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有什么好处篇1

【论文摘要】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多边贸易谈判和WTO体系中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大国与小国的地位进行了推理分析。认为“需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使得成员之间相互的承诺是一种可信的承诺，这就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的原因”，论证了自由贸易政策是各国向往的理想政策，指出发达的大国在WTO框架下获益多，因而理应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并要牵头维护WTO的权威。【论文关键词】博弈论角度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谈判WTO体系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体化、全球化以及贸易自由化的趋势，欧共体的建立和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它们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各国政府均希望从国际贸易(尤其是自由贸易)中获得好处，许多国家实际上已经从自由贸易中、从共同取消保护和降低关税中获益。而目前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协调各国贸易政策和经济关系的国际条约和国际贸易仲裁与谈判机构，正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宗旨是:通过实行市场开放、非歧视和公平贸易等原则，达到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它奉行非歧视原则(对各成员国在贸易政策上一视同仁，对本国产品与外国产品一律平等，实行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条款)降低和最终取消贸易壁垒的原则(但不绝对，允许各国在某些情况下保留一些贸易保护措施)以及充分磋商调解的原则，目的是建立一个各国都遵守的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从而使各个成员国能够分享“合作博弈”带来的益处。下文将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世界贸易组织”（WTO）。一、两国关税政策静态博弈模型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立首先将利用重复博弈的结论与方法，分析一下两国之间贸易及关税问题，从而说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起源。重复博弈的分析表明，威胁与承诺作为一种策略，可以在非合作博弈中产生一个合作的结果。各国的关税及贸易政策，实际上意味着各国政府根据贸易博弈的“局势”如何策略地行动。谢林(Schelling，1960)把策略行动定义为:“一个行动……以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方式，通过影响其他人对自己将如何行动的预期，来影响其他人的选择”。通常，约定、恐吓(威胁)和承诺是以某人自己的利益影响其他人选择的基本方式，但它们必须是可信的。在重复博弈中，可信性较容易通过同时使用几个策略行动而取得。一个承诺可以通过使用一个可信的威胁而提出；一个不可逆转的约定可进一步提高威胁的可信性。在完全信息情况下，可信性可通过对实际变量的不可逆转的优先行动而取得。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可以通过非信息投资(即暗示、欺骗、诱导)影响其他当事人的预期。假设对弈者是两个大国的政府，他们(通过国内企业)生产并彼此交易两种商品：商品A和商品B。每个国家的福利可通过关税政策和为改进贸易条件而进行的最优设计来增加。并设两国间的关税与贸易博弈是多时期重复的。先看简单的情况。假设每个政府的策略集是自由策略（Free）或最优关税（Opt）。表1给出了这种简单的一次性博弈的支付矩阵，括号中的数字代表各国的贸易净福利。显然，每个政府的最优选择是采取最优关税，从而是该博弈的占优策略均衡(也是纳什均衡)。表1两个国家间的关税博弈支付矩阵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由于博弈的非合作性质所决定的，即所谓的个体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虽然自由贸易意味着资源分配更合理，经济效率也更高，但若有一国单方面削减本国进口关税，而另一国仍保持其纳什均衡时的关税水平，单方面削减关税国的贸易利益势必受到损害，可不是非合作博弈均衡，将会陷入“囚犯困境”。根据重复博弈的分析表明，在无限的重复博弈中存在合作解。那么在本例中，两国政府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谋求一种长期关系，使其福利最大化，两个国家只能由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化，双方协商缔结贸易协定，共同削减关税。假定双方已签订贸易协定，从各自纳什均衡时的关税水平开始削减关税，那么对两个国家都有好处，关键是双方都必须信守承诺。假如有一方违背承诺，遵守协议一方的利益将受到侵害，必然要实施报复，对违约方征收高关税，结果必然导致贸易战的发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需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使得相互的承诺是一种可信的承诺，这就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的原因。WTO的核心就是建立一套有充分法律依据的争端解决机制，提供目前国际经济领域最具约束力的规则，使得合作博弈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对各国政府来说，WTO协议既是一种承诺，又是一种强有力的约束，因为如果有哪国不遵守该协议，将遭到别国的报复或惩罚。既然威胁(恐吓)是可信的，那么，当发现别国的背信行为之后，恢复到静态纳什均衡(最优关税或高关税)就构成博弈的一个子博弈完备纳什均衡。如果由于合作行为的崩溃而引起的损失远远大于单方面背信所获得的收益，则善意的承诺也是可信的。因此，威胁(恐吓)与承诺将产生自我强迫的合作行为。这是无限重复博弈的一个基本结论。二、从博弈论角度看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谈判分析了WTO成立的原因之后，知道了在双边贸易协定下进行关税减让对两国都有好处。而从博弈论角度看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多边贸易谈判，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世界贸易中的多边贸易谈判是各国之间的“N人贸易政策博弈”，这场博弈是动态的；世界贸易组织中各成员国间签订的多边协议，既是各方都愿意接受的合作博弈均衡解，又是贸易博弈的规则；遵守该协议将使每个国家从开放市场和世界贸易中获得更大利益，否则，将受到其他各国的严厉制裁或惩罚；多边贸易谈判过程和协议的签订过程实际上是各方的讨价还价过程。事实上，各个国家出于某种目的，不可能完全放开市场，也不可能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政府在选择贸易政策时，不能不考虑本国的利益，也不能不考虑别国的利益及策略选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签订多边贸易协议是世界贸易博弈的必然结果，它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它在使各国分享自由贸易带来好处的同时，又使各国承担义务。博弈的结果表明，只有积极合作、消除贸易壁垒、进行平等的自由贸易，才能给双方带来更多的利益，才能使成员国有机会平等参与国际竞争，这是各国有积极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真正原因之所在。而如果不加入WTO，就必然无法享受其他国家的“优惠”政策，就无法平等参与国际竞争；如果加入却不履行义务，就会遭到别国的制裁和报复。自“乌拉圭回合”以来，目前世界上已有多个国家或地区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许多国家的平均关税已不超过5%，有的甚至更低或无关税。表明各国都在为取消保护、推动世界自由贸易而不断努力。“自由贸易并没有过时”，只不过它不像以前那样，而是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自由贸易政策已成为世界贸易中各国共同追求的、渴望实现的一种理想的贸易政策。三、WTO体系中谁是智猪博弈论中有一个智猪博弈的例子，可以用它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在智猪博弈的例子中，猪圈里养着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猪圈的一端有一个猪食槽，另一端安装一个按钮，每按一次按钮6个单位的猪食就自动落入槽内。如果一头猪去按按钮，再回来，另一头猪可能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按电钮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吃光所有的食物；若是大猪按动电钮，则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跑到食槽，争吃一点残羹。如果大猪和小猪共同按动电钮，则大猪和小猪均能争得食物（见表2）。现在问：两只猪各会采取什么策略？小猪为了吃到食物，只能在食槽边等待，而大猪显然不能和小猪一般见识，否则两个都会饿死。所以答案是：小猪将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而大猪则为一点残羹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智猪博弈中的弱者因为弱小而别无选择，也因此而因祸得福。这个博弈结果被经济学家们用来解释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现象，也可以解释WTO体系中的强弱博弈。表2智猪博弈盈利矩阵在国际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中，大国和小国之间的智猪博弈经常发生。不管大国是否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如国际援助），小国的最优选择都是不提供。理性的大国只能选择由他来提供公共产品，小国搭便车，享受国际公共产品，因此，合乎理性的结果往往是在国际社会中大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大国可能会付出较少的按动电钮成本，却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是因为大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包含了它自己的利益取向，因而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带来利益分配向大国倾斜。纵观WTO历程，美国在其中自觉充当了“智猪博弈”模型中“大猪”的角色，不遗余力地提倡并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这是因为美国能从这项政策中获益更多，除了能扩大出口，为美国过剩的生产能力寻找市场，更为重要的是，贸易自由化促使美国市场日益开放，这是美国经济维持增长的关键。可见，WTO除了参与国都具备“贸易自由化最终能使各参与国获益”这一共同知识外，还必须具备另外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发达国家在削减关税谈判中应对发展中国家作出适当让步，尽量避免贫富差距拉大；其次必须有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美国、欧盟)来牵头推动WTO的成立并维护WTO的权威。四、结论本文以一个高度简化的两国贸易政策博弈模型为基础，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WTO形成的原因，并进一步说明了从博弈论的角度看WTO的多边贸易谈判，最后分析了在WTO体系中的“智猪博弈问题”。而面对我国已经是WTO成员这一事实，一方面，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应该根据我国实际，在国际贸易战中学会博弈，采取适当保护、逐渐放开的策略，使我国的民族工业不断发展和壮大，使企业逐渐适应国际市场竟争环境，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审时度势地履行WTO的义务，进一步开放市场，促使企业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经营管理，使我国企业能够平等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分享国际贸易利益，加快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的步伐。总之，要学会和善于博弈，会寻找合作及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尽量减少WTO对我国主权和独立制定政策的自由度的限制；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多数票决定”的决策机制，影响和促使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努力维护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自由贸易有什么好处篇2

