来，是台湾新文学史上重要的事件之一。”以现实主义为本质的台湾乡土文学在论战中得到复兴和发展，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使得60年代曾默默无闻的乡土文学取代现代派文学而一跃成为台湾文学主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70年代的这场论战，“是台湾新文学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学回归运动。这一回归，既是作家意识的觉醒，更是民族意识、社会意识的觉醒。”70年代活跃的乡土作家主要有陈映真、黄春明、王拓、王祯和、李乔等，他们创作了许多优秀小说，产生较大影响。如陈映真的《将军族》、《华盛顿大楼》；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我爱玛莉》；王拓的《金水婶》、《望君早归》；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李乔的《寒夜三部曲》等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是，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拥抱大地，回归传统，关怀现实生活，关注乡土小人物的命运，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乡土文学代表着台湾文学健康的发展方向。”

80年代以后，台湾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和社会结构关系的多元复杂化，使乡土文学创作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正是沿着70年代那场论战提出的一系列文学问题的思考，而呈现出多元和分流趋向。从总体上来说，乡土文学从主流地位退出，与其它诸如政治文学、新女性文学、新生代文学等文学现

象一样，共同组成了台湾世纪末文学多元发展的格局；而从作家构成来看，纯粹坚持只写乡土人生的作家已不多见，作家们愿意跨越多种体裁，尝试多样艺术风格。在这其中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一些乡土文学加大了“文化”的分量，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或可直接领略中国文化的深厚与优秀，或可体味到乡野人生中仍然存在的文化冲突，或可明白作家运用现代精神去评判传统的陈规陋习的用心。肖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部小说无论在主题、内容、形象、叙事风格、文字运用上都体现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响，因而获得较高的声誉。

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境遇，台湾乡土文学呈现出与大陆乡土文学有所不同的发展和困惑，然而勿庸置疑的是，台湾乡土文学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它是在中国历史、文化大背景下由于局部地区的特殊际遇而形成的一个有特的文学现象。一方面台湾乡土文学与大陆母体的乡土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其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又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风貌。可以说，台湾乡土文学在中国乡土文学史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

二、台湾乡土文学在中国文学视界中的文化意蕴

台湾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了其乡土文学的社会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文学问题。从台湾社会思潮史角度看，乡土文学的社会文化等内涵同样十分丰富，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表征，台湾乡土文学所隐喻的意蕴远远超出了它作为一个普通文学思潮的意义。与此同时，由于较长时间与大陆母体的隔离，台湾乡土文学又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大系统中有着比较特殊的文化风貌。一方面，台湾乡土文学和大陆乡土文学共同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母体，二者拥有同一文化传统。尽管海峡的风浪阻隔了两岸人民携手共进，却无意中为中华文化提供了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各自发展的机遇。台湾乡土文学的现实关怀，与大陆乡土文学的文化关怀，形态各异，却又相互补充。作为对“中华传统人文关怀”的承袭，20世纪海峡两岸的文学既面临着共同的坎坷命运与历史境遇，又有着迥异的社会背景，然而两者的“乡土”精神，也由此从不同的侧面得以相互补充，戏剧性地构成了“大中国文学”和合的时空。另一方面，台湾在20世纪又经历了与大陆不尽相同的历史际遇和文化机缘，形成了自己某些衍生于母体的特殊景观及进程。因此，对于中国文学视界中的台湾乡土文学，我们应该运用“和合”的文化立场，“在多元共存、相互沟通的精神下，从客观的文学现实出发，探询不同背景下中国文学的歧变，以期对中华文化的整体有更全面的把握和更丰富的积累。”

20世纪以来，台湾就一直陷于不同的文化冲突之中，台湾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也一直面临着有关汉民族文化包容下的本土文化与外来各种文化孰优孰劣的思考与选择。而台湾乡土文学作为对文化冲突和文化选择最敏感的反映者，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一块乡土上文化的多元性以及相互的冲突与交融。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故园、重视人伦、与自然保持一体、与体力劳动紧密相连的种种特性，在台湾乡土文学作家的笔下有着鲜明的表现。他们或坚持民族文化的立场，尊崇乡土观念，赞赏笔下人物的草根性和传统性，倾情于一种传统的理想主义指引下的人生，以表达向传统的祭拜和回归；或不遗余力地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感异常强烈。与此同时，60年代以来社会的转型、西方经济和文化的入侵，对传统文化体系冲击甚大，台湾的乡土文学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相互渗透又杂然并存的局面，含有原始色彩的传统文化逐渐抵御不了现代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本土文化制约下的特有的人生型范被击碎。台湾乡土文学作家在描绘多种文化因素杂然并存的人生风景的时候，所面临的往往是现代文明与人性冲突造成的对价值标准的两难选择。

多种文化杂然并存的现象，打破了台湾乡村平静古朴的生活，传统的人情人性受到挑战，连处于原始文化形态中的山地民族的生活、道德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们不仅部分地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家园，放弃了人生的自由形态，而且由于都市文明的渗透，许多人出现了道德、人性堕落的状况。面对这一文化失范的局面，台湾乡土文学呈现出浓郁的“乡愁”情结。这种文化失范，既是“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曾表现过的重要内容，也是台湾60年代以来的乡土文学和大陆新时期的文学再次表现的重要内容。这几种文学都产生于新旧文化、东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时期，作家面对着两种现实：一种是古旧的、传统的但不乏仁义、淳朴、人情、道德气质的现实，一种是崭新的、竞争的、开放的但充满唯利唯实观念的、轻慢情感、道德沉沦、人性堕落的现实。作家的理性可能倾向后一种现实，但情感却往往后顾，徘徊在前一种现实中不能自拔。他们一方面呼吁社会的进步和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又希望能避免“文明的代价”。这种对文明的困惑的心态，化作乡土文学中极其常见的对乡土情感的双重性：作为与故土有着千丝万缕联结的乡土作家，他们在现代文明对故土的侵袭中，痛悼故土风物的被破坏和传统人情、人性的毁灭，在描写中常用“乡下人”眼光和情感；但作为现代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经过城市文明的熏陶以后带有新人文主义的观念，又常用“城里人”的眼光去观照故土的那种古旧静态的生活和传统的国民心理。“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写过乡土小说的作家，都不能逃离这种情感的双重性。这种文化情感的双重性作为作家的主体投射到乡土小说之中后，往往使乡土小说焕发出更复杂的艺术魅力。”60年代以来的台湾乡土文学中，“乡愁”的味道渐渐浓郁起来，而且这味道的组成非常复杂。但总的看来，“乡愁”的抒发，总是与文化的失范和变更有关。其中最本色的“乡愁”表现为由于离乡背井而产生的“恋乡”、“怀乡”情绪；而“乡愁”更高的文化层次是表现作家对乡土社会失范的困惑和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