世界范围国际贸易政策演变一般分为5个阶段：

(1)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2)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则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影响下，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3)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

(4)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5)关贸总协定(gatt)条件下新保护主义时期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使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脱离过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转向以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浪潮。

从历史上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主要4点：一是在gatt前的各国贸易政策无多边贸易协议的束缚，各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完全依据本国利益，这样极易产生贸易保护的做法；二是历史上尽管若干次保护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相互交替，但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在时间上占主导地位；三是保护性是贯穿国际贸易政策历史演变的一条“红线”，即使历史上自由化占主导的时期也仍然有贸易保护的影子；四是20世纪50年代倡导自由贸易，并订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以约束各国的保护措施，但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没有因为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而改变。2002年3月，美国对钢铁启动201条款，对来自欧盟、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的钢材进口征收关税最高达30%，就是典型的例子。

2对保护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解释

2.1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

徐建斌、尹翔硕在“贸易条件恶化与比较优势战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和自由贸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战略的有效性。并用扩展后的李嘉图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现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确实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贸易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这样，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本国复兴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于是，国家之间在对贸易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行[1]。而且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也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gatt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条款、普惠制(gsp)等一系列的纠正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措施，充分说明了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但是，为什么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呢？

2.2国家内部各行业因自由贸易带来贸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贸易保护的又一压力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以美国的钢铁产业为例。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自由贸易中其得到的利益应该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贸易利益。那么为什么美国布什政府还要挥舞201条款的大棒，不惜引发一场世界性的钢铁大战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美国各行业在自由贸易体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门是负的利益。资料显示，由于在自由贸易下的国际钢铁供应商的竞争，1990～1999年，美国钢铁制造工业每年有大约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国总共有18家钢铁公司破产，有23500多工人失业[2]。按照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说和要素禀赋论，像美国之类资本量较多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然后进行交换，以获取国际分工的好处。现在的问题出在美国出于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考虑，既要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又要维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使这些产品的生产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熊掌与鱼都要。毕竟美国的钢铁业曾经是他的支柱产业，并有60万的钢铁工人，将他们转变到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去就业，是需要时间、非常困难的。出于国内政治压力，布什政府权衡各方利弊，最终决定启用201条款提高关税。可见贸易利益对国内各行业的不同影响也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2.3贸易政策国际协调不能改变贸易政策的保护性质

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促进了贸易政策的国际趋同化。自二战以来，双边贸易政策的协调，区域性的政策协调，尤其是致力于国际贸易体制的多边贸易政策的协调，使各国贸易政策趋于统一，体现了全球经济关系的秩序化，给各参加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无论是哪种协调，贸易政策的本质始终具有保护性，即贸易政策的目的——保护本国市场，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市场，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改善，积累资本或资金，维护本国对外的经济、政治关系，没有根本改变。就拿wto这一多边贸易的最高成就来说，仍然改变不了各个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

(1)自由贸易是个谎言wto规则的制定，形式上是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回合(mtn)的协商产生，实质上依据国家贸易实力决定分量，由于历史原因和贸易实力，基本上是美国一手把持。贸易谈判（贸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贸易保护）才是贸易谈判的实质。

(2)wto的例外条款和规则，为国家的保护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和依据由于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利己的，即在最大范围内保护本国利益，同时最大程度地攫取他国利益。因此，国家贸易政策的目的（在没有一个足够有约束力的国际组织的约束条件下），决定了这种例外条款和规则就会必然成为贸易保护的依据。

(3)在wto下仍有一些公开的高度保护的行业农业、纺织业，便是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开的保护产业。但这些产业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发达国家中相对比较劣势的产业。

3wto条件下国家贸易政策保护性的表现

3.1“公开型”的贸易保护

“公开型”的贸易保护，是指在关贸总协定和wto下的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的谈判过程中还未涉及的领域，或是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再加上谈判达成协议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以及协议中的一些规则的例外而引起的保护措施。还未涉及的领域，指某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暂时把某些行业的自由化搁置起来不予谈判；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是指某些“敏感行业”，国家的比较优势相差悬殊，如果完全放开会导致本国产业的“严重损害”，故在多边谈判中暂时将这些行业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谈判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指根据承诺减让表现在还未兑现的部分；谈判达成的协议规则的例外，是指协议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规定的，但无论哪项协议，都是由一些规则和规则的例外拼凑起来的，这些规则的例外实际上就是承认这些方面的适当保护。这些保护都是公开的，这实际上也是国际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实力较量的结果。

一般认为，在wto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的“敏感行业”，是自由化较缓慢和最不彻底的行业。如农业、纺织业、服务贸易领域，一直是各主要发达国家“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的领域。

在wto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型”贸易保护的手段有两种：一是运用高关税限制进口；二是利用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国内的价格支持就是常见的公开型保护措施之一。国内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国内补贴、价格管理、出口补贴和绿箱(GREenbox)政策等等。

3.2“隐蔽型”的贸易保护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开型”贸易保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隐蔽型”贸易保护。“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是与“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相对应的，以“反倾销壁垒”为代表，还包括“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这类壁垒的特点是它们往往本着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原则制定出来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则”、“保护生态和人类健康”等原则，这些原则本意确实是好的，但现实情况则是它往往会成为某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保护贸易政策的依据。事实上这种“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措施，现在已经成了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工具。

“隐蔽型”的贸易保护的手段包括两类：一是征收高额关税，如加征高额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二是禁止进口甚至就地销毁，这主要是不符合国家的检验检疫标准、环保标准等而采取的措施。

4构建中国符合wto规则的保护性贸易政策措施

4.1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的必然性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处于不利的地位，贸易利益相对较小。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的wto条件下，各国的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不能幻想wto会真正无私地给中国一个稳定的、自由的贸易环境。wto下的保护更具进攻性、系统化、法律化，更加难以对付。

加入wto后的中国，首先，在保护国内市场方面应该好好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制定出中国的一套有利于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对中国国内各产业来讲，加入wto对它们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协调好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入世承诺，而忽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协调，必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协调入世对各行业带来的利益不对等也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适当保护措施，而且这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取的对策。

4.2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体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规则的例外给各个国家制定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因此中国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保护贸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协议和规则并不十分严密，存在漏洞。这使得国家可以根据这些存在漏洞的协议制定本国的很容易成为保护措施的贸易法律，如反倾销协议的模糊性漏洞，就成为各个国家贸易保护的工具。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些协议的不完善来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法规。

第三，新型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标准、绿色壁垒、技术标准壁垒等），我们的技术水平差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利用技术手段，也可以利用别的优势建立起中国特有的壁垒。前些年中国肉鸡产业受到外国的极大冲击，当时就有人提出要对肉鸡的进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据规定每只肉鸡的鸡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为中国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鸡毛渣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用机器拔毛后剩下的鸡毛渣要少，这样的规定对我们是有利的。

总之，wto不是一个贸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许“合法”地保护，而且它使贸易保护更加系统化、法律化。

4.3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在wto条件下，关税手段和“传统”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终要取消的，于是各国纷纷转向“新型”（“隐蔽型”）的非关税壁垒。加入wto后的中国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1)以加强和提高反倾销、反补贴的能力建设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关税壁垒(ntb)作为保护措施方面，发达国家早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侧重点早已转向以反倾销为代表的“新型”的、隐蔽性强的ntb。根据中国加入wto法律文件，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和进口招标这3种传统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将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应以加强反倾销能力建设为核心。从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对反倾销的规定，到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再到最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应该说，中国在反倾销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的反倾销队伍还有待加强。

反补贴也是比较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也成为各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1989～1993年期间发起的反补贴案数目占全球反补贴总数的比重高达93.2%。中国最近也颁布了《反补贴条例》，但是，至今中国的反补贴尚无实际操作经验，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2)积极稳妥地建立中国技术性壁垒体系一是制定和完善技术标准。虽然目前中国的整体科技实力还比较落后，但即使只能在个别领域制定出本国特有的、并且是国际领先的技术标准，也将极大地增强中国保护本国市场的能力。另外，wto允许各国根据本国特点（如地理条件、消费习惯等）制定与别国不同的技术标准，对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加以利用。二是制定和完善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sps)。虽然gatt中sps协议鼓励各缔约国将自己的sps措施同已有的国际标准或指导原则接轨，但它同时也存在漏洞。由于其技术上的复杂性，这是一种隐蔽性相当强的非关税壁垒。三是建构绿色贸易壁垒体系，又称环保壁垒。即以环境保护为理由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中国也完全可以利用iso14000来抬高国内市场的进入门槛。

需要指出的是，在wto条件下在必要时候适当地保护本国产业，任务是艰巨和复杂的，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说制定了几部法律或法规就可以有效保护了。它需要国家各个部门相互配合，不仅需要制定法律，也需要培养人才；不仅要制定保护性的对外贸易政策，更需要将它与国内产业政策结合起来考虑。

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以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增进世界各国经济交往和世界人民的福利为目标，通过削减和限制关税、非关税壁垒为手段，来创造一个世界范围内商品和服务自由流通的世界贸易环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实惠。中国加入wto后，正确认识wto这一多边贸易组织的性质，以及在其机制下当今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性质和动机，才能正确定位中国在加入wto后，应如何在宏观政策上制定出相应的既符合wto原则，又能充分反映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才能不被加入wto给我们在理想状态下的期望冲昏了头脑。

【参考文献】

自由贸易有什么好处篇3

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以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增进世界各国经济交往和世界人民的福利为目标，通过削减和限制关税、非关税壁垒为手段，来创造一个世界范围内商品和服务自由流通的世界贸易环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实惠。中国加入WTO后，正确认识WTO这一多边贸易组织的性质，以及在其机制下当今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性质和动机，才能正确定位中国在加入WTO后，应如何在宏观政策上制定出相应的既符合WTO原则，又能充分反映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才能不被加入WTO给我们在理想状态下的期望冲昏了头脑。1从国际贸易政策的历史演变看贸易政策的保护性世界范围国际贸易政策演变一般分为5个阶段：(1)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2)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则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影响下，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3)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4)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5)关贸总协定(GATT)条件下新保护主义时期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使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脱离过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转向以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浪潮。从历史上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主要4点：一是在GATT前的各国贸易政策无多边贸易协议的束缚，各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完全依据本国利益，这样极易产生贸易保护的做法；二是历史上尽管若干次保护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相互交替，但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在时间上占主导地位；三是保护性是贯穿国际贸易政策历史演变的一条“红线”，即使历史上自由化占主导的时期也仍然有贸易保护的影子；四是20世纪50年代倡导自由贸易，并订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以约束各国的保护措施，但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没有因为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而改变。2002年3月，美国对钢铁启动201条款，对来自欧盟、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的钢材进口征收关税最高达30%，就是典型的例子。2对保护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解释2.1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徐建斌、尹翔硕在“贸易条件恶化与比较优势战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和自由贸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战略的有效性。并用扩展后的李嘉图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现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确实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贸易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这样，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本国复兴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于是，国家之间在对贸易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行。而且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也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GATT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条款、普惠制(GSP)等一系列的纠正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措施，充分说明了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但是，为什么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呢？2.2国家内部各行业因自由贸易带来贸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贸易保护的又一压力为了解释这个现象，以美国的钢铁产业为例。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自由贸易中其得到的利益应该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贸易利益。那么为什么美国布什政府还要挥舞201条款的大棒，不惜引发一场世界性的钢铁大战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美国各行业在自由贸易体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门是负的利益。资料显示，由于在自由贸易下的国际钢铁供应商的竞争，1990～1999年，美国钢铁制造工业每年有大约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国总共有18家钢铁公司破产，有23500多工人失业。按照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说和要素禀赋论，像美国之类资本量较多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然后进行交换，以获取国际分工的好处。现在的问题出在美国出于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考虑，既要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又要维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使这些产品的生产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熊掌与鱼都要。毕竟美国的钢铁业曾经是他的支柱产业，并有60万的钢铁工人，将他们转变到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去就业，是需要时间、非常困难的。出于国内政治压力，布什政府权衡各方利弊，最终决定启用201条款提高关税。可见贸易利益对国内各行业的不同影响也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2.3贸易政策国际协调不能改变贸易政策的保护性质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促进了贸易政策的国际趋同化。自二战以来，双边贸易政策的协调，区域性的政策协调，尤其是致力于国际贸易体制的多边贸易政策的协调，使各国贸易政策趋于统一，体现了全球经济关系的秩序化，给各参加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无论是哪种协调，贸易政策的本质始终具有保护性，即贸易政策的目的——保护本国市场，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市场，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改善，积累资本或资金，维护本国对外的经济、政治关系，没有根本改变。就拿WTO这一多边贸易的最高成就来说，仍然改变不了各个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1)自由贸易是个谎言WTO规则的制定，形式上是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回合(MTN)的协商产生，实质上依据国家贸易实力决定分量，由于历史原因和贸易实力，基本上是美国一手把持。贸易谈判（贸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贸易保护）才是贸易谈判的实质。(2)WTO的例外条款和规则，为国家的保护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和依据由于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利己的，即在最大范围内保护本国利益，同时最大程度地攫取他国利益。因此，国家贸易政策的目的（在没有一个足够有约束力的国际组织的约束条件下），决定了这种例外条款和规则就会必然成为贸易保护的依据。(3)在WTO下仍有一些公开的高度保护的行业农业、纺织业，便是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开的保护产业。但这些产业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发达国家中相对比较劣势的产业。3WTO条件下国家贸易政策保护性的表现3.1“公开型”的贸易保护“公开型”的贸易保护，是指在关贸总协定和WTO下的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的谈判过程中还未涉及的领域，或是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再加上谈判达成协议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以及协议中的一些规则的例外而引起的保护措施。还未涉及的领域，指某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暂时把某些行业的自由化搁置起来不予谈判；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是指某些“敏感行业”，国家的比较优势相差悬殊，如果完全放开会导致本国产业的“严重损害”，故在多边谈判中暂时将这些行业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谈判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指根据承诺减让表现在还未兑现的部分；谈判达成的协议规则的例外，是指协议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规定的，但无论哪项协议，都是由一些规则和规则的例外拼凑起来的，这些规则的例外实际上就是承认这些方面的适当保护。这些保护都是公开的，这实际上也是国际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实力较量的结果。一般认为，在WTO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的“敏感行业”，是自由化较缓慢和最不彻底的行业。如农业、纺织业、服务贸易领域，一直是各主要发达国家“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的领域。在WTO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型”贸易保护的手段有两种：一是运用高关税限制进口；二是利用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国内的价格支持就是常见的公开型保护措施之一。国内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国内补贴、价格管理、出口补贴和绿箱(GreenBox)政策等等。3.2“隐蔽型”的贸易保护在WTO框架下，除了“公开型”贸易保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隐蔽型”贸易保护。“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是与“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相对应的，以“反倾销壁垒”为代表，还包括“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这类壁垒的特点是它们往往本着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原则制定出来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则”、“保护生态和人类健康”等原则，这些原则本意确实是好的，但现实情况则是它往往会成为某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保护贸易政策的依据。事实上这种“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措施，现在已经成了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工具。“隐蔽型”的贸易保护的手段包括两类：一是征收高额关税，如加征高额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二是禁止进口甚至就地销毁，这主要是不符合国家的检验检疫标准、环保标准等而采取的措施。4构建中国符合WTO规则的保护性贸易政策措施4.1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的必然性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处于不利的地位，贸易利益相对较小。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的WTO条件下，各国的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不能幻想WTO会真正无私地给中国一个稳定的、自由的贸易环境。WTO下的保护更具进攻性、系统化、法律化，更加难以对付。加入WTO后的中国，首先，在保护国内市场方面应该好好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制定出中国的一套有利于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其次，对中国国内各产业来讲，加入WTO对它们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协调好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入世承诺，而忽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协调，必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协调入世对各行业带来的利益不对等也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适当保护措施，而且这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取的对策。4.2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体系的可能性首先，WTO规则的例外给各个国家制定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因此中国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保护贸易政策的。其次，WTO中的很多协议和规则并不十分严密，存在漏洞。这使得国家可以根据这些存在漏洞的协议制定本国的很容易成为保护措施的贸易法律，如反倾销协议的模糊性漏洞，就成为各个国家贸易保护的工具。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些协议的不完善来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法规。第三，新型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标准、绿色壁垒、技术标准壁垒等），我们的技术水平差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利用技术手段，也可以利用别的优势建立起中国特有的壁垒。前些年中国肉鸡产业受到外国的极大冲击，当时就有人提出要对肉鸡的进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据规定每只肉鸡的鸡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为中国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鸡毛渣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用机器拔毛后剩下的鸡毛渣要少，这样的规定对我们是有利的。总之，WTO不是一个贸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许“合法”地保护，而且它使贸易保护更加系统化、法律化。4.3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在WTO条件下，关税手段和“传统”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终要取消的，于是各国纷纷转向“新型”（“隐蔽型”）的非关税壁垒。加入WTO后的中国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1)以加强和提高反倾销、反补贴的能力建设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关税壁垒(NTB)作为保护措施方面，发达国家早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侧重点早已转向以反倾销为代表的“新型”的、隐蔽性强的NTB。根据中国加入WTO法律文件，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和进口招标这3种传统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将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应以加强反倾销能力建设为核心。从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对反倾销的规定，到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再到最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应该说，中国在反倾销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的反倾销队伍还有待加强。反补贴也是比较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也成为各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1989～1993年期间发起的反补贴案数目占全球反补贴总数的比重高达93.2%。中国最近也颁布了《反补贴条例》，但是，至今中国的反补贴尚无实际操作经验，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也较为突出。(2)积极稳妥地建立中国技术性壁垒体系一是制定和完善技术标准。虽然目前中国的整体科技实力还比较落后，但即使只能在个别领域制定出本国特有的、并且是国际领先的技术标准，也将极大地增强中国保护本国市场的能力。另外，WTO允许各国根据本国特点（如地理条件、消费习惯等）制定与别国不同的技术标准，对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加以利用。二是制定和完善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SPS)。虽然GATT中SPS协议鼓励各缔约国将自己的SPS措施同已有的国际标准或指导原则接轨，但它同时也存在漏洞。由于其技术上的复杂性，这是一种隐蔽性相当强的非关税壁垒。三是建构绿色贸易壁垒体系，又称环保壁垒。即以环境保护为理由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中国也完全可以利用ISO14000来抬高国内市场的进入门槛。需要指出的是，在WTO条件下在必要时候适当地保护本国产业，任务是艰巨和复杂的，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说制定了几部法律或法规就可以有效保护了。它需要国家各个部门相互配合，不仅需要制定法律，也需要培养人才；不仅要制定保护性的对外贸易政策，更需要将它与国内产业政策结合起来考虑。>收稿日期：2002-10-14【

自由贸易有什么好处篇4

关键词：保护贸易；非关税壁垒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特别是中国加入WTO过渡期即将过去,世界各国的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分析国际贸易政策的变化，把握中国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贸易结构等因素，将有利于促进我国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政策的演变

世界范围国际贸易政策演变一般分为四个阶段：1、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主导思想是重商主义；政策是实行国家保护主义，认为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国家应对本国商人的利益进行保护，还应保护工业，扶持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以增加生产，扩大出口；同时限制倾向输出和商品进口，鼓励出口和倾向输入。2、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3、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发达国家为了保住自身原有优势，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投资乘数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超保护贸易理论。认为出口就如同国内投资一样对国民经济具有“注入”效果，会增加有效需求，还会对国民收入有倍增效应。4、新保护主义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也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等，使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脱离过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转向以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浪潮。

从历史上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并且可从中发现很多的问题：为什么现实中的国际贸易不是自由贸易？为什么现实中的贸易政策总是试图抑制贸易而不是从总体上促进贸易？跨越不同行业、国家及不同制度背景的贸易保护水平的差异性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二、实施差异性贸易保护政策的理论依据

（一）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其贸易保护政策的取向也必然存在差异

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得到的好处要多。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在实现工业化之前它们都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间、发展中国家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都会存在贸易往来，所以他们各自都制定了不同水平的贸易保护政策。特别是发达国家会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贸易保护政策。

（二）国家内部各行业、不同国家内部各行业因自由贸易带来贸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贸易保护政策及其差异的又一原因

以美国的钢铁产业为例。美国在自由贸易中得到的利益应该是大于发展中国家的，为什么布什政府还要挥舞201条款的“大棒”，不惜引发一场世界性的钢铁大战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美国各行业在自由贸易体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门是负的利益。资料显示，由于在自由贸易下的国际钢铁供应商的竞争，1990-1999年，美国钢铁制造工业每年有大约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国总共有18家钢铁公司破产，有23500多工人失业。按照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说和要素禀赋论，像美国之类资本量较多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然后进行交换，以获取国际分工的好处。现在的问题出在美国出于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考虑，既要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又要维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而这些产品的生产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毕竟钢铁业曾经是美国的支柱产业，并有60万的钢铁工人，将他们转变到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去就业，是需要时间的。出于国内政治压力，布什政府权衡各方利弊，最终决定启用201条款提高关税。可见贸易利益对国内各行业的不同影响也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而不同国家内部的各行业因自由贸易带来的贸易利益分配不公，自然形成了不同的贸易保护政策。

（三）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的脆弱程度，影响其制定的贸易保护政策的激烈程度

世界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往往在经济不景气时表现得最为严重。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世界各国经济普遍陷入了衰退，各种保护贸易政策便乘机沉渣泛起，引发国际经济摩擦。美国著名国际经济学家DominickSalvatore就坚持一个论点，即国家需要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劳动力的冲击，即通过贸易保护来减少国内失业；复旦大学欧盟研究中心戴炳然教授指出，目前，在西班牙等国失业率已很高，政府的稳定性都受到威胁，“而纺织业在这些国家是一个敏感话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社会福利与就业的问题，与政治家们的政治前途休戚相关”。Magee通过1933～1977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失业率每提高10%，就会增加9%的贸易保护压力。正是基于此，这些国家极力主张保留对中国纺织品的配额，采用政治和贸易壁垒的手段阻止这些产品的进入。

三、对策建议

（一）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的必然性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相对较小。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的WTO条件下，各国的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WTO下的保护更具进攻性、系统化、法律化，更加难以对付。

加入WTO后的中国，首先，在保护国内市场方面，制定出中国的一套有利于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其次，对中国国内各产业来讲，加入WTO对它们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协调好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而要协调入世对各行业带来的利益不对等也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适当保护措施，而且这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取的对策。

（二）立足于本国的发展现状

一国对不同经济实力的国家所制定的贸易保护政策也是不同的。所以要按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现有的制度是否有效，不能盲目跟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选择。在某些行业面临外国冲击，比如反倾销，行业就业率下降时，要适时地加强贸易保护政策。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受贸易保护主义伤害最大的国家之一，所以，这里主要提出中国该如何应对外国的反倾销。如何利用争端解决机构（DSB）保障自身的权益已经成为一项紧迫的课题。截至目前，共有19个国家向DSB提起有关反倾销案件，这其中包括了孟加拉国、哥斯达黎加等对外贸易额较小的成员。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反倾销措施的最大对象国，没有理由不积极运用WTO赋予的申诉权，对其他成员的反倾销措施做出积极的、主动的反击。同样作为发展中成员的印度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印度曾提起6起有关反倾销的申诉，而在印度发起的279起反倾销调查中，也仅有3次被其他成员申诉至DSB。

（三）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在WTO条件下，关税手段和“传统”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终要取消的，于是各国纷纷转向“新型”（“隐蔽型”）的非关税壁垒。加入WTO后的中国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1、加强和提高反倾销、反补贴的能力建设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关税壁垒（NTB）作为保护措施方面，发达国家早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侧重点早已转向以反倾销为代表的“新型”的、隐蔽性强的NTB。从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对反倾销的规定，到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再到最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应该说，中国在反倾销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的反倾销队伍还有待加强。反补贴也是比较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也成为各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1989～1993年期间发起的反补贴案数目占全球反补贴总数的比重高达93.2%。中国最近也颁布了《反补贴条例》，但是，至今中国的反补贴尚无实际操作经验，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2、积极稳妥地建立中国技术性壁垒体系。一是制定和完善技术标准。虽然目前中国的整体科技实力还比较落后，但即使只能在个别领域制定出本国特有的、并且是国际领先的技术标准，也将极大地增强中国保护本国市场的能力；二是制定和完善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SPS）。虽然GATT中SPS协议鼓励各缔约国将自己的SPS措施同已有的国际标准或指导原则接轨，但它同时也存在漏洞。由于其技术上的复杂性，这是一种隐蔽性相当强的非关税壁垒；三是建构绿色贸易壁垒体系，又称环保壁垒，即以环境保护为理由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中国也完全可以利用ISO14000来抬高国内市场的进入门槛。

需要指出的是，在WTO条件下，在必要时候适当地保护本国产业，任务是艰巨和复杂的，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说制定了几部法律或法规就可以有效保护了。它需要国家各个部门相互配合，不仅需要制定法律，也需要培养人才；不仅要制定保护性的对外贸易政策，更需要将它与国内产业政策结合起来考虑。

参考文献：

1、刘厚俊.国际贸易新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赵伟.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现实问题[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自由贸易有什么好处篇5

今年5月初，韩国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新政府提交了两份极有分量的外交照会，一份是已是路人皆知的“韩国政府要求日本重新审议新编教科书的条目清单”，另一份则是目前尚在政府和产业界高层流转的“韩日自由贸易协定清单”。这两份照会不仅事关两国政府下半年的工作重点和2002年的双边关系进展，而且对整个东亚局势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只是中国公众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有关交涉上，刚刚成立的小泉内阁对后一份照会却可能更感兴趣。

几乎是在同时，日本新政府也向新加坡发出了外交照会，要求就2002年开始的日新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正式换文。新加坡对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也很起劲，目前它与新西兰签定的名为“紧密经济伙伴协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甚至已经生效。亚太地区除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区以外，彼此间的双边、三边甚至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突然增多。为什么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蹉商在近期突然红火起来？这种带有排他性的次区域合作机制对缔约方有怎样的好处？对中国经济又有怎样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

挑战WTO的权威

本来亚太地区的大多数成员都是世贸组织成员，连中国大陆正式入世和台湾成为WTO的一个独立关税区也为期不远了，亚太地区完全可以在更大的空间和接近统一的条件下实现各经济要素间的自由流动或称市场配置。理论上讲，世贸组织是安排贸易自由化的权威，否则又如何能被称为“经济联合国”呢？包括日本、韩国和东南亚诸国以及东盟秘书处、亚洲开发银行等地区性机构也都曾迷信过WTO的功能，不仅引起争议的双边贸易纠纷提请它仲裁，有关未来投资自由化的蓝图也拿到WTO的秘书处去讨论。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WTO神话的光彩却在消退。它的一些致命的弱点暴露出来：它无法照顾到各国、各地区的产业特性保护和产业调整之需；它无法高效率地协商出共同的游戏规则以及对某种过时了的规则的修正方案；如果美国的某一局部利益过于明显而有可能受到相关条款制约时，WTO最终往往会产生双重标准而迁就美国的利益；WTO更多的是在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方面有较大的规范性，但在面临文化产业领域、信息产业部门、知识产权转让、环保与劳工标准等方面的新问题和新争议时，经常束手无策而不了了之。

最近几个月来，亚太地区也出现了若干典型性的争议而使人们对WTO的权威产生了怀疑。如关税收入是不少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知识产权的转让费用又是发达成员和跨国公司的强项收益，然而软件出口（主要是通过网络出口）以及电子贸易的兴起，都对关税征管和知识产权的转让监督造成了真空，WTO却对此拿不出什么良策。又如随着私人旅行在国际空间的自由流动，旅游市场、运输体系、入境管理、卫生检疫、免税商务等相关业务如何在一体化的基础上照顾各国、各地区的利益，WTO也没有什么说法。货币风险的防范、信息资源的共享、人员往来的便利等自由贸易对政府部门提出的新要求，WTO也只是在研究之中。克林顿还在位时，WTO曾在西雅图举行了第3次部长级谈判，也想从全球化的层面解决一些本世纪之初的若干实际问题，遗憾的是这场“千年回合”谈判中途流产了。但是实践永远走在规则的前面，私人资本流动极其活跃的亚太地区已经等不及WTO的第4次部长级谈判了，更务实的做法便是先解决当务之急，即为小范围的或称次区域的商务往来提供具有法律保障的便利最大化，这就促使了双边或三边的自由协定的蹉商在亚太地区成为热门。

排他性的便利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兴起除了是对WTO有关谈判进程迟缓的批判和便于尽快起步等特性外，其实施对企业、对部门和有关国家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根据现有的一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对次区域经济交流与合作的便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可以保证双方均能最大限度地获利。如美国和墨西哥根据几年前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企业尤其是含有品牌优势的像麦当劳之类的跨国公司在墨境内开设分支机构可以不受行政审批限制，而作为交换条件，麦当劳总部将不再收取品牌使用费，显然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相反的例子发生在美日之间，由于美日没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加上日本麦当劳的特许经营权在经营了30年以后，于2000年到期，日本的合作方马上感到了新合作条款的苛刻。经过长达7年的艰苦谈判，美日议定从2001年到2010年，日本麦当劳要向美国总部支付金额占年销售额2.5%的使用费，此后到2030年则要上交3%，而1971年到2000年间只不过上交1%，日本人对此新规定自然是心痛不已。

2、可以避免结构相似的国家间产生恶性竞争。因历史传统、地理因素、气候条件、技术力量等原因，有些国家尤其是具有地缘关系的邻国之间，会出现产业结构类同化的现象。如美国和加拿大的汽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羊毛、泰国和越南的大米，都曾对各自的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市场不可能无限扩容，出口也不会永远增长，如果不加以协调而听任生产者自由竞争，则必然两败俱伤。所以美加已经先行一步，根据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放弃了发展轿车工业的目标，其境内的有关厂家均由整理和福特按协议收购；作为交换，美国则放弃了火车的生产，其境内诸厂由加拿大企业来控股。这样在北美市场，美国的轿车和加拿大的火车都得以避免了恶性竞争，并实现了规模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加拿大没有名牌小轿车，美国连火车头都不会生产，实际上两国都拥有此类产品的生产能力，但最终生产力服从了生产关系。

3、可以降低国家在全球化竞争态势下的总量成本。在全球化时代，虽说投资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配置资源和其它经济要素，不过在单位时间内的风险还是经常性地发作，有时就逼得国家出面为要害行业争取一些竞争力方面的便利。如2000年的石油价格狂涨，让95%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经济吃尽了苦头，全年为之多付出400亿美元的涨价后支出，几乎对日本石化行业的利润造成毁灭性打击。后来日本政府出面和新加坡洽谈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日本从中东进口的原油从2002年起全部在新加坡炼油，新加坡在相关费用上以减收15%为优惠条件。这样日本降低了总成本，新加坡也找到了固定的客户，显然两国都降低了支柱产业的经营风险，并提升了竞争力。

经济结盟的条件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既然有如此明确的好处，那么应当如火如荼地普及到全球各个角落了？但实际上非常成熟且相当成功的此类协定还不是很多，因为和任何经济技术合作一样，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酝酿和实施都是有条件的。通常说来，下面三个条件是关键性的和必须具备的：

首先，双方的经济水准差距不能过大。一般而言，人均GDP之差不能超过4倍，而在2倍左右时相对顺利些。如日本和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差距都是2倍左右，经济水平高的一方有技术和资金方面的便利，而另一方则有成本控制和市场需求上的优势，结合起来就是综合竞争力。而差距过大，即便是地理相邻、需求存在、政府热情，也不容易达成协议。即便是达成了协议，过了河最后还是要拆桥的。如韩国和朝鲜之间就谈不成自由贸易协定，虽然金大中和都希望以共同关税的互惠来缔造出一个民族经济共同体来，但终因差距过大而成为一种空想，甚至连已经运作3年的金刚山观光项目也因朝方不能兑现有关承诺而陷入了困境之中。

其次，在相关合作条件上要能够互相衔接。如海关能够协调行动，金融机构能够互相配合，主管部门能够统一协商等，这方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可称得上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楷模。目前澳新两国的海关已经实现了联网和统一关税，也就是说不仅两国商品彼此间可以自由流动，而且其它国家的商品出口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像出口到一个国家（国际贸易界已称之为“澳新联邦”）。澳新两国目前还是两种货币，但共同拥有一个中央银行即澳新银行，每季度都对两国境内的外汇流通、资金流量、货币投放等市场情况进行统一评估和监控，两国的黄金价格也是统一的。两国的经济主管部门也都有季度例会，以便进行政策协商和信息沟通，所以两国经济基本上是荣辱与共了。

另外，市场的增量要相对明确。如果某国经济因投资不稳、政局混乱、消费乏力等因素而处于萧条状态，那么不仅市场无法实现扩容，而且原有业务也会缩水，这样自由贸易协定是毫无意义的。现在新加坡和印度之间正在洽谈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关键就是在于印度看准了新加坡的软件进口将超常规地增长，而印度的金融服务也将有大规模的扩容――这又是新加坡能够大力开发的一个市场业务，所以两国的接近是必然的。而印度和越南之间就不可能进行此类谈判，虽然两国人均GDP相近、地理相距也不远，但是软件和大米都是越南和印度无法大量进口的，就是彼此间给予对方产品以零关税的待遇也没用。

受排挤的为何总是中国货

中国大陆是个产业结构丰富、市场潜力明显、对外联系频繁的经济体。中国已被国际经贸界称之为21世纪之初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也被看作是未来10年对外依赖将急剧上升的一个庞大市场。目前中国已经制定了自己的“十五”计划，到2005年的外贸总量将突破8000亿美元的规模，即相当于东盟10国现在的外贸总规模，排名有可能跃居世界第3。不过世界银行的《2001年世界经济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大陆作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容量的扩张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它无法满足旧经济行业的销售需求，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传统产品市场马上就将陷入饱和状态。这是有充分迹象证明的，如家电行业每年都要杀个天昏地暗的价格大战，作为全国零售中心城市上海2000年的商业利润率只有1.6%（低于银行年利率），一些在90年代初期曾红遍全国的外资消费品牌逐渐淡出市场等，都预示着旧经济微利时代的到来。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商品依据劳动力价格、原材料价格低廉的优势而大举进军海外市场的势头也将受到明显的遏制，针对中国出口强项的反倾销举措将频频出台。国内一些产业已经在对外贸易大战中吃了不少苦头，如中国的照相机被逐出了墨西哥市场，电灯泡被逐出了荷兰市场，服装和鞋被美国市场大力挤压，仅服装出口每年被征收的高额反倾销税和被迫回撤货物就高达20亿美元。然而，在中国商品被逐出这些传统市场时，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却依然在那儿销售，有的还替代了原先中国货的市场份额。

如果中国大陆和有关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者某产业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抑或是某专项市场的共同开发计划，那么中国商品在海外主要市场上的境遇就会大不相同。

假设中国和韩国之间有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即确立彼此受惠的大宗贸易清单，那么就不会出现中方大量进口韩方手机，而韩方却要驱逐中方大蒜的局面；也不会发生浦项钢铁公司的热轧产品稳稳占据中国市场，而宝山钢铁公司的冷轧产品却被韩国市场拒之门外的怪事。最近的中日贸易磨擦也是一样道理，一方面低价格的大葱、蘑菇等中国农产品遭到了日方的惩罚性关税的遏制，另一方面有质量差异的东芝电脑、松下手机、三菱汽车等日方高附加值产品却继续在中国市场狂销。这种不公平的经济秩序大概举天之下只有中国商人能忍受，也许他们已经习惯于逆境商战了。而面对一些排他性的双边或次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方始终无意参加，哪怕自己的产品受到那些协定签约方的产品的市场挤压。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如果日本和新加坡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2002年正式启动，那么日本中药将依据新加坡市场提供的单方面优惠关税便利，赢得针对中国中药的全面优势。这种不利于中国的经贸联盟今后将会经常发生，中国要走出逆境，突破包围圈，也必须在构筑双边自由贸易体制方面做出努力。

香港的傲慢

观察家们发现，香港特区和中国大陆一样，也是不参加地区性的双边或次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经济体，这又是为什么呢？很多投资者对此也都迷惑不解。